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主书与秦书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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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史官的畴官性质

《史记·历书》“畴人子弟分散”,集解引如淳曰:“家业世世相传为畴。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从其父学。”“家业世世相传”即所谓畴官。《史记·龟策列传·褚少孙论》:“至高祖时,因秦太卜官……孝文、孝景因袭掌故,未遑讲试,虽父子畴官,世世相传,其精微深妙,多所遗失。”认为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皆师承家学,故二者皆为畴官。汉以前,史官也属畴官之列,章太炎在论及古代史官制度时说:

且古者世禄,子就父学,为畴官。后世虽已变更,九流犹称“家”。孟轲言法家拂士,荀卿称家言邪学,百家无所窜,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其遗迹也。(31)

古之学者,多出于王官。……惟其学在王官,官宿其业,传之子孙,故谓之畴人子弟……当时学术相传,在其弟子,而犹称为家者,亦仍古者畴官世业之名耳。(32)

刘师培《补古学出于史官论》对此也有过专门论述:

上古之时,学掌于史,今推其原因,而知其故有二。一曰史官普设于列国也。周代之时,不独王朝有史也,即列国亦有之,所谓“君举必书也”。……二曰史官为世袭之职也。籍黡司典籍,而其后为籍氏,倚相位左史,而其后为左氏。皆史为世官之证。故史墨曰:“官宿其业,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可知上古之重史职矣。且史为世官,至汉犹然,司马谈、司马迁,其最著者也,即班彪、班固父子亦然。(33)

《国语·楚语》记载的观射父对楚昭王的一番陈说,完整地向我们透露出了作为史官的司马氏一族的畴官渊源:

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洁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

《礼记·王制》:“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云梦睡虎地秦简”《内史杂》:“非史子也,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34)“张家山汉简”《史律》:“史、卜子年十七岁学。”(35)等等,这些都无不说明了史官世袭的畴官性质。1976年陕西扶风白家村南,发现了一处西周青铜器窖藏,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为《墙盘》,盘上铸有铭文长达284字。铭文前半部分概括了文、武、康、昭、穆,以及当时在位的恭王的业绩,后半部分记述了史官墙的家世。墙之祖先子承父业,代代为商之属国的微国的史官,商亡后,“微史刺祖来见武王”,武王遂让周公安排他做了周的史官,墙的家族从此就成为了周代史官世家(36)。这一重要考古发现证实了当时的史官是子承父业,世代相袭的(37)

西周至秦汉时期的史官,无论是天子身边地位尊崇的“五史”,还是广泛分布于各官府机构中品秩卑微的“府史”,大抵皆为世袭,且有“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38)的观念。如常为学者所称引,作为春秋时期“良史”典范的,齐国的太史和南史:“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39)兄死,则弟嗣其位,守其职。太史兄弟相继赴死,固然与其勇敢的个性有关,然其家族世守史职,失其守则失其职,不得不以死赴之的观念,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五史”与“府史”在具体业务职掌方面的相通之处,以及古代史官的畴官性质,是我们将西周至汉以前史官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探讨其基本职能的主要理论依据。


(1)为方便行文,文中人名一律不冠“先生”“教授”等敬称。

(2)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页。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4)按前文王国维《释史》所论,史字上部并非“中正”之“中”,故凡以古文“中”字之“”诸形而立论者,皆不在笔者统计范围之内。

(5)劳榦:《史字的结构及史官的原始职务》,杜维运、黄进兴主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第1卷,华世出版社1976年版,第34页。

(6)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3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页。

(7)徐中舒:《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序》,《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8)陈梦家:《史字新释》,《考古》,1936年第5期。

(9)胡厚宣:《殷代的史为武官说》,《殷都学刊》增刊,《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5年2月,第187页。

(10)胡厚宣主编:《甲骨探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27—328页。

(11)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香港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75页。

(12)王贵民:《说史》,胡厚宣主编《甲骨探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27—328页。

(13)胡厚宣:《殷代的史为武官说》,《殷都学刊》增刊,《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5年2月,第187页。

(14)胡厚宣:《殷代的史为武官说》,《殷都学刊》增刊,《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5年2月,第188页。

(15)李宗侗:《中国史学史》,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4—5页。

(16)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7页。

(17)刘节:《中国史学史稿》,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10—14页。

(18)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19)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独立出版社1943年版,第9页。

(20)杜维运:《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0—11页。

(21)杜维运:《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74—75页。

(22)许兆昌:《先秦史官的制度与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23)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39页。

(24)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9页。

(25)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3—104页。

(26)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49—50页。

(27)柳诒徵:《国史要义》,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33页。

(2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10页。

(29)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6—7页。

(30)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独立出版社1943年版,第7页。

(31)章太炎:《订孔上》,《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3页。

(32)章太炎:《诸子略说》,《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9—50页。

(33)刘师培:《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34)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35)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简》,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36)陕西周原考古队编:《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3期。

(37)胡新生《异姓史官与周代文化》一文(见《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全面地论述了周王室中辛氏、尹氏、程氏、微氏等异姓史官的来源及在周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其中有关史官来源问题,论之尤详,可以看作是对史官(尤其是五史)畴官性质的专题研究。

(38)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标点本,第1505页。

(39)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标点本,第10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