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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葬礼，她自始至终如影随形地跟着我，吃饭坐主桌，夜晚守灵也是。我守，她就在不远处的地铺上斜欠着身子，用半个屁股着地，木愣愣地盯着我。我去宾馆休息，她立刻紧紧跟上，亦步亦趋。她根本不看我的脸色，也不听从管事人的安排，仿佛她不是来参加葬礼，而是要实现一种特殊的权力。这让我心中十分恼怒，不过也只是侧目而视，仅此而已。
人来人往，没有人会多看她一眼，甚至没有人关心她是谁。一个笨拙的乡村妇女，臃肿、肥胖，衣着邋里邋遢。也没人想到她跟这场葬礼的关系。
哪怕是在葬礼上，火热的七月天，我也丝毫不懈怠自己。我精细打理装容，沉稳、得体，腰板挺得笔直，哀伤有度。我是父亲的长女，是个在艺术界有影响的知名人士。这是父亲的葬礼，我的存在，拓宽了父亲死亡的高度和宽度。怎么说呢，总体看来，父亲其生也荣，其死也哀。这样的结局，对于我们周家这个大家族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我的两个体面的哥哥，高大俊朗，玉树临风。侄子侄女们个个皆是漂亮出众。我们以成规模的体面，接待四面八方前来吊唁的亲戚和宾朋。父母亲的朋友和同事，我们兄妹的朋友和同事，父亲家族里那些我认识和不认识的尊贵或者贫贱的亲戚……他们鱼贯而入，又鱼贯而出。一切都有条不紊，迎送、安抚、感谢，一遍遍地重复，潮水般起起落落。
那个要与我站成一排的女人只是个乡下穷亲戚而已，没人介绍她。有一些来吊唁的客人偶尔看她一眼，会向我们投来疑惑的目光。她彷徨着一张脸，面目模糊，目光呆滞，还有一条腿微瘸。总之，与我们这个令人尊敬的家庭格格不入。
她就这样坚持着，站不住了就蹲一会，不停地喝着果汁、酸奶、矿泉水。有时手里不知什么时候会多出一些吃食，比如一根黄瓜什么的，咔嚓咔嚓的咀嚼声几乎把我的神经割断。还有更出格的，她若是看见休息室里刚刚送来了新鲜的水果、点心什么的，就会暂时放弃对我的追随，快速挪动脚步走过去，两只手抓得满满的，或者干脆把衣服的前襟翻上来，一股脑儿地将食物兜进衣襟里。一截臃肿虚白的肚皮和裤腰上冒出来的一段花裤衩一览无余。她可不在意这些，快速挪动因为疼痛而不敢用力的右腿，准确地找到她要找的几个孩子。她一生共养了四个子女，老大是女儿，老二是儿子。葬礼上，她带来的两个小女儿算起来，比她们的哥哥姐姐可小了不少呢。两个大的我也见过，这几个孩子模样倒也清秀整齐，比她们的妈妈周拴妮不知道好到哪里去。她朝她们走过去。两个女孩混在亲戚家的孩子们中间，看见母亲一瘸一拐地过来，早已羞红了脸。尤其是大一点的那个女儿，她根本不接妈妈递过来的东西，或者接过去便狠狠地丢在席子上。可以看出她的羞愤，在内心里，她应该为这样的母亲愧窘难当。
眼前发生的这些事儿，丝毫不能惊动父亲。我的父亲大隐隐于市，他躺在水晶棺里处乱不惊，神态安详。皮肤一如既往的细腻白净，面颊上尚留有红润，是化妆师的慈悲。他高大的身躯将水晶棺占得满满的，像他年轻的时候将家庭撑得满满的一样。可以伸手触摸到他的脚，白底子的黑色布鞋是我母亲一针一线亲手做的。还有崭新的送老衣服，妥妥帖帖的七件套：白色的棉布衬衣衬裤，老蓝色的棉袄棉裤，外面另罩了藏蓝色的罩衣罩裤。上衣是中式对襟，扣子也是我母亲用罩衣布编成的布绳盘出来的，一粒粒缝在对襟处，像是七个梅花骨朵。父亲清瘦，棉衣服外面再穿一件灰色的呢子大衣，丝毫不显臃肿。
父亲穿得得体而暖和，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只有没有外人的时候，我才单独去看父亲，唯其那个时候，他才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父亲，我也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女儿。不管是默默流泪，还是突然而至地痛哭，我们俩都还原成了自己——也许永远也达不到那样吧，但至少他不再惧怕我了。抑或，只不过是我自己的认知，他从来就没有怕过我，就像现在，他用沉默对抗我。我跪在水晶棺旁，像一个乡下女人一样号啕起来。我对父亲说，对不起！对不起！那一刻，我发自内心地哀伤，为了他，也为了我。真的对不起！
他充耳不闻，镇定如常。
父亲离休已经十几年了，他和我母亲跟着妹妹一家人在深圳生活。我始终清楚父亲偏心眼儿，一直到死都是这样。他一会儿看不见我妹妹就会一声一声地喊她的名字，喊得我心慌。我偶尔去深圳看他们，即使坐在他跟前他也视而不见，仿佛他只有一个女儿。
离休之后，他好像失去了依仗，越来越怕我。我总是呵斥他的种种不良习惯，不容分说，就像小时候我怕他一样。那时候他端坐在那儿，像一尊神佛，不说话就能令我心惊胆寒。什么时候我们俩倒了个个儿呢？我父亲的人生，生生活成了两截，前半截风云激荡威严有加，后半截波澜不兴俯首帖耳。他甘愿被时代和外力绑缚，这样的生活于他是一种别样的轻松，他不用太费脑子，只需顺流而下。现在他老了，活成了孩子们的玩具。我女儿和几个子侄都喜欢逗弄他，他反而甘之如饴。我最后悔的事情是曾经把女儿交给他们带，女儿上幼儿园跟着他们生活了两年。一日三餐，父亲都像老奴才一般地伺候着，或下着大雨撑伞去端一锅生汆丸子，或为买几个刚上市的沙果跑几条街。有时候那个被他们宠得上天入地的小毛丫头会因为时间稍微慢一点而拍桌子号啕，有时候我父亲汗津津地跑回来，她早已对那个东西失去了兴趣。他不但不生气，还现出一副巴结的神态。那时我非常惊讶，这是我的父亲吗？
是的，这的确是我的父亲。
我女儿就是这样生生被他和我母亲惯坏了。她不吃青菜，我母亲就把青菜包在饺子里。我父亲在一旁央求她，吃一个，再吃一个吧，吃一个奖励五块钱！我女儿那时才上幼儿园大班，每顿饭都能挣到一张大钞。这样一个慈祥得像一尊泥佛的老父亲，我和他之间却没有半点亲昵。我任由他一天天老去，像一盘丢弃的石磨。他行动迟滞，拖泥带水。我看着妹妹给他剪头发剪指甲，给他洗脚。我从来没有做过，也从未尝试去做。但我知道，如果我这样做他也一定会拒绝。他是真的怕我，或许怕这个字不够准确。他怯我，那是一种无从表达的、既司空见惯又小心翼翼的缄默。他不和我说话，却招呼我妹妹，压低声音吩咐，你姐爱吃鱼，你买菜时买条新鲜海鱼，清蒸。他悄悄地对她说，唯恐我会听见。这样的小伎俩我早已经习惯了，睥睨地任由他表现聪明。我大口吃掉半条味道很不错的新鲜斑鱼，貌似一点儿也没想到这条鱼是由他安排给我蒸的。他吃饭慢，我用筷子点着碟子里的菜，让我妹妹往他碟子里分一点。妹妹仔细地剔去鱼骨头，我又指挥，淡了一点，浇点汤汁在上面。我一句句说着，自己却不肯动手。
父亲死得一点都不突然，他决绝地要求从深圳回河南，我的劝阻完全不起作用——在此之前，我已经以健康为由数次劝阻不让他回来。但他这次没有屈服于我的强势，一脸笃定地要我妹妹订机票。我妹妹小心地问他跟我商量好了没有，他说，跟她商量什么？你要不买，我走着也得回去！
他回来了，自然是带着我母亲和我妹妹。他离开她们俩犹如鱼儿离开了水，会窒息。他们回来了，但我也没有彻底妥协。我说，既然回了郑州，就在这里好好住一段，不能回颍口了！父亲没看我，静静地看着远处，并不畏惧，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自从他离休之后，在我面前，或者在所有人面前，这样的姿态还是第一次。
颍口是他工作和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一直到离休。
我让他们住在我另一处老房子里，他同意了。虽然他一直生活在深圳，但我知道他骨子里喜欢河南。这里四季分明，热天也是干爽的，不像深圳那么潮腻腻的。他惬意地半躺在沙发上，竟是一脸童真般的满足。咱们家的天真是好受，他无限感慨地对我母亲一遍遍地絮叨。我对此一脸不屑，觉得他这样夸张只是为了强调他回来的决定是多么英明。他心情大好，孩子们都去看他，他越发表现他的慈祥。给他们包包子吧，要大肉白菜的。他大声说。牛肉馅的，不知道自己血脂和胆固醇都高吗？我也大声说。就吃大肉的，掺白菜粉条，去买两斤五花肉。他断然地吩咐我妹妹。他的这种笃定竟然真的镇住了我。
他本是个吝啬的人。他和母亲离休后的工资，一定要自己存着，存折也是他亲自放着，过几天就要掏出来看一看。他说，你妈不会算账，一辈子也没攒下什么钱，存折不能让她管了。我妈苦笑着，她的确一辈子不会管钱。我讨厌算账，算来算去还能多算出一些吗？与其说她不会算，不如说每个月的收支让她心乱不已。母亲生性不会抱怨，她几十年如一日，每天照管一大家子人的吃穿用度。如果再让她算计资金往来，还不得把人愁死？怎么算能多出一些来呢？索性花一张算一张，剩下的钱用橡皮筋一扎，花到哪天算哪天吧。其实，没离休的时候，父亲是完全没有钱的概念的。可晚年他却把钱管得死死的，不到万不得已，一分钱都舍不得取。他们长期在深圳小女儿家生活，一住就是十几年。我半开玩笑地提醒他，钱存着干什么，总得自觉点，给人家点生活费。他充耳不闻，要么面无表情，要么王顾左右而言他。
回到郑州那一个月他一反常态，不停地要我妹妹替他取钱。然后他对着一个小本子念念有词地精心计算，一笔一笔煞有介事地写下来，后来我们才清楚他是在合计每一个孩子应该分多少。形式要衬托得了内容，所以一定要现金，还要红色的大信封。从银行取出来的钱，他蘸着唾沫一张张地数了一遍又一遍。每个孩子都分到了钱，从万精确到元。他把他们叫到跟前，亲手分给他们每人一个大大的红包。这是你们自己的钱了，日子长着呢，一定要省着花。他自己激动得声音颤抖，仿佛这巨额的财产足以支撑孩子们此后的生活。
钱很快分完了，我父亲长出了一口气，似乎完成了最后一件人生大事。他和我母亲离休后，他开始攒钱。工资从最初的几十块、几百块涨到了几千块，这让他异常满足，存折上的数字每个月都在上升。其实，十年下来也没几个钱，只是他从不消费，不知道手里的钱到底意味着什么，拿如今的几千块和过去的几十块钱比较，睡梦里都有一种诸事圆满的成就感。要说这本是他和我妈两个人的养老金，把这钱分下去，至少应该和我妈商量商量。但他没有，直接替她做了主。我妈似乎也不在乎，分就由他分了去，他说啥就是啥，不同他抬杠。我妈总是安详地说，我怕啥呢，我有四个儿女，四个儿女就是我的四个银行。
给我女儿和侄子、外甥们分了钱几天之后，他再次坚定地提出要回颍口。凌晨五点，他便唤醒我母亲。他说，起来，我要回咱家去。我母亲睡得正好，有些气恼地爬起来，看看天还未大亮，本想呵斥他再睡会儿，突然觉得有些异样。她看见父亲衣服穿得好好的，坐在床尾的椅子上，目光炯炯有神地看着她。平时父亲穿老头衫，裤子也不甚讲究。今天他穿着中式对襟的亚麻短袖上衣，他总是系不好那些盘扣，要喊我妈和妹妹帮忙。可是今天，扣子一个个扣得规规矩矩，裤子鞋袜也都穿戴得齐齐整整。母亲打了一个激灵，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赶紧给我大哥打电话，她要他赶紧带车来接我爸回家——他们离开颍口二十多年了，那里仍然是家。我大哥也从我母亲的口气里听出了异常，鬼使神差地，他要了一辆救护车过来。后来他说他有种直觉，母亲这么早打电话，又是那种语气，肯定有问题。
大约早上五点半钟，大哥在路上打通了我的电话。我带着女儿在鸡公山度假，那时还在睡梦里。听了关于父亲的消息，我有些烦躁地说，他是不是又在撒娇？你们不要助长他，等两天我们就回去了。我听到电话那端我哥哥叹了一口气，然后就沉默了。大哥不像我们别的兄妹，都随了父亲家族基因里的神经大条，他敏感而又谨慎。大哥没说父亲要回颍口的事儿，他做不了我的主，但他大约预感到了一个无法控制的局面。
挂了电话，到底是睡不着了。父亲回来这些日子就像个任性孩子一样，总是要找个事由让我们去看他，每次我妹妹替他打电话催促，都像有要紧事。我们去了，他又没什么事儿，只是磨磨蹭蹭不想放大家走。他目光游移，手足无措，好像做错了决定的孩子，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但无论如何，不至于早上五点钟发神经啊！我喊女儿起床，她比我脾气还大，嘟囔着不肯起来。这才几点，你带我出来是过假期还是拉练？我给妹妹打了个电话，我妹妹一秒钟就接了。她的情绪是紧张的，但她说爸刚才喝了半碗奶，吃了一个鸡蛋。并且说，大哥已经安排好车子来接我们了。我说，去哪？她说，爸要回颍口。我一下就上火了，问，谁答应他回颍口？不是不让他们回去吗？妹妹迟疑了一下说，他想回去就让他回去吧！我气得一阵烦心，忍了一下，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人老了，比不懂事的小孩都难缠。
我安慰自己，父亲还是像往常那样，只是任性一回而已。于是，挂了电话，就倒头又睡了。
但是躺在床上，心里头沉坠坠的，一种没有来由的恐惧攫住了我。我万分烦恼地坐起来，打开窗户呵斥了一通窗外的鸟。它们一个个比赛花腔似的没完没了地聒噪。山上的空气极好，也很湿润，七月的早晨还有点儿微凉。凉而腻甜的气息让我接连咳嗽起来，女儿把头埋进被子，好像我也成了一只讨人厌的鸟。我起床收拾东西，并强行把女儿从被子里薅起来。我说，我们得走，你姥爷不太好。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已经坐在回去的车子上。
在高速公路上飞驰，突然而至的手机铃声惊得我魂飞魄散。其实我知道，那电话正是我所恐惧和等待的：妹妹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她说，姐，爸没了！
父亲的死成为我一辈子无法抵达的去处，但我也未必想抵达。即使我赶回去，甚至根本没离开，那又如何呢？真的见着了，只要他一息尚存，我们父女之间的关系永远就是那样，不会有什么煽情的告别。我不会抚摸他，或者拉住他的手。他亦是会躲避我，根本不会给我这样做的机会。我们很早很早的时候就习惯了漠视对方。
能校正这一切的，只有死。
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已经穿上了母亲一年前便亲手缝制好的寿衣。我哥哥说，爸刚上车的时候精神很好，路上一直都在说话。后来他说有点累，就躺着不动了。同大哥一起跟着车过去的宋大夫将他头部的枕头尽量放平，要求他闭上眼睛休息。宋大夫是父亲多年的朋友，父亲在颍口的时候，每年都是他带他体检，几乎算是父亲的私人医生。真的，即使后来父亲住在深圳，大小有点不舒服，他都要给宋大夫打电话，宋大夫不发话，他就拒绝看别处的医生。那天我父亲闭眼休息时，宋大夫例行公事般地替他把了把脉，说，输一点营养液吧。他是退休后又返聘回医院的专家，比父亲小不了多少，已经满头白发。他让护士给我父亲扎上了点滴。父亲对他完全信任，任由他安排，不像对其他医生，恨不得打问十万个为什么。但宋大夫也是感觉异样，父亲这回见着老朋友，神情明显不像过去那么激动和热络，甚至可以说有点淡漠，寒暄了几句就不再说话了。快到颍口时，宋大夫碰了一下我大哥的胳膊，说，先别回家了，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救护车直接去了医院。父亲躺到病床上的时候，还很清醒。他等待着他的子子孙孙到来，最后一次查点了他们。除了我们一家三口，别的全在。他努力睁着眼睛，坚持着，他变回了他自己，像一个忍不住打瞌睡的老人那样。我设想，他那会的心事一定拥挤而又有秩序，或许想拣重要的说点什么，但没说出来，只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句，到家了，我睡了。我妹妹说，爸爸爸，您别睡，我姐他们就快到了。父亲的眼珠晃动了一下，张了张嘴，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然后，他的眼睛像一扇门那样缓慢而沉重地合上了——虽然说悄无声息，但妹妹给我转述的时候，我觉得父亲上下眼皮碰在一起沉沉关上时，一定会是电闪雷鸣，噼啪作响。
一直守在父亲病床边的宋大夫摸了摸父亲的后背，说，走了。抓紧时间擦洗换衣服吧！
然后，他站直身子，立在父亲身旁，好像被自己刚才的言语吓着了似的。他望了望我母亲，像个手足无措的孩子一样不安地搓着两只手。虽然死亡这种事情他经常遇到，但毕竟他和我父亲有着几十年手足般的交情，他也不能接受他就这么走了。
好在母亲并没有惊慌失措，她无声地哭泣着，匆忙地安排两个儿媳妇赶去家里取来他的送老衣服。她说，要快，不然身子变凉就不好穿了！衣服就在卧室立柜左边最上边那一层，蓝花布包裹着的。一年多前她亲手放进去的，她记得清清楚楚。
原本，虽然我们从来没有商量过，但是父亲随时都会离开我们这个念头，深埋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交代完父亲的后事，母亲像忽然想到什么似的在屋子里寻找着。大哥说，你找什么呢妈？
她说，语同他们呢？他们去哪了？母亲问的是我。
大哥已经泣不成声，他觉得母亲是被这突然而至的打击弄糊涂了。但他什么都没说，把母亲搀到一旁坐下。母亲的脸晃白得像一块肥皂。
一个多小时的工夫，父亲就穿戴好了出发的行装，像个新崭崭的新郎官，面带笑容，从容不迫。不过他这一趟将是一次漫长的旅途，漫长得永远也走不回来了。我的小姑哭泣着在他手里塞了一块馒头，另一只手里则放了一根刚刚收拾好的小榆树的嫩枝条。树枝被哪个孩子仔细地剥去了外皮，新鲜白皙，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清香。姑姑哭着说，大哥，路上要是遇见狗就用棍子打它，要是打不过，就把馒头扔给它，记住啊！
我就是在那一刻走进房间的。我以为我会紧张，可是没有，甚至可以说有一点不用面对告别的轻松。我看了看我的家人，他们也正看着我，我一瞬间为自己的不紧张而紧张起来。我轻轻地走到父亲身边，迟疑了一下，好像要验证他是真正死去了还是一次恶作剧。我小心翼翼地握住他的手。父亲的手干爽而绵软，皮肤白皙，指甲干净整齐。我握紧又松开，确认他不在了，是真不在了，尽管父亲的手还有点余温。
父亲的嘴一直张着，怎么都合不上。我表姐一直帮他按摩也无济于事。我姑姑小声地对我说，他是在等你呢，你去跟他说说话吧！我被她推着俯下身子，脸几乎贴到他的脸上。从我五岁时我们之间疏离开始，这是我几十年来第一次这么靠近他。我将手掌轻轻地抚在他的嘴上，说，爸，你一辈子都偏心，就这么一会儿都不肯等等我？他的腔子里似有一丝响动，一口气若隐若现地哈在我的手心里，嘴慢慢合拢在一起了。他是真的在等我！我登时大恸，抱着他的头大哭起来。母亲命令妹妹把我从他身上拉起来，说，别让她把你爸的衣服弄脏了。我母亲几十年都是如此，仔细地关注着我父亲的干净整齐，连死都不放过。姑姑也拉了我说，眼泪不能滴在老去的人脸上，他来世会多有伤心事的。
那时是上午十一点的光景，阳光灿烂，树叶子绿得耀眼。一只喜鹊飞向另一只喜鹊，它们没有因为我父亲的死而停止欢娱。蝉鸣叫得凄厉，它似乎是懂得的，叫声更似哭声。我在病房里一棵栀子花边上枯萎下来。
我的父亲没了。即使我再大声呵斥他不能喝酒，不能抽烟，不能不吃青菜，不能光着膀子睡觉……他固执地闭着眼睛，嘴角微微上扬，好像在嘲弄我，好像说，去你的，我再也不会听你的了！我看见他的嘴唇翕动，是的，他完全不听我的了。我再看我的母亲，她却一眼都不朝我这边看。她是个大度的人，不会因为我的迟归而生我的气。满屋子人影憧憧，她只看得见我的父亲，看了一辈子都没看够。我发现我母亲的头发还是油黑的，茂密得不像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哀伤让她的脸显得楚楚动人。我母亲是一个好看的女人，一辈子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