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洋过海干什么

一

留洋是一件非常风光的事情，倘若能弄个官费，更无后顾之忧，要不，摊上一个开银行、开钱庄的老丈人也行，比如方鸿渐，他把出洋留学的浪漫演绎得让人浮想联翩。“方鸿渐到了欧洲，既不钞敦煌卷子，又不访《永乐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更不学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第四年春天，他看银行里只剩四百多镑，就计划夏天回国。”（钱锺书：《围城》第1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5月版）这简直是超级自由行旅行套餐啊。几年后，一张克莱登大学的假文凭、戴博士帽照个相，我方大公子又衣锦还乡了。坐船回来，又是一路好风景，别人坐三等舱，他一开始买的却是二等舱，舒服，更惬意的是一路上，有鲍小姐打情骂俏，又有苏小姐投怀送抱……这等美事儿，好多人连做梦都不敢想。

有人提醒我，这是小说，小说懂吗，都是虚构的！——是吗？照猫画虎，虚构也许有影子呢？比如，冰心与吴文藻先生不就是在去美国的船上认识的吗？船上还有梁实秋呢。后来，我还读了一本不是小说的《我在欧洲的生活》，开篇一段话，就让我瞠目结舌：

我脚踏到欧洲底土地，那是在一九二〇年底春天。

我记得我初和巴黎接触的时候，我底两眼几乎是要眩晕了去。我第一次在那赛纳河边走过，我的心胸填满着说不出的一种澎涨的快感。——这是不消说的，一个久处在文化落后的东方的青年，一旦能走到资本主义文化发达的中心，他底愉快，是怎样也禁止不住的。

大概是愉快得过度了的缘故罢？我在到巴黎的第一天，因为要多看些地方，便一个人叫了一个汽车，任那个汽车夫驾着我满街乱跑，我竟把我早晨才由一位和我同船到法国的同伴那儿借来的两百佛郎尽数地花掉。两百佛郎在当时的留学生手中实在算是一笔大款，一到法国便没有一个铜板的我，却把才由朋友借来的这笔大款花在半天的汽车上面。我这人底没有打算，性情底浪漫，在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了。我记得我那天晚上便没有吃饭，因为我把街跑完了以后，身上又是一个铜板都不曾剩得。（王独清：《我在欧洲的生活》第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一百年前，巴黎的春风一定像蜜糖一样甜，春风得意车轮疾，这位老兄就这么花完两百法郎，还是借的！这个本事亦非凡人所有啊。接下来，他只好远离花花世界去法国外省的一个县城，学习不是学习，工作不像工作，革命也不算革命，但是，风流韵事倒是实实在在的。谈恋爱，还经常陷到三角、四角的迷踪阵里；一边高喊上了女人的当，一边飞蛾扑火般地往这个“火坑”里跳。整本回忆录，都是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和慨叹，慨叹女人负心，朋友无义，口袋里没有半毛钱。可是，这一切并不妨碍这样的场面频频出现：

我终日在想着那位使人倾心的姑娘，我感到无限寂寞的愁。但是，在这个期间，那位意大利太太对于我的态度却越见是张狂了起来。

一天，福劳德不在家的时候，她把我叫到她的睡房中去。那儿是在烧着一种土耳其底炉香，窗帘重重地吊下。她穿着一件肉红色的寝衣，前胸几乎全露在外边，很强烈的脂粉香气扑着人的嗅觉。一个神秘的酒瓶从她底藏衣柜中拿了出来，她斟起了一杯酒送给我。这是一个危险的倾刻：我正要接她那杯酒时，忽然一眼看到那酒瓶上印着有一个德国字。那字是“A rau”。——这便是所谓“曼陀罗华”了。这不消说在那酒瓶上是一个借用的字，但是即刻使我明白了那酒是一种不可问的兴奋剂，一股作恶的感情冲上我的心头，我毫不客气地把她底酒打翻在桌上，抽身就跑。她像是情欲冲动到极点，一把拉住了我，急得只是用她底高跟鞋在地板上登登登地乱顿。她底脸是涨得通红，剩了一点就是完全显出来的奶头在跟着她脚的节奏跳动得像要快坠落下来的一样，我终于是挣扎了开去，踉跄地逃走了。（同前，第120页）

这哪里是留学，这分明是玫瑰梦嘛，难怪，他一文不名，居然在欧洲住了六年，温柔乡里拔不开脚。这本书的作者王独清，研究现代文学的人并不陌生，他是创造社的一员。这本书前面的《本书说明》中就有他的简历，不妨直接抄下来：“王独清（1898—1940），陕西长安人。他九岁能写旧体诗。1913年任《秦镜报》总编辑，该报被查禁后，离陕西赴上海，后又赴日本留学。1919年5月，离日返沪，任职于《救国日报》及中华工业协会。1920年赴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地留学，研究艺术，又从事新文学创作，于1926年2月返国。返国后，创办《创造月刊》，任理事；9月任广州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1927年返沪。1928年12月中国著作者协会成立，任监委。1929年9月，任上海艺术大学教务长。1930年9月《开展月刊》创刊于南京，任主编。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离沪返乡。1940年8月31日病逝，年42岁。著有《圣母像前》《死前》《锻炼》《独清诗选》《王独清诗歌代表作》《杨贵妃之死》《雨》《独清文艺论集》《中国文学运动史》《王独清选集》和《王独清自选集》等。”在当年，他也是文坛的风云人物，感谢他的坦率，我想，这本书如果取名为“我在欧洲的荒唐生活”那就更恰当了。

王独清的书的确败坏了我的胃口，我还想到有一本《留东外史》，向恺然（平江不肖生）写的，写到留学日本的生活，也是五光十色。这书我没有看过，手头也没有，网上查到的第一章中，作者是如此评价留洋的那些人：

原来我国的人，现在日本的虽有一万多，然除了公使馆各职员及各省经理员外，大约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公费或自费在这里实心求学的；第二种是将着资本在这里经商的；第三种是使着国家公费，在这里也不经商、也不求学，专一讲嫖经、读食谱的；第四种是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来的。第一种与第二种，每日有一定的功课职业，不能自由行动。第三种既安心虚费着国家公款，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不因不由的有种种风流趣话演了出来。第四种亡命客，就更有趣了。

讲嫖经，读食谱？这也是生活。我没有留洋的荣幸，文字上看了不少这样的荒唐事，不禁灰心丧气又疑窦丛生：果真如此？

二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风流荒唐是当年留洋生活的一面，却绝不是全部，事实是果真也存在着另一种情况。譬如赵元任太太杨步伟便写到了几位中国的“读书种子”在欧洲的生活，读它们，我读得热泪盈眶：

俞大维最难见到，因为他是日当夜、夜当日地过，你非半夜去找他是看不见他的。寅恪和孟真来得最多……孟真和元任最谈得来，他走后元任总和我说，此人不但学问广博，而办事才干和见解也深切得很，将来必有大用……

有一天大家想请我们吃茶点，但定的下午三点，我们刚吃完午饭，以为到那儿（是孟真的房东家）照例的一点点心和茶，岂知到了那儿一看，除点心外，满桌的冷肠子肉等等一大些，我们虽喜欢，没有能多吃，看他们大家狼吞虎咽地一下全吃完了。我说德国吃茶真讲究，这一大些东西，在美国吃茶只一点糕什么，连三明治都很少的（美西部比东部东西多）。孟真不愤地回我：“赵太太！你知道这都是我们给中饭省下凑起来的请你们，你们不大吃，所以我们大家现在才来吃午饭。”他们这一班人在德国有点钱都买了书了，有时常常地吃两个小干面包就算一顿饭，闻说俞大维夜里才起来也是为减省日里的开销，不知确不确？但是有一天他和陈寅恪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表兄弟）要请我们看一次德国的歌剧，戏名叫Freischutz，是Weber作曲的。他们两个人给我们两个人送到剧园门口就要走，我问：“你们不看吗？”我心里想，他们为什么对我们这样轻看。大维笑笑，寅恪就说：“我们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了，若是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几天吃干面包。”我们心里又感激又难受，若是我们说买票请他们，又觉得我们太小气，不领他们这个情，所以只得我们自己进去看了。（杨步伟：《杂记赵家》第52—5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

这个故事，很多人引用过，我不止一次读过，每一次读心里都五味杂陈。陈寅恪、傅斯年、俞大维……在德国省下来的钱都买了书，每顿饭仅吃个小面包。这是什么样的生活，这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啊？像陈寅恪也算世家子弟，门第之显赫，也不必在此重复，这样家庭的上进子弟，要讲吃苦也是勤勤恳恳。这样的生活，难怪寅恪的父亲、诗人陈三立心有不忍。1922年1月27日，辛酉年除夕，陈三立思念在海外的两个儿子寅恪和登恪，曾有一诗：

屋山压雪对寒毡，旗影笳声酒盏前。

方盼泥干缘蝼蚁，坐闻风急逐鹰鹯。

炉烟欲合疮痍气，劫运移支老誖年。

为忆二雏羁绝域，长饥谁挂杖头钱。

［陈三立：《除夕作》，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7页，中华书局2010年4月版］

“长饥谁挂杖头钱”，乃是前一年8月，吴宓回国，曾在上海拜见过散原（陈三立）老人，言谈中谈到陈寅恪他们在国外的生活情况，老人深为伤感，为自己无钱寄予寅恪，使其困居海外而叹。对此，吴宓另有解释：

宓以寅恪在美，虽困而非甚困。平日衣食居处，所费与我等每月$100美金之官费生相同，而购书独多，屡次装箱运回。（此书后皆不知失落何所，寅恪回国亦未藏读。）庚申春，且与宓合作主人“大宴东方楼FarEastern Restaurant”，殊不如先生所忧情形之甚。盖寅恪、登恪虽处拮据，自有其筹画经营之法，为先生所未知。先生惟秉慈爱之心，故以二子为“长饥”耳。（吴宓：《读散原精舍诗笔记》，《吴宓诗话》第290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5月版）

吴宓黏黏糊糊，话有时都说不明白，什么叫“虽困而非甚困”，就是困难还不至于饿死？还有什么“自有其筹画经营之法”，废话，活人能静等饿死啊。有一点，他倒是说到关键：买书太多。这是天下书生割不断的顽疾，陈寅恪买书的豪兴，从他给妹妹的信中可见一斑：

我前见中国报纸告白，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藏经》出售，其预约券价约四五百元。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价亦更贵。不知何处能代我筹借一笔款，为购此书。因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而已……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文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旧藏文既一时不能得，中国大藏，吾颇不欲失此机会，惟无可如何耳。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满、蒙、回、藏文书，价廉者，请大哥、五哥代我收购，久后恐益难得矣……（陈寅恪1923年与妹书，《陈寅恪集·书信集》第1—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6月版）

这封信写于陈寅恪1923年在柏林求学期间，从买书的野心便能够看出他强烈的求知欲望，以及向学的一片痴心。

在柏林的傅斯年，那一段时间也有书信留下来，主题鲜明，就是：穷，困，钱，要钱，借钱——

志希足下：

昨信想达。方才接到你的快信，此一件事我想了好几点钟，现在叙述如下。

（一）过去的经历。先是弟在巴黎最后接到朱寄之二十，换了后，还债等已精光，末日只剩了三十佛朗，其手中之二十马克，尚是从吾寄我者也。到了此地，幸员外尚有几文，故用到十一月，过了初十，朱寄来二十镑，交了二月房钱，去其过半，所余的未到月底完。还了员外怎么办呢？幸与老陈（指陈寅恪——引者）定了一约，他先把二十镑之马克给我，我交了学费及他种零费，借给一位更穷的朋友三十马克，交了这月房钱，今天只剩了四个半马克，愁得这两天无以为计也。

这一个半月中，看来像是用了四十，但有百马克余之房钱，像前者，又有火炉子费，又交学费，故实是十分减省。每日吃饭在二马克与三马克之间，未曾看戏一次。书是买了一部藏文法，一部梵文法，一部Karlgren的语言学（非其字典），上二件是上课，下一是为写书用。又做了一件应当做，不能做，而竟做了之事，即是把书箱子买了三个。先是弟有书箱子四个，为老童拿去一个，说是老周为我买一个，亦竟未送来，满地书乱七八糟。且明年二月弟离德国，不早预备，到时迁延一月，便吃一月之亏。今夏以书故，未能辞房子，归后计算，深感其累。故发愤从早预备。一日之计，定了三个，后来送来，不能不付钱。去了五十马克光景，此时悔之矣。故此一个半月，实是十分因穷而省之局面也。

（二）此时的打算。上星期初已即向朱要二十镑，大约此星期可寄来。但此是老陈的了，有约在。他即日走，先赴英国，故更无从通融起。那么怎么办呢？上星期一向朱写信时，说有二十方可过年节，当时尚未计算得清楚，信发，觉“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始意觉得这月总可勉强到底，但陈走甚急，姚钱不来。前昨两日，整日思法子。昨天开了一个书单子，择其或有人要者于Hirschwald，未知下文如何？此时满想向朱再要，但如何措辞，且甚4无效耳4。

寄还兄一事，假如朱处可要，亦非一星期所能成功，照例我要钱是十日至二星期之间。上次巴黎要到之快，是例外者也。上星期要者，他尚未寄来，此时加要，又有前言，必不甚置意，故至早应待至年底，再出一题目去要。盖此时要，必然无效也（以以往经历言）。弟后天即设法子办，今天正思不得术路。昨遇员外，他云，他接到钱，即打电话。但这个谁晓得是如何者？北大此时能电汇学费然耶？弟如日内得从吾处佳音，或思得他法子时，便即以奉闻。朱处在此二星期之内，无可希望。所以先告你这一声。我此时的感觉，是这个Xmas实无法过，专看卖书有效否？

弟于三个星期间，总寄上一数目，这个星期之内，想到现在，尚未尝有法子也。兄能暂时在巴黎多为一个短期二、三星期之通融否？弟年关左右一星期总能寄兄一笔。

要是老陈不走，尚有法，而他即走。他的钱为郭才子、陈泮藻二位借了上路，故他也着急无对。

此时柏林的环境中，比先更窄，故通融之力，更穷。几乎等于不能借分文之局面。这两月，子水、从吾、大维都是赖老陈维持，老陈大苦。老陈走后，更不了矣。弟想明年先请把我这川资垫一半，以送物及去德，故明年正月末，或须亲自一至英国。

现在赶这Post，又上课去，余待日内叙。

斯年

连着三星期不是甚利害。

弟向朱要钱，有一不便之处，因弟一要，即是三份，每次都有王、张二位在内，故朱亦甚不便。此次川资之计已向王、张二君函商，如不得他同意，弟不进行也。

（傅斯年1925年12月下旬致罗家伦，《傅斯年文集》第7卷第39—41页，中华书局2017年10月版）

这是一封罗家伦催债，傅斯年回复中详细解释为什么还不上债的信。之所以全文引用，就是要说清楚当年这批留学生的生活状况。素有干才的老傅，此时也是一筹莫展，扳着指头数硬币，够为难的。更可叹的是这批留学生已经过上“共产主义”生活了，同为穷光蛋，有钱大家花，谁有急难，谁先花钱。有钱互相借，接力借，像传阅文件似的，都是穷光蛋，只有相濡以沫。他们虽然是官费留学生，然而学费来得经常不及时，杨步伟曾有解释：“那时虽然大多数是官费留学生，总是几个月才得一次费用，国币多数皆花在内战上，朝秦暮楚，无人负责，而不以海外这些将来国家基本的人才为念，即有少许所得也皆由个人自己刻苦而来。”（杨步伟：《杂记赵家》第71页）就这样饥寒交迫，吃了上顿不知道下一顿在哪里，一箪食，一瓢饮，他们不改求学之坚心。傅斯年写俞大维：“大维近专治洪、杨历史，日八时起床赴国家图书馆，抄旧稿勤不可言，迥非我们所能想其可以者。”（傅斯年1926年3、4月间致罗家伦、何思源信，《傅斯年文集》第7卷第49页）

今天，这些人头上都顶着大师的光环，仿佛做什么都能得到小红花。其实当年，他们的言行就已征服过不少人。吴宓就是陈寅恪的头号粉丝。毛子水也投来敬佩的目光：

我于民国十二年二月到德国柏林。那年的夏天，傅孟真先生也从英国来柏林。我见到他时，他便告诉我：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后来我的认识这两位，大概也是由孟真介绍的。就我现在所记的而言，当时在柏林朋友聚会谈论的快乐，可以说是我这一生中一件最值得回忆事情。我虽然有习惯的懒性，不能自勤奋，但颇有从善服义的诚心，所以平日得益于这班直、谅、多的朋友不少。（赵元任夫妇游柏林时，寅恪也还在柏林。寅恪、元任、大维、孟真，都是我生平在学问上最心服的朋友；在国外能晤言一室，自是至乐！）［毛子水：《记陈寅恪先生》，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83页］

1919年夏天，傅斯年大学毕业后，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留学生，到英国、柏林等大学就读，在海外七年多。那时，他已经是闻名的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然而，他没有满足于这种名号，重做学生，到欧洲去啃面包，这种精神令人敬佩。其次，在这几年中，他的文章越写越少，而像海绵似的吸取欧洲各学科最先进的成果，这是自我更新和自我淘洗的过程。对此，胡适曾不理解，在日记中写道：“孟真颇颓放，远不如颉刚之勤。”我看不然，这是一个人的蜕变过程，是做学问能够沉得住气的表现，吸收营养，比急于求成出“成果”、发议论要踏实得多。事实也正是如此，经此锤炼，傅斯年的眼界、学养和基础已经与往昔大不相同，正因为如此，他才有可能驾驭史语所那种多学科、前沿的研究，能够为中国现代学术规划方向。对此，他的传记作者的评价，恰如其分且具有历史眼光：“这七年的时间虽然杂乱、颓放，但仍然对傅斯年的思想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不专门的散漫治学方式也使他能够成为一个中国现代学术界的设计师。作为史语所的所长，后来的台大校长，他对各种学术广泛地涉猎使他能够高瞻远瞩。”（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第7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5月版）

如果我们能够领会像史语所这样的机构对于中国现代学术进程的意义，我们会感叹，傅斯年和他的同学们，是在啃着面包、忍饥挨饿中为现代中国的文化大厦搭起了梁木。

三

1902年，一个叫周树人的学生由江南督练公所派往日本留学，一直到1909年才回国，他在日本待了整整七年。那个时候，他还不叫鲁迅，之前读书的学校是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按说这样的一个专业背景，又不是什么名校毕业生，到日本来，好好学点技术，将来回国安分守己地当个工程师，一定是衣食无忧，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很多人留学为的是什么呀，不就是找个出路，拿个文凭，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吗？可是，他偏不。他要是像很多人那样，周树人也就成不了鲁迅。他关心的问题超出了个人的利益，他操心的是国家、民族、国民，从肉体到精神，他在为一个古老的民族的前途而忧心。

据他的老朋友许寿裳说，当时他关心的问题是这些：

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可见当时他的思想已经超出于常人。后来，他又谈到志愿学医，要从科学入手，达到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境界。我从此就非常钦佩：以一个矿学毕业的人，理想如此高远，而下手工夫又如此切实，真不是肤浅凡庸之辈所能梦见的。（许寿裳：《怀亡友鲁迅》，《我所认识的鲁迅》第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6月北京第3版）

一个有这样抱负的人，那些年，他默默地过着非常艰苦的学生生活，胸怀天下，又踏踏实实。他贪婪地吸收新知识新思想，从不旁骛，甚至极少出去游玩：

鲁迅在东京研究文艺的时候，兼从章太炎师习文字学，从俄国革命党习俄文，又在外国语学校习德文，我都和他在一起。他生平极少游览，留东七年，我记得只有两次和他一同观赏上野的樱花，还是为了到南江堂买书之便。其余便是同访神田一带的旧书铺，同登银座丸善书店的书楼。他读书的趣味很浓厚，决不像多数人的专看教科书；购书的方面也很广，每从书店归来，钱袋空空，相对苦笑，说一声“又穷落了！”这种由于爱好而读书，丝毫没有名利之念。（许寿裳：《回忆鲁迅》，同前，第61页）

我估计“极少游览”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囊中羞涩。一个留学生，或者是一个文化人，生活朴素、简单一点，很正常，他们心里追求的不应当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不能什么事情都要跟富商巨贾比（这倒是现在的风气，说知识分子生活不好，经常拿世界富豪做对比），清贫也好，清苦也罢，本来都是人生应有之义。每个社会角色都有它的命运，也各有使命，不要就此望彼，抱太多非分之想。

一个人处在不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环境中，不气馁，想有为，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你还会有“理想”吗？理想是看不到摸不着的，就像远方的灯光。理想是那么缥远，你又将如何让它与现实中的柴米油盐成为难兄难弟呢，这是需要思考并付诸行动的。周作人多次回忆鲁迅和他在东京时的简单生活，学德文，勤买书，做翻译等等。“鲁迅最初志愿学医，治病救人，使国人都具有健全的身体，后来看得光是身体健全没有用，便进一步的想要去医治国人的精神……这回他的方法是利用文艺，主要是翻译介绍外国的现代作品，来唤醒中国人民，去争取独立与自由。他决定不再正式的进学校了，只是一心学习外国文，有一个时期曾往‘独逸语学协会’所设立的德文学校去听讲，可是平常多是自修，搜购德文的新旧书报，在公寓里靠了字典自己阅读。”“鲁迅那时的生活不能说是怎么紧张，他往德文学校去的时候也很少，他的用功的地方是公寓的一间小房里。早上起来得很迟，连普通一合牛乳都不吃，只抽了几枝纸烟，不久就吃公寓的午饭，下午如没有客人来（有些同乡的亡命客，也是每日空闲的），便出外去看书，到了晚上乃是吸烟用功的时间，总要过了半夜才睡。”（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第36—3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鲁迅很自律，而做弟弟的周作人因为有大哥罩着，则少不得懒散些，为此还吃了哥哥的“老拳”：“大概我那时候很是懒惰，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他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付，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便由许季茀赶来劝开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26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时光稍纵即逝，人生咬牙奋斗也就那么几年，几年下来，一辈子的基础都有了。鲁迅是一个有时间紧迫感的人，所以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他才活了五十五岁，居然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拿了官费，生活并不宽裕，他们没有把这钱用来花天酒地，而是要办一份杂志，让同胞们能够“新生”。那点钱，哪里够？杂志出不成，不妨碍他省吃俭用搜集书刊和准备资料上。这种人，怎么说好呢，现在是不是有人会大为不解，他们生活在现实里，心却总在远方，你不能先想想自己的生活？——这是今人的思维，正像有一日，与朋友坐车在西湖边上走，大家讲到张静江当年以家产资助革命的事情。司机突然插嘴问：你们说的是真的吗？听到肯定的回答，他更为不解：这个人脑袋出问题了？——继续看周作人的回忆吧：

鲁迅的文艺运动的计划是在于发刊杂志，这杂志的名称在从中国回东京之前早已定好了，乃是沿用但丁的名作《新生》，上面并写拉丁文的名字。这本是同人杂志，预定写稿的人除我们自己之外，只有许寿裳、袁文薮二人。袁在东京和鲁迅谈得很好，约定自己往英国读书，一到就写文章寄来，鲁迅对他期望最大，可是实际上去后连信札也没有，不必说稿件了。剩下来的只有三个人，固然凑稿也还可以，重要的却是想不出印刷费用来，一般官费留学生只能领到一年四百元的钱，进公立专门的才拿到四百五十元，因此在朋友中间筹款是不可能的事，何况朋友也就只有这三个呢？看来这《新生》的实现是一时无望的了，鲁迅却也并不怎么失望，还是悠然的作他准备的工作，逛书店，收集书报，在公寓里灯下来阅读。（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第38页）

“不怎么失望”，是接受现实；“悠然的作他准备的工作”，是方向明确后，一个人拥有的韧性和定力。一件事情不遂心，就捶胸顿足、抱怨连天的人，终将一事无成。王国维不是说了吗，古今成大事业者，要能独上高楼，也得衣带渐宽终不悔。

那个时代的人，做事情的气魄都很大，鲁迅关注被压迫的弱小的民族文学，从广泛搜罗各种材料中，我们能够看出他的眼光和格局：

《新生》的介绍翻译方向便以民族解放为目标，搜集材料自然倾向东欧一面，因为那里有好些“弱小民族”，处于殖民地的地位，正在竭力挣扎，想要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俄国虽是例外，但是人民也在斗争，要求自由，所以也在收罗之列，而且成为重点了。这原因是东欧各国的材料绝不易得，俄国比较好一点，德文固然有，英日文也有些。杂志刊行虽已中止，收集材料计划却仍在进行，可是很是艰难，因为俄国作品英日译本虽有而也很少，若是别的国家如匈牙利，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当时叫塞尔维亚与克洛谛亚），便没有了，德译本虽有但也不到东京来，因此购求就要大费气力。鲁迅查各种书目，又在书摊购买旧德文文学杂志，看广告及介绍中有什么这类的书出版，托了相识的书店向丸善书店定购，这样积累起来，也得到了不少，大抵多是文库丛书小本，现在看这些小册子并无什么价值，但得来绝不容易，可以说是“粒粒皆辛苦”了。他曾以一角钱在书摊上买得一册文库本小书，是德文译的匈牙利小说，名曰《绞刑吏的绳索》，乃是爱国诗人裴多菲所作，是他唯一的小说。这册小书已经很破旧了，原来装订的铁丝锈断，书页已散，可是鲁迅视若珍宝，据我的印象来说，似乎是他收藏中唯一宝贵的书籍。（周作人：《鲁迅的文学修养》，《鲁迅的青年时代》第56—57页）

学生买一本书也不容易，都是些小册子、文库本。理想不是空洞的，它就是这样一本一本积攒起来的。鲁迅后来说：“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鲁迅：《〈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10卷第1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五样”差一点一样都不存，他们居然要做起来，《域外小说集》当时才卖了二十多本，这项事业自然不能说是成功。但是，人做事不是数钱，一日没有进项，便认为是无用功。周氏兄弟终究是成功了，从小处讲，他们后来译书，编刊物，绍介外国文学，哪一样能脱了东京时代的影响？从大处论，他们用一支笔刷新了这个千年古国的精神。特别是鲁迅，他的精神炬火至今仍然炙烤着国民，在过去的一百年，很难找出另外一位作家对一个民族有这么大的影响，他可以说是中国的国民作家。由此回溯，说他留日期间的那些种种努力，即是播下的种子，没有这些，哪来的鲁迅？

那一代的留学生，不惟鲁迅，还有胡适、陈独秀等等很多人，他们从异域带回来的不是一张文凭（像陈寅恪学了那么多东西，没有得过一个学位，没有文凭），也不纯粹是技术，而是思想。他们是盗火者，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这个火种才是更可贵的，它们最后才造就了燎原之势。思想，不是固体，不是一个完成时，它是发动机，它是活力的源泉，它是使一个民族能够反思自己、获得新生的催化剂。这才是技术至上的人想象不到的“大国重器”。

2020年6月3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