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北京大学五十年并为林宰平祝嘏

九年前，余欲作一文纪念蔡孑老，将上下古今之变而论及孑老在革命党时期与长北京大学时期，其影响于国家民族者为何如，孑老之胸怀与志事及爱智之情趣，并其感人入深之所以，欲一一详述之。此余所铭诸心而未忍一日忘者，然迄今未得作。余平生极喜汪大绅文，顷不忆题目，似历述与罗有高并弟侯等平生之感。其文广博浩荡，气盛而足以包络天地，情与慧俱深，融万里，运万化，通万类，极幽微繁杂之感，如死生、哀乐、世出世、名无名，众生迷妄之所系，一一照察。乐不淫，哀不伤，心不忘当世之务而放乎孤海，虽游孤海而帝皇王伯之道运之宥密，待群情交喻，举而措之亦易耳。余昔阅大绅文，兴此感，尝欲拟是作二三篇大文字，平生庶几称快，无稍憾矣。纪念孑老，当为大文字之一，然而迄今未敢作也。其后欧阳大师示寂，余逃难在川，感怀万端，亦思为大文字以申哀仰，而复未作。今年有两大文字应作，一为北大五十周年，一为《哲学评论》拟为吾友林宰平先生七十哲诞出专号。

北大自孑老长校，领导诸青年教授，今校长胡适之先生及诸名贤首倡文学改革，其被及于思想界与社会政治各方面之影响者，不可谓不巨。至其得失之端，欲详论之，决非简单篇幅可以了事。由历史眼光论之，自秦政混一以迄于兹，称明世者，汉唐宋明四代，实则四代之中，皆治日短、乱日多，而二千余年来，直是夷狄与盗贼交扰之局。先后出生于此等局面下之仁人哲士，或参佛道以耽玄，六代以来，文学聪明之士，鲜不杂二氏。或周旋于凶夷狗盗帝制之下，立补偏救弊、稍息生世之功，间有一二睿智者出，有抉破藩离之思，而在思想界长期锢蔽之下，亦无缘得同声同气之感应而立就堙塞。余著《读经示要》第二讲颇谈及此。呜呼！千岁睡狮，沉沦不醒，疲惫乏力，其亦可悯之甚矣！明世，阳明先生令人反求固有无尽宝藏，自本自根，自信自足，自发自辟，以此激引群伦，可谓理性最开放时期。濂洛关闽未竟之绪，至此蔚然可观。梨洲称明之理学远过两汉唐宋，有识之言也。及明之季，王、顾、颜、黄诸大儒辈出，其思想多与西洋接近，在当时虽矫王学末流之弊，而实承王学根本精神，则不容否认也。何图生机甫启，大运已倾，阎若璩、胡渭之徒，以考核之业锢智慧于无用，媚事东胡，以此率天下而群然效之。有明诸儒之绪，斩焉殆尽，民智民德民力之堕没，亘二千年，至是而益颓矣。清之末弃，西化东渐，挟荡海排山之力以临疲敝之族，群情骤愤，清以不支，帝制更，而昏乱滋甚，祸患可以更端迭出，而创新无望也。北大诸青年教授，骤欲破除痼疾，效法西洋，一时热情锐气，颇有揭天地以趋新、负出岳而舍故之概，漪欤盛哉！然而黄炎贵胄经二千年之停滞不进，今不务掘发其固有宝藏、涵养其自尊自信之毅力，而徒以一切扫荡是务。譬彼久病之夫，良医必谨其攻伐而善护其元气，政治适度，足以消其郁滞而止，则锢疾自除，而生命力乃日益充沛而不自知矣；若遇医师缺经验者，将横施攻泄、大伤根柢，病夫立毙，可哀孰甚！吾于五四运动以后菲薄固有、完全西化之倾向，窃有所未安焉！吾国自唐虞以迄晚周，有悠久高深之文化。《易》《春秋》二经，通天化、物理、人事，观变动不居而随时以各协于中道，天者，宇宙本体之目，天化，犹云本体之流行。执中之道自颛顼始明，《史记》称其“溉执中而天在下平”是也。《论语》尧命舜曰“允执其中”，舜亦以命禹。孟子言汤执中。《春秋》周室刘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云云。《易》道随时处中。孔门演《易》之旨作《中庸》，故孟氏称孔子集大成。其脉络的然可寻也。下推之治理，极于位天地、育万物之盛。视夫仅以矛盾法测变者，不亦得其似而未究其真乎？矛盾法者，《易》家别子老氏所云“反者道之动也”。然反，而未尝不归于冲和。冲和者仁也，仁也者中也。仁何以亦名为中？须深玩刘子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语。儒者之道，含弘万有，究其极，不外中道而已。人类如有趣向太平之几，必待儒学昌明而后可，此余所断然不疑者。三十余年来，六经四子几投厕所，或则当作考古资料而玩弄之。畴昔以经籍为常道所寄、崇信而不敢轻叛之观念，迄今荡然无存。学者各习一部门知识，或且稍涉杂乱见闻，而无经籍起其信守，无大道可为依归，身心无与维系，生活力如何充实？此余所不能无忧者。晚周学术思想，已称极盛，诸子百家，二者分途。家者，专门之目，如算学、天文、物理、周公造指南针，古代已有物理知识。医药、古代发明最早。工程、秦时李冰，工程知识已高。机械、孟子称公输子之巧。地理邹衍之说略存。等等知识是也。子学，即各派思想，犹今云哲学。儒、道、名、墨、法、农，皆大宗也，而儒者为正统派。秦人残暴，毁文物，民亦不安生，百家之业先亡，其书不易传，子学书存者亦残缺不全，然诸大宗略可寻究。百家之业虽亡，今可吸收西洋科学，则绝而复续也。哲学有国民性，诸子之绪，当发其微，若一意袭外人肤表以乱吾之真，将使民性毁弃、绝无独立研究与自由发展之真精神。率一世之青年以追随外人时下浅薄风会，人虽不自爱，何可暴弃如斯？分析名词与考核之业，只是哲学家之余事，万不可仅以此当作哲学。哲学家不是钻研某一家派之说，而当上下古今观其会通；不仅是翻弄名词，而当深穷真理；不仅是依据科学，而当领导科学，使科学知识得哲学之启示与批判而涉入宇宙真相；不仅是解释宇宙，而当改造宇宙；不仅是思辨，而当如《礼经》所云“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阳明所谓知行合一之学。变更人类思想，激扬时代精神，涵养特殊人才，此等大责任全在哲学。昔年孑老出长北大，首重文哲，今者适之先生仍秉孑老精神。兹后，哲系师生之所努力，似当上追晚周诸子，名、墨取其辨，农、法通其变，法家主法治，农家社会主义，亦近无政府主义。道家用其长，其家谈本体只见为虚静，固是其短，然未至如佛氏谈体绝不语生化，究有所长；道家言治，抨击独裁者宰割万物之暴厉，而主自由，亦是其长。然后董理孙、孟，孙卿《天论》遥合西洋思想，然一归于礼，则超于西化远矣。孟子言性善而重民生，言王道而隆法守，非迂阔也，西洋之治宜折中于此。以仰宗于宣圣。造化之奥、天人之故、道德之宗、治化之原，一皆昭澈而远于迷乱。规矩设而天下之方圆可裁也，尺度立而天下之短长可衡也。至此，则旁搜外学、不患无主，博涉异方、自有指南，温故知新，含弘光大，深造自得，非随他转，大人之学，不当如是耶？清季迄今，学人尽弃固有宝藏不屑探究，而于西学亦不穷其根柢，徒以涉猎所得若干肤泛知解妄自矜炫，凭其浅衷而逞臆想，何关理道？集其浮词而名著作，有甚意义？以此率天下而同为无本之学，思想失自主，精神失独立，生心害政，而欲国之不依于人、种之不奴于人，奚可得哉？天积众刚以自强，董子《繁露》语。世界积无量强有力分子以成至治。有依人者，始有宰制此依者，有奴于人者，始有鞭笞此奴者，至治恶可得乎？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倚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惟自救而已哉！圣人吉凶与民同患，佛氏大悲，亦同此精神。故裁成天地之道，辅相万物之宜，以左右民。参看吾著《读经示要》第三卷释《易》处。此与西洋人主张征服自然、纯为功利动机者，截然异恉。吾先哲为学之精神与蕲向，超脱小己与功利之私，此等血脉，万不可失。哲学无此血脉，不成哲学；科学无此血脉，且将以其知能供野心家之利用，而人类有自毁之忧。吾人今日必延续此血脉以为群生所托命，哲学固应发挥吾固有伟大精神，科学尤须本吾伟大精神发展去。体现真理，担当世运，恐非西洋人识量所及，吾黄农虞夏之胄，不能不勇于自任也。在五四运动前后，适之先生提倡科学方法，此甚紧要。又陵先生虽首译名学，而其文字未能普遍，适之锐意宣扬，而后青年皆知注重逻辑，视清末民初，文章之习显然大变。但提倡之效似仅及于考核之业，而在哲学方面，其真知慎思辨明者，曾得几何？思想界转日趋浮浅碎乱，无可导人正知正见之途，无可语于穷大极深之业。世乱日深，需哲学也日亟，而哲学家不足语于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也，乃益堪浩叹。此其故安在？哲学者，智慧之学，而为群学之源，亦群学之归墟也。此等学问，纯为伟大精神之产物。学者从事哲学，必先开拓胸次，有上下与天地同流之实，则万理昭著，不劳穷索。否则狡隘之衷，惑障一团，理道终不来舍。故学问之事，首在激发精神，而后可与讲求方法。今之学者，似于一己之地位与温饱外，无四海困穷之实感，无虚怀纳善之真诚，无遁世无闷、精进不已之大勇。其外日侈，其内日亏，其于小己得丧计较甚，其于大道无可入，精神堕落莫甚于今之人。世运艰危，余以寡昧，愿向天下善类尽忠告，言诚过当，闻者足戒，庶几不以人废言之义。北大自孑老长校以来，诸君子贡献于国家民族者甚巨。今兹哲系师生所处之时会，比以前更困，所负之责任，比以前更大，继今为学，其将随顺时风众势之所趋而漫无省觉乎？抑将怵目惊心而有无穷之感、不容不向至大真处着力乎？余老钝，无复长进，唯好学之意未衰，于同学深寄无限之希望。吾年三十八始至北大，迄今向衰，始终未离北大，唯以疾患不常到校，而余之精神固无一日不与同学相感召。此番纪念，本欲精心作一文字，而精力不给，终未能作，略进芜词，未堪达意。

余与林宰平先生，同在哲系，为日良久。宰平行谊，居夷惠之间，和不流，清不隘，夷惠未之逮也。宰平学问，方面极宽，博闻而尊疑，精思而喜攻难。二十年前，余与宰平及梁漱溟同寓旧京，无有暌违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辄诘难横生，余亦纵横酬对，时或啸声出户外，漱溟默然寡言，间解纷难，片言扼要。余尝衡论古今述作，得失之判，确乎其严，宰平戏谓曰：老熊眼在天上。余亦戏曰：我有法眼，一切如量。宰平为学，首重分析，其术盖得之印度唯识法相，而亦浸染西洋逻辑。唯识之论，自唐以来号为难究，宰平析其名相，详其条贯，辨其思想脉络，如大禹治水，千流万派，穷源究委，疏壅解滞。余劝其述作，宰平谦让未遑。盖其中年后思想，渐由佛以归于儒。自汉太史谈已言“儒者劳而无功，博而寡要”，六经浩博，史谈在汉初尚作是说，况后儒杂以二氏，推演益纷！儒学难穷，后生所苦。宰平尝欲为一书，阐明儒学，大概以问题为主，列举诸重要概念，释其含义，究其根依，谓其立义所根据。析以类别，综以统纪，庶几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粲然可观。余曰：是将以法相家论籍之组织达儒宗之冲旨，是书若出，后生其有赖乎！闻积稿已不少，不久当可公之于世。宰平少年好为诗，诗人富神趣，其于物也，遇之以神而遗其迹；中年尚西洋实测之术，其穷理，务明征定保，远于虚妄；五十以后，践履日纯；晚而穷神知化，庶几尽性。余与宰平交最笃，知宰平者，宜无过于余；知余者，宜无过于宰平。世或疑余为浮屠氏之徒，唯宰平知余究心佛法而实迥异趣寂之学也；或疑余为理学家，唯宰平知余敬事宋明诸老先生而实不取其拘碍也；或疑余简脱似老庄，唯宰平知余平生未有变化气质之功，而心之所存，实以动止一由乎礼为此心自然之则，要不可乱也。宰平常戒余混乱，谓余每习气横发而不自检也。见吾《语要卷四》。世或目我以儒家，唯宰平知余宗主在儒而所资者博也；世或疑余《新论》外释而内儒，唯宰平知《新论》自成体系，入乎众家，出乎众家，圆融无碍也。余与宰平相知之深，欣逢七十哲诞，应有大文字为祝，而复未能作。

凡吾之所欲作而皆未作者，非吾心之诚有所未至也。文章本乎情思，运乎气势，情思气势二者同发于精力，精力不裕，则情难活跃而思易凝滞，气势不易充盈持久，如是而欲为大文字，断不可能。精力强盛者，操笔之前，稍一凝敛，恰恰无心用，恰恰用心时，忽然情如热焰，思若涌泉，气势如天油然作云，如长风鼓众窍，凡大文字之成，未有不如此者也。文学之文与著书说理，其事有异，说理只要平日义精仁熟，临写出时务求信达，雅其次也，故精力稍弱者，犹可积渐为之。文学之文，兴会为主，精力贫乏则兴会不生，虽生而不恒不盛，情思乍动而歇，气势弱而难举，欲为美文不可得也。余于汪大绅《三录》之文及其与罗有高等感怀之记，宏廓深远，得未曾有，每有大感触，思效之作一篇大文字，而终束手不一就。呜呼！大文字，天地之真善美也，非唯个人不易成功，而文章盛衰实世运升降所系。吾虽孤陋，犹思独握天枢，以争剥复。傥世运稍转，老怀无苦，精力康复，虽不必能为大文字，终不至以无物上惭前哲，此则余之所自矢也。此番笔语，烦自昭主任付北大纪念册及《哲评》祝宰翁哲诞专刊两处发表，聊以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