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质量与国际贸易
人均收入的提高会对消费者偏好产生影响，而需求偏好的变化会引致产品质量的变化。因此，本节重点阐述了生产率、质量与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一方面，可以为我们厘清质量与国际贸易的现有的研究进展，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深入了解生产率、质量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提供支持。
一、需求偏好与产品质量
在理论研究方面，关于需求偏好引致产品质量变化的异质性研究较多。过去大多数的非位似偏好贸易文献要么集中于垂直差异化（如Flam和Helpman, 1987）；Stokey, 1991；Murphy和Shleifer, 1997），要么集中于水平差异化（如Markusen, 1986；Bergstrand, 1990；Matsuyama, 2000）。近些年的三篇文献将垂直和水平差异化与消费者质量支付的意愿相结合（该意愿由收入决定），如Fajgelbaum等，2011；Jaimovich和Merella, 2012；Jaimovich和Merella, 2015。
Fajgelbaum等（2011）分析了在规模报酬和贸易成本递增的情况下，具有相同技术的经济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异如何决定贸易流量。具有异质性收入和偏好的消费者购买了同质的产品，并对差异化产品的质量和品种进行了离散的选择。偏好分配产生了一个嵌套的对数需求结构，部分消费者随着收入上升选择购买更高质量的产品。偏好结构将使收入越不平等的经济体对高质量产品产生越高的相对需求。Jaimovich和Merella（2012）也提出了一个非位似偏好设定，其中，消费者预算在水平差异化商品内部和水平差异化商品之间进行再分配。但仍然是在一个标准的李嘉图模型框架之内，即从一开始就纯粹依靠技术条件来确定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因此，非位似偏好并未能很好地解释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进口专业化。Jaimovich和Merella（2015）则认为，这种专业化主要源于生产率差异与质量非同质之间的相互作用。
Fajgelbaum（2011）与Jaimovich和Merella（2015）的研究认为，可能是由于贸易成本过高导致无法交易，或者由于国家的收入分配过于相似，且通过本地市场效应引致了专业化，因此出现了内生比较优势。Jaimovich和Merella（2015）坚持李嘉图传统模型，贸易和专业化来自跨部门技术的差异，其特点是规模报酬不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比较优势和贸易逐渐出现不是由于贸易成本可能在最初阻碍了交换的范围，而是由于随着收入的增加，对商品需求呈现出对生产成本（高质量商品）方面的异质性所致。(1)Fajgelbaum等（2011）模型展示了水平差异，但它并没有显示垂直差异，而这正是Jaimovich和Merella（2015）模型的一个关键维度。其还指出质量对贸易流的影响来源于消费者在商品类别内（垂直）而不是商品类别间（水平地）消费的重新分配，这取决于更富有的消费者将消费特定支出份额由低质量转向高质量的产品，即消费者在同类产品间的支出份额随其收入的变化而变化。
Sugita（2006）在贸易框架下研究了质量与企业间贸易行为，结果发现，贸易开放引致的竞争，提高了企业最终产品的质量；贸易成本的存在会引致贸易模型的改变，即企业更愿意与自身规模和质量接近的企业进行贸易，且贸易多发生在规模大、质量高的企业之间。
在实证研究方面，Hallak（2006）是最早证明出口单位价值与目的地国家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的作者之一。其认为质量在决定全球双边贸易模式中起着重要作用。其建立了以产品质量为关键指标的经验框架，基于1995年60个国家双边贸易的截面数据，发现人均收入与质量总需求之间的关系，与理论预测一致，即富国往往从生产高质量的国家进口相对更多的产品。在需求系统中，人均收入会影响消费者的质量选择，这验证了林德（1961）的需求相似理论。
而Baldwin和Harrigan（2011）以及Johnson（2012）也发现了出口单价与目的地国家收入之间的正相关性。这与Verhoogen（2008）的假设相一致，即消费者愿意为企业出售的质量更高的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
Bastos和Silva（2010），Manova和Zhang（2012），Martin（2012），Görg、Halpern和Muraközy（2010）分别使用葡萄牙、中国、法国和匈牙利企业层面的交易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企业出口价格与目的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存在正相关关系，但Bastos和Silva（2010），Manova和Zhang（2012），Kneller和Yu（2008）并未考虑企业的质量选择。Comite等（2014）认为，由于品种之间存在质量差异，如果模型未考虑质量差异，将会把一个国家的产品的高价格、高销量归因于偏好差异，而忽略了产品质量因素，因此，应将质量纳入模型中，以便正确识别偏好的影响，并认为企业产品质量和目的地偏好决定了目的地对企业产品的最终需求。
Feenstra和Romalis（2014）从贸易数据中发现出口质量与国家收入水平相关，但与人口规模不相关。同样地，Porto（2016）使用跨国面板数据建立部分均衡模型来研究全球经济中目的地国家的收入水平与出口国的产品质量、平均工资水平之间的联系，结果表明，将产品运往高收入目的地的行业出口较高质量的商品，这是因为高收入国家要求高品质产品。但Comite等（2014）以及Flach（2016）则认为这些差异是由于需求偏好的异质性造成的。
Comite等（2014）将偏好引入贸易模型中，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出口到一个市场规模、收入水平类似的国家，并且有相同数量的竞争品种，但由于偏好差异会影响市场竞争结果，因此，导致出口数量可能不同，即企业的不同产品种类在不同国家的销售会不同，这并不一定来源于市场规模和收入差异，而是源自不同国家对品种与偏好的异质性。
二、需求与企业的质量选择
在需求侧，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更高质量产品的需求日趋提高。根据林德（1961）的需求相似理论，发达国家主要生产和出口大量的高质量产品，发达国家之间相互贸易以满足本国居民的需求，而发展中国家的消费结构也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使生产和贸易结构从低档产品向中高档商品转移。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人们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也随之提高，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进行产品质量升级。林德及其随后的理论家的假设，为研究人均收入和质量之间的供需联系提供了支持。
Hallak（2010）认为，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国家之间贸易更多，从而证实了林德的假说。由于对双边贸易的预测需要一个供求机制，因此林德猜想也需要一个质量的供给联系。同时认为，在收入和质量供给之间存在正向联系。
一些研究表明，需求导致的市场扩张更有可能带来产品创新，如贸易自由化。在此情况下，出口企业应根据市场需求来调整产品质量，以满足国外消费者的期望（Becker和Egger, 2013；Cassiman和Martinez-Ros, 2007；Cassiman，Golovko，Martínez-Ros, 2010；Caldera, 2010）。
Baldwin和Harrigan（2011）将质量引入Melitz（2003）贸易模型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经质量调整的价格是企业竞争力的来源。高质量的产品由于其价格相对更高，从而具有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市场渗透力。通过企业的“自选择效应”使企业将质量更好的产品出口到更偏远的市场，并认为距离和市场规模能促进出口产品的质量升级。
Flam和Helpman（1987），以及Fajgelbaum、Grossman和Helpman（2011）认为，在质量、收入和出口组合的共同决定中，需求侧的消费者的异质性起着主要作用。Jang等（2014）的研究结果表明国内企业应该根据国外的偏好调整产品质量。
Curzi和Olper（2012）使用企业级数据研究了意大利企业的出口行为，特别考察了产品质量、生产率、目的地的异质性与出口之间的联系，并检验了基于企业质量以及消费非位似偏好的异质性国际贸易模型。研究表明，目的地人均收入的增加提高了企业的出口强度，这个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产品质量的异质性推动的。这与Alchian-Allen效应一致：出口产品质量与目的地国家的距离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质量越高越昂贵的商品，越有利可图，越能渗透到更远的市场，并将产品质量与国家消费者偏好引入贸易模型进行预测：进口国人均收入的增加会提高对产品质量的偏好。(2)
Feenstra和Romalis（2014）在一个扩展的垄断竞争框架下建模，估计了1984—2011年185个国家的质量和质量调整价格，结果表明，各国的质量调整价格差异小于单位价值，质量调整的贸易条件与国家的收入水平是负相关的，并指出，企业在选择价格的同时选择品质。考虑到各国对质量有非位似的需求，企业质量的最佳选择反映了这种非位似需求以及生产成本，包括“华盛顿苹果”效应中的具体运输成本。Fieler、Eslava和Xu（2014）认为，如果企业面临规模增长或面对国外消费者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时，贸易自由化会导致出口商产品质量升级。
Antoniades（2015）提出了一个简单易行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内生质量选择和成本加成内生化。在需求方面，偏好增加，使消费者关心质量，愿意为此付出更多的代价。该模型的一个关键特征是竞争不仅降低了生产企业和退出企业的成本临界，而且提高了质量差异化的范围。在这两个渠道存在的情况下，生产率高的企业通过提高质量、价格和成本加成来应对竞争，而生产率低的企业退出或以恰恰相反的方式对竞争做出反应。
Flach（2016）使用巴西出口商详细的价格和质量数据研究了企业是否对市场进行分割，并根据目的地国家的特点调整产品质量和价格。结果表明，以质量为基础的市场细分，企业向高收入目的地出口时可提升产品质量和价格。同时，不同目的地的价格差异可能受到产品质量投资和高品质需求的影响。
上述研究表明，需求会引致企业的质量选择，但关于质量提供机制的证据较少。Schott（2004）认为，富有的国家倾向于出口质量更高的产品。Hummels和Klenow（2005）则表明产品单价与出口国的人均收入正相关。Melitz （2003），Crozet等（2012），Baldwin和Harrigan（2011）以及Johnson（2012）都将生产率差异作为高品质产品的比较优势来源，但隐含的质量提供机制尚未被探索。而Porto（2016）建立的部分均衡模型则探索了质量提供的运行机制。将产品运往高收入目的地的行业，出口质量较高的商品(3)，这是因为高收入国家要求高品质的产品。
在大多数异质企业模型中，通过质量选择贸易模型预测得出，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市场份额越高且越有可能出口，占全国出口的大部分份额，同时他们也生产质量较高的产品。通过放松不变的成本加成假设，我们还可以考虑与成本加成相关的企业行为的其他特征，例如企业之间的异质性的观察结果，随着生产率和生产规模的提高，企业生产的产品更优质，理论研究结果也表明，经济状况的变化将会引致企业调整其成本加成率，但调整幅度因企业而异。
殷德生（2011）研究了贸易成本、市场规模以及进出口规模等因素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贸易距离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显著。汪颖博（2017）运用中国2000—2006年海关数据库，分析了需求冲击对中国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需求冲击对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有明显的积极作用。
考虑需求侧异质性因素，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质量的需求也随之提高（如Flam和Helpman, 1987；Hallak, 2006；Hallak, 2010；Choi，Hummels和Xiang, 2009；Fajgelbaum等，2011）。然而，对人均收入以及出口和质量之间的关系，需求侧本身并没有提供完整的解释，还应看供应方的能力（Grossman和Helpman, 1991）。
Sutton和Trefler（2016）基于Sutton（1991，1998，2007a, 2007b）的系列文献，认为企业选择在质量能力上的最优投资，且这个能力一旦得以发展，企业将进行古诺竞争；认为只有目的地国的需求与供给侧的企业能力相结合，出口企业才能进入出口市场并从贸易中获益。这也说明了企业产品质量能否满足市场需求是企业在出口市场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