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亲政、归政后光绪帝的时间表

随着光绪帝年岁渐长，慈禧太后开始让他接触政务，练习批摺和接见大臣（详见第五章）。1883年（光绪九年），光绪帝虚岁13。这年的大年初一，帝师翁同龢记载早朝程序的变化，称言：

卯正二刻（6:30），召见于西暖阁，皇太后与上同坐御榻，太后在右，上在左，俨如宋宣仁故事，盖前此所未有也。诸臣入，先叩贺太后天喜，汉话。次叩贺上天喜，清话。皆一跪三叩首。维时，中官传赐太后暨上八宝荷包各一，敬受即悬于胸，一叩首谢，然后上垫。谕以天气清和，吉祥善事，皇帝好学，日近诗书，自明日起，当同在坐。以后早事皆拟亲裁。诸臣亦颂扬数语，即退。⁽⁵³⁾

所谓早事亲裁，只是光绪帝在慈禧太后指导下，练习政务，并不改变垂帘听政的权力结构。1886年（光绪十二年），小皇帝年满15周岁。慈禧太后决定，次年正月十五日，结束垂帘听政，为年满17虚岁的光绪帝行亲政典礼。从次年开始，慈禧太后就不再每日出席早朝、参加军机见起和召见部院大臣了，而是改为选择性地参加。曾纪泽在日记中记录下这些细微的变化。⁽⁵⁴⁾但凡有慈禧太后在场参加朝会时，“设纱屏为幛”，且局面仍由她主导，光绪帝只是陪衬。1889年1月3日（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初二日），曾纪泽记当天早朝细节，称言：“巳初一刻（9:15）入觐，皇太后撤帘，垂询及谈论各国交涉近事，敷对甚详，约二刻余。皇上坐于前案，默然而已。”⁽⁵⁵⁾

在这个时段内，光绪帝批答奏摺，在发下前须经慈禧太后检查；稍复杂的奏摺，都由军机处拟定办法，向慈禧太后请示。即便如此，光绪帝在批答奏摺一事上，仍分外谨慎。他曾跟翁同龢介绍说，外省奏摺，都是先手加签条，令军机大臣酌定后，他再正式批答。⁽⁵⁶⁾这种体制继续维持了两年。

1888年7月（光绪十四年六月），慈禧太后下旨，决定在次年正月皇帝大婚后，终止训政，“归政”给光绪帝。⁽⁵⁷⁾军机处又拟定归政后恢复旧制的办事规范。其主要内容是恢复光绪帝亲裁大政，独自接见军机大臣、部院大臣，独自召见部院引见官员的系列权力，只不过，每天的朱批内容及拟旨内容，由军机处在事后摘抄，交慈禧太后过目；同时，重大的人事任命，须请示慈禧太后裁定。⁽⁵⁸⁾

接受归政后的光绪帝，每天勤于政务。他给自己订下了苛刻的时间表，每天处理政事的起始时间，比前代清帝大为提前。就在接受“归政”后一个月，他的本生父醇亲王奕譞递上一道奏摺，建议“视朝不宜过早”，其中列举道光帝之后诸位清帝的工作时间表，称言：

辨色视朝，为我国家一定不易之家法。道光年间召见时刻，臣方幼稚，不能确记，而每日请驾，例于寅正三刻（4:45）；咸丰年间召见，常在卯辰之交（7:00），盈廷诸臣皆系卯正（6:00）以前入朝。近闻自归政后，每日寅正（4:00），早事即由奏事处传出，是以臣工无不丑刻（1:00—3:00）趋朝，寅刻（3:00—5:00）备齐。⁽⁵⁹⁾

奕譞说，光绪帝视朝太早，“非至当之道”，理由有三点：一、视朝过早，加以终日劳碌，非调护之法；二、年老大臣既须早起入宫，散门后又须赴本管衙门，分散精神，“务虚名而略实政，反致诸事废弛”；三、大臣入宫太早，给宫禁看守造成很大困扰。他希望慈禧太后能督促光绪帝“恪遵成宪，不必专以视朝之早晏为勤逸”。

显然，朝中大员的时间表都跟着光绪帝发生了改变。我们从曾纪泽的日记中可明显看出端倪。此前，他是户部侍郎、总理衙门大臣，每逢户部、总理衙门值日奏事，他一般是卯正（6:00）起床，入朝等待召见；但自从光绪帝大婚并接受归政后，他的时间表一下提前了两到三个小时。皇帝大婚后两天，曾纪泽准备入宫，为自己加一级谢恩，他寅正（4:00）起床，结果皇帝未召见，只能返回家中补睡。此后轮到户部、总理衙门值日，他的起床时间提前到了寅初（3:00）至寅初二刻（3:30）。⁽⁶⁰⁾

不过，奕譞的奏摺似乎没有发生作用。当年9月9日（八月十五日），总理衙门章京杨宜治值班，入西苑等候接收本衙门当天呈递的奏摺。他在日记中记录：“赴东署（按：即总理衙门），夜丑正二刻（2:30），入直西苑门他坦。南海澄波，中天璧月，仰视广寒，同兹清澈。甫四点钟（4:00），摺奏已发下，军机处须臾叫起矣。上听朝之早如此。”⁽⁶¹⁾

此外，据光绪朝军机章京继昌记载：“皇上天性勤敏，遇出宫拈香日，漏三下（约0:00）即起，凡执事人员少迟必误。军机大臣每寅初（3:00）入直，章奏已早发下，恒不及阅，已召见章京缮旨，堂官旁立以俟，顷刻须就，一时阘冗之风为之一变。”⁽⁶²⁾

辨色视朝、勤于政务，是历代清帝的祖训。早在康熙、雍正年间题本、奏本作为国家重要政务文书的年代，早朝的主要形式是御门听政，根据康熙朝《大清会典》的记载，部院大小官员“每日早赴午门外齐集，春夏于卯正一刻（6:15），秋冬于辰初一刻（7:15）”进入乾清门，等候皇帝御门，启奏题奏本章。⁽⁶³⁾此后，御门听政的频率逐渐减少，同治帝即位后，即一直停止。所以，同治帝、光绪帝亲政后所谓的早朝，主要是围绕奏摺处理而进行，即上文所述的奏摺批答、军机处见起与草拟上谕、轮值部院大臣见起等等。皇帝办公的时间，也以奏摺处理为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军机章京赵翼曾记载乾隆帝日常办事时间表：“上每晨起必以卯刻（5:00），长夏时天已向明，至冬月才五更尽也。时同直军机者十余人，每夕留一人宿直舍。又恐诘朝猝有事，非一人所了，则每日轮一人早入相助，谓之早班，率以五鼓（约4:00）入。平时不知圣躬起居，自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后，上自寝宫出，每过一门必鸣爆竹一声。余辈在直舍，遥闻爆竹声自远渐近，则知圣驾已至乾清宫，计是时，尚须燃烛寸许始天明也。余辈十余人，阅五六日轮一早班，已觉劳苦，孰知上日日如此，然此犹寻常无事时耳。当西陲用兵，有军报至，虽夜半亦必亲览，趣召军机大臣指示机宜，动千百言。余时撰拟，自起草至作楷进呈或需一二时，上犹披衣待也。”⁽⁶⁴⁾

又据领班军机章京朱学勤在1873年（同治十二年）透露，当时亲政不久的同治帝“悉复道光年间旧制，寅正（4:00）必须到值，卯正（6:00）已召见矣。每日俱有部院数起，天语垂询公事，极为切要，非留心部务者，竟不能对，将来必能循名责实，以釐庶政，此真可喜之事。”⁽⁶⁵⁾

可见，光绪帝的早朝时间，不但早于道光帝、咸丰帝和乾隆帝，也比有过垂帘听政经历的同治帝早上一两个小时。当然，他的时间表也并非一成不变，在事繁的日子，奏摺处理似乎要慢一点。例如1894年翁同龢二次进入军机处，他记载，皇帝发下奏摺的时间是每天卯初（5:00）。⁽⁶⁶⁾即便如此，他的勤政程度与其先人相比，只能说有过之无不及。

按照当时奏摺量作保守推算，如果每天仅收到20件奏摺，每件的处理时间为五分钟，而光绪帝发下奏摺是在寅正（4:00），那么，他每天不到凌晨两点半就要进入工作状态，起床时间则必须更早。可以想象，由亲王之子入承大统的光绪帝，此时求治之心、回报之心是何等的强烈。他似乎决心做一个勤政的好皇帝，将辨色视朝的祖制做到极致。我们不妨通过张荫桓日记1894年5月24日（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日）的记载，看看光绪帝清晨的时间表：

礼部加班。上有颐和园请安之谕，意今日召见必早。讵寅初二刻（3:30）始有信，急趋九卿房，子密徘徊门外。少顷起单下，与之偕入。余蒙召问现奏事件、总署近事。奏对毕，上言：“沈秉成调京矣。”谨对言：“已见邸抄。”又及吉林事而退出。⁽⁶⁷⁾

张荫桓为总理衙门大臣，并以户部侍郎署理礼部侍郎，所以，当礼部加班奏事时，他须递膳牌预备召见。“子密”，即礼部侍郎钱应溥。这一天，光绪帝要前往城外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安，所以张荫桓预计，如果有见起，时间会比较早。他二人在寅初二刻（3:30）接到起单，预备召见（在此之前，皇帝已读完了当天的奏摺）。这一时间，张认为太晚。可以推测，每逢光绪帝前往颐和园的日子，他要比一般时候起得更早。当天见起，光绪帝除了询问礼部上递奏摺的情况，也问了总理衙门事务，并告知张荫桓一些重要人事情况和地方情况。

不仅如此，光绪帝看奏摺时，曾改变以往先阅外省奏摺后阅京内部院奏摺的做法。翁同龢曾记载称：“是日传：以后外摺系卯初下，较晚一时许也；外摺内摺一起下，未免拥挤。若有封奏，恐来不及看。”⁽⁶⁸⁾这就说明，在此之前，外摺内摺系同时发下。因办事拥挤，光绪帝不得不将两者分开阅看，分别发下。

然而，朝政并未因光绪帝的勤政而有所好转。就在他接受归政五年后，中日战争爆发，他每天的日程表更加紧密，奏摺数量更多，军机及部院官员见起、议政的时间也随之增加。在此之后。因列强争夺在华利益斗争的加剧，光绪帝每天面临的压力以及政务的繁剧，有增无减。下文从翁同龢、张荫桓两位朝廷重臣日记中，摘出与光绪帝工作日程相关的部分内容，考察其早朝及政务细节。

1898年3月21日（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军机大臣翁同龢在日记中记录：

寅初（3:00）起，寅正（4:00）至直房。外摺一安维峻军台缴费期满释回也。巴所递约稿一，电二，许、杨，皆外部决绝之词。见起三刻。安维峻事，上徘徊久之，批再留数年，浅人以为上意从刻，不知尚从宽也。论俄事良久，命传李鸿章、张荫桓明日预备召见。巳初（9:00）散。⁽⁶⁹⁾

此时，光绪帝可谓焦头烂额。自从上年德国借口教案侵占胶州湾，俄国趁机利用《中俄密约》占据旅顺大连，不再离开，俄国驻华公使巴布罗夫向清朝提出租借旅大的要求。许、杨为清朝前后任驻俄公使许景澄、杨儒。日记中提到的安维峻，在甲午战争中弹劾李鸿章，并连带攻击慈禧太后说“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臣民”，触碰到帝后关系这一最为敏感的神经，被革职发往军台。⁽⁷⁰⁾

从这段日记可以看出，光绪帝仍是在寅正（4:00）即看完并发下奏摺，军机大臣随后见起，与光绪帝讨论达三刻之久。次日，翁同龢在日记中记录：

照昨时到直房，李、张有起，入晤于案上。庆邸来谈，稍闻昨日入见语，然实无措置，今日李、张起，上亦不能断也。见起三刻。巴照一。电三，皆旅顺有兵二千来泊树旗将登岸事。衡量时局，诸臣皆挥涕，是何气象，负罪深矣。退时，庆、李、张邀谈，大约除允行外别无法，至英、日、法同时将起，更无法也。⁽⁷¹⁾

翁同龢仍照常入值军机处，阅看光绪帝发下奏摺。光绪帝按计划召见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张荫桓，讨论对俄交涉。庆亲王奕劻认为，俄国的要求无法拒绝，李、张二人也不可能有合适的对策。参加见起的张荫桓则对当天的早朝有更为细致的记录：

阴雨。寅正（4:00）起，赴总署公所。合肥旋至。余语合肥以奉派俄事，毁我两人而已，合肥谓同归于尽，何毁之足云。少顷宣召，与合肥同进仁寿殿南里间。余蒙赏垫，跪定。上询合肥：“俄事如此，尔去年密约如何立的？”

合肥奏言：“现事不决裂，密约仍有。”随请旨作何办法。

上谕：“尔们打算怎样？”

合肥奏言：“皇上曾商太后否？”

上谕：“尔们都无办法，如何能商量太后？”合肥伏喘无言。

上询荫桓：“有办法么?”

当奏言：“容通筹妥当，请旨遵行。”

上谕：“要请旨么?”

徐奏言：“商定后奏明办理。”

上词色略霁，垂询合肥：“尔正月患喉症么？”

合肥奏言：“已愈。”

旋询荫桓：“闻尔这几日亦有病。”

当碰头奏言：“亦患寒病在喉，数日始解。”

上颔之，徐徐谕：“总理衙门事，责成尔两人。”

合肥奏言：“无日不到署。”

荫桓奏言：“竭心力以图报。近事棘手，亦在圣明鉴中。”

上颔之，令出，合肥不能起，掖之，上谕：“站定乃行，勿急遽出。”至军机直庐，庆邸坐候，合肥与谈俄事。未几，枢辅进见后回论一遍。余以俄情不测，拒之即生变，此在人人意中；允之，而俄交能否永固，实不可必。且各国能无违言亦不可必，以故委决不下。庆邸、仲山韪余言，合肥置不答。返寓补睡。旋访常熟、仲山筹商，子良亦就谈。晚饭后各散。仲山言明早户部直日，可在寓听起矣。余答以有牌子，究不敢不到。⁽⁷²⁾

这天的早朝，应是吏部值日，但因对俄交涉事务紧急，故前一日光绪帝以交片上谕，命李鸿章、张荫桓预备召见。当天的早朝次序应为李、张先见起，而后是军机大臣。李、张见起时间似并不长，主要是光绪帝向二人询问对俄政策，李、张没有正面回答。后来，二人与奕劻约军机大臣详谈。张荫桓分析了拒绝或应允俄约的利弊，奕劻、廖寿恒（仲山）表示赞同。后一天由户部轮值奏事，户部侍郎张荫桓须递膳牌，所以他说“究不敢不到”。这段文字，也生动记载了光绪帝早朝与大臣见起的细节。一个每天丑时（1:00）即起、勤于国事，十多年不敢懈怠的年轻君主，在面对国权被步步蚕食时又无能为力的无可奈何之状跃然纸上。被满腔愤懑笼罩的光绪帝，仍不忘询问李鸿章病情，并嘱他“站定乃行，勿急遽出”，也体现他柔和周到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