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白沙在涅

庖丁有一种乐道倾向，他们对理论或艺术工作入迷，只有那样才能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他们会说，技术不重要，主观表现才是重中之重，所有的手法、习惯也不能用明确的言辞来描摹，而是用玄之又玄的“道法自然”一言以蔽之。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有任何确定的类型，数不清的宣言、口号所形成的乱象更是混淆视听，写出一部值得创作的作品简直就成了一件大无量的功德了。从众的压力横亘在每一个作家的头上，结果减弱了他们的创作激情。知识分子自我修养的核心本是在解构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一个人之所以称为知识分子在于他有所为有所不为，积累过的经验与韬光养晦的社会洞察力都需要谨慎使用，内在冲动与它们则是相反的力量，一般是不受待见的，但这些本能冲动又是那么强烈，恐怕只有无条件又无争议的权力才能抑制住。知识分子也靠本能去生活：画家和音乐家不许自己总是用这个或那个颜色与和弦的组合，作家也不愿用陈词滥调，总想语不惊人死不休，不然的话那步步紧逼的自我就会让他们彻夜难安。对当代文化泥沼的拼命拒绝恰恰昭示了这群格格不入的人正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与此同时，席卷他们的力量也赋予了他们摆脱的勇气。尽管这种勇气自称为个人反抗，却也绝不能简单理解为个体的本质。美其名曰知识分子良心的成分中，离开社会背景谈道德超我是不成立的。这种良心的出现首先需要有一个良善的社会，还有要良善的公民，这样才算成立。如果在一个礼崩乐坏的社会里，智者毫无自控力，个体又填鸭式地获得了大量野蛮文化的糟粕——一知半解、自由散漫、虚与委蛇、粗鄙无知——怎么还有人盲目相信良善的存在？在一个黑白颠倒的社会里，通常这些陋习都被合理化为诸如天性使然、被他人理解的愿望、人情练达云云。君子之道亡得如此轻松，让我们误以为还只是个例。最显著的情况是知识分子的物质条件也发生了变化，一旦他们开始说服自己靠写作养家糊口，单单这一条变化就逼得他们绞尽脑汁玩命写，最终把丰富的语言变成千篇一律的废话，可他们曾经深恶痛绝的，不就是他们现在写的这些东西吗？就像曾经锦衣玉食的流亡者在异乡土地上不可遏制地节约开支，其疯狂程度堪比他们当初在奢靡浪费的事业上所做的努力。所以在最后的最后，精神上一贫如洗的文化大军高歌猛进地迈向地狱，那里才是他们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