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

本书旨在追溯促成19世纪巨变的两大原因之间的对立与相互作用：即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对自由的共同信念，以及通过工业和科技发展形成的组织的必然性。

——伯特兰·罗素

本书试图追溯从1814年到1914年百年间政治变化的主要原因，呈现在我面前的有三个：经济手段、政治理论和一些重要人物。我相信这三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忽略，亦不可将其中任何一个完全视为另外两个原因所造成的结果。如果没有那些非凡的创新家，经济手段不会有如此改变。大多数统治阶级信仰民族国家并推崇民主政体，这强有力地影响了历史进程，当然不能将这种信仰和推崇全部归结为经济因素。为英美激进主义者全然接受的自由竞争，是历史进步的主要诱因。毫无疑问，采用自由竞争主要考虑的是经济因素，但也与新教教义有着明显的关系。由此可见，经济手段必然被视为促使19世纪变化的最重要原因，当然不可视为唯一原因，更不是整个人类划分成不同国家的原因。

卡莱尔[1]过分强调了个人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今天他的保守派的信徒和追随者们仍然夸大这一点。另一方面，那些自认为已经发现了社会学变化规律的人又不恰当地贬低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我相信，如果俾斯麦早早离世的话，欧洲过去70年的历史不会与实际发生的完全相同。由于俾斯麦相当杰出，所以这一观点适用于他，但对19世纪其他的杰出人物而言，就未必如此了。

我们也不能忽视所谓的机遇，一些平凡之事恰好产生了重大影响。大的战争可能是由大的原因引起，但也并非不可避免，也许就在最后一刻，一些细微之事没有发生，于是战争推迟了，尽管我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战争的拖延。而战争一旦推迟，也许和平的力量就会成为主导。

简而言之，历史学还不是一门科学，由于存在歪曲和遗漏，它只能近乎科学。

然而，追踪重大原因所导致的结果，同时又不过于简单化地处理历史，这是可能做到的，只要牢记其他原因也在历史中发挥作用。本书的目的便是追溯促成19世纪的变化的两大原因之间的对立和相互作用，即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对自由的共同信念，以及通过工业和科技发展而形成的组织的必然性。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的合作者彼得·斯彭斯分担了一些工作，除了提出无数的宝贵建议之外，他还完成了一半的研究任务、大部分的策划工作和一小部分的实际写作。

193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