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德文其人
1987年第8期《读书》上刊出黄梅同志的《玛丽们的命运》，谈到两个玛丽，一个是葛德文的妻子玛丽·沃斯顿克莱夫特，一个是他们的女儿玛丽·葛德文，诗人雪莱的妻子。至于葛德文本人，因为与题旨无关，只是一笔带过。这个葛德文其实也还是可以谈一谈的。
我第一次接触威廉·葛德文这个名字是在20年代。一位朋友翻译他的《政治正义论》（全名是《对于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与幸福的一个考察》），他对付不了这种18世纪的政论文字，采取基本上直译的办法，把译稿分批寄给我校订。我那时也还没有译书的经验，明知他的译文没有读者能完全看懂，想把它顺过来，可是搬不动，只好敷衍一阵交卷。这本书译完了没有，现在也不记得了，反正没看见出版。原文好像是前卫出版社的普及本。
后来我才知道这部书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还是很有地位的。他反对权力，反对财产，主张分成许多小社会，人们在其中各取所需，和平共处。实际上这可以说是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第一部系统论著。它出版于1793年，比普鲁东的《财产论》早55年。这本书出版之后，有人向当时的英国首相小皮特建议采取措施，皮特说，“对于一本售价三基尼的书的作者，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这样价钱的书对于连三先令多余的钱都没有的人会为害”。还有一点应该说明，就是葛德文这本书里尽管反对政府用暴力统治人民，却不主张用暴力推翻政府。他提倡和平改造。这部书在当时除了让作者因此结识了一些思想激进的文人之外，并没有产生多大作用。可是通过罗伯特·欧文间接对英国的工人运动产生了影响。
葛德文的生平事迹有Kegan Paul所作传记，我没有见过这本书。我有一本爱德华·牛顿的《聚书的乐趣以及同类爱好》，那里边有一篇《一个可笑的哲学家》，就是讲的葛德文。从篇名就可以看出，这篇小传是语带嘲讽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到葛德文的生平大概。
葛德文生于1756年，父亲是一位不奉国教的牧师。葛德文十岁的时候就学着在孩子们中间布道，二十岁就正式当牧师。他酷爱读书，一辈子不脱书呆子气。他的宗教思想越来越激进，不到几年就跟他的教派里的人闹翻，到伦敦去卖文为活。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在英国知识分子中间产生极大的震动。葛德文很快就投身到激进的知识分子中间，跟比他年老的潘恩、比他年轻的华滋华斯等人都常来往。他的《政治正义论》就是在这个时期写出来的。这本书给他招来很高的声誉，还给他挣来1000镑稿费。
但是1000镑也不能养活他一辈子啊，所以他还得写别的。他给报刊投稿，谈政治也谈文学。他写小说，最有名的是《卡勒伯·威廉历险记》，一部惊险乃至有点近于神怪的小说。他的女儿玛丽的神怪小说《法兰肯斯坦因》（即《人造人的故事》）是不是受到葛德文这本小说的影响也说不定。此外他还写过几部小说，都不成功，只有《卡勒伯·威廉》直到19世纪末年还在通俗小说的读者中间流传。
他还写过一个悲剧《安东尼奥》，并且说服了剧团经理兼主要演员肯伯尔让它上演。这个剧本早就不会有人提起，如果不是查理·兰姆在一篇文章里记下它惨败的情况。兰姆给这个剧本写了一个“尾声”，并且陪葛德文去看首场演出。下面是兰姆的记事：
这个戏从此再没法上演了。
葛德文在《政治正义论》里反对政府制度，反对财产制度，也反对婚姻制度。他主张男人和女人可以跟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一样的交朋友，性的关系可以跟别的友谊关系一样看待。他不光是反对结婚，也不赞成同居，他认为男女分开住的好，各人做各人的工作，互不干扰。由于他的坚持，他和玛丽·沃斯顿克莱夫特的结合最初就是采取这个形式。只是到了玛丽怀了小玛丽的时候，她一再恳求，葛德文才不得不同意到圣潘克拉斯教堂里去悄悄的举行婚礼。女儿出世没有几天，妈妈就死了。还流传这么个传说，说是当玛丽·沃斯顿克莱夫特临终的时候说：“我已经到了天上”，葛德文说：“不对，亲爱的，你的意思只是你已经感觉身上轻松些了。”
这样，由于“造化弄人”，那个不赞成婚姻制度和家庭生活的葛德文，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成为一个丈夫、一个鳏夫、一个后父和一个父亲。再也没有比他更不合适承担这个职务的了。他不得不建立起一个家庭，雇用一个保姆。这个保姆一来就想跟他结婚，他赶快逃到外地。
可是他已经不那么反对婚姻制度了。他遇到一位小有才的女士哈丽特·李，写信向她求婚，劝她做贤妻良母，被她拒绝了。又过了些时候，有一位克莱蒙夫人，一位肥胖而不讨人喜欢的寡妇，看中了葛德文，故意把家搬到葛德文住处的附近，自我介绍，说——“请问，我面前的这位敢情就是鼎鼎大名的葛德文吗？”这一招够厉害的。当一个寡妇下决心要嫁谁的时候，她的对象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逃走，二是屈服。葛德文没有办法逃走，只好屈服。
他们的家庭够复杂的。葛太太跟前夫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克莱尔——后来成了拜伦的情妇，跟他生了个女儿阿勒格拉；还有一个儿子，小时候宠坏了，长大不成器。葛德文这方面有前妻带来的女儿范妮·伊姆莱，他自己的女儿玛丽。后来他跟这位新太太又生了个儿子，取名威廉，与父亲同名。
葛德文的生活来源，一是卖文，二是借贷。家里人口多了，用度也大了，他得赶着写。他着手写《乔叟传》。关于乔叟的事迹，人们知道的不比关于莎士比亚的多。葛德文只好发挥他的想象力，设想乔叟可能做过什么事，见过什么光景，有过什么思想，添油加醋，居然写成上下两册《乔叟传》。这也是当时的风气。
葛德文夫人可是个“女强人”，她对于做买卖比对于做文章更有信心。她开了一家少年儿童书店，倒是生意兴隆。这些供儿童阅读的书，大多经过葛德文润色，有的还可能是葛德文写的。他的署名是鲍尔温。兰姆和他姐姐合写《莎士比亚故事》（林琴南译本名为《吟边燕语》）就是葛德文建议的。赫兹里特也写了一本语法书给他。
时间很快过去，葛德文还健在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这位《政治正义论》的作者了。有时候有人谈到他，是因为他是诗人雪莱的老丈人。雪莱被牛津大学开除是因为写了一本宣传无神论的小册子。雪莱读过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设法认识了作者，又认识了他的漂亮的女儿玛丽，最后抛弃了自己的妻子海丽特，跟玛丽私奔到了欧洲大陆。他们出走的时候把克莱尔也带走了。她母亲紧紧追击，在法国加莱赶上了他们，可是没能把他们弄回来。
葛德文和雪莱的关系很能表现葛德文的性格上的弱点。雪莱跟玛丽谈自由恋爱是符合葛德文的理论的，可是葛德文大不以为然，跟雪莱断绝音问。可是他没有钱用的时候又问雪莱“借”钱。还有一个十分可笑的故事。雪莱寄给他一张1000镑的支票，他回他一封信：“我退还你的支票，因为你在支票上写上了我的名字。为什么要让银行里知道呢？望你另开一张赶星期六上午寄到我手。抬头可以写约瑟·休谟或者詹姆士·马丁或者任何别的名字。”葛德文的办法是自己签上约瑟·休谟或者詹姆士·马丁或者任何别的名字，然后背书自己的名字作为担保。这办法真绝！
一直要到雪莱的第一个妻子海丽特·威斯特伯洛克自杀（1816年，他们是1811年结婚的），雪莱和玛丽正式结婚之后，葛德文才跟他和解。此时他又以结上这门亲而感到骄傲。他写信告诉他在乡下的兄弟，说他的女儿嫁给了一位有钱的二等男爵的长子。
葛德文的日子也够不好过的。克莱尔跟拜伦生了个孩子之后被他抛弃；海丽特·雪莱跳河；范妮·葛德文服毒；最后雪莱也死了，留下一个年轻的妻子和一个几岁的孩子。葛德文的日子越过越艰难。老朋友有的死了，有的不来往了。他自己也老了，还是不断地写书，写《共和国史》（指1649—1659年），写《查坦姆伯爵传》（按即老皮特），写《巫术家列传》，当然还有小说。这些书大都是不值得一读的。
最后还是有几位好心肠的朋友向政府申请任命他做财政部传达卫士（Yeoman Usher of the Treasury）这么个莫名其妙的拿钱不做事的小官，还供给一所住宅。可是任命不久，议会改选，新议会锐意革新，把许多拿干薪的职务都给取消了。幸而各党各派的人都同情葛德文的老境凄凉，让他保留这个职务终身。1836年葛德文去世，享年八十岁，遗骸葬在圣潘克拉斯教堂墓地里玛丽·沃斯顿克菜夫特墓旁。
怎样评价葛德文这个人呢？《政治正义论》代表他早年的思想，其中不乏崇高的理想，可是生活使他不得不渐渐把它抛弃；最早是要改造环境的人渐渐地变成听任环境摆布。这在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中是不少见的。可是像葛德文这样软弱而又固执的性格，既不引人亲近，又不招人怜惜，那倒真是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