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竞争

如果你问一个美国人或者一个英国商人，享受人生的最大障碍是什么，他一定会说是“生存斗争”。他说这话是认真的，他确实这样认为。这在某一方面是事实，但在另一种非常重要的意义上，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当然，生存斗争确实存在。运气不好的话我们谁都可能遇上。比如，这种斗争就曾发生在康拉德笔下的主人公福尔克身上，在一条弃船上的水手中，福尔克是持有火器的两个人之一，而他们除了吃掉其他人，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充饥。当这两人把可以平分的人肉吃完之后，一场真正的生存斗争开始了。福尔克取得了胜利，但从此之后他只食素。现在的商人所说的“生存斗争”则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那不过是他们小题大做时用错了的一个词。请问，在他们那个阶层，据他所知有几个人是饿死的？请问，他们的朋友破产后面临的会是什么情形？众所周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因此，大家所说的“生存斗争”实际上是“成功竞争”。人们在进行这种竞争时，担心的不是不知道明天的早餐在哪里，而是不能比邻居吃得更好。

奇怪的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里并没有某种装置束缚着他们无可逃避。他们之所以始终离不开跑步机，只是因为从未意识到，不停地奔跑并不能使他们向上一步。当然，我指的是那些较高层级的商人，他们已有较好的收入，如果愿意的话，足够他们维持生活。然而这样生活在他们看来是可耻的，好像临阵脱逃，但是当你问到他们的工作有何公益性，除了宣扬紧张生活的陈词滥调，他们必定无言以对。

我们来想象一下这种人的生活。有一幢漂亮的房子，有一位同样有魅力的妻子和几个孩子。清晨，家人还在梦乡，他就匆匆起床奔赴办公室。在那里，他有责任摆出一副大经理的做派。绷紧下巴，说话果断，显得精明持重，让除了办公室的勤杂工以外的所有人都深有感受。他口授信件，与各色重要人物通电话，研判市场，随后与生意伙伴或潜在客户共进工作午餐。下午继续重复诸如此类的事。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时，时间刚够换衣服赴晚宴。晚餐桌上，他和同样疲惫的一众男人一起假装陶醉于女人陪伴的乐趣，这些女人倒是还没机会让自己疲惫。这个可怜的男人说不准还得花上几个小时才能逃脱。最后，他终于睡下了，紧张的神经终于可以放松几个小时了。

这个男人工作生活的心理状态有如在进行百米赛跑，但这场竞赛的唯一终点是坟墓，百米赛跑所需要的专注到最后总会过度。对自己的儿女，他能了解些什么？平日他都在办公室，星期天他在高尔夫球场。对自己的妻子，他能了解些什么？清晨离开时，她还在熟睡，整个晚上他和她都忙于社交，哪儿有机会私密交流。他大概也没有十分看重的朋友，虽然他对不少人都显得非常友好，并希望他们能有这样的感觉。关于春天的播种和秋天的收获，他只知道它们会影响市场，他可能去过国外，但目光却满是厌倦。对他来说，书本是无用之字，音乐又故作高雅。年复一年，他变得越来越孤独，注意力越来越集中，生意之外的生活越来越干涸。我在欧洲见过这类人过中年的美国人，带着他们的妻子和女儿。显然，是她们劝说这个可怜的家伙该去休个假，也让她们有机会看看旧大陆（Old World）。母女俩欣喜若狂地围着他，提醒他关注吸引了她们的每一件新奇东西。而这家长，极其厌烦、极其无聊，琢磨着此时此刻办公室里的人在干什么或者棒球场上是什么情况。最后，女士们觉得他不可救药，得出结论说男人都很无趣。她们从未想过，也许正是她们的贪欲让他做了牺牲品。是的，情况并不全是这样的，好比欧洲人对印度妻子殉夫的看法未必准确。大约十分之九的寡妇是自愿殉夫，她们愿意为荣誉和宗教的要求而自焚。商人的信仰和荣誉要求他多赚钱，因此他也和印度寡妇一样甘受蹂躏。如果这位美国商人想过得幸福一点，他必须首先改变他的信仰。如果不仅渴望成功，而且真心相信追求成功是男人的责任，凡逃避者都是可怜虫，只要他仍然这么认为，他就仍然会过于紧张、过于焦虑，永远都幸福不起来。就拿投资这种简单的事来说，几乎每个美国人要的都是有风险的8%的收益，而不是更加安全的4%的收益，结果就是不断地损失金钱，一直在担心、苦恼。就我自己而言，我希望从金钱中得到有保障的安逸。但是典型的现代人渴望钱能带来更多的钱，炫耀自己的显赫，借此胜过目前与他比肩的人。美国的社会阶层没有固化，总是在流动，这使得那里的势利情绪比社会阶层固化的地方要活跃得多，并且，尽管金钱本身并不足以令人显赫，但没有金钱是很难显赫的。更进一步，挣钱多少已是衡量人的智力水平的公认标准，挣钱多的人是聪明人，挣钱少的人则相反，而没人愿意被别人看成傻子。所以当市场波动时，人就会觉得自己像是在赶考的年轻人。

应该承认，商人焦虑中的常见成分是对破产的非理性但却真实的恐惧。阿诺德·贝内特笔下的克莱恩格，无论已经多么富有，还是总怕自己死在救济院里。我同意，童年经历过贫困的人总是担忧自己的孩子会遭遇同样的命运，担忧不可能积累足够的家产去抵御这种灾难。第一代人难免会有这种恐惧感，但从未贫困过的人则不太会受这种影响。总之，在这个问题上，恐惧贫困只是次要和特殊的因素。

过分强调竞争获胜，直至将它视为幸福的主要源泉，这就种下了烦恼之根。我不否认，成功的感觉容易令人领略生活的乐趣。比如，年轻时不受赏识的画家一旦才华得到认可，其幸福感必然大增。我也不否认，在一定限度内，金钱能增加很多快乐；但超过了这个限度，情况就不一样了。我坚信，成功只是幸福的一个部分，如果为了得到这一部分而不惜牺牲其他部分，那代价就太大了。

商业界盛行的生活哲学是这种烦恼的根源。显然，欧洲依然存在其他有声望的团体。在有些国家，贵族阶层尚存。所有国家都有专业学者，除少数小国，军人也备受尊敬。诚然，任何一种职业的成功其中都含有竞争的成分，但与此同时，备受尊敬的东西却不只是成功，而是成功赖以实现的卓越。一个科学家也许擅长赚钱，也许不然，但富有绝不会令他更受尊敬。一位杰出的将军的贫穷不会让人感到吃惊，有时，这种情形中的贫穷本身正是一种光荣。因此，在欧洲，纯粹的金钱竞争仅限于某些特定圈层，并且并非是最有影响或最受尊重的。而在美国情况就不一样了。公共部门（the Services）在国民生活中的作用太小了，毫无影响力可言。若论专业学者，你无法指望一个外行判断一个医生的医学知识多少或者一个律师的法学素养高低，因此根据他们的生活水准推测其收入，进而判断其价值就要容易得多。至于教授，他们不过是商人的雇佣，因此远不如在较为古老的国家（older countries）里受人尊敬。这一切所造成的结果是，在美国，专业人士都仿效商人，而不再像在欧洲那样保持一种独立的姿态。如此一来，便没有任何东西能去中和整个富裕阶层中赤裸裸的、纯粹的金钱竞争。

美国男孩从很小的时候就感觉到了唯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他们不愿为任何一种没有经济价值的教育而费心。曾经，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训练享受的能力——我这里说的享受，是指那些如若全无教育便无法领略、较为微妙的享受。在十八世纪，对文学、绘画和音乐有着自己的不同鉴赏情趣是“绅士”的标志之一。今天的我们可能并不欣赏他们的品味，但这种品味至少是真实的。现在的富人则大异其趣。他从不读书。如果建个画廊以振声名，他会让专家替他选画，他凭此得到的喜悦不是来自欣赏画作，而是来自占有——这让其他富人失去了占有机会。至于音乐，如果他恰好是个犹太人，那可能是真会欣赏；如果不是，他就会像面对其他艺术一样一无所知。所有这些会让他不知如何打发闲暇。随着他越来越富有，他赚钱也越来越容易，到最后，每天花五分钟赚到的钱就已经多到不知该怎么花了。于是这个可怜虫因为成功而变得无所适从。只要将成功作为生活的目的，结果就一定会是这样。除非一个人学习过如何面对成功，否则成功一定会让他备受煎熬。

竞争心理很容易侵入新的领域。以阅读为例，读书的动机有两种：一是你乐在其中，一是你借此炫耀。在美国，女性每月读书（或者，看起来读）已经成为风尚。她们有的读完整本，有的只读第一章，还有的只读书评，但大家桌上都摆着这些书。她们从不读名著。读书俱乐部从未将《哈姆雷特》或《李尔王》选作当月读本，也从没有哪个月是需要了解一下但丁的。结果，她们读的全是资质平平的现代作品，鲜有名著。这也是竞争的结果之一。但这并非全无是处，就其中大多数女性来说，如果让她们自己挑选，就不只是不选名著了，她们读的书可能比她们的文学导师挑的书还差。

现代生活如此重视竞争，与文明水准的普遍衰退有关，就像奥古斯都之后的罗马。人们似乎都没有能力感受更需要智识的乐趣。例如十八世纪法国沙龙里那种近乎完美的对话艺术，直到四十年前还是活生生的传统。那是一种精致优美的艺术，为了某些转瞬即逝的话题凝神聚力。而如今谁还会在意这等闲事？在中国，这种艺术十年前还很时兴，但我猜想，其后民族主义者传教士般的热情已把它荡涤一尽。五十或一百年前，良好的文学素养在文化人中间还是普遍的，现在则仅限于少数教授了。所有安静的娱乐都被放弃了。春天里，几个美国学生带我走过校园旁的一片小树林，那里开满了各种秀美的野花，但我的向导们没人说得出其中任何一种的名字。是啊，这种知识有什么用呢，它又不能帮人赚钱。

这种问题并不是简单地发生在某个人身上，所以个人也无法凭一己之力去阻止它。问题出在被普遍接受了的人生哲学上，在这种哲学看来，人生就是比赛，人生就是竞争，而只有胜利者才能得到尊敬。这种观念使得人们以牺牲感觉和智识为代价去过度培养意志。也许我们这么说是本末倒置了。现代的清教徒道德家总是强调意志，虽然最初他们重视的是信仰。或许清教徒时代造就了一种人，他们的意志发展过度而感觉和智识却先天不足，所以这种人就采取了最适合其本性的竞争哲学。无论实际情形如何，这些现代恐龙与他们的史前原型如出一辙，爱权力胜过爱智慧，他们的巨大成功使其被四处模仿：他们已然成为各地白人的榜样，未来一百年中这情形只怕会愈加夸张。不过，要是想到恐龙并没有得到最后的胜利，那些不合时尚的人便能稍感安慰：恐龙们自相残杀，结果是聪明的旁观者渔翁得利。现代恐龙也在自我毁灭。平均说来，他们每对夫妇最多只生两个孩子，生活并不令人享受，所以他们也不愿生儿育女。由这点来看，他们从清教徒前辈那里传承下来的过于奋进的生活哲学并不适应这个世界。这些人的人生观使他们感受不到幸福，无意繁衍便成为其生物学宿命。不久之后，他们定会为更开心放松的人所取代。

把竞争当作生活主旨是很可怕、很偏执的事，这会让人的意志和肌肉持续过度紧张，这样的生活顶多也就能过一两代。经历了这种生活之后人一定会神经衰弱，寻找各种方式逃避，连休闲消遣也会像工作一样紧张和困难（因为已经无法放松了）。最后消亡于不能繁衍。竞争哲学不仅毒害了工作，也同样毒害了休闲。安静且能放松神经的休闲被认为是乏味的，于是消遣形式要不断加速升级，结果自然是终止在毒品和崩溃之中。治疗这种病的处方是：在平衡生活的理念下，接受清醒而恬静的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