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羞耻感的价值

人类的所有个体都具有一系列同样的情绪，这些情绪都处于DNA的遗传编码之中。在达尔文之后，许多科学家就此发表著述，表明“在全球各大洲的迥异文化中，人们拥有相同的表情和体验性特征，甚至在文字未曾出现、与西方文明毫无联系的孤立文化中也是如此”。这些遗传而来的情绪是用“先天的神经程序”进行编码的，这种程序不仅涉及血液循环和呼吸系统，还涉及对面部肌肉的控制。

该领域内的理论学者将这种遗传而来的神经程序称作“先天情绪”（innate affect）——情绪中纯粹的生理和自动化的成分，类似于反射。尽管研究者对于我们所遗传的具体情绪集合存在些许分歧，但他们的大多数理论都认为，愤怒、快乐、兴奋、恐惧和痛苦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体验。羞耻感也被诸多理论提及。

很久以前，达尔文就曾观察到，在肢体表达方面，全世界每种文化中的人都用相同的生理信号表达羞耻感：低垂目光、回避眼神接触、垂头丧气，通常还伴有脸红，或身体其他部位发红。在一个世纪之后，神经心理学家西尔万·汤姆金斯（Silvan Tomkins）通过勤勉的观察，证实了羞耻感的生理基础，将羞耻感视为编码于我们DNA中的九大基本情绪之一；其他的基本情绪还包括愉悦—快乐、兴趣—兴奋、害怕—恐惧、愤怒—暴怒等。

情绪理论认为，人类进化出情绪不仅是为了促进所有部落成员之间的沟通，而且是为了增强婴儿与养育者之间的联结，进而有利于我们的生存。但是，如果情绪能促进亲子联结和人际沟通，那么羞耻感为何会成为我们基因传承的一部分？为什么人类的进化史会将这种痛苦且明显具有破坏性的情绪写入我们的基因？从演化的视角来看，羞耻感之所以能成为我们天生的一部分，是因为它的存在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具有某些有用的意义。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感到羞耻的能力是人类在小型社会或部落的千年生活中进化而来的。对于部落的成员来说，生存非常依赖彼此之间的合作。违背部落规范或损害集体利益的成员会遭到所在群体其他成员的回避或排斥。部落可能会不再保护他们，不再与他们分享食物，并将他们驱逐出去，因此降低了他们的生存概率。

根据这种观点，进化而来的羞耻感旨在增强群体凝聚力，从而提高个体与整个部落的生存概率，因此感到羞耻的能力拥有生存价值。其中一项研究的主要研究者说，“身体不能感到疼痛的人很早就会死，因为他们没有警告自己身体组织正遭受损害的机制。羞耻感和身体疼痛一样——它帮助我们避免来自社会的贬损”，因为这可能最终会导致孤立和死亡。

羞耻感也有助于维持文明的风气，界定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界限。尽管在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可能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排泄，甚至性交，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一个讲究礼貌的社会中，这些身体功能逐渐变得不再为他人所见。作为一种有助于文明的影响力，羞耻感让我们把这些身体功能隐藏起来，这种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如果正在上厕所，而陌生人突然闯入，差不多任何人都会感到羞耻。这种对我们基本的动物性本能感到羞耻的能力，是让我们变成文明人的部分原因。

所有的文化都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我们天生的羞耻感，来强制推行文化中的规范和价值观，以便建构社会凝聚力，减少有悖集体利益的行为，从而促进文化的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人类个体都先天拥有感受羞耻的能力，而社会用多种方式激活并利用了这种能力。

用计算机打比方有助于理解：羞耻感这种情绪是我们身体硬件的一部分，类似于计算机的某种内置硬件；不同的文化观念代表启动硬件的软件。同一台计算机受不同软件的驱动而产生不同的运行效果。羞耻感在生理层面的具体特征并不会有什么差异，而在不同文化观念的驱动下，羞耻感大不相同。

文化观念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换言之，它会不断更新。科尔·波特（Cole Porter）在他的经典歌词里唱道“在旧日往昔，长筒袜还是奇装异服”，而今天差不多已经“万事皆可”了。比如说，在西方社会，我们正在重新审视同性恋行为中所附带的羞耻感：尽管我们社会中的很大一部分成员仍以同性恋为耻，但过去这种曾遭到蔑视并被赋予社会污名（social stigma）的行为，现在可能会在婚礼的誓词中变得神圣。未婚夫妻居住在一起，或女性未婚生子曾经都是可耻的事情，而现在却未必。

事实上，西方文明曾在20世纪对自身的羞耻感“软件”进行了大规模的更新换代，试图为许许多多的人显著减少羞耻感的体验。我们当下的时代所具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反羞耻感的精神”：多元化的群体活动有力地拒绝了社会羞耻感施加在那些特立独行之人身上的枷锁。

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在2012年出版了极具跨时代意义的畅销书《背离亲缘》（Far from the Tree），他在书中详细记录了许多父母为减轻孩子因侏儒症、耳聋、自闭症谱系障碍带来的社会污名所做出的无私而感人的努力。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类社会污名带来的羞耻感对那些别无选择而与众不同的人来说是有害的。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我们应当支持这些人，帮助他们抵抗和拒绝那些强加给他们的羞耻感。

然而，我们切不可将羞耻感当作敌人。即便当今世界如此热衷“去羞耻化”，我们也不能忽视羞耻感在减少反社会行为方面的潜在价值。许多读者经常问我，羞耻感是否真有什么价值——换句话说，有没有哪些场合，我们在其中感到羞耻是合适的？问这个问题的人似乎相信答案肯定是“没有”。我通常会用另一个问题来回答：难道我们真的想要性骚扰侵犯者毫无羞耻感吗？尽管此处羞耻感的范畴有些狭隘，但它在维护我们的价值观和减少破坏社会组织结构的行为方面仍然是有用的。

当然，在公共领域，有些羞耻感也是有害的。记者乔恩·罗森（Jon Ronson）在他2015年的畅销书《千夫所指：社交网络时代的道德制裁》（So You’ve Been Publicly Shamed）中，生动地描述了社交媒体带来的匿名性使得羞耻感可能变成人格诋毁的工具。罗森详细记录了几个案例——对他人Twitter发文和公开讲话的误解导致了公愤，使社交媒体酝酿的羞耻感愈演愈烈，最终毁掉了受害者的名誉和职业生涯。罗森将这种公众施加的羞耻感看作当今世界上的一种破坏性极强的力量。

相反，纽约大学的珍妮弗·雅克（Jennifer Jacquet）认为，“适量的羞耻感能帮助我们相处得更好，而我们的确受益于此；羞耻感还能协调社会生活，使我们没那么痛苦，还多了一点点尊严”。也就是说，“适量的羞耻感”使我们得以维护人人文明行事的理想状态，而这些文明的行为调节着社会关系。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的专栏作者克里斯·西利扎（Chris Cillizza）对政客的行为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羞耻感长久以来就是政治的工具。例如，如果总统说了一句话，但经事实核查发现，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总统就会担心（即便他不肯承认这点）他在政坛的形象，因此他要么就此道歉，要么不再提及这类言论。不论你是喜欢还是讨厌政客，羞耻感都是一种规范政治说辞的手段。

大多数政客关心自己在公众心中的声誉，而羞耻感（或者蒙羞的危险）促使他们遵守我们对于当选议员的理想观念——正直诚实。西利扎写道，如果某个政客不具备感到羞耻的能力，或拒绝感到羞耻，那么“无论如何也无法让他改变自己的行为”。简而言之，无耻的政客不能吸取经验教训，从而改变自己的行为：公众的反对对他们毫无影响。

当我们称一个人“无耻”的时候，我们同时在表达我们自身的态度，以及我们对于行为能否被接受的价值观。有一天，我用Google搜索“无耻的人如何自我提升”，显示有超过100万个结果。显然许多人认为，那些时时刻刻哗众取宠、吹嘘自己的人应当感到羞耻。即使在我们当今的自恋文化中，我们依然期望人们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谦虚。

在个人的层面上，我们的羞耻感可能会促使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鼓励我们按照自身和社会理想中的模样行事。羞耻感有时能提醒我们自己是谁，以及我们期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社会学家与社会哲学家海伦·梅里尔·林德（Helen Merrell Lynd）说：“不加掩饰的羞耻感可能会出人意料地揭示一个人是谁，并为他将来可能成为的样子指明方向。如果我们能直面羞耻感，那么它可能就不再是一种我们想要掩饰的东西，而是一种揭示自身真相的积极体验。”

如果我们排斥羞耻感，或将它看作敌人，我们就有可能忽略羞耻感带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关于我们自身和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经验教训。同样地，我在这里提到的羞耻感不是沉重的破坏性情绪，而是从更广泛的角度，将其作为一个包含痛苦自我觉知的情绪家族。奥利维娅（第1章）在责怪自己没能及时回复邮件，没有把自己想做的事坚持到底时感到的懊恼也是一种羞耻感，这种羞耻感能有效地提醒奥利维娅自己的做事标准。

如果奥利维娅能及时注意到自己的羞耻感，而不是置之于不顾，这就有助于她及时回复邮件。她不需要“治愈”这种羞耻感（如布雷萧所言），或者对这种羞耻感的破坏性内涵变得更具羞耻感弹性（像著名的社会学家布琳·布朗教给读者的那样）；对于奥利维娅，她需要的是“倾听自己的羞耻感，学习它带来的经验教训”，从而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不断地获得良好的自我感受。

与大多数写作心理自助类图书的心理学家不同，我相信羞耻感家族中的情绪通常是有价值的，而且在我们的自我认识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我会在一本书中阐明，在童年早期，自尊的萌芽根植于亲子互动的快乐与养育者给予的赞美，但如果自尊要不断地成长，孩子则需要在合适的年龄体验到适度的健康羞耻感。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会写到，快乐和羞耻感都是自尊的“助产士”，这是让许多人意想不到的结论。即使对成年人来说，健康的自尊也并不意味着毫无羞耻感；相反，这意味着能够忍受这种体验（如布朗所言，具有“羞耻感弹性”），并能在必要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自豪vs.自尊

“自尊”在我的研究领域里是个不幸又不可避免的术语。学者通常用“低”或“高”来描述自尊，就好像它是可量化的东西，能够用足够的外部赞美和内部的自我肯定来“填满”。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许多理论提倡这样的赞美和肯定，这影响了育儿实践：心理学家、儿童发展专家以及父母教养指南都教导我们要保护孩子免受羞耻感的伤害，用毫无限制的赞美和鼓励来培养“健康的自尊”。他们说这样就能保证孩子未来获得幸福和成功。

一项美国的关于“自尊运动”及其后果的研究尖锐地指出，当今的时代成了一个“自我权利感膨胀的时代”，其中核心的特点是普遍存在的自恋文化。父母多年来的赞扬和鼓励，教师一遍遍地告诉学生他们是“特别的”，一些心理自助类图书对“自爱”推崇备至，将其作为你身上一切问题的答案，这些都没能使新一代的年轻人在成年后拥有健康的自尊。相反，这些人的自我认识通常是膨胀的，无法认识自身真正的优势和成就；他们经常觉得自己有权拥有自己想要的东西，却不为之付出必要的努力，而且他们过分看重形象和表面工作，而不在意内涵和实质。

催生这种新教养风格的文化影响因素颇为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对上几代人严厉的（甚至时常是羞辱性的）教养方式的反击。因不当行为而羞辱孩子在100年前是常见的教养方式，在较为宽容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越来越不赞同将羞耻感作为教养的工具。现在你几乎听不到父母用“丢人”这样的话教育孩子，也很少听到父母说“坏孩子”等字眼。相反，父母学会了对孩子大加赞赏，不吝啬溢美之词，即便需要纠正孩子的行为，也要尽可能地温柔。

任何一个善解人意、对心理学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提倡回到过去严厉羞辱孩子的时代，但是，正如我接下来所说的，即便父母尝试保护孩子免受羞耻感的伤害，（广泛意义上的）羞耻感依然是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就像奥利维娅在她的一天中体验到的轻微羞耻感一样（即使没人想要她有这样的感受），孩子在向着目标努力、与自己在乎的人互动时会不断地体验到羞耻感家族中的情绪。

就像奥利维娅一样，孩子会在如下时刻感到羞耻：①发现自己对他人的感情得不到回应；②遭到重要同辈团体的排斥，与人隔绝；③以非自愿的方式暴露于众人面前；④未能实现自己或生活中其他重要的人对自己的期待。这些就是之前提到过的“羞耻感范式”，我会在接下来的两章更详细地讲解。

如果孩子受到过度的保护，无法体验到任何羞耻感，他们就不能发展出健康的自尊；相反，他们必须学会为自己的羞耻感负责，并从中学到经验教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逐渐学会珍视成就感在培养自尊中的作用，也学会重视与身边重要的人分享自己的快乐。

我们再回到第1章奥利维娅的例子。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当奥利维娅与好友视频聊天时，她感到了自豪——在搬家前往陌生的城市时，为自己勇敢地面对未知生活，继而为自己成功地克服诸多挑战感到自豪。她在与莫莉相视一笑的时候，她的自豪感更加强烈了。

在本书中，我所说的“自豪”是指“一种来自自身成就或目标实现的深层愉快感和满足感”。情绪理论的研究者通常把自豪看作一种自我意识的情绪。与之相对，羞耻感涉及痛苦的自我觉知，而自豪涉及愉快的自我觉知，这通常来自个人的能力和成就。

我认为“自我尊重”是一个很有用的概念。你可以通过践行自己坚信的价值观，实现自己的期望而发展自我尊重。正如我经常对来访者说的，自我尊重（和其他所有形式的尊重一样）是需要去赢得的。

我所说的目标和期望并不是不着边际或严苛的：立志名利双收，或期待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必须十全十美，这些是有破坏性的目标。所有人天生都是有目标的：我们每个人都各有意图，都会制订计划来完成每天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小如及时回复邮件，大如通过优异表现争取事业进步。当我们达成自己的目标时，即使是很小的目标，我们都通常会自我感觉很好。奥利维娅在自己忘记回复莫莉的邮件时对自己感到了失望，但她为自己拥抱重大改变的勇气感到自豪。她通过勇气赢得了自我尊重。

自豪和自我尊重为持续的自尊打下了基础，它们是羞耻感的解药。尽管感到自己很漂亮，感到周围人的爱意很重要（这能为你播下自尊的种子），但仅仅是父母对你说“你是特别的孩子”，这并不足以培养自尊。为了让自尊茁壮成长，你还必须设置并达成目标，这能让你为自己感到自豪。你必须形成一整套自己的价值观和对自己的期望，并付诸实践。在这一点上，我的观点与过去在“自尊”这个话题上发表的诸多论述是有所差别的。

自尊是一项需要通过努力才能获取的成就，而不是心灵的“油箱”，等待外界的赞美将其填满；自尊不是一种一劳永逸的结果，而是需要通过持续付出才能培养和维系的状态。

健康的自尊在于：因为人类是社会性动物，而且“天生渴望联结”，所以你需要如布朗所说，将自己的快乐和自豪分享给重要的人（朋友、家人和工作伙伴）。正如我们感到羞耻的能力是在漫长的原始部落生活中发展而来的，我们感受自豪的能力也是如此。我们在与他人分享自己成功的喜悦时，自尊才会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

尽管听上去有些自相矛盾，但自尊的发展是一种人际互动的经历。对于那些想用本书指导自我发展的读者，我在附录B中准备了10个练习，后面的练习以前面的为基础。

[1] Izard,Psy chol ogy of Emotions,17.

[2] In Affect Imagery Consciousness Tomkins holds that affects occur along a spectrum of intensity;he usually identifies them with a pair of names,one from each end of the spectrum—for example,shame-humiliation.

[3] Tomkins,Affect Imagery Consciousness,5.

[4] Shields,“There’s an Evolutionary Reason Humans Developed the Ability to Feel Shame.”See also Sznycer et al.,“Shame Closely Tracks the Threat of Devaluation by Others,Even Across Cultures.”

[5] Elias,Civilizing Pro cess.

[6] I have borrowed and simplified this analogy from Donald Nathanson,who uses it in Shame and Pride,pp.26–29,to explain how the affect system operates.

[7] 科尔·波特是美国音乐人，这两句歌词出自他的作品《万事皆可》（Anything Goes）。整句话表明，文化观念日益更新。——译者注

[8] Burgo,“Shame Has Fallen Out of Fashion but It Can Be a Force for Good.”

[9] Jacquet,Is Shame Necessary?,26.

[10] Cillizza,“Donald Trump Keeps Getting Things Wrong.”

[11] Lynd,On Shame and the Search for Identity,20.

[12] Twenge and Campbell,Narcissism Epidemic.

[13] See,for example,Tangney and Fischer,Self-Conscious Emotions.

[14] 在本书中，自我尊重（self-respect）和自尊（self-esteem）略有区别。自我尊重是指个人对自己的尊重与喜欢，觉得自己值得拥有健康幸福的生活；自尊是指个人对自己的价值和能力持有积极的态度，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有能力的、值得被爱的。——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