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各方实力
这些国家是以传统观点挟带着18世纪的制度而进入冲突的。只是，18世纪制度受到19世纪某些事件影响，稍作修改而已。在政治上，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敌对的两个结盟之间的抗争。两个结盟的基础都是传统外交联盟。在军事上，他们认为是专业军队之间的角逐。所谓专业军队，确实因为受到欧陆征兵制度影响，而变得大而无当；但基本上，这些专业军队之间的角逐，是由士兵打拼出来的。他们是在大量人群争相围观他们奋战的情形下，进行搏斗的。德国人曾瞥见真理——一两种不同的，具前瞻性的想法。其中，由19世纪德国发展而来的“国家武装论”，是将国家设想成一座贮水池，它能将后援人员物资挹注于军队之中。另一种则相反，他们不认为国家是一条包容众多支流的巨河，军队只是其中一股力量。他们的概念是“全民武装”（Nation in Arms），而非“全民战争”（Nation at War）。即使今日，这所谓“全民战争论”的基本理念，尚未被全面认同。随着1914年至1918年战争的进展，参战国家获得了各种力量的支持。这些力量包括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工程师的创意与科学技术、产业的人力，以及宣传家的文笔。然而，长期以来，这股聚集着许多力量的综合力，犹如一个杂乱无章的大漩涡。旧秩序瓦解，新秩序尚未发展成形。实用性的合作后来的确慢慢出现了。不过，令人争议的是，即使到战争最后阶段，这种合作是否达到过更高层次的协调——不同力量的整合，就很难说了。
1914年的德国陆军，其实诞生于拿破仑战争时代。幼年期受格耐森瑙与沙恩霍斯特的培育，青少年期受教于老毛奇与罗恩(1)，德国陆军的成熟，则是在1870年的战争时期。德国以法军为目标，进行新陆军尝试，结果成功地战胜法军。当时法军装备差，领导统御欠佳，服役期限亦长。德国要求每一位体能合格的平民，有责任服役；国家则掌控所要求的服役人数，训练这些人在短期内，以常备武装卫国；然后遣返他们，让他们回复平民生活。这种制度的特色，也即其目标，是要产生巨量的后备军力，以备战时扩充为实际陆军之需。平民根据他的役别，最先服常备役2或3年，接着是4或5年的正规后备役。然后调至地方国民兵（Landwehr）服役12年；最后，从39岁至45岁，转入地方民兵团（Landstrum）服役。另外，由于当时规定不同肤色者不得进入正规军，故有一种后备部队（Ersatz reserve，暂编军）是由未被征召服正规役者所组成。
这样的组织，以及完整的训练，堪称大战中第一桩伟大的奇迹。这当中，含有一项后来证明对战争具有决定性的秘诀。虽然一般认为，担任辅助性工作或守备任务的德国后备部队的素质有问题。然而，德国进行动员时，却能为每一个第一线的军（corps），安排同等数量的一个预备军（a reserve corps）的增援。而且，德国人也有勇气在任何作战的最初冲突中动用他们。这一惊人举动不但搅乱了法国的计划，进而使法国整体作战计划为之脱序。
德国人曾因许多失算而为人所诟病，但对于德国许多正确的直觉判断之举，批评却欠公正。我们都知道，领导干部需接受高度训练，方能在短期征召行动中，使征召者如同钢液入模一般，迅速使军力完成部署。这种今日已成定律的观念，当时仅有德国人了解。所谓德国人的铸模模子，其实就是长期任职的军士官团。他们的科技知识与战技水准，在欧陆无人能与匹敌。但是，军队如果仅靠训练是不够的，它需要其他途径与过程来促进其团结。心理因素在所谓“全民”军队中的重要性，应大过在专业军队中的。军队仅谈团队精神（espirit de corps），并不足以代表一切。军队需要倚靠庞大的精神激荡力来运作。也就是，国家有关政策中，必须树立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以便号召国民作战。德国的领袖们以国家至上的爱国信念，来鼓舞人民士气。他们在这方面已下了数代的工夫。所以当1914年，敌对国家因濒临危急而匆促点燃的爱国风潮，与德国经过长期培育凝聚而成的“结合体”——淬炼过的军事组织，以及人民的爱国情操是无法相比的。因此，尽管德国军纪刚硬严酷，德国人民对待其军队却较亲切，并以其军队为傲。这是其他地方所见不到的。
德国这种独特的“结合体”，是由一批经过精选与严格训练的参谋本部人员所掌握的。然而，如果参谋人员按部就班地去执行这些独特“结合体”的运作，就谈不上是什么专门知识与技术了。其实，不断地执行，方有实施技巧的产生；但是，执行者经常以相同手法执行，并且反复地做，则最终无可避免地会僵化执行者心理上的创造力与容忍力。同时，任何一个专业团体的工作，原本就应由高层官员来推动。但德国军队趋向实施一种由参谋人员掌权的制度，使年轻参谋本部军官握有实权。根据所披露的大战时各种传记与文件，我们发现德军各军团与军参谋长，时常连假装向司令官请示都不愿，就径自作出重大决定。然而，这样的制度却有许多重大目标待其完成；于是，原本运作顺畅的德国战争机器，就因这种制度而迭遭困局。
在战术上，德国人藉由两种重要工具之优势而发动战争。第一，他们比其他国家较先评估出重榴弹炮的潜能，并且为部队装备了足够数量的重榴弹炮。第二，比起其他国家，他们下了更多工夫了解机关枪乃“步兵之本”的原则。他们尽力发展这种压倒性的火力，并比他国更早利用机枪主宰战场。其实，在预估重炮与机枪的价值上，德国参谋本部似乎深受德国驻中国东北日军的一位年轻武官——霍夫曼上尉（Captain Hoffmann）敏锐判断的影响。在战略上，德国对铁道交通的研究发展，也比对手花费更多工夫。
至于奥匈帝国部队，虽然是模仿德国军制，却是一支大而无当的次级军队。问题不仅在于它有胜少败多的传统，而且与它的盟友——德国军队相比，它的组成复杂。多民族的杂处，使其军队精神不能划一。因此，为取代旧有的职业军队，帝国在建立一支能执行一般任务的新军时，其部队工作效率竟是降低而非提升。帝国边界守军经常与边界外的守军是同一种族。奥地利为避免同族互攻，被迫以政治目的配置军力，而非以军事目的着眼。奥地利军队除了具有人性难以克服的缺陷外，另有一地理上的弱点。奥地利的疆界过于辽阔，防守不易。
奥地利的领导阶层也一样，除了极少数以外，在专业上是无法与德国人匹敌的。此外，比起协约国之间多驾马车式的行动，即使奥地利与德国在一致行动方面更易取得相互间的了解，奥地利也并非真的乐意接受德国领导。
然而，尽管奥地利有许多明显的缺点，它松散的民族结合形态，却经得起4年大战的冲击与压力；这在某种程度上，颇令它的对手吃惊与沮丧。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只能说，这复杂的民族结构，是由强韧的日耳曼与马扎尔（匈牙利）民族所构成。
我们的话题现在要从同盟国（Central）转到协约国（Entente Power）。法国仅拥有德国百分之六十的有效人力（594万人对975万人）。这种人力的不足，迫使法国征召几乎所有体能合格的男性服役。男性最先于20岁时入伍，经过3年的常备役，即是11年的后备役；最后是两阶段各7年的役期，分别在地方自卫队与地方后备队服勤。这种兵役制度使法国在开战之初，相较德国的500万人，拥有近400万经过训练的战斗力。但是法国并不信任后备军人的作战能力。法军指挥系统仅依赖半职业性的100万第一线兵力，作为他们期待中短暂且决定性一搏之用，并且已经准备妥当。此外，他们以为敌人也持相同作战态度。当然，这种想法的结果是不堪设想的。但是撇开法军在德军最初奇袭下所受的严酷打击，更深层的缺陷是，由于法国人口（不到4000万）比德国少（6500万），进而出现兵源扩充能力比德国差的现象。后来很出名的芒然上校（Colonel Mangin）曾倡议到非洲开发兵源，训练数量庞大的土著部队；然而法国政府考虑到，这种政策可能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而且战争经验显示这样做，军事与政治危机皆有。
虽然法国参谋本部在军事技术上不如德国完美，却培育出一些欧洲最具名望的军事思想家，其智慧水平可以经得起考验。然而，法国军人的心智愈谈逻辑就愈丧失创造力与弹性。法国在军事思想上，在大战爆发多年前就出现派别壁垒森严，行动不一致。更糟的是，以精神因素为主的法国新军事哲学，自不可分的物质因素中逐渐抽离。但充沛的意志力是无法克服品质极差的武器的。一旦武器品质问题成为现实，必然影响意志力。在物质方面，法国原拥有一种了不起的七五毫米野战快炮，是当时世界的顶尖武器。不过它的优越性却造成法军在作战上的过分自信，导致后来法军对这类型的作战，忽视装备与训练。
能见到的俄国资产，仅限实质方面。俄国军队欠缺心理与精神层面。然而，即使它在开战之初的力量不及德国，它的人力资源却极其庞大。俄国部队的勇气与耐力尤其著称于世。但是腐化与无能侵蚀了俄军的领导阶层，一般成员亦缺乏智慧与对科技战争的进取心。他们形成一个缺乏弹性但庞大团结的实体。他们的武器与装备制造远不及先进工业国家。这些缺陷更因俄国地理条件恶劣而雪上加霜。俄国与盟邦之间横亘着冰冻的海洋或敌国。俄国的陆地疆界辽阔。此外，俄国缺乏更重要的铁道交通建设，俄国必须依赖铁路交通，方能成功地发挥大国总体国力与影响力。俄国的精神层面情形不明确。俄国国内问题则严重到远近皆知，而且必然阻碍其对建设的努力。但有一种情形除外，它将不会对俄国的建设产生阻碍。那就是，为改进俄国的原始，与各自为政的现象所进行的圣战式改革诉求。
其实，德、奥、法、俄的军事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差别在于枝节而不在于根本。它们之间的同质性，与欧洲另一强权——英国的军事架构比较起来，差异极大。近世以降，英国基本上是一个海上强权，它是基于传统外交政策与经援盟邦的政策而介入陆地的。它在军事方面的成果，深受专业陆军风格的影响。英国维持这支正规陆军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与控制海外属地——特别是印度；而且，为此经常将军力保持在最低水平限度。以英国决心保有超强海军，却极度忽视陆军观之，造成这种奇特对比的部分理由是它的岛国性地位：它使英国视海洋为基本生命线与主要防卫圈。部分原因则是，一般对陆军存有体制上的不信任，这是一种非理性的偏见，缘起于难以考据的克伦威尔（Cromwell）时代的军政府。英国陆军规模虽小，比起欧陆国家的陆军，却有无法比拟的实战与各种形式的作战经验。其明显的专业性缺点，则是由于领导阶层惯于掌控小规模纵队式的殖民地远征军，却从未有过在大规模会战中，领导大编队作战的经验。
其实，这种领导大规模作战的意义，也即英国缺点所在，很容易被外行人高估。因为经验似乎显示，兵力愈庞大，指挥空间就愈小（the larger the force， the smaller the scope for generalship），发号施令的次数就愈少。马尔伯勒公爵（Marlborough）(2)与拿破仑战争中的指挥官，在作战时有许多五花八门，以个人意志为主的冒进行为。相较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团司令所作出的决定，显然少，但富概略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军团司令的角色颇类似大型百货公司的总经理。一场战争如果所有领导者都感到束手无策，复原缓慢，这时，经验所累积的敏锐洞察力，比演习中所获得的理论性军事技术来得重要。在这种情形中，特别是法国军队，经常自欺欺人地误认远距离下达命令，等同现场发号施令。
原本善战的小型英国陆军中，个人性格一度有较多发挥的空间，在战时也颇依赖这种空间。不幸有人认为，经过挑选所产生的军官，实际领导时并不成功。很重要的是，当英军在开赴法国途中，黑格（Haig）就曾经对他在南非时的左右手查特里斯（Charteris）(3)谈到他对于总司令约翰·弗伦奇爵士（Sir John French）的疑虑。后来查特里斯记下了这段谈话内容：“黑格今天痛快说出了心中的疑虑。他非常担心英军总司令部（GHQ）的组成分子。他认为，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弗伦奇很不适合担任高层领导……他说，弗伦奇的军事理念不正确，又从未研究过战争，人又顽固，容不下指出其错误的部下，即使自己是明显犯错。黑格认为，弗伦奇有不错的战术能力，非常有胆量与决心。但他不认为默里（Murray）敢做什么，默里只会赞同任何弗伦奇的建议。在任何情形下，他觉得弗伦奇不会听默里，却会倚重威尔逊（Wilson），这是非常错误的做法。黑格认为威尔逊是个政客，不是军人。而黑格的所谓‘政客’，就是骗术与错误价值观的同义字。”这种判断，与另外一位以军史学家著称的将领的说法相同：“简直不可能遇到比我们开始打南非战争与1914年战争时候，更差的总司令部人选了。”
但撇开指挥官错误的遴选问题不谈，有一个问题倒是，军官是否被摆错了位置，而与他们的实际角色不符。1912年，弗伦奇自己曾表示，黑格，也许还有格理尔森（Grierson），确实会“常常炫耀自己，使人感觉比起担任指挥官，他们更适合担任更高层级的参谋长”。由于格理尔森对德国军队有无人可及的知识，与弗伦奇的私谊也佳，同时又能与下级人员打成一片，所以格理尔森变成了弗伦奇手下的一位特别称职的参谋长。然而，“当格理尔森向弗伦奇指出，他有些方案不够实际的时候，格理尔森的职务立即被默里爵士（Sir Archibald Murray）所取代”。格理尔森就被调往法国，担任某军团司令。格理尔森仪表堂堂，但不勤于活动；55岁的年纪，已因生活舒适与案牍劳累而身体日衰，最后病倒并逝世于赴前线上任途中。但即使这是英国陆军的一大损失，尚不比默里在法国勒卡陶（Le Cateau）情况吃紧的1914年8月26日那天，因连日劳累而病倒来得危急。更糟的是，默里在充分休息之后，自以为仍可担当大任，其实已不堪负荷重责。这些只是两起最出名的例子，显示由于制度关系，当军官经年累月爬升到高位时，已感到岁月不饶人，对于作战的压力也愈敏感。不过敌人方面也存在同样严重的问题。德军统帅毛奇在开战前，刚刚接受过治疗。开战第一天，毛奇身边的侍从，曾因为毛奇抱病上阵而严加警戒。
英国的军长黑格则由于过分健康而无任何上述的作战焦虑。以53岁的人而言，黑格的身体是够好的。南非战争时期，由于黑格做事设想周全与条理分明，使他成为弗伦奇理想的参谋。但是，之后在担任一支机动纵队的指挥官时，他的优点就不足应付一切了。值得回味的是，被誉为“无以伦比的情报官与战斗侦察员”的桑普森上校（Colonel Woolls-Sampson）在听到黑格担任纵队指挥官的任命时所说的一段话：“他很不错，但是他太——谨慎了。他会非常坚决地不给波尔人一次机会，他连自己的机会也不会给。”13年之后，桑普森的看法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在多年后出版的“1914年政府纪要”修订版中，透露了黑格担任军长后，所遭遇的第一次严重考验。当时他在夜间的一次小小遭遇战中，竟慌了手脚。他报告“状况非常紧急”，并重复请求本身也正遭受强烈攻击的邻军支援。这份报告中还指出，由于黑格向埃纳河（Aisne）推进时过分谨慎，丢失了宝贵的机会，致使敌人在埃纳河外的据点占领了4年。不过即使黑格不具指挥部队的天赋，他却拥有别人欠缺的优秀才能。一旦战场转为平静，他的指挥官角色即因环境改变，而成为一位超级参谋军官。
因为观念上的错误而付出的代价将大于任何执行上的错误。曾被忽视的南非战争的教训，其实远比指挥官的遴选重要。根据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形来看，“皇家委员会南非战争资料”提供了惊人的例证，显示专业眼光也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有南非战争经历者，后来不少参与了一次大战。然而从南非战争的资料中，不易看出这些后来在一次大战担负领导重责者，是否当时已经认知未来战争的基本问题，例如火力防御的重要威力，以及如何穿越高难度机枪扫射区等。文件中，只有伊恩·汉密尔顿爵士（Sir Ian Hamilton）一人强调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即使他对克服这些问题似乎过于乐观，他建议的解决办法是很正确的。他坚称不仅要善用奇袭与渗透战术，不侈谈防卫的优点，而且强调野战重炮支援步兵的必要。他更以预言口吻建议，可提供步兵“加装钢质护盾的车辆”，使步兵能越野如入无人之境，在敌人阵地上建立据点。
《时代》战争史杂志出版的作者埃默里（Amery）从时尚的欧洲理论中发现一个缺陷。他强调，优势技术的重要性，现在已胜过优势数量。优势技术的价值，也随物质进步而增加。巴登-鲍威尔将军（General Baden-Powell）也持同一说法。他强调发展优势技术的方法是，军官需要从年轻时被赋予责任。他曾透过军队以外管道，如从童子军而非军中活动来佐证这种说法。
有两位将军，佩吉特（Paget）与亨特（Hunter）率先预测在未来战争中，汽车的使用价值与前景。同时黑格也曾说，与其让步兵骑马（mounted infantry），不如让步兵乘机动车（infantry “on motors”）。证明1903年到1914年之间的汽车发展，汽车在一次大战开头，或甚至直到终战期间，其使用量之小委实令人称奇！
不过在这些皇家委员会文件中最突出的部分，则是弗伦奇与黑格对于骑兵最高价值的说法；他们暗示只要骑兵继续挑大梁，战争就会进行顺利。在黑格的预见中，尚有同样对于火炮威力的惊人低估。他说：“炮兵似乎只对新兵有效。”在他自信满满的说法中，他开头即表示：“骑兵在未来战争中将有更大的运作空间。”他继续说：“迄今，骑兵除了运用在作战前，作战之中，以及作战后之外，我们预期，它将运用在比以前规模更大的战略用途上。”在理想与实际之间，这是一个多么强烈的对比！法国、德国、俄国及奥国确实在开战前夕，备妥史无前例的庞大骑兵阵容。但是各国骑兵在战争开始阶段对己方造成的困扰，比对敌人还大。自1915年以后，骑兵除了增加本国的补给压力之外，效果乏善可陈。在这方面，英国的骑兵数量尽管很小，运往海外的补给品中，粮草饲料却占最大宗，甚至超过军火，并因此使德国潜艇的威胁加剧。同时权威看法认为，后勤运输问题是俄国退败的重要因素，原因就是俄国需要喂养数量庞大的骑兵马匹。
英国陆军也一样，在这种骑兵至上论的错觉下，导致了不幸的后果。就在开战前几年，当骑兵派到达巅峰时，常见的人性真面目毕露了。有人想藉此打击那些讲实话的军官的前途。因此使相当数量的一批人噤若寒蝉。这实在是一件憾事，因为骑兵机动观念高涨之时，正是骑兵机动工具的黄昏；于是在过分强调旧式工具重要性之下，工具创新的机会为之受阻。
但在另一方面，南非战争的苦涩教训却也有所教益。它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心智的僵化与方法的形式主义。这两种毛病本已随军队专业化程度的提升而增加。在1914年之前，英国陆军多因霍尔丹爵士(4)的努力，其组织方有改革与演进。也因为他，英国发展出由受过部分训练的平民担负第二线工作的本土防卫队（Territorial Force）。罗伯茨爵士（Lord Roberts）则主张对平民实施强制军事训练，但志愿从军的观念已深入英国人心，于是霍尔丹很聪明地以传统观念为本，改进英国陆军的效率。结果，1914年，英国成立了一支拥有16万人的远征军力。它在各国当中，算是训练最佳，攻击力最强的军力。是镰刀堆中的一把利剑。为了维护这种军力，旧式的地方民团已转变为征兵制度下的特殊后备兵源。在第一线后面，就是这支本土防卫队兵力了。虽然它只征召本土防卫性质的兵源但却异于其前身——一个无固定组织的志愿部队。它现在是一支具有常设性质的作战军队。其实，英国陆军在战争军备上并无了不起的资产，只是它成功地发展出一支各国陆军罕见的步枪射击的标准形式。
英国陆军经过改革，其部队与欧陆模式的陆军渐趋一致。这当中，英法两国参谋本部也因“协约国”的结盟，而出现日趋密切的关系。不过，这种关系竟引发英国陆军的一个观念问题。原来英国陆军参谋本部在此时弥漫起“欧陆陆军主义”想法，它影响到英国陆军对角色的认知。其实，英国陆军单薄的实力，并不适合与盟邦军队并肩作战。因为这样做有损英国陆军在两栖作战上的传统运用。英国陆军机动力的运用，原可由海军指挥下获得，一支小而精悍部队的打击力，可在重要地点突然浮现，其战略效益与其兵力大小全然不成比例。
最后我们要对各国海军做一比较，也就是英国与德国在舰队实力上的均衡问题。长久以来无人质疑的英国海上霸权，近年却迭遭德国挑战。德国已认定，建立一支强有力的舰队，是奠定殖民霸权的不二法门。德国这样认定的起因是，它期望以殖民地作为其商业与日益增加人口的出口地。此一野心，在充满威胁性的天才铁毕子将军的推动下得以成长。英国人终于在海军竞赛刺激下有了反应。英国决心以任何代价维持其海上霸权与贸易的基准。即使这种反应是出自直觉而不是道理，这种潜意识的判断，其实比认为理由正当的口号，甚至比藉需要加强防卫，以便抵抗德国入侵的理由更好。工业发展的结果，使英伦三岛需要依赖海外的食物供应；英国尤其为着工业的存在而需要可靠的，以海运为主的进出口贸易。对海军本身而言，英德海上竞争有精益求精的作用，使海军专注于基本的问题。舰炮射击技术因此精进；舰上光耀夺目的铜饰，在价值上也相对变得不重要；战舰的设计与武器改良了。“无畏级”战斗舰的设计，带领新一代大口径战舰的问世。英国在1914年，已建成的这类主力舰有29艘，另有13艘正在建造；而德国此时拥有18艘主力舰，兴建中的有9艘。此外，英国海军军力此时已大为扩充，主要集结地则是北海。
从一些英国海军当局的预测数据来看，令我们更容易接受一种看法，英国相当忽视潜艇的潜在威胁。英国对德国海军实力的看法，在于正在建造中的船舰数量，而非已服役数量。值得赞许的是，德国海军尽管欠缺海上传统，但其舰队堪称一支经过刻意训练，而非自然成长的武力，其操舰术令英国感到棘手，其枪炮科技也可能优于英国。
但是在第一阶段的交手中，英德海军军力之比较，远不如陆上军力问题受到重视。这是因为舰队有其先天条件的限制——它受限于海洋，无法对敌国作直接打击。因此，海军的基本目的仅在于确保本国对外海上交通，以及破坏敌国海上交通。虽然海上求胜仍是作战的第一步，其终极目的却是封锁。由于封锁不易收立竿见影之效，因此它的影响力，唯有在众所倚赖的陆军的速战速决无法达到时方才凸显。
在这打一场速战速决的短期战争的想法中，另有一点就是大家都相当轻忽经济力量。很少人相信，一个现代国家可以忍受长期的大规模冲突。各国对于食物与资金的供应，以及械弹军需的供应与制造等问题仅作短期估算。在各交战国中，除了英国与德国，所有国家的粮食都能自足。德国国内的物资供应问题将在争战经年之后，方才转趋严重，但英国只要外援被切断，3个月之内即会发生粮荒。
在军需品与其他战争物资方面，英国的工业力量居各国之冠。虽然将工业力转变为战争物资生产，是进入战争的必要开端，不过所有这些问题需视英国海上交通的安全性而定。法国工业力不强，俄国更弱；但是法国与俄国情形不同，法国可以倚靠外援，只要英国掌控海洋。英国在协约国中居工业龙头的地位，德国则在另一批结盟国家中居工业枢纽。德国是一个巨大的工业制造国，同时国内原料丰裕，特别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并吞洛林铁矿区之后。然而，德国外援若遭断绝就不利于长期作战。战争时间不但会延长，而且一开头就会遇上热带产品如橡胶之类严重欠缺问题。此外，德国主要煤矿与铁矿区都太接近边界，易遭攻击；譬如东部的西里西亚（Silesia），以及西部的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与洛林皆是。因此，同盟国比协约国更需要以速战速决的攻击性战争手段，奠定局面。
相同的，欧陆各国财源筹措都是以短期战争为基础来筹计，主要是靠大量囤积黄金以应战争之需。这当中，独英国不具这样条件，但它后来证明了它的银行制度的力量，与分布在广大商民身上的财富，都能够作为军费。经济专家在战前鲜有人能了解这一点。
如果在战争估算上，列强忽视了经济的力量，对于心理力量，除了在纯军事方面有所探讨之外，其他也一点都未加探索。相比对物质的探讨，精神研究工作做得太少了。曾参加过1870年战争的大兵哲学家阿尔当·迪皮克（Ardant du Picq）曾以文字褪去战争的英雄主义色彩，仔细道出平常人遇到作战危险的反应。有好几位德国战地评论家曾描述了1870年战争中作战士气的真相；并曾推论，制定战术应参酌经常存在的恐惧与勇气等因素，以及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到了19世纪末，法国军事思想家福煦上校（Colonel Foch）更指出了高层指挥系统在精神上，对于部队的重大影响力。但他的教学方向主要在强化己方，而非搅乱敌方指挥官的意志力。其实福煦对这一问题只触及表层。至于民众心理方面则无人探究。所以在开战之初的几个星期，从法国政府迫使新闻界保持缄默，即显示当局不懂民众心理。英国也一样，是由于基钦纳（Herbert Kitchener）(5)的行动所致。同时，法国政府在发布正式公报上，也做了类似笨事。由于公报极力隐瞒战争真相，使民意不相信一切官方的新闻。于是谣言蔓延到严重地步。政府在做出多次失策的举动之后，才了解刻意的宣传，以及利用宣传作为武器的真正价值。
(1) 格耐森瑙〔Gneisenau〕为军制改革家，沙恩霍斯特〔Scharnhost〕，近代参谋本部体制的发展者，战略家克劳塞维茨即为其学生。至于老毛奇与罗恩〔elder Moltke and Roon〕，前者曾官拜德国元帅、参谋总长，并受封伯爵。对近世德军变革影响重大。后者曾任德国陆海军大臣、首相，也是普鲁士军制的重要改革者。
(2) 18世纪初英国名将兼政治家。
(3) 海格的秘书，未来的英军情报首长。
(4) 黑格曾是霍尔丹的热心助理。英王爱德华七世曾极力支持霍尔丹担任陆军大臣。
(5) 当时的英国陆军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