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国维研究词学的动因探析

词体并非王国维学术关怀的第一或唯一对象，但无疑是他最具学术品位的研究对象，那么他选择词学研究的原因是什么？王国维对学术趣味的变化时有交待，其中包含了由哲学到文学，在文学中以诗歌为重，又在诗歌中专注于词学的历程。不过，大多数读者关心的只是王国维由哲学到文学的兴趣转变，对于这个时期他何以在寻求文学慰藉的心态下选择诗歌，又何以在诗歌中专注于词的创作与研究，缺少进一步的追问。而王国维相关的论述也“阻挡”了读者的追问，如他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中说的，“近年嗜好之移于文学亦有由焉，则填词之成功是也”，“因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此亦近日之奢愿也”⁽¹⁾。填词之成功虽不是王国维由哲学转向文学，又尤喜词学的根本原因，但确实给他的词学研究带来了自信，且这种自信还表现在他的戏曲研究上。但他又为何填词呢？他专注于词学的根本原因有哪些？这些问题的解决，必将有助于认识王国维的学术历程、学术思想，也有利于认识词体的审美特征。

首先，王国维一生的学术兴趣转变，与他的身体、个性及性格有关，他的学术研究闪烁着生命的光泽，研究词学也不例外。关于从事哲学研究，王国维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里曾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²⁾而他由哲学转向文学也有个人性格的原因，《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有详细的说明，主要是“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他的性格中内含着成为哲学家与文学家的两种可能。性格的双重可能结构，加上“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及“所谓哲学家，则哲学史家耳……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则又不喜”等原因，致使他“疲于哲学有日矣”，甚至哲学的可信而不能爱、可爱而不能信，一度成为他的“最大之烦闷”，于是他的“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³⁾。

王国维研究文学乃是根源于他性格中“情知兼胜”的双重结构，这种性格更接近以精简古雅取胜的诗词样式。对此，叶嘉莹曾说，“盖静安先生之为人，反省过多，长于抑敛而短于发扬，此所以他虽亦有文学之天才，而其所长者乃但为以精简古雅取胜的诗词”，所以“静安先生之所以只完成了戏曲史之研究，而没有更致力于戏曲之创作，应该乃是受了他自己所禀赋之才性的限制的原故”⁽⁴⁾。不过，诗词历来并称，却一境阔一言长，二者在人心目中的地位也有差别。王国维痴迷于词，喜欢五代北宋词，是有其性格上的内在缘由的：他羸弱的身体、忧郁的天性，与词体特别是五代北宋歌词的“要眇宜修”、泪阁盈盈的悲伤情绪有一定的相似性；“长于抑敛而短于发扬”，尤其是此时寻求文学直接慰藉的心理需要，致使超越儒道名理，以抒情性、内倾性见长的歌词为他最惬意的问学对象；情知兼胜，喜欢由人生现实问题上升到人生本质问题的思考，也与唐宋歌词普遍存在的叹息中追问、心绪化中感发的特点相契合。

此外，王国维性格中所表现出的与时代若即若离的特点，也是他选择词学的一个原因。王国维“以其天赋之矛盾性格，既原就存在着一种既不喜涉身世务而却又无法忘情世乱的矛盾，又以其追求理想之天性，对一切事物都常抱着一种以他自己为尺度的过于崇高的理想，而却偏偏又不幸而正生在了一个最多乱、多变的时代，因而乃造成了他个人与时代之间的一种无法调和的差距”⁽⁵⁾。作为时代生活的一部分，唐宋词的生成场与现实人生或中国士大夫传统观念的生活样态之间，存在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谈到造境、写境时便是从这个角度说的。他以审美的态度观照人生与学问，在他生活的时代，其本人恰似游离在传统诗学观念及传统人文精神之外，却又能表现内在气质的五代北宋时期的一首词。王国维貌似与时代不合时宜的性格及其学术研究的选择，正是他以赤子之心感悟时代新变的结果。词体的审美个性及其发展，也有类似的特点。

其次，如果说身体及性格是王国维填词、研究词的个性原因，那么从寻求精神慰藉的心理需要看，痴迷于词便担负了纯文学的直接慰藉的功能。精神慰藉的方式很多，但“叔本华置诗歌于美术之顶点，又置悲剧于诗歌之顶点，而于悲剧之中又特重第三种，以其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已故”⁽⁶⁾。这是王国维由哲学转向文学，研究《红楼梦》的原因所在，即从寻求精神慰藉及人生解脱的角度，“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已故”。在叔本华思想的影响下，王国维曾区别过不同种类的慰藉方式及程度。他的《去毒篇》先是谈到了宗教与美术慰藉的各自适应的社会对象不同，接着又针对上流社会指出了美术中尤以文学为最的观点。一方面，“美术者，上流社会之宗教也”，因为上流社会“其知识既广，其希望亦较多，故宗教之对彼，其势力不能如对下流社会之大，而彼等之慰藉不得不求诸美术”，“宗教之慰藉理想的，而美术之慰藉现实的也”。另一方面，“感情上之疾病非以感情治之不可，必使其闲暇之时心有所寄而后能得以自遣。夫人之心力不寄于此则寄于彼，不寄于高尚之嗜好则卑劣之嗜好所不能免矣。而雕刻、绘画、音乐、文学等，彼等果有解之之能力，则所以慰藉彼者世固无以过之……而美术之慰藉中尤以文学为尤大”。为什么？因为美术中的雕刻、绘画等“不易得”，而美术中的文学“求之书籍而已”，“其普遍便利，决非他美术所能及也”。因此，王国维主张“此后中学校以上，宜大用力于古典一科，虽美术上之天才不能由此养成之，然使有解文学之能力、爱文学之嗜好，则其所以慰空虚之苦痛而防卑劣之嗜好者，其益固已多矣。此言教育者所不可不大注意者也”⁽⁷⁾。可见，在王国维看来，美学、艺术、文学确实具有慰藉能力，而且对上流社会而言是最高尚的慰藉方式；美术中又以文学慰藉为大，文学中又以诗词、戏曲为典型。至此，王国维已从精神慰藉角度把他从事词曲研究的原因说得十分清楚，他1905年开始填词确实与他接受叔本华哲学美学思想有一定的关系⁽⁸⁾。

第三，由王国维的反功利文学观既能进一步说明文学为何具有如此大的慰藉作用，亦能深入解释他选择词学之缘由。王国维对于文学的反功利性的论述十分丰富，并提出了“醊的文学绝非真正之文学”等论点。如《文学小言》第一则、第十七则分别说：

昔司马迁推本汉武时学术之盛以为利禄之途使然，余谓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若哲学家而以政治及社会之兴味为兴味，而不顾真理之如何则又决非真正之哲学……文学亦然，醊的文学决非真正之文学也。

吾人谓戏曲小说家为专门之诗人，非谓其以文学为职业也。以文学为职业，醊的文学也，职业的文学家以文学得生活，专门之文学家为文学而生活。⁽⁹⁾

正如叶嘉莹精辟的概括：“静安先生一向主张纯文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因而乃极端反对以文学为载道之工具或借之以达成任何政治上之目的，或以之为手段来满足任何求名及求利之欲望。”⁽¹⁰⁾相对于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等观念以及诗赋文取仕的职业性质，词体的心绪化特点及娱情遣兴功能超越了政治、利禄等功利目的，词体的审美特性合乎王国维的反功利文学观，具有纯文学的性质。不仅如此，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更是以纯文学标准要求原本已经较为纯粹的诗词艺术。他说“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¹¹⁾，他喜欢五代北宋词，除了辛弃疾外尤不喜欢南宋词，其中就有词学家周济所说的“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¹²⁾的功利性原因。

王国维的反功利文学观，还突出表现为他的游戏说和求真的美学思想。这与他研究词学也有一定的关系。游戏说是西方关于艺术起源诸多理论中的一种，王国维受到叔本华意志哲学、康德美学中的趣味判断及艺术三类中的第三类“感觉游戏艺术”、席勒的文学起源于游戏的系统化论述等影响，在《文学小言》第二则中正式提出了“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故民族文化之发达非达一定之程度，则不能有文学，而个人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词亦称诗余，但传统词学家多是从“三立”价值观作出了多含贬义的解读。其实，若从游戏说的角度说，本色歌词便是建立在唐宋人享乐心理基础上的、“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¹³⁾的艺术，体现了“文学者，游戏的事业”的创作心态特征。王国维求真美学观受到康德、叔本华天才观、理念等思想的直接影响，以此反对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框框。而词体的兴起与发展因跳出了言志、载道等文学观念的束缚，亦能比较自由地抒情，冲破了传统礼教的许多禁区。王国维《人间词话》既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人间词话删稿》又云“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也”⁽¹⁴⁾，而且主张只要不是游词⁽¹⁵⁾、儇薄语，那种有真实情思的艳词是可作的。显然，这不同于常州词派那种在比兴寄托思想下的艳词可作的主张。因此在真与善之间，特别是二者有冲突时，他选择的是“真”。《人间词话》说“‘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轲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¹⁶⁾，淫鄙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真，是伪善。以真反思善，是王国维无功利文学观的一大特点，也是他选择词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王国维选择词体印证了他的文学史观。王国维依赖进化认识论、反功利文学观、生命解脱观及求真美学思想，解释了文体发展的规律性。即文体之间始终存在以新代旧的规律，旧体染指遂多，自成习套，带给“豪杰之士”的就是痛苦、困惑与压力，只有创造出新的文体，方能解脱，以慰藉他们抒发真实心灵的需要。而一种文体之内的发展，则必然是“始盛终衰”的。某一文体的发展主要是在文艺的大环境下，需要生存下去的自然结果，要生存就要加入进化的轨道。这既没有固定的本源，也不过多依赖外在因素，关键在于该文体言情状物的真实性与否，以及作家主观的解脱需要。王国维沿着“兴、盛、衰”的进化逻辑，既指出文体间的演变规律，也看出了某一文体自身的发展规律。《文学小言》第十三则云：

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季北宋之诗（除一二大家外）无可观者，而词则独为其全盛时代，其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皆诗不如词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除稼轩一人外），观此足以知文学盛衰之故矣。⁽¹⁷⁾

在此段中，王国维通过诗词比较，从文体间演变规律，把他为何研究词的原因说得极为清晰。那种“乃复托于不重于世之文体以自见”者才是真文学，他喜欢五代北宋词，除了辛弃疾外尤不喜欢南宋词，抑或因为“逮此体流行之后则又为虚车矣”⁽¹⁸⁾。可见他对五代北宋词情有独钟，就是因为“最工之文学，非徒善创，亦且善因”⁽¹⁹⁾，所以最工之文学应在其前驱与后继之间诞生，是不为世重而自由发展的阶段，而非流行后的“殆为羔雁之具”的时期。验证于词，即唐为兴（前驱者），五代北宋极盛（最工者），南宋以后渐衰（后继者），足见王国维求真的理性态度。

第五，研究词学是王国维高尚之嗜好的表现，也体现了他培养完美人格的需要。王国维曾专门写过《人间嗜好之研究》，何谓嗜好？他说：“苟足以供其心之活动者，虽无益于生活之事业，亦鹜而趋之，如此者，吾人谓之曰嗜好。”嗜好的作用何在？他说：“虽嗜好之高尚卑劣万有不齐，然其所以慰空虚之苦痛，而与人心以活动者，其揆一也。”中国人常说的消解苦痛的方法是“消遣”，王国维认为这是“一切嗜好由此起也”。但是嗜好有层次区别，其中“最高尚之嗜好如文学美术”，因为这是起源游戏的，“亦不外势力之欲之发表”的审美形式。如此说，王国维认为这不是“使文学、美术之价值下齐于博弈也”，而是从心理学角度说，这些嗜好的“根柢皆存于势力之欲，而其作用皆在使人心活动，以疗其空虚之苦痛”。先要弄清问题的事实，而后才能谈论问题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若欲抑制卑劣之嗜好，不可不易之以高尚之嗜好，不然，则必有溃决之一日。此又从人心活动之原理出，有教育之责及欲教育自己者，不可不知所注意焉”⁽²⁰⁾。

至此，王国维研究人间之嗜好，培养完美人格可谓其最终目的。可以说，王国维是中国近代较早提倡美育的学者。他在《论教育之宗旨》中云，“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²¹⁾。又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中说孔子的教育“始于美育，终于美育”，只是后来的“贱儒”们败坏了孔子的这一传统，“故我国建筑、雕刻之术，无可言者。至图画一技，宋、元以后，生面特开，其淡远幽雅，实有非西人所能梦见者。诗、词亦代有作者。而世之贱儒，辄援‘玩物丧志’之说相诋，故一切美术，皆不能达完全之域。美之为物，为世所不顾久矣。庸讵知无用之用，有胜于有用之用者乎？”⁽²²⁾其中贯彻的还是他的反功利的文学观。他甚至在《教育偶感四则》第四则“文学与教育”中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²³⁾正是基于如此认识，在有些人看来是玩物丧志、逢场作戏的歌词艺术，反而成为王国维实践其纯文学观，启迪现代人人格精神的形式，而他的词学研究也始终落实着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