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关于新信徒的天国和勇气，我们已经受到充分的教诲，现在也就能够提出最后一个问题了：他是如何写自己的书的？他的宗教证书是什么种类的？

谁能够严格地和没有成见地回答这一问题，对于他来说，德国庸人的施特劳斯式手写神谕⁽⁷⁷⁾是分为六版请来的这一事实，就成为最引人深思的问题，特别是当他还听说，即便在有学识的圈子里，甚至在德国的大学里，它也被当作这样一种手写神谕而受到欢迎的时候。大学生们据说欢迎它就像是欢迎强健精神的一部法规似的，教授们据说不曾反驳过它：此时此地，人们想在它里面真的发现一部学者们的宗教书。施特劳斯本人承认，表白书不仅仅可以给学者和有教养者一个答复；但是，我们在这里坚持，它首先是面对有教养者的，而且尤其是面对学者的，为的是给他们递上一种生活的镜子，看他们自己是如何生活的。因为这是一种伎俩：硕士装得好像他拟制了一种新世界观的理想似的，而如今，对他的赞扬众口一词地回到他这里，因为每一个人都可能认为，恰恰他自己在如此观察世界和生活，恰恰在他自己这里，施特劳斯可以发现他只是要求未来的东西已经实现。由此也就部分地可见那本书非同寻常的成就：我们就像书里说的这样生活，我们就是这样幸福地漫步！学者对他喊道，并且为别人对此感到喜欢而高兴。至于他对于个别的事情，例如对于达尔文或者死刑，是否想的与硕士偶尔不一样，他自己认为相当无所谓，因为他如此有把握地感到在整体上呼吸着他自己的空气，倾听着他自己的声音和他自己的需求的回响。这种一致怎样使德意志文化的每一个真正的朋友感到难堪，他也就必须怎样无情严格地解释这样一个事实，甚至毫不畏惧地公开提出自己的解释。

我们了解我们时代所特有的一切推进科学的方式，我们了解它们，乃是因为我们经历了它们；而且正是因此之故，几乎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对科学的这样一种研究对于文化来说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甚至假定，到处都现成地有从事于文化的能力和真诚的意志。在科学的人（完全不看他当前的形象）的本质中有一种真正的悖论——他的举止行为就像是一个极傲慢的幸福闲荡者：就好像存在不是一件不可救药的和令人忧虑的事情，而是一份固定的、永远有保障的财产似的。他觉得自己被允许把生命浪费在一些问题上，这些问题的回答在根本上唯有对于确信永恒的人才可能是重要的。极可怕的悬崖峭壁高耸在他这个时间不多的继承人周围，每一步都使他想起：为了什么？向何处去？从哪里来？但是，他的灵魂因数一朵花的雄蕊或者敲碎路边石头的任务而兴奋，他在这件工作中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关注、兴致、力量和欲求。这个悖谬，即科学的人，最近在德国又忙起来了，就好像科学是一个工厂似的，而每一分钟的延误都将招致惩罚。现在他在工作，就像第四等级亦即奴隶等级一样艰苦地工作，他的研究不再是一项活动，而是一种强制，他既不左顾也不右盼，以那种不完整的注意力或者以那种讨厌的休息需要来历经一切事务，同样历经生活所孕育的一切忧虑；这就是创造性的工人所特有的。

他也是这样看待文化的。他的举止行为就好像生活对他来说只不过是闲暇似的，但却没有尊严：甚至在梦中，他也未曾卸下自己的牛轭，就像是一个奴隶，即便在自由时也还梦见他的困苦、他的匆忙、他的挨揍。我们的学者们与想增加自己的一块继承来的小地产、勤奋地从早到晚忙着耕地、驾犁、吆喝牛的农夫几乎没有区别，至少不是为了自己而有所区别。帕斯卡从根本上认为，人如此紧迫地从事自己的事务和自己的科学，只不过是为了由此逃避任何寂寞、任何真正的闲暇会硬加给他们的那些最重要的问题罢了，也就是逃避那些关于为了什么、来自何处、向何处去的问题。我们的学者们甚至不曾想到那个最迫近的问题：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匆忙、他们痛苦的眩晕究竟有什么用？难道不是为了挣面包或者追逐名声？不是，真的不是。但是，你们毕竟这般忍饥挨饿地费心劳神，你们甚至贪婪地撕咬食物，根本不挑拣科学的餐桌，就好像你们已经饿得要死了似的。但是，如果你们作为科学的人对待科学，就像工人对待他们的需要和生活困境给他们提出的任务一样，那么，一种注定恰恰鉴于这样一种兴奋的、紧张的、疲于奔命的，甚至坐立不安的科学性而等待其诞生和解脱的时刻的文化，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对于它来说，甚至没有人有时间——然而，如果科学不是对于文化来说有时间，那它到底要干什么呢？你们在这里至少要回答我们：一切科学，如果它们不应当导向文化，那它们是来自何处、向何处去、为了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是导向野蛮！而在这个方向上，我们看到学者阶层已经可怕地向前移动了，只要我们想一想，像施特劳斯这样浅薄的书就满足了它现在的文化程度。因为恰恰在学者阶层身上，我们发现了那种讨厌的休息需要，发现了那种以不完整的注意力顺便听一听的对哲学和文化的应付，从根本上说是对存在的一切严峻的应付。人们可以想一想学者阶层的聚会，当专业谈话沉寂下来时，它也只是对疲倦、对不惜一切代价的消遣兴致、对支离破碎的记忆以及毫无联系的生活经验作出见证。倘若人们听一听施特劳斯谈论生活问题，无论是谈婚姻问题还是谈战争或者死刑，那么，他在一切现实经验、在对人的原初的透视上的缺乏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一切判断都是按照书本千篇一律的，在根本上甚至是按照报纸的；辞藻华丽的回忆代表着现实的想法和洞识的水平，在表达方式上的一种矫揉造作的委婉和老练要对我们掩饰智慧和思维之成熟的缺乏。这一切是多么精确地适合大城市里德国科学熙熙攘攘的高台的精神。这种精神又必须多么意气相投地对那种精神说话：因为恰恰在那些场所，文化丧失得最多，恰恰在它们这里，甚至一种新文化的萌芽也变得不可能；这里所从事的科学的种种准备是如此喧闹，那里最受欢迎的各学科的费用落到了最重要的学科头上。人们在这里必须打着什么样的灯笼来找能够有一种内在的专心致志和对天才的一种纯粹的献身精神、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来援引从我们的时代逃逸出去的魔鬼的人啊！从外部来看，人们当然在那些场所找到了文化的全部排场，这些场所以自己令人印象深刻的设备可以与拥有自己惊人的火炮和军事装备的军械库媲美：我们看到种种准备和一种繁忙的景象，就好像天公怒号，应当从极深的井中汲取真理似的，然而，人们毕竟可能在战争中最坏地使用最伟大的机器。同样，现实的文化在其斗争中也把那些场所扔到一边，以极佳的本能感觉出，那里对于它来说没有什么可希望的，也没有多少可害怕的。因为有学识的工人阶层急红的眼睛和迟钝的思维器官能够从事的唯一文化形式，就恰恰是施特劳斯宣布了其福音的那种庸人文化。

如果我们用上一刻看一看把有学识的工人阶层与庸人文化结合起来的那种同情的主要根据，我们也就会发现通向被承认为经典的作家施特劳斯，从而通向我们的最后主题的道路。

首先，那种文化面带满意的表情，不想对德国学识的当前水平有任何本质的改变。尤其是它坚信一切德国教育体制，特别是高级文科中学和大学的独特性，不停地向国外推荐它们，一刻也不怀疑人们通过它们成了世界上最有学识、最具有判断力的民族。庸人文化相信自己，从而也相信供自己支配的方法和手段。但其次，它把对一切文化问题和趣味问题的最高判断放到了学者们的手中，把自己看作关于艺术、文学和哲学的有学识的意见的一直在增长的纲要；它所关心的是逼迫学者说出自己的意见，然后把这些意见掺杂、稀释，或者体系化，作为药剂喂给德意志民族。至于在这些圈子之外生长的东西，一直被以半信半疑的态度或听或不听，或看或不看，直到最终响起一个声音，不管这声音是谁发出的，只要他相当严格地带有学者的族类性格，从传统的趣味无误性寄身的那些庙宇空间发出；而从现在起，公共舆论就更加有了一种意见，并且以百倍的回声重复着那个个人的声音。但事实上，对于应当寄身在这些空间和那些个人那里的美学无误性来说，情况是令人忧虑的，而且是如此令人忧虑，以至于人们一直坚信一位学者的无趣味、无思想和美学上的野蛮，只要他不表现出相反的东西。而且只有少数人将能够表现出相反的东西。因为有多少人在参加了当代科学的气喘吁吁的和急急忙忙的赛跑之后，还在根本上能够保持战斗的文化人的那种勇敢的和平静的目光——假如他曾经拥有这种目光的话，即那种把这赛跑本身看作一种野蛮的因素的目光呢？因此，这些少数人必然在今后生活在一种矛盾中：针对全都把公共舆论变成自己的保护神，并在这种信仰中相互支持和提携的无数人的千篇一律的信仰，他们能够做成什么事情呢？即便有一个个人这样宣布反对施特劳斯，这又有什么用呢？因为这众人决定赞成施特劳斯，而且由他所率领的群众已经六次学习一个接一个地请求硕士的庸人安眠药水了。

如果我们由此直截了当地假定，施特劳斯的表白书在公共舆论那里取得了胜利，并作为胜利者受到欢迎，那么，该书的作者也许会使我们注意到，公开报刊上对他的书的各种各样的判断具有一种绝对不一致的特征，极少是一种无条件有利的特征，而且他本人也不得不对这些报章上的斗争的一些时而极敌对的口吻和过于放肆的挑战性风格在一篇后记中提出抗议。关于我的书怎么可能有一种公共舆论，他将向我们喊道，如果每一个报界人士都可以把我视为无法律保护的，并随心所欲地恶待我！一旦人们就施特劳斯的书而言区分了两个方面，即一个神学的方面和一个作家的方面，这个矛盾就可以被易如反掌地取消掉：只是由于后一个方面，那本书才接触到德意志文化。由于它的神学色彩，它处在我们的德意志文化之外，并且激发起不同的神学派别，甚至在根本上每一个个别的德国人的厌恶，因为此人是一个天生的神学宗派主义者，只是为了能够对任何别的信仰持异议才发明了他自己稀奇古怪的私人信仰的。但是，且听一听所有这些神学宗派主义者谈论施特劳斯吧，只要必须谈论作家施特劳斯；神学的不谐和噪音立即消逝，在纯粹的合唱中，声音就像是出自一个团契之口：他毕竟依然是一个经典作家！每个人，即便是最顽固的正统派，也直言不讳地把最有利的话面告这位作家，哪怕只是关于他的几乎莱辛式的辩证法或者关于他的美学观点的自由、美和效力的话。作为书，看来施特劳斯的产品完全符合一本书的理想。尽管神学对头们声音最响亮，但他们在这一场合却只不过是广大读者的一小部分罢了：甚至对于他们来说，施特劳斯的话是有道理的。他说：“对于我的成千上万的读者来说，我的几十个公开指责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他们很难证明自己完全是那些读者们的忠实翻译。如果在像这样一件事上，大半是不赞同者在说话，而赞同者却满足于默不作声，那么，这就在于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种关系的本性。”⁽⁷⁸⁾因此，且不说施特劳斯时不时地激起的对神学表白的恼怒，关于作家施特劳斯，即便是在偏激的对头们——对于他们来说，施特劳斯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来自深渊的动物的声音——那里，大家的看法也是一致的。因此，施特劳斯通过各神学党派的文学雇工们所得知的这种对待，并不证明任何与我们的命题相悖的东西，即庸人文化在这本书里获得了一次凯旋。

应当承认，有学识的庸人通常都比施特劳斯少一点坦率，或者至少在公开声明方面更多一些矜持：但对他来说，在另一个人那里的这种坦率就更为令人满意了；在家里以及在他的人那里，他甚至啪啪鼓掌，只不过恰恰在书面上他不能承认，施特劳斯的这一切多少说到他的心坎上了。因为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我们的知识庸人有点胆小，即便是有极强烈的同感；而恰恰施特劳斯少一点胆小，这使他成为领袖，而另一方面，即便是对于他的勇气来说，也存在着一个十分确定的界线。如果他逾越这个界线，就像叔本华在每一个句子中所做的那样，那么，他就会不再像一个头目那样走在庸人们前面，而且人们就会迅速地逃离他，就像现在跟在他后面一样。谁想把这即使不称为睿智的，但至少称为聪明的克制，把勇气的这种中庸称为一种亚里士多德的德性，那他当然是大错特错了；因为那种勇气并不是两个错误之间的中点，而是一种德性和一种错误之间的中点——而且在这个中点上，即在德性和错误之间的中点上，包含着庸人的一切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