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德舞

元微之乐府新题《法曲》云：

秦王破阵非无作，作之宗庙见艰难。

又《立部伎》云：

太宗庙乐传子孙，取类群凶阵初破。

白乐天则取其意别为一篇，即此篇是也。此篇专陈祖宗王业之艰难以示其子孙，易言之，即铺陈太宗创业之功绩，以献谏于当日之宪宗，所谓“采诗”“讽谏”“为君”诸义，实在于是。斯乐天所以取此篇，为其《新乐府》五十首之冠也。

凡诠释诗句，要在确能举出作者所依据以构思之古书，并须说明其所以依据此书，而不依据他书之故。若仅泛泛标举，则纵能指出最初之出处，或同时之史事，其实无当于第一义谛也。故兹于论述乐天此篇之主旨后，即进而推求其构思时所依据之原书，并先说明其所以取用此书之故焉。类书之作，本为便利属文，乐天尤喜编纂类书，如《策林》之类。盖其初原为供一己之使用，其后乃兼利他人也。唐世应进士制科之举子，固须玩习类书，以为决科射策之需，而文学侍从之臣，亦必翻检类书，以供起草代言之用。观《元氏长庆集》卷二二《酬乐天余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诗“白朴流传用转新”句自注云：

乐天于翰林中书取书诏批答词等撰为程式，禁中号曰白朴。每有新入学士求访，宝重过于六典也。

则知唐世翰林与《六典》之关系。《六典》一书，究否施行，自来成为问题。详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职官”章，兹不多论。要之其书乃以唐代现行令式分配编纂，合于古代礼经，即周官之形式，实是便于官吏公文一种最有权威之类书。他不必旁引，即如乐天《新乐府·道州民》篇述《阳城奏语》云：

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

是其证也。夫《六典》为法令之类书，宜翰林学士所不可须臾离者，但现行法令类书之外，供翻检者，仍须有本朝掌故之类书。唐代祖宗功德之盛，莫过于太宗，而《太宗实录》四十卷部帙繁重，且系编年之体，故事迹不易检查。斯《太宗实录》之分类节要本，即吴兢《贞观政要》一书所以成为古今之要籍也。此书之实质为一掌故之类书，必与《六典》同为翰林学士所宝重而玩习，固无疑义，则乐天作《七德舞》时即先取此书寻扯材料以构成其骨干，乃极自然之理也。

何以知其曾取用《贞观政要》耶？诗云：

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旄黄钺定两京。擒充戮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

今世流行之戈直注本《贞观政要》第三十九篇《论灾祥》篇第三章云：

太宗曰，吾之理国良无景公之过。但朕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翦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乂安，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

同书第四十篇《论慎终》篇第三章略云：

太宗又曰，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

寅恪按：“太宗十八举义兵”句，盖据《论慎终》篇中之语改写而成。“擒充戮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句叙写次序，全与《论灾祥》篇中之语相同。“三十有五致太平”者，《论灾祥》篇第三章于“二十九而居大位”下，又以“四夷降服，海内乂安”为言，而此篇之第一章略云：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

“天下太平”上虽有“但使”一词，似为假设之语气，但察其内容，则疑是已然之辞旨。太宗以武德九年即位，其年二十有九。次年改元贞观，至贞观六年适为三十五岁，故乐天此句殆即由此章暗示而来。《贞观政要·论灾祥》《贞观政要·论慎终》两篇，先后连续，而俱有太宗述其创业践极年岁之记载，宜乐天注意及此，而取以入诗也。至太宗举义兵之岁，其年是否十八，乃别一问题，于此不详论。又诗云：

亡卒遗骸散帛收，饥人卖子分金赎。魏征梦见子夜泣，张谨哀闻辰日哭。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剪须烧药赐功臣，李勣呜咽思杀身。含血吮创抚战士，思摩奋呼乞效死。太宗意在陈王业，王业艰难示子孙。

寅恪按：“怨女三千放出宫”此今戈本《贞观政要》第二十篇《论仁恻》篇第一章事也。“饥人卖子分金赎”此《论仁恻》篇第二章事也。“张谨哀闻辰日哭”此《论仁恻》篇第三章事也。“亡卒遗骸散帛收”及“含血吮创抚战士，思摩奋呼乞效死”，此《论仁恻》篇第四章事也。今戈本《贞观政要·论仁恻》篇唯此四章，而俱为乐天此篇所采用。此篇所举太宗盛德之故事唯此八事，而五出《贞观政要·论仁恻》篇。则其构思时必以《贞观政要·论仁恻》篇为主，从可知矣。否则太宗之事迹至多，乐天若未尝依据此书以组成其全诗之骨干，何得若是之巧合耶？

复次，今世流行之《贞观政要》，皆元代戈直注本，其本曾移改吴氏原书之篇章，如第二篇《论政体》篇第十章下注云：

旧本此章附忠义篇。今按其言于政体尤切，故附于此。

第四篇《论求谏》篇第七章下注云：

旧本此与上章通为一章，今按不同，分为二章。

第五篇《论纳谏》篇下注云：

直谏另为一类，附此类之后。

其第五章下注云：

旧本此章之首曰贞观初。今按《通鉴》，标年。

其例甚多，不必一一标举。实则其书中尚有脱漏之章，观杨守敬之《日本访书志》，罗振玉之校补本及影印日本写本，即可知之（高邮王氏亦有一校本）。如乐天此篇“以心感人人心归”句，取《白氏长庆集》卷四五《策林》第十目“王泽流人心感”中云：

泽流心感而不太平者，未之闻也。

固可相印证，而日本传写本《贞观政要》载有吴兢上表，其文中即用《易经·咸卦彖》。

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之语，知乐天此句，殆又受此卷暗示而来，不仅关涉其先时所编之《策林》也。又取罗氏《贞观政要》卷五、卷六二卷之校记观之，其中亦有戈本所详，而日本写本脱略者，则知日本写本亦非无缺。罗氏虽有“欲复唐本之旧，苦未能得其全本”（见罗氏松翁近稿《贞观政要残卷跋》）之言，其实纵得日本传写《贞观政要》之全本，恐亦不能悉复吴氏原书之旧观。故白氏此篇所咏，其有不见于今日诸本《贞观政要》者，未必全为吴氏原书所不载也。

虽然，若更就现存之史料以参校白氏此篇，则知其中所咏太宗时事，一一皆有所本，而其所本者，似不限《贞观政要》一书，盖乐天依据《贞观政要》以构成此篇之骨干，复于实录中寻扯材料以修改其词句，增补其内容而完成此篇也。兹请就已考见者条列于下，其尚有未详者，俟续考焉。

“三十有五致太平”句，如前所论，似受《贞观政要·论灾祥》篇第一章及第三章之暗示而成，唯此句下即接以“功成理定何神速”一句，据《小戴乐记》云：

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

又知所谓“致太平”者，直接与制礼作乐有关，易言之，即与《七德舞》本身有关也。此篇小序下注云：

武德中，天子始作《秦王破阵乐》，以歌太宗之功业。贞观初，太宗重制《破阵乐舞图》，诏魏征、虞世南为之歌词，名《七德舞》。

宜其特有此句以咏之也。考《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参《唐会要》卷三三“破阵乐”条，《通典》卷一四六《乐典》“坐立部伎”条，《新唐书》卷二一《礼乐志》，《通鉴》卷一九四《唐纪·太宗纪》“贞观七年正月”条）略云：

贞观元年宴群臣，始奏秦王破阵之曲。太宗谓侍臣曰，朕昔在藩，屡有征讨，世间遂有此乐，岂意今日登于雅乐。然其发扬蹈厉，虽异文容，功业由之，致有今日。所以被于乐章，示不忘本也。其后令魏征、虞世南、褚亮、李百药改制歌辞，更名《七德之舞》，增舞者至百二十人。被甲执戟，以象战阵之法焉。六年太宗行幸庆善宫，宴从臣于渭水之滨，赋诗十韵。其宫即太宗降诞之所，于是起居郎吕才以御制诗等于乐府被之管弦，名为《功成庆善乐》之曲。令童儿八佾皆进德冠，紫袴褶，为九功之舞。冬至享宴，及国有大庆，与《七德之舞》偕奏于庭。七年（《唐会要》作七年正月七日。旧纪作戊子，则是正月十日），太宗制《破阵舞图》，左圆右方，先偏后伍，鱼丽鹅鹳，箕张翼舒，交错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战阵之形。命吕才依图教乐工百二十人，被甲执戟而习之，凡为三变，每变为四阵。有来往疾徐击刺之象，以应歌节（《通典》曰，和云《秦王破阵乐》。《新唐书》曰，歌者和曰《秦王破阵乐》）。数日而就，更名《七德之舞》。癸巳（《唐会要》作正月十五日），奏七德九功之舞。观者见其抑扬蹈厉，莫不扼腕踊跃，凛然震竦。武臣列将咸上寿云，此舞皆是陛下百战百胜之形容，群臣咸称万岁。

依年推计，贞观七年太宗年三十六岁。此前一年，即贞观六年，太宗年三十五岁。六年，与《七德舞》相连之《功成庆善乐》成。七年正月七日，重制《破阵舞图》成。正月十五日（癸巳）奏之于庭。则重制《七德舞》图，亦在贞观六年。此所云“三十有五致太平”者，盖功成治定，因而制礼作乐也。又岑仲勉先生《白集质疑》“太宗十八举义兵”条论此事（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六五页）云：

又《元龟》卷三五，六年，公卿百僚以天下太平，四夷宾服，诣阙请封禅者，首尾相属，白诗其即取意于是欤。

虽与《七德舞》无关，然当贞观六年即太宗三十有五之岁，群臣既以天下太平为言，似乐天此句亦不能与之无涉也。《册府元龟》《唐会要》《两唐志》所载，当系采自《太宗实录》。

“速在推心置人腹”句，《贞观政要》中虽无具体语句可以指实，但其《论慎终》篇中“论及汉光武事”云：

太宗又曰，朕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唯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

考《后汉书》卷一《光武纪》云：

降者更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

则乐天此句之构成，固可能受《贞观政要》此条之暗示，而牵连思及光武之故事。唯据《册府元龟》卷九九“帝王”部“推诚门封同人”条（参《通鉴》卷一九二《唐纪·高祖纪》“武德九年九月丁未”条）云：

封同人为韩州刺史。太宗即位，引谙卫骁兵统将等习射于显德殿。朝臣多有谏者曰，先王制法，有以兵刃至御所者绞刑。所以防萌杜渐，备不虞也。今引卑碎之人，弯弧纵矢于轩陛之侧，陛下亲在其间，正恐祸出不意，非所为社稷计也。同人矫乘驿马入朝切谏，帝皆不纳。谓之曰，我以天下为家，率土之内，尽为臣子，所恨不能将我心遍置天下（此三字据《通鉴补》），岂当有相疑之道也。自是后人人自励。一二年间兵士尽便弓马，皆为锐卒。

知亦本之《太宗实录》也。

“亡卒遗骸散帛收”句，《贞观政要·论仁恻》篇第四章虽记贞观十九年太宗征高丽回，次柳城，诏集前后战亡人骸骨设太牢致祭，亲临哭之之事。但乐天于诗句下有注文云：

贞观初诏收天下阵死骸骨，致祭而瘗埋之，寻又散帛以求之也。

考《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四有贞观元年四月《掩暴露骸骨诏》云：

诸色骸骨宜令所在官司收敛埋瘗。称朕意焉（《旧唐书》卷二、《新唐书》卷二、《通鉴》卷一九二《太宗纪》俱系此事于贞观二年四月己卯）。

颇疑乐天本从《贞观政要》此章以构成其诗句，其后复搜采前后诏收骸骨之事以证释之也。

“饥人卖子分金赎”句，白氏注文与《贞观政要》同，唯坊间汪本作贞观五年误，应依《全唐诗》本作贞观二年。以《贞观政要》新旧纪《通鉴》均系其事于二年故也。

“魏征梦见子夜泣”句，亦见《旧唐书》卷七一、《新唐书》卷九七《魏征传》，新旧传当亦采自《太宗实录》也。

“张谨哀闻辰日哭”句，白氏注文不著年月。《贞观政要》作贞观七年，《通鉴》系张公谨之卒于贞观六年四月辛卯。太宗以次日即壬辰日哭之。《册府元龟》卷一四一“帝王”部“念良臣”门亦作贞观六年。《贞观政要》作贞观七年，恐有误。

“怨女三千放出宫”句，白氏注文中有：

于是令左丞戴胄给事中杜正伦，于掖庭宫西门，拣出数千人，尽放归。

之记载，而《贞观政要》中则未著遣戴冑、杜正伦拣放事。考《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参《通鉴》卷一九三《唐纪·太宗纪》“贞观二年九月天少雨”条）略云：

丁未，谓侍臣曰，妇人幽闭深宫，情实可悯。今将出之，任求伉俪。于是遣尚书左丞戴胄，给事中杜正伦等于掖庭宫西门简出之（《通鉴》于此下有“前后所出三千余人”一句）。

则白氏注文，亦依据《太宗实录》书之者也。

“死囚四百来归狱”句，《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云：

十二月辛未，亲录囚徒，归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后应期毕至，诏悉原之。

《通鉴》卷一九四《唐纪·太宗纪》“贞观七年九月死囚三百九十人自诣朝堂”条《资治通鉴·考异》云：

四年《太宗实录》云，天下断死罪止二十九人。今年《太宗实录》乃有二百九十九人。何顿多如此，事已可疑。又白居易《乐府》云，死囚四百来归狱。《旧本纪》《统纪》《年代记》皆云二百九十人。今从《新唐书·刑法志》。

此种数字之差异，自是传写致讹，至于孰正孰误，恐不可考矣。

“剪须烧药赐功臣，李勣呜咽思杀身”句，乐天自注云：

李勣常疾，医云得龙须烧灰，方可疗之。太宗自剪须烧灰赐之，服讫而愈。勣叩头泣涕而谢。

今戈本《贞观政要·论任贤》篇所云：

勣时遇暴疾，验方云，须灰可以疗之。太宗自剪须为其和药。勣顿首见血，泣以陈谢。

与《旧唐书》卷六七《李勣传》（《新唐书》卷九三《李勣传》、《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太宗纪》“贞观十七年四月李勣尝得暴疾”条同）所云：

勣时遇暴疾，验方云，须灰可以疗之。太宗乃自剪须为其和药。勣顿首见血，泣以恳谢。

适相符合，而与乐天注文以“龙须”为言者不同。龙须事殊诡异，颇类小说家言，但《大唐新语》卷一一《褒锡》篇“高宗初立为太子”条云：

勣尝有疾，医诊之曰，须龙须灰方可。太宗剪须以疗之，服讫而愈。勣顿首泣谢。

则与乐天注文相符。二者必同出一源，似无可疑。刘氏之书虽为杂史，然其中除《谐谑》一篇，稍嫌芜琐外，大都出自《国史》。刘书白注此条果出何书，今未敢决言，姑记之以俟考。

“含血吮创抚战士，思摩奋呼乞效死”句及其注文，与《贞观政要·论仁恻》篇第四章及《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思摩传》、《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太宗纪》“贞观十九年五月丙申”条并同，谓之出于《贞观政要》或出自《太宗实录》，俱无不可也。

又此诗末“太宗意在陈王业，王业艰难示子孙”二句，即本于太宗谓侍臣“功业由之”“示不忘本”（见上引《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等语也。

总之，乐天此篇旨在陈述祖宗创业之艰难，以寓讽谏。其事尊严，故诗中不独于叙写太宗定乱理国之实事，一一采自《国史》，即如“速在推心置人腹”等词语，亦系本之《太宗实录》。其为竭意经营之作，自无疑也。唯《太宗实录》一书，部帙繁重，且系编年之体，若依之以构思而欲求得条理，洵属非易。此又乐天曾用《贞观政要》，即《太宗实录》之分类节要本以供参考之故也。然则《七德舞》一篇必与《贞观政要》及现存之史籍参证并读，始能得其真解，断可知矣。

又篇中“元和小臣白居易，观舞听歌知乐意”之句，非泛语也。此诗题下注云：

自龙朔以后，诏郊庙享宴皆先奏之。

段安节《乐府杂录·龟兹部》云：

破阵乐曲亦属此部，秦王所制。舞人皆衣画甲，执旗旆。外藩镇春冬犒军，亦舞此曲，兼马军引入场，尤甚壮观也。

而微之《新题乐府·法曲》篇亦有：

秦王破阵非无作。作之宗庙见艰难，作之军旅传糟粕。

之句，故乐天即未见之于祭祀郊庙之上，亦可见之于享宴军宾之间。其为亲身经历，因而有所感触启发无疑也。

兹更取此篇与《新乐府·总序》相印证，则《七德舞》一篇首句三字与其篇题符同，即《总序》所谓“首句标其目”也。结语“歌七德，舞七德，圣人有作垂无极。岂徒耀神武，岂徒夸圣文。太宗意在陈王业，王业艰难示子孙”一节，说明太宗创作《七德舞》之旨意，亦乐天作此诗以献谏于当日宪宗寓意之所在，即《总序》所谓“卒章显其志”也。此篇词语甚晓畅，结构无曲折，可谓与序文“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之言相合矣。乐天序和答诗，自谓为文所长在意切理周，所短在辞繁言激（见《白氏长庆集》卷二），观此知非虚语。其晚岁倾倒刘禹锡至极，颇为后人所不解（见《白氏长庆集》卷五九《与刘苏州书》，卷六〇《刘白唱和集解》，王士祯《香祖笔记》卷五，《池北偶谈》卷一四），其故殆欲借梦得委婉之长（《白氏长庆集》卷六九《哭刘尚书梦得二首》之一云：“文章委婉我知丘”）以补己之短耶（详见附论戊篇）？又此篇依据《贞观政要》以构思，取材于《太宗实录》以遣辞，得不谓之“其事核而实”乎？乐天所作，不似微之所作有晦涩生硬之病，实足当“其体顺而肆”之义无愧。而此篇乃以小臣上陈祖宗功业之诗，即序文所谓“为君而作”者。其取此诗冠于五十篇之首，亦即此意。由是言之，乐天《新乐府》结构严密，条理分明。《总序》所列作诗之旨，一一俱能实践，洵非浮诞文士所可及也。

复次，《大唐西域记》卷五“羯若鞠阇国”条（《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同）略云：

王曰，秦王天子，平定海内，殊方异域慕化称臣，氓庶荷其亭育。咸歌《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于兹久矣。

同书卷一〇“迦摩缕波国”条略云：

拘摩罗王曰，今印度诸国，多有歌颂摩诃至那国《秦王破阵乐》者，闻之久矣，岂大德之乡国耶？曰，然。此歌者，美我君之德也。

寅恪按：印度得闻《秦王破阵乐》，当在贞观十四年平定高昌之后。此乐虽于贞观七年改为《七德舞》，但乐舞中“歌者和曰秦王破阵乐”（见《新唐书》卷二一《礼乐志》），故民间通称仍用旧名，称为《秦王破阵乐》。如《乐府杂录·龟兹部》所载破阵乐曲云云，即是一例。天竺远方，固应不以《七德舞》为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