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辞

我向我的朋友献上这有关忧郁科学的文字，这种忧郁的科学长久以来被看作哲学的真正领域，但自从哲学转变为方法论之后，这个领域就陷入了智力短路、咬文嚼字，并最后导致了对良善生活训条的遗忘。曾被哲学家们看作是生活的东西已经属于私人存在的层面，现在则变成了纯粹的消费，被当作物质生产过程的附属物，没有自主性，也没有实体。想要了解生活直接性之真相，就必须仔细审视它那被疏远的形式，那种即使在最隐蔽的角落里也能决定个人存在的客观力量。开门见山地探讨直接性，就像小说家干的事情一样，把他们的提线木偶像廉价珠宝一样，饰以过去的激情，让那些只不过是社会螺丝钉的人表现得好像仍然有作为主体的能力，好像有什么东西依赖于他们的行动似的。我们对生活的看法已经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掩盖了生活已经不复存在的事实。

但是，生活和生产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把前者贬低为后者的一种短暂的表象，这是完全荒谬的，等于把手段和目的本末倒置了。人们在生活中却仍然未能搞清楚这种投桃报李的模式。简化并退化了的本质顽强地抵抗着将本质揭示为表象的魔力。生产关系本身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领域”中所发生的事情，即在个人意识和无意识中，生产关系只是对生产的反映，却对真实生活构成了讽刺。只有在尚未被生产秩序所囊括的情况中反对生产，才能创造出另一种更有价值的人类。生活的表象——也就是消费领域本身为之辩护的东西——一旦被彻底抹去，那么绝对生产这只怪兽就会获得胜利。

然而，因为生活变成了表象，从主体出发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也仍然是错误的。历史活动那压倒性的客观特征只让主体分解，又不产生新的主体，所以个人的经验必然是建立在旧主体的基础上的，而旧主体现在已受到历史的谴责，它虽然仍然是自为的，但不再是自在的了。主体仍然确信其自主性，但集中营向主体展示的虚无已经超越了主体性本身的形式。即使是对自身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也带有某种伤感和不合时宜的东西：一种对世界进程的悲叹，一种被世界拒绝而产生的悲叹，这悲叹的理由与良善的信念无关，而是因为主体万一被世界拒绝就可能会被套住，从而被迫遵守世界进程的规律。一个人忠实于自我意识和经验状态的能力总是处于诱惑中，在是否存在超越个体的洞见和名实关系问题上摇摆不定。

因此，黑格尔为《最低限度的道德》提供了方法，他反对主体性在各个层面上都是自为存在的观点。辩证法不承认任何孤立的东西，也不承认格言本身就具有价值。用《精神现象学》中的一个术语来说，姑且可以把格言看作“对话”。但能够进行对话的时代已经消逝了。这本书既没有忘记体系哲学包揽万物的总体性要求，也没有忘记它对这种要求的反对。在对待主体关系的问题上，黑格尔可没有参照他在其他方面奉行的要求：在物之中而不是“超乎物外”，或“深入到物的内核”。如今，主体正在消亡，格言就担负起了“无常即常”的责任。与黑格尔的做法既相同又不同，格言看重否定性的原则：“只有当精神在一种绝对的支离破碎状态下重新找到自己，它才赢得它的真理。精神作为这样一种力量，作为一种肯定的事物，并没有逃避否定的事物。与此相反的做法则是，把某些东西说成不存在或是错误的，然后转移到别的东西上面，就此完事。实际上，只有当精神直面它的否定事物，与之周旋，它才是这样一种势力。”

黑格尔对个体的轻蔑姿态与他自己的见解相矛盾，而这种否定的态度恰恰源于他与自由主义思想的纠缠不清。通过对立而产生的整体和谐概念不得不反求诸己，不管黑格尔怎样把个体化说成整体过程中的一个具有推动性的时刻，个体在整体的建构中却总是处于低等的地位。黑格尔认为，在史前，客观趋势在人脑中占有一定地位，实际上是消灭了个人品质，却没有实现历史所建构的一般性与和特殊性的调和。这种认识是歪曲事实的。黑格尔带着一种安然自若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再一次选择消除特殊性。在他的作品中，整体的优先性从未受到质疑。在黑格尔的逻辑里，历史从独立反思到辉煌无比的整体的过渡越成问题，哲学就越急于证明它的存在，就越会促使客观倾向的大获全胜。在宿命论的胜利中，个体化的社会原则达到了顶点，这就更给了哲学足够的理由去这样做。黑格尔在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基本范畴“个体”实在化时，并没有真正贯彻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显然认为，在古典经济学中，整体是通过其成员的对立利益的相互联系而产生和再造自身的。他天真地把这样一个个体看作一个不可通约的标准——这正是他在自己的理论中分解的东西。然而，在个人主义的社会里，一般性不仅通过个别事物的相互作用来实现自身，社会性也同样构成了个体的本质。

因此，社会分析可以从个人经验中学到的东西比黑格尔所承认的还要多得多，反过来，如果没有个人经验的帮助，宏大的历史范畴也总被怀疑是骗人的。黑格尔的概念形成至今已有150年了，一些对历史的抗议已经转移到了个人身上。在黑格尔那里，个人越是丰富多彩、多种多样和富有活力，就越意味着父权的衰落；另一方面，社会的社会化却又不断削弱着个体性。随着个体的衰朽，个人自己的经验和他所遇到的事物，再一次有助于知识的形成，而只要他坚持把自己积极地解释为支配的范畴，这些知识就能被解释为是重新发现的。消除差异是极权主义本身的目的之一，面对极权主义，甚至解放社会的力量可能也只能暂时撤回到个人领域。而如果批判理论停留在个人层面，就不仅仅是良心败坏的问题了。

所有这一切并不是要否认在这样的尝试中存在着争议。这本书的大部分篇幅是在战争期间写的，当时的条件强迫人进行思考，驱逐我的暴力行为使我对这种暴力还一无所知。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所有那些在不可言说的集体事件面前谈论个人问题的人，都是灾难的帮凶。

在本书的三部分中，每一部分都从最狭义的私人领域出发，即知识分子的流亡问题。在此基础上去考虑更广泛的社会和人类学范围，涉及心理学、美学、科学以及它们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每一部分中概括性的警句在主题方面都指向哲学，它们都不是完整的，也不是确定的命题，而旨在提供观点的交锋或为未来的思考提供模式。

写这本书的直接契机是马克斯·霍克海默的五十岁生日，那天是1945年2月14日。当时由于外部环境的限制，我们不得不中断了共同的工作。抛除外部条件的干扰，希望这本书能表达出我的感激和忠心，它见证了我和霍克海默内心之间的对话，书中的每一个主题都同时属于霍克海默（那个挤出时间来构思书的人）。

《最低限度的道德》的具体方法，即试图从主观经验的角度来呈现我们所共有的哲学的各个方面，这些方面虽然仍然是哲学的各个部分，但把它们整合到一起也不能完全满足哲学的要求了。这种形式具有分离性和非约束性的特征，也可以说是放弃了明确理论的内聚性。与此同时，这个找罪受的方式能在某些方面让我忘记只能由自己继续执行本要两个人才能完成的任务，而我们必须完成那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