霭理斯论塔布及其他
这一篇杂览原来题为《霭理斯的被忘却的一面》。为什么取这么个题目呢？因为几年前他的《性心理学》中文译本新版问世之后，有那么短短的一个时期几乎是“满城争说霭理斯”。其实霭理斯不仅仅是一位性心理的研究者，他也是一位思想家、评论家，从19世纪末年到二次大战前夕，写了不少评论思想、生活和历史人物的文章。在中国，周作人在文章里引用过他的一段话，可是似乎没有人对他做过专门介绍。于是大家只知道他是性心理学专家，连15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里也只着重谈他这方面的著作，说是当其中的第一本即《性的颠倒》1897年出版时被控告，法官判为借科学之名出售肮脏东西，因而其后的6本都是在美国出版的。至于他的各种评论文章则一笔带过。
近来得到一本他的论文选集，共收文章15篇，短篇随笔几十篇，是《人人丛书》的第930种。据书的护封上的说明，这些文章是他亲自选的。书是1936年出版的，他自己在1939年7月8日去世，没有赶上听到希特勒的飞机轰炸波兰的消息，这是他的幸运。
我原来的打算是在这15篇文章里边挑那么三四篇或者两三篇，撮要介绍。我首先看中的是15篇里边最后的一篇，《塔布的作用》，于是就着手撮译，可是因为这篇文章讲得顺理成章，很不容易压缩，不知不觉地占用了很多篇幅，不可能再介绍别的文章了。只能在末了的几十段随笔里挑选几篇能反映他的思想境界的，作为补充。于是把题目也改了。
《塔布的作用》这篇文章之妙在于剥去“塔布”的神秘色彩。“塔布”只是“这件事做不得”的意思，每个社会都有它的塔布，并且非有不可，但是塔布不是一成不变，是慢慢地在那儿变动的。这篇文章非常通情达理，最好全译出来，可是登在《读书》上就太长了，只能撮叙兼节译。
塔布之所以显得神秘，是因为人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禁忌，于是胡乱编造理由。比如有的鸟见人就飞走，并不是生性如此。当人们初次进入南太平洋无人居住的岛上时，那儿的鸟是不把人当塔布的。后来人们滥行捕捉，于是人便成了那些岛上的鸟类的塔布了。未必那些鸟类都知道为什么见人就得飞远些；它们如果有了像人类所有的那种会胡思乱想的脑筋，它们也会编出种种不相干的理由来。
人类的塔布也是为了适应环境的一种传统。在不列颠群岛，男人女人赤身露体在外面行走是塔布。可是并非一直这么严格。17世纪中，在爱尔兰的某些地方，上等人家的妇女也可以不穿衣服在街上行走，这有Fynes Moryon的书为证；同一时期，甚至在伦敦的大街上，有时候也有满不在乎的人光着脊梁露着腿在街上走，这有Pepys的日记为证。看来这个塔布现在又有点儿在开始动摇了。塔布这东西是常常会在“许”和“不许”之间的门坎儿上来回摇晃的。
有些头脑简单的人说历史遗留下来古董，咱们完全有本事把它们扔了。稍微想一想就会明白，它们是如此之多并且如此深入人心，你要随意把它们一脚踢开，你会感到极大的不便，甚至社会解体。比如说，私有财产这东西，从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早就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可是如果没有不许偷别人的东西这个塔布，私有财产还能存在吗？法律和警察可以跟破坏这个塔布的人作斗争，可是他们的力量有限；没有这个塔布，他们完全束手无策，咱们每个人每天都有偷窃的机会，他们管得过来吗？
生活的成为可能，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我们走到哪儿，我们遇到的人绝大多数是受制于几乎出于本能的一个塔布网。我们知道，他们为自己保留什么自由、什么权利，一定也给予我们同样的自由、同样的权利。如果我们排队等上车，我们知道不会有人插到我的前边去；如果我们把手提包放在一个座位上，我们知道不会有人把它扔在一边，自己坐下；如果他们需要大便或小便，他们不会当着我们的面这样做。不需要什么法律或规定——即使有这种东西——来制止他们。几乎近似本能的塔布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一个新的塔布的兴起可以拿人们对于酗酒的态度的变化做例子。在上等社会里，酗酒作为一种显明的社会现象，在19世纪初年消失了。在18世纪，像皮特这样的大政治家也居然会走到议长席的后面去把酗酒的结果呕吐一番；绅士阶层的人们进餐，在女士们退席之后，先生们会尽情地喝，喝得醉倒在桌子底下。平民阶层的改变要晚些，可是谁要是还记得50年前的伦敦的话，准能拿街头巷尾当时常见而现在罕见的醉人做个比较。这也反映在公安局里被处罚的记录里；拿1928年跟1905年比较，23年之中受处罚的人数下降73%。现在的年轻人跟他们的父辈的处境不同了，他们不需要到小酒店里去消磨时光。他换上一套漂亮的衣服，换上一双锃亮的皮鞋，陪他的女朋友上电影院、跳舞厅或者别的什么娱乐场所；她穿着入时，他也不能落后呀。现在的年轻人跟上一代人不一样了，他有了足够的自尊心，觉得让人看见他醉醺醺很不光彩。换句话说，一个新的塔布诞生了。
我们今天的社会的整个趋势是增加和加强那些让个人在文明环境之中的自由活动。都市生活带来的种种集体活动，都是为了方便大家而不是为了方便个人。要享受这些好处就要求有一系列塔布，或者自然形成，或者经过一番努力。只有这样，种种文化设施，图书馆、博物馆、音乐厅、电影院、公园、草地、喷水池，才能大家享受。那些不能自觉遵守这些塔布的人是与社会为敌的个人，把这些人撵走是对大家有益的。因为虽然有些塔布已经变成成文的法规，可是不可能有那么庞大的执法队伍来执行，如果没有整个社会的遵守塔布的习惯做后盾。
认识了遵守塔布这种习惯的永久性以及新的塔布的不断产生，就能让我们冷静地对待那些过时的塔布的消失。这个过程是不断地在那儿进行，近年来似乎更加迅速。这些变化是一个现实，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不得不接受。
跟妇女有关的一系列变化——最最引起人们大声疾呼的非议的那些塔布崩溃——只是一个单一的运动的结果，那就是使妇女成为男人的平等的伴侣。按中世纪的理论，妇女或者在男人之上，或者在男人之下；Eileen Power女士说得好，女人是两面人：她的一面是圣玛利，耶稣的母亲，人们的救主，另外的一面是夏娃，男人的诱惑者，他的一切灾难的根子。到了19世纪，这理论已经是个空壳子，然而还有一定的势力，尽管新的观念已经在那里蠢动，就要破壳而出。
按照这新的观念，她不再是天使兼魔鬼，她是跟男人有同样社会地位的伴侣，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交往上，也许甚至在性的交往上。
两性的交往使得关于两性的知识，也就是性教育，成为必要。然而道路是曲折的。最初的缺口是从性病上打开。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梅毒这个字眼是不能随便说出口的。关于性病的忌讳随着“公共卫生”这个有组织的运动的展开而逐渐开禁。经过这样的曲折的道路终于到达某种“性教育”的概念。可是很明显，如果把性教育仅仅理解为涉及性病预防的知识，那是非常不够并且难免有时候引起不良后果的。这样才逐渐出现更加全面的性教育的问题。现在各国都已经或多或少系统地进行性的教育。在苏联，有些地方已经进行得非常彻底，借助电影表明性生活各个方面。德国早就是性科学的中心，也大量利用电影。即使是在最保守、清教徒色彩最浓厚的国家，一般也都承认关于两性的知识有进行教育的需要，在有些地方小心谨慎地进行，虽然它的意义还没有得到广泛的承认。
然而单单这方面的革新就表示了塔布的威力的巨大变化。直到最近以前，文明世界里所有塔布之中没有比讳言与性有关的塔布更强有力的了。它的所以如此顽强是因为它是文明人从野蛮祖先传下来的塔布之一，并且在传递的过程中得到了加强。在圣经的前几卷里，“脚”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一部分身体，而且直到我的童年时代，人家还告诉我在美国是不许说“腿”，要用“肢”来代替的呢。可是不要以为这个塔布现在已经彻底摧毁。没有这么容易。很多人已经心里不信服，可是在行动上依然如故，也就是说本能地觉得肮脏。因而不愿意把这方面的事情说给孩子们。只有做父母的不仅仅是已经理智上信服，并且已经经过宗教家称之为“心之改变”那样的变化，才能把这件事做好。而这种“心之改变”是只有在幼年就发生才能真正有用。因而即使在今天也还是让下一代走上一代的老路，那个恶性循环是依然如故。然而毫无疑问，事情在慢慢地变化，科学和文艺都在发挥作用。
生活。我们今天所过的生活，跟已往的生活比起来，是更加高度社会化了，更加“标准化”了。世界变小了，人变多了，大家挤挤碰碰的机会更多了，我们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来避免摩擦，使我们能在异常狭小的范围之内容许最大限度的互不干扰。旧的、传统的社会塔布已经过时了，不适用了，新的法律、新的条例正在被发疯似的制定和颁布，一点也不认识这样一个事实：旧的塔布只能用新的塔布来替代，一切由官员或警察来执行（或不执行）的法律、条例必须变成塔布，印在每个公民的心上，流在每个公民的血管里。可是如果要它们具有塔布的性质，就必得为数不多，其价值无可争辩，其急迫近于本能。没有社会能够依靠任何别种办法健康地生存。政府立法机关，如果它们不认识自己的任务只是记录并支持这些塔布的成长与衰歇，就起不了作用。
性的塔布居于这一过程的中心，不仅因为凑巧性是近年变化异常快的一个区域，同时也因为它是异常重要的一个区域——因而它成为一般社会活动的训练场——然而又是一个其中的大多数精要部分不接受外来的直接控制，因而它的塔布不得不，至少是首先，由个人自己建立和维持。
近些年来，这个真理的一半，破坏性的一半，已经被广泛地认识。也就是说，人们认识到，许多从前强加于年轻人的家庭教训和社会限制都已经过时了，不适合现代情况了。许多人发现这一事实，惊喜若狂，一跃而得出结论，说是一种“随心所欲”的政策从此成为合理又合法的了。正如A.赫胥黎在一篇令人深思的文章里所说，用廉价的放荡来反抗“维多利亚式”的岸然道貌，常常是“拿19世纪的坏面貌去换取18世纪的坏面貌”；他尖锐地指出，这是抛弃清教徒式的性抑制以换取跟清教徒式同样充满仇恨和鄙视的另一种抑制，其手段是“使人麻天木地、乱七八糟地放纵”。
在现在的情况下，旧的放纵跟旧的塔布同样的不对路。在旧的情况下，生活是一种克制，这种克制基本上是由外面施加的，因此一旦发现那些禁忌已经不起作用，那种克制也就随之动摇。可是生活永远是一种克制，不但是在人类，在其他动物也是如此；生活是这样危险，只有屈服于某种克制才能有真正意义的生活。取消旧的、外加的塔布所施加于我们的克制必然要求我们创造一种由内在的、自加的塔布构成的新的克制来代替。这实在是落在所有今天的年轻人身上的任务。有些人看见旧的塔布在一个个消失，就以为今后的生活将是轻松而愉快，殊不知他们将面对许多他们的祖父祖母从来没遇到过的困难。这意味着创造新的自觉自愿的塔布，一种缓慢的自我成长和自我负责，这不仅本身是一种继续不断的自我克制，而且有跟以同样的真诚从事于相同的任务的别人互相冲突的危险。因为虽然我们还是沿用“道德”这个名称，可是既然把对道德的认识交在个人的手里，就不会对所有的人都完完全全相同。当然，由于我们属于同一个社会，所有的人的道德观必然脱胎于一个共同的模式；但是既然涉及个人的认识，那就比从外面加在我们身上的完全一模一样的塔布有所不同，要求有更多的互相理解和互相忍耐。
霭理斯对塔布的见解介绍如上，试用中国情况来比较。塔布相当于中国“礼俗”的消极的一面。见于典籍，主要通行于士大夫阶层的是“礼”，不见于经传而流行于民间的是“习俗”。但是二者也互相渗透，连皇帝家里也有“礼”有“俗”。礼和俗都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就是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做，不应该做什么或如何做，后者就是塔布。礼俗之外还涉及迷信。比如我们小时候，吃饭而偶有米粒儿掉在地下，大人必得让我们从地下捡起来吃掉（不讲卫生！），理由是糟蹋粮食要挨天雷打。后来进了中学当住宿生，才在食堂的墙上看见赫然大字“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的格言。如果有哪位或哪些位学者把中国各民族的古今礼俗、迷信及其消长详细记录，并从社会学的角度加以分析，并且跟国外广大的“文明的”和“不文明的”民族的风俗习惯相比较，那一定会是一部既有科学价值又有教育意义的著作。可是千万不要使用“猎奇”的手法。
关于塔布的话到此为止，下面摘录几篇随笔。霭理斯的随笔采取日记的形式，结集成书则以《印象和感想》为书名，共有三册，分别出版于1914年、1921年、1924年。
附录 印象和感想
4月10日（1913）。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人们常常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能赞同他们的意见，那就一定是反对这种意见。我想起几年前，弗洛伊德在给我的信里说，要是他能够克服我对他的理论的敌对态度，他将感到莫大的愉快。我赶快回他的信，我对他的理论并不持敌对态度，虽然他的理论不是所有细节都能为我所赞同。如果我看见一个人在一条危险的山路上往前奔，而我不能一直跟在他后头，这并不表示我反对他。相反，我可能唤起人们对这位探险者的注意，我可能赞赏他的勇气和技巧，甚至欢呼他的努力取得成果，至少是赞赏他的伟大的理想。总之，我跟他不是意见一致，但是我不反对他。
一个人为什么要敌视别人呢？敌视是多么无聊啊？敌视是一把利剑，谁拿起它来，它就刺伤谁的手。握剑的人死在剑下，这是耶稣的教导，可是他自己一直记不住。这位谴责大师狠狠地、不顾一切地，用言语作利剑，谴责“文士”和“法利赛人”，以致后世把这两个名词当作伪君子的同义词。然而耶稣的教会却变成古往今来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最大的产生地，直到今天他们还构成它的坚强堡垒。再看路德。天主教正在那儿一点儿一点儿死去，轻柔地，甚至可以说是雅静地。忽然来了这么个五大三粗的庄稼汉，浑身力气没处使，对着那垂死的教会拳打脚踢，把它打醒了，把它踢出精神来了，延长它的生命一千年。那个志在消灭天主教的人却成了天主教有史以来的最大的恩人。
世界上的事情老是这样阴差阳错。我们的朋友也许是坏我们大事的人，而最后反而是我们的敌人搭救了我们。
3月30日（1916）。一位女士给我看一封很不像话的信，是一位我原来以为是个彬彬有礼的人写给她的。这位先生为自己辩护，说是常言道：“对于洁净的人，一切都是洁净的。”这也许不是罕见的经验。
“对于洁净的人，一切都是洁净的。”这也许是真理。可是我有时候悔恨圣保罗当初没有把这个危险的真理用另一个方式表达：“对于肮脏的人，一切都是肮脏的。”
海洋以它的广大胸怀接纳许许多多垃圾，在太阳和风的大力作用和海水的盐性消毒作用之下，一切都转化成有用的美好而使人振奋的臭氧。可是有些狭隘的、关闭的心胸，不是像海洋而是像阴沟。我反对那些阴沟冒充具有只有大海才具有的美德。
11月30日（1916）。听说H.马克沁爵士死了。这条新闻唤起我对这位名人的唯一的印象，是他给了我们所有致命的武器之中最最致命的武器，这种武器正在毁灭欧洲的居民。
三十多年以前的一天，我们站在马克沁周围听他解说他的枪的结构，看他表演它的惊人的性能。我现在还似乎看见那常常显示有发明的天才的人的温和的、天真的神情，还似乎看见那谦虚然而得意的微笑，当他轻巧地、抚爱地盘弄他那美丽的玩具的时候。我们正在观看的时候，我们之中有一位若有所思地问他：“这东西不是要把打仗弄得更可怕吗？”马克沁很有信心地回答：“不会！它将使战争成为不可能！”
千万年以来的梦想者们，天才的赤子们，一直在人们的耳朵边悄悄地灌输那骗人的幻想：如果你要和平，你就得为打仗做好准备。连铜器时代开始时候第一个想到把短刀拉长成为宝剑的天才发明家也一定相信他已经使战争成为不可能。
11月14日（1922）。“像鸵鸟一样把脑袋钻进沙堆里”，好像再没有比这个比喻更常常被人们用来互相嘲笑了。谁有兴趣翻翻近二三百年的通俗杂志之类的东西，准会不一会儿就看见这个比喻，就像每隔几分钟就听见教堂里响起丧钟一样。
我们差不多不用思索就会知道鸵鸟不会干这种蠢事。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特地问过我的一位恰巧是研究鸵鸟生活习性的权威的朋友——因为在他的著作里他简直不屑一提这个迷信——他告诉我，鸵鸟是有一种容易引起这种迷信的举动，那就是把它的脑袋往下一耷拉，避免引起注意。只有人才是唯一把脑袋钻进沙堆、闭上眼睛、装作没看见周围事实的两只脚的动物。没有一种鸟敢这样做。世界没有为它们提供如此生存的条件。就是人类也没有胆量敢这样做，如果不是他在早先就给他自己建造起一堵保护他的大墙，可以容他躲在里边胡思乱想而不受到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