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奏摺大盛之后的御门听政

康熙年间，一种有别于题本、奏本，更具私密性质的政务文书——奏摺产生了，其特点是奏事官员直接向皇帝密奏事件，皇帝不假手内阁，亲自批阅。而后，奏摺或发职能部院议覆，或发还上奏人执行。伴随着奏摺文书的大兴，早朝形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即在原有的御门听政之外，又出现了一种奏事制度。

1726年（雍正四年）12月的上谕称：“朕即位以来，令满汉文武诸臣及科道等官，皆用密摺奏事。盖欲明目达聪，尽去壅蔽。以收实效也。”⁽²⁵⁾尽管一些奏摺在密报皇帝后仍须具题上奏，然而奏摺渠道的开通，还是逐渐挤占、替代了题本、奏本的空间。私密或重要国事，出于保密的需要，无法做到先摺后题，也无法在御门听政进行公开报告，在这种情况下，重大事项逐渐以奏摺言事替代了题奏本章。奏摺的处理，则涉及另一种朝会的形式。

早在1723年（雍正元年），继位不久的雍正帝就下发了一道上谕，“命尚书、侍郎等官，每日一人，轮班奏事，密摺封进”。⁽²⁶⁾这里“轮班奏事”的内容，主要是封进的奏摺。因仅由单一衙门“轮班奏事”，其机密性远高于各衙门共同参与的御门听政。这一点，通过此后的档案，可以得到越来越多的印证。1726年2月，雍正帝发布上谕称：

谕大学士等：今日朕坐勤政殿，以待诸臣奏事，乃部院八旗，竟无奏事之人！想诸臣以朕驻圆明园，欲图安逸，故将所奏之事，有意简省耶？朕因郊外水土气味较城内稍清，故驻跸于此。而每日办理政事，与宫中无异，未尝一刻肯自暇逸。已曾屡降谕旨，切告廷臣，令其照常奏事。若朕偶欲静息，自当晓谕诸臣知之。倘廷臣不知仰体朕心，将陈奏事件，有意简省，是不欲朕驻跸圆明园矣。

又见各衙门奏事，有一日拥集繁多者，有一日竟无一事者，似此太觉不均。以后八旗定为八日，各分一日轮奏。部院衙门，各分一日轮奏。六部之外，都察院与理藩院为一日，内务府为一日，其馀衙门可酌量事务之多寡，附于部院班次。每日一旗一部，同来陈奏。则朕每日皆有办理之事，而不来奏事之大臣，又得在京办理，诚为妥便。至朕听政办事，各官齐集之日，原不在轮班奏事之数，次日仍按班次前来。若该部院衙门轮班之日，无事可奏，其堂官亦着前来。恐有召问委办之事，亦未可定。其紧要事件，仍不拘班次，即行启奏。⁽²⁷⁾

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上谕，里面提到了两类截然不同的朝会：部院奏事之制、御门听政之制，两者的性质和内容完全不同，因此，当部院奏事规范为按照衙门进行八班轮奏之后，上谕称，“朕听政办事，各官齐集之日，原不在轮班奏事之数”，“若该部院衙门轮班之日，无事可奏，其堂官亦着前来”。除了明确区分“轮班奏事”与“御门听政”，这段话也提及了“轮班奏事”的特点：仅由“堂官前来”。这与堂、司官员共同参与御门听政是不一样的。

与题本、奏本相比，奏摺直接由上奏人密封，径抵御前，机密性更强，故大受雍正帝青睐。而题奏本章仅限于报告例行事务，重要性锐减。郭则沄在谈及这一制度变革时曾说：“康熙时即有奏摺，然以题本为正，往往奏摺奉准者，仍令照例具题。自设置军机处，凡重要政事皆具摺直达于上，上阅后即时处断，由枢臣承行之。其题本主于内阁者，大抵皆例文也。”⁽²⁸⁾由于题本重要性下降，重要的政务不必通过御门听政公开汇报；且出于保密需要，重要国务也不必以朝会的形式公开讨论，因此，御门听政的次数也就相应地减少了。

根据会典的描述，康熙年间的御门听政“每日”举行。这一方面固然是处理国事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臣僚做出勤勉政务的榜样，促使他们不致怠惰。1682年7月（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康熙帝特颁谕旨，规定：“都察院衙门及科道官员无逐日启奏本章，着每日黎明齐集午门。如满汉部院官员有怠惰规避者，即行察参。又大小各衙门满汉官员，虽该衙门无启奏事宜，亦着每日同启奏官员，黎明齐集午门，俟启奏事毕同散。”⁽²⁹⁾可见，当时尚严格执行每日举行御门听政的规定。

然而，各部并非每日都有题奏本章，且本章可由皇帝在阁臣辅助下做出抉择，处理国政并不一定非通过朝会不可。1682年10月，大理寺司务赵时楫上疏建言，称“诸臣每夜三更早起，朝气耗伤，未免日间办事，反难精密”，他建议，“平日本章，但须封进，其紧要事宜必须面陈者，分班启奏”。⁽³⁰⁾分班启奏的建议，并未被康熙帝采纳。1684年6月，御史卫执蒲上书，建议御门听政“或以五日，或以二三日为期”。对此康熙帝下旨称：“念致治之道，务在精勤；励始图终，勿宜有间”，近年来海宇升平，政事渐简，部院事务可以合并者，允许酌量合奏，但他拒绝将御门听政的频次预定为三日或五日，认为“非朕始终励精之意也”。⁽³¹⁾康熙帝只有在生病、出巡或逢有重要典礼的日子，才会暂停御门听政；待病情稍微好转，仍命大臣启奏本章。为了照顾到身体调养，他有时也将听政地点改为乾清宫。⁽³²⁾

到了雍正年间，御门听政的频率就大幅下降了。雍正朝《大清会典》所记载的“御门听政仪”，与上文引述的康熙朝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去掉了“每日皇上御乾清门”“每日早赴午门外齐集”中的“每日”两字。⁽³³⁾这就说明，雍正朝御门听政的程序与之前类似，但已经成为不定期的朝会。

与御门听政次数减少相伴随的是，题本、奏本在处理规则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1723年2月16日（雍正元年正月十二日），雍正帝有一条谕令称：“现今封印，各部院应奏本章，不用印信，照常送入内阁，票签进呈。其应用摺奏事件，着缮摺具奏。倘因封印之故，将应用本章具奏之事，概用摺奏，日后恐无凭据。”⁽³⁴⁾“照常送入内阁，票签进呈”，这说明题奏本章的处理程序，已变为先交内阁票拟，再进呈皇帝定夺。因该条谕令下达于春节封印期间，可能有其特殊性，但将题奏本章与奏摺两分的做法，使得机密要件被单独析出，走奏摺路径呈送御前，客观上为题奏本章先交内阁票拟创造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