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1983年，臺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長昌彼得先生爲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之事，作《影印〈四庫全書〉的意義》一文，提出“四庫學”之概念。同年，臺灣東吴大學中文研究所所長劉兆祐先生撰《民國以來的四庫學》，也將《四庫全書》的相關研究專門稱爲“四庫學”。這是目前所知的“四庫學”一詞的較早出處，但其代表的涉及《四庫全書》各方面問題的研究則早在清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庫全書》抄成時便已開始。自乾隆以訖宣統，治四庫學者主要著力於《四庫全書》及《四庫全書總目》的校勘考訂、《總目》所收書的版本調查、《四庫》禁毁書與未收書的搜訪補輯；民國時期，以陳垣、余嘉錫、楊家駱先生爲代表的衆多學者在傳統考據的基礎上綜合運用現代方法，一方面使《四庫全書》相關文獻的版本及内容研究日趨精密，另一方面也潛心鑽研《四庫全書》相關文獻的編修、演變、庋藏及傳播等更深層次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後，四庫學研究在海内外皆蔚然成風，整理刊行相關文獻的數量之富已非前人所能夢見，圍繞四庫各方面主題展開探討的專門著述更是汗牛充棟，謂之顯學，當不爲過。

嶽麓書院自北宋開寶九年（976）創建伊始，教學相長，弦歌未絶，師生以講研古典要籍爲日課。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院中同仁勠力齊心，成功地實現了從古代書院到現代大學教學科研機構的整體轉型。早在1997年，我院教師便在李學勤、傅璇琮、李祖德、蕭艾先生的支持下整理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該書不僅是《總目》全書的首次點校，更將前輩學者考析辨證的大量成果撮録於相關條目之下，極便閲讀科研之用，故能在四庫學的後續研究中産生深遠的影響。2015年，湖南大學成立中國四庫學中心，2016年，復成立湖南省中國四庫學研究基地，二者均掛靠於嶽麓書院，四庫學也因此被確立爲書院的學科重點發展方向之一。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倡導的是基於《四庫全書》及其所代表的經史子集四部文獻的廣義“四庫學”。爲了更好地推進四庫學研究，書院縝密規劃，多方努力，既支持快捷、及時的學術信息交流，如每年舉辦一屆“四庫學高層論壇”，出版兩期《中國四庫學》集刊，也重視長期、穩定的文獻資源建設，《嶽麓書院四庫學叢書》的出版就是文獻資源建設工作中的重要一環。

編纂《嶽麓書院四庫學叢書》的宗旨是利用書院的力量，資助出版與四庫學直接相關的研究著作。與《中國四庫學》集刊相比，《叢書》能够容納結構更完整、内容更充實的專著，也更有可能在學界吸引較多關注，産生較大影響。正因爲如此，《叢書》的編選標準要比集刊更加嚴格。所謂嚴格，主要是指學術品質上的考量，凡是入選的著作，其主題必須與四庫學直接相關，其考論必須發前人所未發而切實裨益於學科建設，至於作者的身份資歷，則非編選時應該關心的問題。無論是學界耆宿還是青年才俊，只要其著作的學術品質符合要求，我們都樂於將之編入《叢書》，並盡可能地提供出版方面的支持。

現在出版行業考核績效，往往以商業利益爲核心指標，學術著作的出版不免遭遇許多困難，這當然不是作者個人能够改變的狀況，而將專著集合爲叢書，則有利於減輕經費、資源等方面的外部壓力，作者因此得以將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問題的研究和内容的打磨上，這是編纂《嶽麓書院四庫學叢書》的初衷。我們相信，《叢書》的出版將顯著地提高嶽麓書院在四庫學界的聲望，擴大相關學科在文獻學領域的影響，更爲重要的是，以《嶽麓書院四庫學叢書》的名義，持續刊行經過嚴格評選、悉心編訂的學術精品，能够爲四庫學的自身發展提供强大的推動力。假以時日，《叢書》中將有可能出現足以媲美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等名著的典範作品，承繼前賢之事業，昭示後學以軌轍，爲《四庫全書》及其所衍生的四庫學自立於世界文化之林做出應有的貢獻。果如此，則書院幸甚，湖湘幸甚。簡書數語，以志期望，鴻文相繼，願共賞之。

是爲序。

肖永明

2020年4月28日撰於嶽麓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