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理论基础

本书对“语体互文性”的研究主要采用互文性理论、语体学理论、语篇分析的理论框架，同时借鉴修辞学、语境学、语用学、功能语言学的学术观点，不拘一家之言，尽可能使我们的研究建筑在扎实的理论基础上。以下对本书涉及的主要学术理论加以简单介绍。

一、互文性理论

（一）古代修辞学里的“互文”

“互文”是中国古代诗文创作中常用的一种具有特殊表达效果的修辞手法，正如唐代贾公彦《仪礼注疏》中所说：“凡言互文者，是两物各举一边而省文。”杨树达的《中国修辞学》中称为“互备”，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中称为“错综”。互文手法是指上下两句或一个句子的前后两个部分表面上词面有异、形式参差，语义上实则相互渗透、相互补充。从形式上可以分为单句互文、对句互文、隔句互文和排句互文。例如：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北朝民歌《木兰辞》

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诸葛亮《出师表》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辛弃疾《西江月》

以上几句为互文辞格的典型用例。互文辞格要求对诗句进行语义理解时要联系前后的语句。上述几例分别是指在“在市场各处购买物品”“受任和奉命于败军之际和危难之间”“在明月下，在清风吹拂中，传来了鹊和蝉的鸣叫声”。这种辞格追求表意的委婉曲折和语言形式的整齐美观，恰当使用可以起到文句简练和以少驭多的语言效果。

（二）西方文论里的“互文性”理论

与中国古典诗文中的互文用例不同，西方文论里的“互文性”是一种重要的文本理论，“互文性”一词是“intertextuality”的汉译形式。“互文性”理论脱胎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将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因素吸收进来，在文学研究和创作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代的文化研究和文论研究中，“互文性”是一个不容忽视、无可替代的关键词。

“互文性”理论和“互文辞格”产生的年代和学科领域各不相同，但都强调对话语的理解不能限定在当前范围之内，而应跨越话语边界，关注当前话语和其他话语之间相互补充、相互支撑、相互建构的关系。“intertextuality”被汉译为“互文”，反映了中国古代和西方在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不期而同的冥契暗合。

1．“互文性”理论的源头。“互文性”概念最早是由法国学者朱莉雅·克里斯蒂娃创立的，但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以及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被公认为这一理论的学术源头。朱莉雅·克里斯蒂娃本人也认可这一说法。

（1）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被尊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和结构主义鼻祖，其学术思想对20世纪语言学、哲学和符号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索绪尔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中，有些就蕴含着互文性思想的萌芽。

首先，索绪尔把语言看作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每一个语言符号连接着概念和音响形象，分别称之为所指和能指。在整个语言系统中，每一个符号因其与其他符号的对立而获得价值，即任何一个符号的价值和意义是在与其他符号的差别中生成的。

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各项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

任何要素的价值都是由围绕着它的要素决定的。……如果不考虑它周围的要素，也没法直接确定它的价值。

在语流中，符号和符号在形式上虽然具有鲜明的界限，但每个符号的价值却不是来自其本身，而是在于它与其他要素的对立和关联中。这一观点强调符号和符号之间的关系，淡化符号之间的边界和单个符号的主体性。与此关系类似，不同语篇虽然生成于不同的时空环境并具有明显的边界，但仍具有密切的关联性。这种强调符号和符号之间关系的思想引发了人们对不同文本之间关系的思考。

其次，索绪尔认为语言状态中，一切以关系为基础，语言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不同层面。符号和符号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两种。

在话语中，……这些要素一个挨着一个排列在言语的链条上面。这些以长度为支柱的结合可以称为句段。……一个要素在句段中只是由于它跟前一个或后一个，或前后两个要素相对立才获得它的价值。

语言符号顺序排列在言语链条上构成的线条性关系称为句段关系。句段关系是语言符号在空间的一种线性排列，具有延伸性，不具有可逆性。各种符号在与前后相邻的各种符号的关系中获得意义。

在话语之外，各个有某种共同点的词会在人们的记忆里联合起来，构成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我们管它们叫联想关系。

在语言符号组合层面之外，各种具有共同性的符号组成一个潜在的记忆系列，形成各种集合。这种联想关系是依靠心理联想机制形成的。

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的区别在于：

句段关系是在现场的，它以两个或几个在现实的系列中出现的要素为基础。相反，联想关系却把不在现场的要素联合成潜在的记忆系列。

由此可知，构成句段关系的几个符号同时存在于一个时空环境，按顺序先后出现组成线性的言语序列。构成联想关系的符号依靠某个共同点连接在一起，每个符号不在同一个语言环境，只是出现在人们的潜在记忆中。构成句段关系的符号有确定的数目和序列，构成联想关系的符号则没有。克里斯蒂娃从“横向轴”和“纵向轴”出发对互文性的分类就直接来源于索绪尔的这一理论。

（2）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巴赫金提出的“复调小说”“对话性”“狂欢节化”等一系列概念，都与“互文性”密切相关。与索绪尔排除语言现象的情景因素不同，巴赫金关注语言的社会性和交际性，认为语言的确切意义就取决于具体社会情境中的语言活动。他指出：“语言应理解为一种社会现象，语言活动的一切方面，从声音、形象到意义都是社会性的。”

其一，关于表述的对话性。巴赫金在《言语体裁问题》中曾有如下表述：

我们的言语，即我们的全部表述（包括创作的作品），充斥着他人的话语；只是这些他人话语的他性程度的深浅、我们掌握程度的深浅、我们意识到和区分出来程度的深浅有所不同。这些他人话语还带来了自己的情态、自己的评价语调，我们对这一语调则要加以把握、改造、转换。

每一表述都以言语交际领域的共同点而与其他表述相联系，并充满他人话语的回声和余音。每一表述首先应视为是对该领域中此前表述的应答（我们在这里对“应答”一词作最广义的理解）；它或反驳此前的表述，或肯定它，或补充它，或依靠它，或以它为已知的前提，或以某种方式考虑它。

可见，巴赫金对于语言的态度和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思想并不相同，他更加关注言语交际的外部环境。在巴赫金看来，现实中存在的所有语篇不是独立存在的，一个语篇内部充斥着来自其他语篇的或他人的话语，都是对先前话语的吸收与回应。这种表述与表述之间肯定、反驳、补充和依靠的关系就是“对话性”。任何的话语都离不开先前话语业已形成的言语规范，所有的话语都具有“他者性”。文本的价值只有在与另一文本的联系中才能体现出来。巴赫金认为一切的表意实践都不是孤立和静止的，而是在开放的对话中生成和发展的。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说：“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认为书写既有主体性又有交际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互文性。面对这种对话理论，‘个人即写作主体’的概念渐渐消退，让位于另一种概念，即‘书写的双值性’概念。”

其二，复调小说。巴赫金用对话理论研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文本，分析了其中对话性的表现形式，将其称之为“复调”现象。

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复调小说”的首创者。与传统独白型小说对人类生活“对话性”特征的故意遮蔽不同，“复调小说”是一种全新的小说体裁和艺术思维类型。其基本特点在于“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复调小说超越了传统小说中作者和主人公的关系模式，它平行地展示了多个主人公不同的思想、意识和声音，也就是在其小说材料中充满难以调和的成分，这些不同的思想、观点和世界观构成对话关系。而作者高明之处在于将这些不同的意识相互调和，使之结合为一个更高层次的同一体，使每种意识都活灵活现，饱含生命力。

其三，狂欢节化。“狂欢式——是没有舞台、不分演员和观众的一种游艺。在狂欢中所有的人都是积极的参加者，所有的人都参与狂欢式的演出。”狂欢式中的人际关系发生了某些变化，它不同于现实社会生活中那种壁垒森严的等级关系，人与人之间变得平等和亲昵。巴赫金认为，狂欢节传统被梅尼普讽刺体吸收，并由复调小说付诸实践，狂欢节化本身就是对话的，内部充满了事物之间的关系、距离和类比。

以“狂欢节”为体裁发展源头的“庄谐体”是古希腊时期为数众多的体裁之一，“苏格拉底体”和“梅尼普体”是其两种变体，两者均体现出对话性和狂欢化。就对话性而言，“苏格拉底体”具有明显的对话本质，它摆脱以往独白式的写作方法，用人物对话的方式去寻求真理，在对话过程中得出真理。紧随其后的“梅尼普体”将“交谈式演说体、自我交谈、筵席交谈”吸收进来，合成一个全新的体裁，在外表和内质同时具有对话性。

巴赫金同时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继承了“苏格拉底体”和“梅尼普体”的上述特点，在人物思想意识、作品体裁结构和语言风格上都体现着对话性。“对话性”和“狂欢式”从作品的外在表现转入作家对世界独特的感受。陀氏作品中狂欢化的场面随处可见，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都是对话性的。

对巴赫金而言，“对话性”和“狂欢式”的本质表现在把众多难以调和的异质因素融合为一个有机体，回避狭隘的共性，鼓励多样性。包括作者、受众等在内的多个意识在其中平等发声，借此形成新型的对话关系，可“帮助人们摧毁不同体裁之间、各种封闭的思想体系之间、多种不同风格之间存在的一切壁垒”。巴赫金认为小说文本中交织的话语和彼此独立的声音是由小说的本质所决定，这是小说谈论世界的方式。

“复调”“对话性”“狂欢节化”等一系列概念关注的都是文学作品中异质因素的共存关系以及文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因此已经具备互文性的思想内涵。尽管巴赫金本人没有使用过“互文性”这一学术概念，但却为后来的“互文性”思想奠定了基础。

索绪尔和巴赫金在强调语言的相对性方面不谋而合，克里斯蒂娃也认为“巴赫金的见解与索绪尔有形成交集的部分”。但索绪尔和巴赫金关于语言相对性的研究有所不同：索绪尔的相对性在于他认为语言系统中每一个符号的价值和意义不取决于自身而取决于与其他符号的关系，与不同的符号组合就会产生出不同的意义。而巴赫金的相对性主要是话语主体在不同社会话语情境中使用语言的相对性，这种相对性来源于语言的社会性。

2．克里斯蒂娃：互文理论的首创者。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思潮统领着法国学术界。在传统文学的研究模式中，文本被当作一个自足的实体进行研究，文本的意义只存在于文本本身。对传统文学观的批判直接促成了“互文性”理论的产生。克里斯蒂娃综合了索绪尔的语言观念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并对其进行了深度拓展，在结构主义研究传统中加入了言语主体和时间因素，打破表意实践中能指和所指的线性对应关系，首创了“互文性”一词。她的互文性理论既有索绪尔语言研究的严谨性和系统性，又具有巴赫金对社会情境的深刻关怀性。结构主义认为语言在人类各种实践中具有中心地位，把所有关于人类行为的研究放在语言规律之下进行。其实语言是交际双方的行为，任何言语交际都存在话语指向，都预设着“对话关系”，但这一点并没有被结构主义所重视。

克里斯蒂娃成功地把巴赫金对话思想进行改造之后引入自己的理论研究，并进行了新术语的界定；同时对文本历史进行了拓展，文本被定义为“一种重新分配了语言次序的贯穿语言之结构，它使直接提供信息的交际话语与已有的或现时的各种陈述语产生关联”。克里斯蒂娃认为文本空间由三个维度组成，分别是写作主体、读者和外部文本，这三个维度之间存在对话关系。

在文本的创作过程中，创作主体对各种他文本进行审视、解读，肯定一些、否定一些，这就是互文理论的结构性特征。文本与文本这种相互牵连和相互吸收转换的关系，克里斯蒂娃明确将之称为“互文性”，具体地说是指：

每一个词语（文本）都是词语与词语（文本与文本）的交汇，在那里，至少有一个他语词（他文本）在交汇处被读出。

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镶嵌组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

克里斯蒂娃认为巴赫金的著述使用动态模式取代了对文本的静态分割，每一个文本都不是固定的、封闭的，“而是多重文本的平面交叉，是多重写作的对话”。对克里斯蒂娃而言，文本不单是文字符号构成的固定的封闭的书面文本，而是一个开放、没有固定边界、不断被扩充的系统网络。在当前文本中，当前文本的陈述和取自其他文本的若干陈述交汇融合，即为文本的“互文性”特征。社会、历史、各种符号系统不是超然于文本之外的独立的世界，不是只有在书写文本时才会出现，它们本身即为文本。因此对文本生成做出贡献的不只是作者，还包括读者以及当下或过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文本不是传达作者的意义，而是构筑了意义生成的空间，必须依靠互文性才能生成意义。她提倡对文本进行“互文性”解读，即对当前文本的解读要将其放置在社会和历史的广义文本之中。

克里斯蒂娃认为文本发挥着中介地位，既连接着文本与读者，也连接着文本与历史。文本是在写作主体、读者与语境构成的三维空间中发挥作用，因此每一个文本背后潜藏着作者的意识、读者的阅读和语境。我们对文本的研究不能满足在语言学的框架下进行，应该采取“超语言”的方法，关注语言学之外的其他学科。

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是对结构主义文本理论的超越，她反对将文本当作一个自足实体进行共时性研究，认为文本的边界具有不确定性，文本的价值就体现在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之中。文本互文分析的目的不是罗列出参与当前文本生成的文本清单，而是对话语主体身份的跨越性验证。

克里斯蒂娃在巴赫金的著作引导下开启了“言说主体”和“文本历史”的研究，最终成为法国后结构主义的开拓者。从巴赫金到克里斯蒂娃，从对话理论到互文性，他们描述的是相同的现象。

3．巴特、里法泰尔：互文理论和接受理论结合。“互文性”概念产生以后被广泛使用，不同的学者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对这一术语进行了再定义，并赋予它不同的思想内涵。罗兰·巴特和里法泰尔将互文性研究的范围加以缩小，使其成为文本阅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继克里斯蒂娃之后，巴特成为“互文”概念的第一个也是最为积极的阐释者。1973年，巴特在为法国《通用大百科全书》撰写“文本理论”这一词条时，介绍了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巴特基本同意克里斯蒂娃将“互文性”概念用于文本生产机制的思路，认为：“每一篇文本都是在重新组织和引用已有的言辞。”“任何语篇都是对以前引文的新的编织。一个个代码、程式、节奏模式、零星的社会语言等等，进入到语篇之中，并在其中重新分布，在这个语篇之前和周围始终都有语言存在。”

巴特同时认为文本不是来源于作者的独立意识，而是来自多种声音和多个他人话语。“互文是由这样一些内容构成的普遍范畴：已无从查考出自何人所言的套式，下意识的引用和未加标注的参考资料。”以此为契机，巴特提出“作者之死”，对作者的权威性进行了否定。

在《文本意趣》这本书中，巴特再一次提到了“互文性”概念并对其进行了细致的解释，使其转向了阅读层面，互文概念得到拓展。由此，巴特借用互文性概念成功丰富了自己关于阅读理论的思考。巴特从阅读者的角度出发，认为读者是文本多重意义产生的重要一环，从而将读者的地位进行了提升，将读者视为扩展文本多重意义的主体。

在把互文和阅读联系起来的过程中，里法泰尔比罗兰·巴特走得更远，他将“互文性”变成了一个接受理论的概念。里法泰尔认为，读者对文本的阅读是作品的延续，是互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互文是一种特有的阅读机制，里法泰尔将其定义为“读者对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之间的关系的领会，无论其他作品是先于还是后于该作品存在”。里法泰尔认为阅读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模仿层”和“追溯阅读层”。读者首先在模仿层进行线性阅读，寻找文本和客观世界的指称关系；然后跳跃至“追溯阅读层”，以非线性的方式阅读、寻找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与传统的线性阅读相反，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头脑中会闪过许多其他文本，这些文本在读者视野中存在共存、转换等关系，使文本存在多种解码的可能性，这即为“互文性”。

互文性理论在后期出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克里斯蒂娃和巴特的互文研究是广义的，他们把互文当作一切文本的基本特征，把文本放置在其出现的广阔的文化空间中进行分析，重视文本与其他多种文化实践的关联，强调文本和社会、文化、历史的互动。下面要谈到的热奈特的互文性研究则是狭义的，专指一个文本和其他具体文本之间存在的引用、仿拟、抄袭等关系。

4．热奈特：互文理论的明确化。热奈特的研究决定了互文性概念从广义路径到狭义路径的转换。萨莫瓦约在谈到热奈特的互文研究时说：

同时，他还为理解和描述“互文性”的概念做了决定性的工作，使“互文性”成为“文”与“他文”之间所维系的关系的总称。从这本书以后，人们就再也不能随意使用“互文性”这一术语：要么是一般作为对话性的广义的外延（巴赫金，尽管他主要将之运用于文本进行文学创作分析），要么就是将它作为理论组成来理清文学手法，两者必居其一。

热奈特把“所有使文本与其他文本发生明显或潜在关系的因素”定名为“跨文本性”，也叫“文本的超验性”。热奈特认为这种跨文本性是文学的研究对象。

热奈特的《隐迹稿本》按照抽象程度、蕴涵程度以及概括程度递增的顺序将互文分为五种类型，分别是互文性、正文与其副文本的关系、元文本性、承文本性和广义文本性。上述五种类型，包括了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

我把它称作“跨文本性”，并把严格意义上的“文本间性”（自朱莉雅·克里斯蒂娃以来的“经典”意义）包括在内，这里的“文本间性”是指一文本在另一文本中的忠实（不同程度的忠实、全部或部分忠实）存在：引语是这类功能的最明显的例证，引语以引号的形式公然引用另一文本，即表示另一文本的存在，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类功能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形式。

“互文性”这个术语在这里得到了明确限定。此外，热奈特还区分了“互文性”和“承文性”:“互文性”是两个文本的共存关系，一个文本实实在在地出现在另一个文本之中。“承文性”是转换和派生关系，一个文本是从另一个文本中派生出来的，没有前一个文本就没有此文本，但前一个文本并不一定出现在此文本中。这在别的学者那里并不区分，热奈特的这种区分是值得称道的。

5．萨莫瓦约：广义和狭义的结合。萨莫瓦约对互文性的研究将广义和狭义两种路径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他认为互文性理论是一个能够囊括所有文学作品之间联系的理论概念，是理解文学作品创作过程的决定要素；另一方面，他也认为这一概念是具体的文本写作手法和形式，是文本中“文中有文”形式的总称。

从第一个方面也就是广义的角度来说，“互文性”是从写作到阅读全过程的一个总原则和本质性特点。无论从文本写作还是阅读来说，文本的交互作用都极为复杂。就文本写作而言：

文学大家族如同这样一棵枝繁叶茂的树，它的根茎并不单一，而是旁枝错节、纵横蔓延。因此无法画出清晰体现诸文本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图：文本的性质大同小异，它们在原则上有意识地互相孕育，互相滋养，互相影响；同时又从来不是单纯而又简单的相互复制或全盘接受。借鉴已有的文本可能是偶然或默许的，是来自一段模糊的记忆，是表达一种敬意，或是屈从一种模式，推翻一个经典或心甘情愿地受其启发。

文学的写就伴随着对它自己现今和以往的回忆。它摸索并表达这些记忆，通过一系列的复述、追忆和重写将它们记载在文本中，这种工作造就了互文。

互文性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文学与已有模型的关系。文学本身就是对已有题材和思想的必然重复，作家创作不是内容的创造，而是方式的创造。作家用一种未曾有过的表达对旧的内容进行再书写，即所谓的“吾以己言言之”。这种重写并非简单重复，它有着作者自己的特定目的，在激活已有题材之余，让这种题材在人类记忆中得到延续，文学就是在这种对已有记忆的超越中得到升华，这便是“互文”。

就文本的阅读而言，萨莫瓦约认为“话语一半在言者，一半在听者”。互文性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从创作方面入手，读者对文本的接受也属互文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本与读者存在紧密的依赖关系，读者对文本的解读具有深层挖掘能力，这种互文性阅读打破了以往线性阅读的方式，使阅读千变万化。

萨莫瓦约不断强调“记忆”这个词，互文性的记忆体现在三个层次，文本承载的记忆（题材的重复）、作者的记忆（创作时联想到的其他文本）和读者的记忆（阅读联系到的其他文本）。这三层记忆包含了互文性的所有内容。

从第二个方面也就是狭义角度来说，“互文性”是把已有文本吸收进当前文本的一些具体手法。萨莫瓦约从两个相关文本的关系以及文本互异性的程度出发认为一个文本在对另一文本进行吸纳时，是以多种方式对原文进行处理的，主要有合并和粘贴两种方法。合并是或多或少把原文吸收进当前文本，成为当前文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引用、暗示和抄袭等。粘贴是当前文本不合并原文，原文在当前文本之外与之并列，如卷首题字和卷首语。

这样，“互文性”这个概念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段相互矛盾的发展过程，一方面它的定义和内涵得到了越来越严格、具体地限定，另一方面又被越来越灵活地使用，以适应各种具体研究的需要。

克里斯蒂娃、巴特、里法泰尔都将互文性当作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原则和写作的基本运行机制来进行研究，重点关注文本生成过程中，对文本产生影响的知识、代码、各种表意实践和历史文化传统，属于广义互文性。热奈特着重于具体互文手法的研究，研究的是可论证的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属于狭义互文性。萨莫瓦约则偏重狭义和广义两者的结合。

（三）“互文性”理论在语篇分析中的应用

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下，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语言研究主流一直是以句子为最大单位。这种传统的研究模式在当代对于语言现象尤其是语篇现象的解释力十分有限，语篇研究急需新的理论支撑。对文本关系具有强大解释力的互文性理论适应了语篇研究的需要，拓展了语篇研究的视域，关注语篇中异质成分的关系和篇章意义的生成机制，成为一种有效的语篇分析工具，对于推动语篇研究的发展意义非凡。正如祝克懿所说：

已有的研究主视、主导衔接、连贯等微观的语篇分析概念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方法，较少关注中观、宏观视角的研究拓展和对跨学科理论向度的探索。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发现互文理论一旦被引入语篇分析，即可以作为一种大视野的理论方法、谋篇策略去揭示语篇生成与理解的内在机制与外部联系，可以进一步显示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本质，并能准确反映人类认知的普遍结构规律。

语篇互文性理论是互文性理论在语篇分析理论中的成功挪用。这种挪用成功弥补了传统语言学理论在语篇分析中的不足，极大地拓展了语篇分析的视域。文学理论中的“互文性”是一种高度主观化的现象，目的是来源于传统也要突破传统独创新义，具有显著的审美性和情感性。语篇分析中的“互文性”不限于文学类语篇，还涉及其他实用类语篇，其功能也不只是为了表达情感和出于审美的欲望，而是出于言语交际双方交流和语篇建构的需要。

“互文性”是语篇的固有特征之一，任何一个语篇在生成过程中，总会与其他语篇发生相互关联、相互指涉的关系。他语篇或参与当前语篇的宏观建构，或起到微观的补足作用。互文性理论的引入可以展示语篇交织共生的网络，凝练和展示出语篇关系模式以及他语篇在当前语篇中的参与作用，对于语篇的建构与理解，对于当代文化语境和科技语境促发的新的语言现象都极具解释力。

然而起源于文学批评的“互文性”理论，并不是为语篇分析而建构的，因此互文性理论在语言学领域的跨学科使用，必须根据语言学科的学科特点、研究目的进行再阐释和界定，才能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工具。

概括地说，互文性理论主要是对文本生成过程的追索、探求，指一个文本在生成过程中与相关文本的关系。这种文本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两个途径生成，一个在文本之外，在文本的生成和解读过程中，依靠作者和读者的主观联想实现；另一个则在文本之内，依靠话语的关联实现。

作家在创作一个文本时，必然受到众多他文本的影响，并与之发生关联。这个他文本包罗万象，可能是同时代的其他文本，也包括作者个人的经历，甚至包括历史、社会和文化传统。他文本对作家的影响可能只发生在认识层面，是作家的灵光一现，转瞬即逝，没有在作品中留下痕迹，这种互文形成过程是无法追索的。而有的他文本则会在文本中留下痕迹，人们常说的互文的典型形式，如引用、仿拟、拼贴、抄袭均属此类。对于文学研究来说，语言只是媒介，但对语言学而言，语言形式却是研究本体。没有语言形式支撑的互文性关系在语言学里没有任何价值。语篇互文性研究必须以语言形式为立足点，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必须得到语言形式的体现。只有从可控的语言形式入手，并进而对其结构形式、语义特征、语篇功能进行分析，才能在语言学范围内对其进行研究。本书前者对语篇互文性的分类，都是以语言形式作为支撑的。

互文性理论在语篇分析中的应用成功地架设了主体与客体、建构与理解、常规与变异之间的桥梁，使我们可以从语言现象的经验考查向可能的理论构设迈进，从而超越字面意义的平面研究，摆脱词句的限制与束缚。

二、语篇分析理论

哈里斯1952年首次使用了“Discourse Analysis”这一术语，但真正的语篇分析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语篇分析研究是在语言学转向的大趋势中孕育而生的。从诞生那天起，就呈现出跨学科、多向度和多理论的特性。

语篇分析以语篇为研究对象，重在研究话语使用者使用语言的结构和策略，其核心价值仍然在于自然语言的研究，属于语言学科范畴。“这种自然语言作为人类所独有的能力，用于创造和理解词汇、句子或其他基于规则的使用单位形成的符合文法、有意义的、恰当的组合。由此，也形成了话语研究中语言学及其姊妹学科的核心关联性。”

语篇分析的研究范围包括语篇微观的词汇语法层面，中观的语篇各种图式结构、组织模式的研究以及宏观的语篇和社会文化传统的关系层面。这种多层面的研究证明了语篇现象的复杂性和层次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语篇研究的复杂性和层次性。研究方法从对语料的语言学分析、话语生成的认知过程，以及心理表征的研究一直到语篇的社会性、文化性研究。

语篇分析的传统研究主题包括语篇结构、句际关系、会话结构和原则、话轮转换、语句的衔接和连贯、剧本小说的叙事结构等。语篇各种语言材料如何与语用主体的动机相适应，对语境尤为强调。

近年来语篇分析的跨学科性质日益凸显，具有各种不同的研究路径，每一种路径都有不同的理论模式、研究方法和步骤，诸如：

运用词汇学、语法学的知识对实际的语篇资料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语言变化的方式，探索话语主体利用语言结构的目的性。

运用各种语用学理论，如塞尔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利奇的礼貌原则理论对语篇意义进行研究，旨在分析特定语境中的各种意义，帮助我们理解话语主体是如何从语篇中传达和获取意义的。

运用心理学、计算语言学和人工智能理论，用科学的方法收集语料并对其进行分析和验证，研究语篇的生成和理解模式。

运用认知理论，把语篇当作交际双方思想表达与交流的方式，分析如何了解对方的表达意图、情感，以及交际双方如何共享社会文化传统和知识系统。

对叙事和论证两种语篇模式进行研究，分析各种叙事语篇是如何建构的以及不同类型语篇对话语类型的选择。叙事和论证是人的本能，是用于组织我们思考以及彼此互动的方式的基本类型。叙事和论证是语篇建构的两种基本模式，叙事和论证可以独立完成一个语篇，也可以作为一个更大语篇的组成部分。

运用批评性分析理论解释语篇中的话语对性别、种族、阶级地位和各种权力的强化作用。社会的变革不可能脱离语言而实现。批判性的语篇分析认为语篇是一种社会实践形式。每一个特定语篇和支撑它产生的社会机构之间存在相互型塑的关系，这一研究思路主要分析语篇的意识形态效果和这种效果产生所利用的语言资源。

话语的多模态本质的研究。“多模态”是伴随各种新媒体飞速发展形成的一种语篇现象，指不单独使用语言，而是把图像、声音、肢体动作和语言整合成一个整体，语篇研究以此为研究对象研究各种符号资源的使用情况。

运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语篇和文化的相互构建关系。语篇是传递文化观念的资源，社会共同体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社会属性都会通过语篇显示出来。

以实际发生的交际活动为重点，研究语音和各种可视的肢体动作的表达作用，分析人类如何调动各种话语资源来展开行动。

研究语料包括日常谈话，新闻报道，学术论文，法律文书以及各种专业化、制度化语境中的语篇。

语篇分析对语境特别强调，语境促使话语主体根据当前情境选择合适的语言材料，语篇和语境两者之间存在相辅相成、互相制约的关系。

在国内外语言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韩礼德建构的功能语法的目的也是为语篇分析提供一个理论框架，这一学科对语篇研究的贡献是对衔接理论的研究。

语篇分析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在语言学、社会学、认知心理学、人类学、传播学等学科中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近年来，在跨学科领域也获得了极大发展。语篇的多模态本质、通过人工智能来展现语篇生产和理解的机制、人类以复杂话语进行交际的大脑神经机制、话语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成为新的研究课题。分析的语料范围从最初日常谈话延伸至广告、新闻采访、政治访谈、娱乐节目、商业谈判、临床治疗等各类语篇。

三、语体学理论

本书研究的“语体互文性”现象是针对语篇中各种语体的使用情况来说的，因此现代语体学理论是本书重要的理论框架。本书涉及的语体学理论主要包括语体的定义、性质和分类，语体的构成和功能，语体交叉渗透的相关理论，语体的描写研究和语篇的语体分析。

“语体互文性”是语篇在生成过程中打破语体使用方面的限制，在语篇中融入多种语体语言材料的一种语言现象。多种语体的交叉使用形成了语体色彩的反差，收到特殊的修辞效果。“语体互文性”作为一种由不同语体材料构成的语篇现象，必须放置在语体学的视域中才能揭示其本质和规律。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我国，很早就已经有了语体的相关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古罗马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演说家、哲学家和修辞学家西塞罗所著的《演说家》《论演说术》，我国古代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都有和语体相关的表述，但这些研究都是朦胧和不明确的。

1909年，巴依的《法语语体学》出版，该书将传统语体学的研究内容与现代语言学理论结合起来，全面论述了语体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语言学界普遍认为这标志着现代语体学学科地位的确立，语体学研究从此走上了科学的发展道路。

语体学以言语交际中的语体现象为研究对象，就学科归属而言，属于语言应用范畴。语体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种民族共同语的语体系统，对语体系统中的各类语体的语言特点进行描写并给予认知解释，主要包括历时纵向研究和共时平面描写两个方面。

历时纵向的语体研究主要是揭示民族语言的每一种语体的历史演变规律。

共时平面描写的语体研究由以下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语体和语体学理论的研究。这一层面的研究既包括有关语体这一客观存在的语言现象的相关理论问题，如语体的定义、用名、形成、分类、习得、功用、与相近概念的区别；也包括语体学学科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如语体学的对象和范围、研究方法和步骤等等。这一部分为整个语体学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第二，语体的具体研究。对言语交际中形成的话语作品进行语体学研究，抽象出各种语体类型，对与每一种语体相适应的语言手段及外部交际要素进行分析，最终建立起一种民族共同语的语体系统和规范，以实现对语言运用的指导作用。这类研究正如李熙宗先生所言，可以分为“语体的描写研究”和“话语的语体分析”两个部分。在《语体的描写研究与话语的语体分析》一文中，李先生对这两个部分研究的含义、研究内容、目的、方法的不同以及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

他指出，“语体的描写研究”是指在历时的连续统一中确定某一时期，对其客观存在的语体系统中的各类语体进行如实的记述描写并作出认知性解释，为建立该时代的完整语体系统提供物质依据的一种研究。这种研究的直接目的和具体内容是揭示某时代的作为各类语体类型的物质体现，同时又为自身物质构成的统一的语言特点体系。“话语的语体分析”是把属于一定语体的具体（现存）话语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全部语言构成成分的语体功能分化和作为这种功能的外显的语体色彩的状况所作的一种穷尽性的分析研究。这种研究的具体目的和任务在于通过对具体话语作品的语言构成要素、表达手段从语体功能分化的角度作穷尽性分析来把握语言材料和语体的适应关系和语言材料、表达手段的分布规律，确定整个话语成品的语体归属。“语体的描写研究”和“话语的语体分析”包括了语体研究具体层面的全部内容。

李先生的这一论断对于本书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对语篇中语体互文性现象的研究也是紧紧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的。

总的来说，语体学学科以语体的形成原因，存在状态、表达功能为研究对象。语体学的研究目的就是从纷繁复杂的言语活动中厘清事实、总结规律，作出系统、理论的描写、说明和解释，了解各种语体的特点、把握其功能、熟悉语体变化的规律，指导人们在语言交际中“得体”地使用语言。

综上所述，本书的研究采用互文性理论、语篇分析理论和语体学理论为理论框架，同时借鉴修辞学、语用学、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理论，尽可能使本书的论述拥有扎实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