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当代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

中日关系正常化至今已有25周年。回顾这25周年的历程，可以发现影响中日关系的基本因素大致有三：（1）政治及安全因素；（2）民间友好活动；（3）经济交流。根据这三项因素在不同条件下的变化，可以看到25年来的中日关系跨越了两个时期、三个阶段。两个时期：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三个阶段：70年代，80年代，90年代。深入剖析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中日关系的特点，对于了解中日关系的发展规律，总结处理中日关系的经验，增强把握中日关系未来的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

20世纪70年代是中日关系恢复正常化阶段。中日两国之所以能够在70年代实现关系正常化，并非偶然，是因为影响中日关系的三大要素都发生了有利于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变化。

1．从政治及安全保障上的战略考虑，由于苏联在与美国争霸中渐呈领先态势，美国为强化其战略地位，致力于改善中美关系，这使追随美国外交战略的日本也被迫调整中日关系。

战后，日本政府决定利用当时东西方的对立和矛盾，采取向美国一边倒的政策，化敌为友，依靠美国的保护和支持，实现日本的所谓复兴。为此，日本政府秉承美国意志，于1952年与台湾蒋介石当局缔结所谓《日华条约》，对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采取不承认和敌视态度，使中日两国失去了正常交往的可能。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但日本政府对中国方面的努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未采取合作态度，这种情况直到70年代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发表了《上海公报》。阻隔中美正常交往的冰山解冻，中美开始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历程。中美之所以采取这样重大的历史性措施，是由于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变化。其一，美苏军事力量的对比正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其二，苏联领导人的大国沙文主义，使曾经为盟国的中苏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这迫使中国脱离以苏联为首的原东方阵营，采取依托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反对美苏、特别是苏联霸权主义的政策和策略。上述变化构成了中美结束20年对立，跨越太平洋握手的基础。

当时日本执行的基本上仍然是吉田茂时期的低姿态外交路线，即重经济、追随美国的世界战略，以此换取日本的安全和经济发展。尼克松访华后，日本的对华政策开始转变。田中角荣出任首相后，立即将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提上了议程。他认为：“在安全保障问题上，世界上有三个据点，即柏林墙、朝鲜的三十八度线和古巴。这是东西方的三个接触点。必须使这三个接触点不发生纠纷，否则就无远东的和平。有了中美日三国的等边三角形关系，就可以维护远东和平，日本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是比在亚洲成立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更强有力的安全保障。”田中敏锐地把握了世界战略格局的新变化，并从这种新变化出发，要求对中日关系作新的定位。在这样的基础上，日本政府开始响应中国方面早在1957年即发出的呼吁，于1972年9月29日在北京与中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日邦交正常化。6年之后，即1978年8月12日，中日两国又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在签约之前，日本园田外相指出：“我认为，缔结日中条约具有成为美国的世界战略一环的意义。”又说：“中苏纠纷激化不好办，为使中苏间关系稳定，有必要使中国稍微强大些。我想日本现在援助中国是适宜的。”这表明当时日本发展中日关系确实包含有适应美国世界战略的变化，联华以遏制苏联扩张的要求，这成为中日两国在70年代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

2．中日民间长期友好来往，使中日两国在70年代实现关系正常化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

战后至1972年，虽然由于当时的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冷战政策，中日两大邻国处于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不正常状态之中，但与其他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关系相比，中日关系却具有一个明显特点，即中日保持了长期的友好往来。这就为以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奠定了深厚的民众基础。

中日间之所以在国家关系不正常的状态下，能保持长期的民间友好来往，主要有以下原因：（1）中国实行了正确的对日政策。早在1953年9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教授时便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对外侵略罪行，不仅使中国人民和远东各国人民遭受了巨大损失，同时更使日本人民蒙受了空前未有的灾难。我相信日本爱好和平的人民将会记取这一历史教训，不再让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和重新对外侵略，以免日本重新蒙受比过去和现在更加深重的灾难。”这表明中国政府很早就坚持立足民间外交，以通过中日两国人民的奋斗，突破美国和日本政府在中日关系中设置的障碍，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这就为中日民间的长期友好往来，打开大门，提供了基本条件。（2）中日两国有过2000年的友好往来历史。早在公元前中国汉朝时期，中日间便有了交往。此后的2000余年来中日两国一直未间断友好往来。这种长期的友好往来，以及两国文化之间，特别是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深刻影响，使中日民众之间形成无法割断的历史联系。正像为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作出重要贡献的古井喜实先生指出的那样：“时光流传，沧桑多变，在历史悠久的文化交流和将近半个世纪的忧患苦难中，两国人民之间产生了难以根除的亲近感和情谊，今天还在继续着。彼此间有着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以及道理上难以言表的亲近感情和情趣。”（3）当时的日本民众中有相当多的人在战后对日本侵略中国抱有深重的内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的真相部分地得到揭露；同时中国人民对日本战俘采取了人道主义立场，宽大处理，并遣送他们回国；对战争时期留在中国的日本遗孤，抚养成人，愿意回国寻亲的，协助他们返回日本。两相对照，使日本有相当多的人对日本侵略中国抱有内疚，愿意通过推动中日友好来减轻罪责。（4）当时的日本存在较为强大的左翼力量。冷战时期的国际斗争带有意识形态对立的特点，当时的日本存在明显的阶级对立，共产党、社会党等日本左翼政党通过各种群众活动，反对当时美国及日本政府坚持的敌视社会主义中国的政策。他们的主张与活动有力促进了中日民间友好运动的发展。

3．中日经济发展的新需求，推动了中日关系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经济经过恢复和高速增长阶段，一跃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在这之后，日本开始了自身经济调整，同时在发展中碰到某些困难，这些因素强化了日本经济界发展中日经济关系的要求。这些因素主要有：（1）70年代初日本经济开始转变主攻方向，将60年代的主攻方向——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转变为重点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这种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使日本要求将原有的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当时日本对华虽然还没有直接投资，但是中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对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肯定具有巨大吸引力。在日本实行新的产业结构调整之时，这不能不成为推动日本经济界发展对华关系的动力。（2）1973年秋的石油危机使实际石油价格猛涨3倍，对石油进口大国日本的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以此为转折点，日本经济结束了高速增长时期。1974年度，日本经济出现战后第一次负增长。这种局面迫使日本不得不千方百计开辟新的石油供应源，一衣带水、而当时石油产量又正处于不断增长时期的中国必然引起日本的注意。（3）70年代美国出现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劳动生产率增长无力。而当时的日本经济基本属出口导向类型，随着经济发展，对美贸易黑字逐年增长，导致日美贸易摩擦日益剧烈。为了缓解这种摩擦，日本被迫努力实现市场多元化，开辟新的贸易渠道。这无疑是日本经济界发展对华经济关系的又一动力。

而当时的中国为了打破美国的经济封锁，早在20世纪50、60年代，便在周恩来总理对日贸易三原则指示下，努力发展对日经济关系。尤其是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发展对外经济交流的要求进一步增强。1978年2月16日，在北京签订了中日长期贸易协定，要求在协定有效期内使中日双方输出的总金额达到100亿美元左右。

正是上述三大要素，即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中日民间友好的发展、中日经济交流的需要，构成了70年代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基础。其中发生主要作用的是前两项要素，而第三项要素虽然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在当时的中日关系中并不占居主要地位。因此，当时的中日关系基本是民众推动的、基于政治安全保障上的互有所求而形成的关系。

二

中日关系在70年代实现正常化之后，至80年代形成了一个发展的高潮阶段，出现这个阶段的原因，是由于影响中日关系的三大基本要素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进一步变化。

1．在政治及安全保障领域，出现了以下变化：

（1）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广泛发展对外交流；日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抱有自己的期望，并从这种期望出发，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表示支持。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将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力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根据这一方针，80年代中国加速了改革开放。邓小平1982年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要求：“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1984年3月，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谈话中指出：“要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在21世纪，还要发展到22世纪、23世纪，要求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这表明中国将对外开放视为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国策之一，而发展中日关系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

日本了解中国政策的上述重大变化，随即表示支持。1979年12月6日，大平首相提出对中国经济协助三原则时说：“对于中国的近代化我国将尽力协助。”日本持上述立场主要基于如下考虑：首先，80年代初，中国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经济濒于崩溃，日本有些人很担心中国克服不了自己的困难，陷入混乱，从而损害日本。从这种担心出发，日本欢迎能使中国经济得到发展的改革开放，认为这有利于中国避免混乱、有利于避免因中国混乱而给日本造成难民问题等诸多消极影响。其次，冷战以来美国一直将以西方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改造世界作为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是追随这一战略的。日本的一部分战略家认为，“日本支持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有利于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能够促使中国走上西方的民主自由道路。这样，可以使中国从力图打破现状的势力，转变为维持现状的势力。”再次，希望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加强中日经济交流，使日本获得更大的市场。出于以上考虑，日本对中国1978年以来确定的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方针表示出了未曾有过的热忱态度，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密切化。

（2）苏联的扩张势头更加咄咄逼人，使日本更为明显地感受到来自北方的威胁。1978年12月，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向柬埔寨发动大规模武装入侵。次年12月，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同时苏联为了抗衡美中日关系的发展，在远东大力扩充军备，特别是海上力量。到80年代初，苏联太平洋舰队增加27万吨位，成为苏联最大的远洋舰队，并在远东部署10多枚SS 20中程核导弹，首次在北方四岛部署一个现代化师。这使日本更为明显地感受到来自北方的威胁，1980年，日本政府首次在国会宣布苏联是日本的“防卫对象国”。日本接连几任首相都明确谴责了苏联的对外扩张。上述立场必然促使日本向坚决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中国靠拢。

（3）日本外交方针开始新的转变，中日关系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上升。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国际地位进一步下降。在经济上，198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由1970年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30.2%下降到22%；在军事上，美国在与苏联的对峙中明显被动；政治上美国的影响力也大为削弱。在此时期，日本的国际地位逐渐上升，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经济上。实力的增强，以及因担心美国与苏联争霸不力而影响西方共同的战略利益，使日本在80年代对其外交方针作了新的调整。日本新的外交方针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要求改变吉田茂以来日本外交的低姿态和被动状态。中曾根首相提出：“要在世界政治中扩大日本发言权，不仅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增加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上述日本新外交方针的特点，必然改变中日关系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如果说过去日本主要是追随美国，以及从抵御苏联威胁保障日本安全角度出发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那么现在日本则是从主动与美国、欧洲、中国等合作，在全球范围内遏制苏联的扩张态势，同时谋求日本全球性的国际政治地位、力图使日本成为世界一极的角度出发处理中日关系。战略要求的提升，必然使中日关系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相应上升。1982年日本首相铃木指出：“中国面向何方，对西方的安全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2．在双方政府的推动下，中日民间交流更为深入广泛。

在80年代，除了原来推动中日民间交流的基本因素仍然都存在外，中日两国政府对民间交流表示出更为重视的姿态。中日民间交流变得更为深入广泛，在70年代努力的基础上，到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日经济合作迅速发展。首先是中日贸易额大幅增长，1972年为10.39亿美元，1980年达到89.08亿美元，1985年达到164.2亿美元，占中国当年外贸总额的29%，使中国上升为仅次于美国的日本第二大贸易对象国。其次是资金合作明显增长。中日之间的资金合作始于1979年，在80年代，日本向中国提供了多种形式的贷款和援助，中国一些金融机构和企业也以发行债券等形式从日本民间筹措资金。在中国利用外资的国别构成中，日本一直居于领先地位。再次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扩大。1984年开始至1990年年底，日本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1392项，协议金额为33.13亿美元，仅次于中国香港、澳门和美国等地区及国家而居第4位。又次是中日技术合作有所进步。1979年至1990年，中国使用中央外汇从日本引进的技术项目累计金额达84.6亿美元。至1986年以前，日本在中国的技术贸易进口国别中一直居领先地位。

综合以上要素，可见在此期间，中日在内政外交上带战略意义的共同利益明显扩展，加上经济合作及民间交流的扩大，推动中日关系形成了友好的高潮阶段。正是在此阶段，双方达成了处理中日关系的四原则，即“和平友好，平等互利，互相信赖，长期稳定”。

三

20世纪90年代，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1972年以来的中日关系随之开始了第三阶段。在此阶段，影响中日关系的三大因素发生了并非完全有利于中日关系发展的变化，使这一阶段的中日关系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状态。

1．中日两国在政治及安全保障上的战略考虑出现重要变化。

（1）曾经作为日本主要“防卫对象国”的苏联解体，日本的安全环境大为改善。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其外交“新思维”的指导下，缓和了与美、日的关系。1990年开始，日本不再将苏联作为“防卫对象国”。1991年，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陷入经济停滞、政治动荡的窘况，对日本的威胁更为减弱。1992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指出：“国际形势总的正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东西方之间全面的军事冲突以及引起这种冲突的大规模武力纷争发生的可能性比防卫计划大纲制定时（1976年10月）更少了。”安全环境的变化，使曾经促使中日邦交正常化、促使中日关系出现友好高潮阶段的政治基础——中日美抵御苏联对外扩张的共同要求不复存在。这势必削弱原有的中日关系。

（2）中国平息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使美日明显降低了对中国改革开放将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期望。日本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一起对中国采取了所谓“制裁措施”，暂时停止了对中国的第三批日元贷款，中止了两国政府间高级官员的接触。之后，日本政府虽然先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取消了对中国的制裁，但日本明显降低了对中国改革开放将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期望。这势必降低日本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程度。海部首相在90年代初提出的ODA四原则不能说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3）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正逐渐成为政治大国兼经济大国；日本努力提高政治地位，正由经济大国争当政治大国。两个国势均在上升中的邻国，相互警戒感增强。90年代，中国并未在西方的制裁之下崩溃，在经过必要的调整之后，经济有了更快的发展。西方一些机构按购买力平价来估计中国的经济实力，甚至认为199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1950美元，到2010年，中国的经济实力有可能超过美国。这显然高估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但中国正在崛起为经济大国的趋势则是明显的。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增长，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程度也有所提高。同时，日本争当政治大国的活动更趋积极。日本主张应按各国国民生产总值和对联合国及国际社会的财政贡献程度，来决定各国在安理会的地位。同时在军事上也出现一些新的动向，1992年6月，日本国会强行通过了《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PKO法）和《关于派遣国际紧急援助队法修正案》，为日本自卫队向海外派遣提供了法律依据。冷战后经过调整的日美安保关系，实际已将中国作为重要的未经公开宣布的防卫对象。

（4）日台政治关系90年代以来明显加强。由于对华警戒心的加强，以及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的需要，1991年5月，日本政府作出了两个重要决定：[1]日本外务省亚州局首次向财团法人“日台交流协会”派出干部，使这一民间组织具有了官方色彩。[2]允许副部长以下的国家公务员可以不持外交官护照、以私人身份在经济及贸易等实务性问题上同台湾地区当局接触。其后，台湾地区“外交部长”钱复及“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相继被允许访日。日台政治关系得到明显加强。

（5）中日之间存在着维护东亚、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共同要求。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关键时刻，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与国际社会加强联系。因此，中国希望维护东亚、亚太的和平与稳定。日本是一个能源和资源主要依靠进口的国家，其市场和投资不仅在美国占有很大份额，在亚洲也越来越多，这使海上运输道路的通畅和自由贸易的维持对日本来说至关重要，日本担心冷战后频发的地区冲突危机破坏支撑日本安全的上述基本要素，因此，对维护东亚、亚太的和平与稳定表示出很大的关心。

2．民间友好活动的削弱。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主要在于：（1）冷战之后，日本政坛趋向保守，左翼力量大为削弱，同时左翼力量的政策、主张也与冷战时期出现了很大不同，对中日民间友好活动的推动力量远远不如冷战时期。（2）日本战后一代已成长起来，这一代人对中日交往历史缺乏切身了解，很少有日本老一代民众中所抱有的侵华内疚感。（3）随着日本经济力量的增强及国际影响的扩大，“日本人又渐渐地恢复了信心。从正门赶走的民族主义，又从后门悄悄地溜了进来”。以这种民族主义为基础，日本屡屡发生否认侵略的言行。（4）部分民众对中国的核政策不理解，反对中国为自卫而进行的极为少量的核试验。这使中日民间友好活动有所削弱。

3．中日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程度加强，出现一体化趋势。

90年代，中日经济关系获长足发展，原来中日间的经济关系以贸易为主，90年代以来已发展为由贸易和直接投资为主的经济关系。在贸易方面，1996年中日双边贸易额已突破600亿美元。不仅数额增加，而且贸易结构也进一步趋向合理，过去中国对日本出口的大宗商品是原油，1983年占中国对日出口的41%，到1993年仅为8.2%。同时中国对日出口的工业制品不断增加。1985年占出口比重的27%，1993年达到69%，特别是机械、机器，占到中国对日出口的12.6%。在直接投资方面，1990年日本实际对华直接投资金额为5亿美元，1992年增加到7.1亿美元，1993年达到13.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85.9%，1994年增至20.8亿美元，又比上年增长57.6%，1995年上升为31.1亿美元，比上年再增长49.5%。

中日贸易结构的趋向合理，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是相辅相成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使中国得以增加对日工业品出口；日本则因中国购买力的增强，得以向中国出口更多中国所需的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中日目前相互依赖程度提高的经济合作关系，日益导致经济上的一体化趋势，中日都不仅在本国而且在两国之间追求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增强竞争力，扩大效益。这种联系使中日关系的经济纽带空前增加。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冷战以后的90年代中日关系有三大特点：一是中日之间在政治及安全领域的对立和不信任感在上升，但维护东亚、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要求趋强；二是中日民间友好活动削弱；三是中日经济合作的规模和水平明显扩大和提高。显然，中日关系已经从70年代以来以政治及安全保障上的共同要求为主导的关系，转变为90年代以密切相关的经济利益为主导的关系。如果将影响中日关系的三大基本要素视为矢量，那么可以看到在中日关系25年来的第一、第二阶段，这三个矢量基本指向了两个方向，即有利于中日友好关系发展的方向和不利于中日友好关系发展的方向。这就使中日关系的未来出现了发展和逆转两种可能。1996年，中日关系降低到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正是上述情况的反映。

在人们已习惯于以“友好”两字概括中日关系时，冷静揭示中日关系在第三阶段的变化，指出其存在逆转的可能，有利于人们正确评价中日关系的现状，并采取积极对策，防止中日关系逆转，使中日关系在经过适应冷战后形势的必要调整之后，进入更加成熟和稳定的阶段。

为此，中日双方首先必须努力在政治及安全领域建立相互信任，并将维护东亚、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要求转化为两国及其他有关国家都能接收的现实政策和行动。在这方面，以下问题应该引起充分重视：（1）从根本上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观点。中国在历史上就不是一个扩张主义的国家。现在，中国专心致力于经济建设，更加需要一个和平环境，中国大力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不愿意成为任何国家的威胁。（2）日本希望成为政治大国，如果把这种政治大国理解为对东亚、亚太，乃至世界和平承担更多和更大责任的国家，那么这样的政治大国越多越好。问题在于，日本必须取得其他国家特别是日本周边国家的信任。为此，日本应该对过去的侵略历史深刻反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可以考虑像德国一样，制定必要的法律，禁止极右组织活动，不允许再发生否认侵略的言行。（3）日美安保关系应该严格限定为双边关系，不应包括有威胁其他国家的内容。（4）日本必须放弃与台湾地区发展政治关系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上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这是符合中日两国利益，有利于东亚、亚太和平与稳定的战略选择。（5）可以由中日及其他有关国家共同考虑，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东亚特色的多边安全机制，保障东亚的和平与稳定。

同时，中日两国政府应更加重视中日民间友好活动，努力改变现在民间友好活动弱化的情况。如果说，任何国家间外交关系的发展都应得到民众的支持，那么由于中日之间有过不幸的过去，中日关系的发展就更加需要两国民众的支持。这种支持要是被削弱，中日两国政治家在处理中日关系时的选择余地将大大缩小。为了推动中日民间友好活动的发展：（1）中日应重视舆论导向，实事求是地向本国民众介绍对方情况，摈弃一切歪曲历史、歪曲现状的言论。（2）在民众中倡导健康的民族自尊心，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盲目排外、民族优越感及民族歧视。（3）加强广大青年的交流，使双方青年了解历史、了解中日友好关系的来之不易，了解对方，加深感情，为中日关系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此外，要十分珍惜正在顺利发展的中日经济交流，中日经济交流由50年代小规模的民间贸易发展到今天的程度来之不易，而且这种经济交流正在上升为中日关系的主要基础，在当前中日两国在政治及安全保障领域的关系和民间友好活动有所削弱的情况下，珍惜中日之间呈上升态势的经济交流，对于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便显得格外重要。为此，必须防止动辄以经济手段制裁对方，由于经济上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这种制裁往往是打了对方也伤了自己，非但达不到迫使对方妥协的目的，还会进一步伤害双方感情，扩大在政治及安全保障领域的对立，恶化中日关系。

（原载《东北亚研究》1997年4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