编辑手记
七十年等待,五千年文明,献给新时代的家与国
——《点校本二十四史国庆七十周年纪念珍藏版》编辑手记
马婧 彭玉珊
也许,很少会有一套书,能如“二十四史”这样,既承载属于感性的温情记忆,也寄托属于理性的思虑求索。曾读到一段文字,来自威尼斯人马可·波罗:
使人惊叹的,便是他们历史著作的精细正确。因为在中国,历史家的位置是被列入最高级的公卿之中的。大臣二名常常追随在天子的左右,他们的职务便是记录天子的一言一动,历史家便研究了这些记录而加以运用。
所言不过一斑,而古代中国对于史料与史册之重视程度,或由此可见全豹。作为世界上唯一拥有延绵不绝数千年历史记载的国家,这片神奇土地上的人们,又是怎样对待自己的史传传统?讲一个古老的故事,可能你幼时早已听过。身为世代掌握其职的史官,春秋时期齐国太史伯,在大臣崔杼杀死国君齐庄公后,大胆如实记录:“崔杼弑其君。”崔杼怒而杀之,命令其弟接任史官。然而两位弟弟先后继续如实记录,前仆后继赴死。至太史家唯一幸存的最小一位弟弟接任,仍然秉笔直书。与此同时,协助记史的南史氏听说太史尽死,已准备好了如实记录的竹简,出发前往接任。崔杼不得已作罢。史官以生命祭笔,如实记载史事,是为了守护王政之道的信仰,为后人提供治国理政的鉴戒。清人龚自珍曾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欲使一族灭亡,一个有用的方法,便是践踏与毁坏它的民族历史,从而消解它的民族自信与民族认同。失去历史的指引,国失其本,家失其魂,人茫然不知所往。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中华民族历代都有盛世修史和校刻正史的传统。
还有一个“孙权劝学”的小故事,你一定非常熟悉。三国时期,孙权曾以自己为例,力劝吕蒙读书:“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孙权提到的“三史”,即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待《后汉书》流传开,取代《东观汉记》,再加上《三国志》,以及前面的《史记》《汉书》,便成为现在常说的“前四史”。后又有“十史”之称,指《三国志》到《隋书》这十部,至宋代形成了“十七史”,明代有所谓“二十一史”,至清代增加了《明史》,以及《旧唐书》《旧五代史》,最后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二十四史”。清代有乾隆四年武英殿本钦定“二十四史”,民国有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不同时期的“二十四史”通行本,是一个时代人们研究历史、了解历史的最重要的载体。“二十四史”以纪、传、表、志为主要形式,纵横交错,记载了清以前各个朝代的历史概貌。以历代王朝的兴亡更替为框架,反映了古代中国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数千年连贯、完整历史记载的国家和民族,堪称中华文明史的全记录。敬史尊史,读史学史,以史传家,以史鉴时,于人,则立得稳当,行得端正;于家,则风气严正,醇厚致远;于国,则根基牢固,无惧浮云遮望眼。
史书应当怎样读?曾为乾隆皇帝讲习的胡煦,这样谈读史之法:
凡读史鉴一段,必先将古人相似者比之。若令某古人适当此时,其经济何如。又将古人不相似者比之,若令某某当此,其经济亦复何如。然后将自身放在事中,若我适当其时,其经济措施克如古人否?然后古人之浅深,皆可断自己心,即我他时遇事,亦可措置无难。
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无论优秀的还是丑恶的风习,经历五世便往往归于消散。但秉持读书的习惯则能让家风不辍,警醒子孙后代继承前人基业,勤勉努力,积极向上。五代时后蜀宰相毋昭裔,少时贫贱,借书而不可得,富贵后践行少时愿望,刻书以广学问,让普通人家子弟也易于得书,所刻之书大行于世,收入颇丰。入宋后,蜀地豪贵往往因为家富赀财而被祸,独毋昭裔以其文化建设的功绩被皇帝大为赞赏。后人评价:“大凡处重位,居富贵,多是急聚敛,恣声色,营第宅,植田产,以为子孙之计,及一旦失势,或为不肖子所荡,至其后曾无立锥之地。独毋氏反以印书致家累千金,子孙禄食。”
为子侄后辈储备优秀的传统文化营养,熏染读书的风习,一直是行正道、葆家风、养富贵、利社会的不二法门。然而在旧日,想要方便地阅读“二十四史”,却不是容易的事。如其中《史记》《汉书》固然屡经刻印流传广泛,却异文频现,让人无所适从。如《旧五代史》《魏书》等又刻印稀少,甚至颇有散佚。各代刊印的“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百衲本”“官书局本”等等各种版本,字句差讹,名目繁多,加以未经标点分段,已不能满足今日的阅读需要。
为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先生曾大声疾呼:“如果有好的可靠的版本,便可省却无数学者们浪费的校勘的时间。”因此郑振铎先生呼吁组织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四史”。
而点校本“二十四史”,正是由毛泽东主席批示同意,周恩来总理等安排,由中华书局主其事,历经二十年,集中全国二十余家单位两百多位顶尖专家,始得完成。毛主席日理万机而酷爱读书,赴外地只要达到两天,必令一米见方的私人书箱提前一小时先行。一生藏书九万六千余册,其中反复批阅次数最多的,仍是“二十四史”。随着新中国建立,百废待兴,如何汲取传统文化、整理国史的任务自然提上日程。
1958年,在中华书局的牵头组织下,由顾颉刚、聂崇岐、齐思和、宋云彬、傅彬然、陈乃乾、章锡琛、王伯祥等先生参与,制订了《“二十四史”整理计划》。1959年至1962年间,先后出版了《史记》《三国志》《汉书》。1963年,郑天挺、唐长孺、王仲荦、张维华、卢振华、陈仲安、刘节、罗继祖、王永兴等多位学者,从天津、武汉、济南、广州等地赴京,在书局当时的办公地址翠微路大院,开始了集中校史工作。
1971年,在周恩来总理过问下,整理工作再度恢复,北京、上海两地协同合作,一史又一史继续点校出版,直至1978年《宋史》点校本面世,标志着点校本“二十四史”工作的完成。自此,这一套“二十四史”点校本经校勘、标点、分段,超越了以往任何一种版本,文字准确、校勘精良、眉目清晰、版式美观,正式从图书馆、博物馆的馆藏之宝,化身千万,以一种可亲可近的形式,走入千家万户,成为家家案头可阅,户户子孙可葆,能实实在在阅读利用之书,被广大读者奉为最权威、最可信赖的整理本。
时光转瞬而逝,时间来到了2019年,在建国七十周年之际,中华书局特推出“二十四史”新时代的献礼版——“点校本二十四史国庆七十周年纪念珍藏版”。著名书籍装帧艺术家宁成春先生亲自担纲设计,从开本到装帧,从工艺到用料,从内文到书脊,点点滴滴,匠心独运。点校本“二十四史”,从《史记》到《明史》,共计241册,采用更大的开本、更清晰的文字印制工艺、更精良的纸张特别制作。附精美纪念图册《国史千秋》一册,首次公开大量珍贵档案、罕见照片,系统梳理、直观呈现点校本“二十四史”当年出版的风雨历程。全套纪念珍藏版限量发行2019套,每套专设独家收藏证书、专属收藏编号,由著名书籍装帧艺术家宁成春、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亲笔签名,并特制藏书票,钤盖“二十四史”点校工程总设计师顾颉刚先生、责任编辑第一人宋云彬先生、编辑出版工作主持完成者赵守俨先生三位先贤生前所用印章,向三位先生致敬。
1959年9月,点校本《史记》出版,为国庆十周年献礼。
1978年5月,点校本“二十四史”全部出齐,不久即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
2019年9月,“点校本二十四史国庆七十周年纪念珍藏版”问世。
没有哪一套书,如点校本“二十四史”这样,与共和国的历史如此紧密相连。二〇一九,长长久久。惟愿传统文化福泽久远,千秋国史源远流长。
(原载2019年8月20日“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作者系中华书局古籍整理出版中心二十四史修订办公室编辑、营销中心市场部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