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第一节　区域经济学基本理论

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起源于1826年德国经济学家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的著作《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其中的农业区位论标志着区域经济学理论的开端。随后，区域经济学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国外蓬勃发展。而区域经济学在我国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渐渐兴起。

从学科属性来看，区域经济学归属于应用经济学，并在1997年正式列入应用经济学中的二级学科。从学科关系来看，区域经济学不是一个孤立的学科，它是“经济学+经济地理学+产业布局学”三大学科交叉的综合体。因此，区域经济学是以经济地理学为基础，以经济学为视角，研究空间因素、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的科学。

根据现有的国内外文献，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方面，即系统内和系统外，研究包括：第一，区域中的要素，即行为主体（企业、家庭、政府）的研究，包括行为方式、相互关系及相互作用等。第二，区位，分为区位选择和区位结构两部分。区位选择的着重点是企业，主要包括影响因素、程序及对企业自身的影响；企业的区位选择之后，由于与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会渐渐形成区位结构，从而引发了对区位结构的研究，主要包括区位结构的形成及演变。第三，产业。从前期来看，企业区位选择一方面促进了区位结构的形成，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产业结构，因此该阶段的研究主要包括主导产业选择和形成、产业结构布局、调整、升级、效应等；从后期来看，由于产业结构的逐渐成熟，学者们开始考虑区域之间产业和经济之间的平衡问题，主要包括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区域生命周期等。第四，经济发展，产业的形成使经济主体之间开始进行有序的经济活动，因而如何促进区域的经济发展也是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决定因素、内外动力、社会环境、历史文化以及发展战略规划等。第五，创新体系，创新如何为区域注入源源不断的生命力？研究主要包括创新主体、网络以及创新的空间扩散路径等。第六，合作与竞争，包括区域自身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竞争优势、协调关系、利益补偿机制、分工及合作等。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在区域经济学理论中十分重要，可分为均衡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和非均衡的区域增长理论。均衡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以新古典区域增长理论为代表，它认为，区域的增长是通过资本积累从而实现内生增长的过程，强调市场机制会作用于区域之间，为达到最高边际报酬率，生产要素会产生流动，最终促使经济增长达到均衡。从单个区域的角度来说，早在195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 Merton Solow最早运用生产函数阐述了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在现有生产方式的基础下，资本K和劳动力L的投入能带来最大化的产品量Y。随后，从规模收益的视角出发，生产函数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演化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其注重边际产量为正从而达到最大规模收益。

虽然新古典区域增长理论将区域视为一个整体，并解释了利用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力）所能达到的经济平衡，但是却存在以下一些问题：第一，在实际生活中，劳动力和资本往往是不同质的，因此流动性假设与现实不符；第二，产品和生产要素在区域之间的流动并非是完全的，并且由于区域与区域之间确实存在空间问题，即运输费用是绝对不容忽视的问题；第三，在市场中，信息不是完全对称、及时以及公开的，这与完全信息假设相反。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新古典区域增长理论并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现象，非均衡的区域增长理论应运而生，代表的理论有不平衡增长理论、增长极理论、点轴开发理论和“中心—外围”理论。

一、不平衡增长理论

不平衡增长理论主要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法国经济学家Francois Perroux针对部门发展计划的“推动型单位”思想、瑞典经济学家Karl Gunnar Myrdal针对区域发展计划的循环累积因果论和德国思想家Albert Otto Hirschman的不平衡增长理论三大阶段。1958年，德国思想家Albert Otto Hirschman在其著作《经济发展战略》中正式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

法国经济学家Francois Perroux的“推动型单位”主要针对部门发展的极化进行了论证，于1955年在其著作《略论“发展极”的概念》中首次被提出。他认为，在经济增长中，部门中会存在“推动型单位”，其以巨大的规模和强大的优势为特点，以强劲的经济增长能力来影响与它有紧密联系的部门，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并且他在书中强调了“推动型单位”影响的形成主要通过两种形式：第一，通过积极的内外部效应实现节约。一方面，“推动型单位”相对于其他部门原本就具有强大的优势；另一方面，通过实现节约使单位成本下降，就会更加凸显“推动型单位”的优势，巩固其在市场中的地位。这两个方面的作用使“推动型单位”利用优势进行扩张，从而给其他经济部门带来了增长刺激。第二，创新。“推动型单位”固有规模巨大，如果能做到产品创新或者生产过程的创新，就会推动其保持领先的地位，从而带来高回报的利润，使“推动型单位”更愿意继续加大创新的投入来保持领先地位，实现良性循环，推动创新。此外，“推动型单位”的影响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正向的推动效应，即“推动型单位”以上述两种方式给其他部门带来增长刺激，推动其他部门的经济增长；二是负向的制动效应，过于强势的“推动型单位”一方面吸收了其他部门的生产要素，另一方面利用拥有的市场强权对其他部门施压或阻碍创新，都会给市场带来不利的制动效应，阻碍区域的发展。

Francois Perroux的“推动型单位”仅仅考虑了部门发展的计划，瑞典经济学家Karl Gunnar Myrdal继承了其思想，并进一步推进，于1957年在其著作《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区域》中提出了针对区域发展极化的循环累积因果论。新古典区域增长理论所持的观点是：在区域的发展中，经济过程会有所偏离，但最终还是会回到均衡的状态，因此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是静态守恒和趋于均衡的。相反，Karl Gunnar Myrdal则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偏离会有所加强，强者更强，弱者更弱，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偏离逐渐累积起来形成了固定的发展差距，因此区域之间的发展是循环累积和非均衡的。Karl Gunnar Myrdal指出，受自然资源等因素的影响，初始资源丰富的地区会比初始资源匮乏的地区发展得更加快速，并且初始资源丰富的地区继续保持优势，加快发展，使初始资源匮乏的地区再也无法超越，也就是以循环累积的方式形成了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产生了地区性的二元结构。此外，他还运用“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两个相对立的效应描述了区域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首先，“扩散效应”指的是某一区域由于经济资源的原因，形成产业聚集或者经济中心等发达区域，从而把发展的刺激向与它紧密联系的相邻区域扩散，对区域之间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其次，“回流效应”指的是某一区域由于经济资源的原因，逐渐形成产业聚集或者经济中心等发达区域，同时在产业聚集或经济中心形成的过程中，给周边区域带来消极影响，引起周边区域经济衰退或者阻碍创新等。最后，“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存在于区域之间的发展中，并认为前者的效应小于后者，使落后地区的生产要素流向发达地区，最终导致区域之间经济差距的加大。

随后，德国思想家Albert Otto Hirschman进一步推进了瑞典经济学家Karl Gunnar Myrdal的循环累积因果论，并于1958年在其著作《经济发展战略》中正式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他认为，经济的增长是由主导部门向其他部门传导而推动整体经济增长的链条式的不平衡过程。同时还提出了“引致投资最大化”和“联系效应”两大原理。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主要进行两类投资：第一，“社会分摊资本”，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其特点是受益于大众但投资额大、周期长、投资效率低；第二，“直接性生产活动”，主要是直接投资于生产部门，其特点是直接增加收益、周期短和投资效率高。很显然，首先，为了获得快速的收益，根据“引致投资最大化”原理，应当优先将资本用于“直接性生产活动”，在快速获得收益之后，再将收益的一部分进行“社会分摊资本”的投资，从而推动区域全面发展。其次，在阐述“引致投资最大化”原理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参与直接性生产活动的部门如此之多，如何去选择最应该投资的产业呢？Albert Otto Hirschman建议分析产业之间的联系，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前向联系效应”，指该产业与为它提供投入的产业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二是“后向联系效应”，指该产业与将它作为投入的产业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因此，Albert Otto Hirschman主张“联系效应”，即将“前向联系效应”和“后向联系效应”最大的产业作为资本投入的重点产业，使其获得优先发展的机会，成为主导部门，进而传导到其他部门，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

二、增长极理论

在1955年法国经济学家Francois Perroux提出“推动型单位”后，瑞典经济学家Karl Gunnar Myrdal继承了其观点，发展出循环累积因果论，并认为“回流效应”大于“扩散效应”。与Karl Gunnar Myrdal不同的是，Francois Perroux认为“扩散效应”大于“回流效应”，后经法国和比利时学者的进一步完善，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增长极理论。其主要观点是：“推动型单位”在经济空间中扮演着“磁极”的作用，即所谓的“增长极”，它以较强的吸引力吸引生产要素的流入，从而促进自身强劲发展，形成聚集效应，并且由于“扩散效应”大于“回流效应”，从而带动了相邻区域的经济增长。

增长极理论的确立主要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从部门发展极化的思考到区域发展极化的论证。增长极理论以法国经济学家Francois Perroux“推动型单位”的观点为基础，而最初“推动型单位”是基于部门发展计划方面进行考虑的，随着Karl Gunnar Myrdal循环累积因果论的提出，Francois Perroux才进一步将考虑的范围扩大，将视角放在了区域发展的极化上。并进一步利用Karl Gunnar Myrdal“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的思想，进行了案例式的研究，从而提出了“增长极”。

第二阶段，区位论观点的引入。随着增长极理论从部门发展极化扩大到区域发展极化，法国经济学家Boudevile考虑到空间因素，将区位论观点正式引入增长极理论中，发现“增长极”与城市、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之间的重要关系：为了发挥“增长极”的强劲经济推力，它应处于城市中心或者经济中心，并在其周围形成产业结构与居民定居体系，它将增长刺激一层层扩散到相邻区域，形成城市化，推动整个经济增长与发展。并且按照空间结构，“增长极”在扩散增长刺激的同时也遵循一定的空间规律：中心地等级扩散原则，即由中心腹地逐级向一级级的极地扩散。区位论观点的引入，使增长极理论从仅仅考虑地理范围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扩大到具体的地理空间，对经济的地域结构进行了探讨。

第三阶段，把创新纳入中心位置。在考虑了空间因素后，随着熊皮特创新观点的提出和经济的发展，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到，创新作为一个重要的要素，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决定作用。因此，法国经济学家Lasuen正式将创新纳入增长极理论的考虑范围。他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或者城市化的过程，都可以用创新在时间、空间上的发展过程来进行解释。一方面，“增长极”以其原有的发展优势会比周围区域更容易吸引创新，从而进一步巩固其优势，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聚集效应使经济活动更加频繁地在“增长极”中进行，从而推动创新，最终又反过来，强化聚集优势。也就是说，创新能巩固“增长极”的地位，扩展其优势，推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因此，创新应处于中心地位，在区域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进一步研究了创新扩散与空间结构之后，Lasuen提出了两个观点：区域某一时点的空间结构，是以往的创新所作用的结果；已发展的城市化区域能更好更快地创新，同时相比其他区域，创新会扩散得更快。

增长极理论中的“增长极”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效应来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第一，支配效应，即“增长极”相比其他区域，在整个区域经济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能最大化扩散增长刺激，推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第二，乘数效应，“增长极”不仅能促进自身的发展，而且能发挥乘数效应，将增长刺激带给相邻区域，推动相邻区域的发展；第三，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一方面，“增长极”快速增长形成极化效应，促进自身发展，另一方面，“增长极”自身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会影响周边区域，形成扩散效应，从而达到自身和周边区域发展的效果。

三、点轴开发理论

点轴开发理论是以增长极理论为基础发展而来的，主要从空间组织角度为区域开发提供战略意见，其主要运用于区域发展中实现空间一体化的前期过程。在一定区域内，各种“轴”将各个“点”连接起来，形成有关联的、有序的空间结构，使经济活动更频繁，从而促进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点轴开发理论中的“点”延续了增长极理论的观点，类似于“增长极”，“点”是区域中的中心城市。一方面，“点”具有“增长极”规模巨大、优势突出、增长速度快以及与相邻区域联系紧密的特点。另一方面，“点”也在空间组织角度上被赋予了新的特点：一是区域的创新中心，创新是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能作为“点”的中心城市必须拥有较高的科技水平，同时也能自主创新和吸引创新；二是产业综合体，“点”的自身主导产业必须是明确的，同时也要与周边产业高度联系，形成多元化的产业综合体，使经济活动能够频繁、多元化地进行；三是拥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与“增长极”不同，“点”的优势不再局限于一方面，可以拥有多方面的优势，使其综合实力更加突出和全面；四是基础设施体系完善，为了能支撑起区域的发展，“点”的支持性基础配套设施应该相当完善，以支持“点”进行经济活动，这样才能把“点”的经济增长刺激和影响力辐射到周边区域，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而点轴开发理论中的“轴”则是连接各“点”的错综复杂的基础设施，如交通路线、网络。“轴”本质上是产业带，是连接各个中心城市的桥梁，具备两大特点：一是生产流通基地，能够促进资源开发、产品流通和生产的单种类、单层次或者多种类、多层次的生产流通基地。“轴”在“点”与“点”之间频繁地生产流通，并依据自身资源和相邻“点”的带动，渐渐形成围绕“点”的产业带。二是水陆空干线，只有处于干线地位的“轴”才能够以自身发达而稠密的交通路线连接各个“点”。一方面，把各个“点”连接在一起，形成许多个“点轴”，形成点轴式发展；另一方面，和其他“轴”连接在一起，并连接各个“点”，形成错综复杂的网络结构，实现区域空间的一体化，使经济活动能够更加快速、便捷地进行，从而推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因此，总体来说，点轴开发理论指的是为实现区域经济的增长，运用空间组织原理，首先应重点去开发“点”和“轴”，从而构成核心区位，其次在区域中形成为经济活动开展提供支撑的错综复杂的网络，实现空间一体化、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的目标。

在具体使用中，如何确定“点”“轴”以及形成“点轴发展”是关键的问题，学者们纷纷进行了研究，主要使用的原则包括以下三点：第一，确定“轴”。首先，确定重要的水陆空交通干线；其次，分析这些干线所处的区位；最后，将区位条件好并且能为区域的交通、信息、资源等提供快速支撑的干线列为优先和重点发展的“轴”，沿着干线部署重点产业，形成沿线产业带和工业区，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第二，确定“点”。“点”不是随意可取的城市，区域的发展不能全面地、同时地发展所有“点”，因此要聚焦于一个或几个“点”，实现先开发后带动的策略。首先，关注处于“轴”与“轴”连接处的城市；其次，城市中只有少数是经济中心，关注其中的经济中心，并注意它们与“轴”的关联程度，将其进行排序；最后，对排序的“点”进行分析，从而确定“点”，将其作为中心城市重点发展，并确定其主要发展方向。第三，确定“轴”与“点”的空间结构，“轴”与“轴”之间、“点”与“轴”之间连接的先后顺序，以及如何形成点轴发展模式，最后形成网络结构。首先，应确定所发展的“点”和“轴”的等级，并形成等级体系，逐级逐层进行连接，形成有机有序的网络结构，从而推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其次，在形成等级体系之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刺激的不断增强以及经济实力的壮大，开发的重心可以从最初确定的几个中心层级的“点”和“轴”逐渐转移至低一级的“点”和“轴”，形成新的经济中心，同时“轴”也会逐渐扩大，从发达地区逐渐延伸至落后地区，推动更大范围的区域发展。

随着点轴开发理论的完善以及现实中的运用，区域点轴开发的后续策略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思考。他们的视角不再局限于区域进行空间一体化的前期，而将聚焦点放到了空间一体化的后期，即如何形成区域的网络结构以及区域空间结构的现代化。因此，后续提出了在进行区域空间一体化的前期应执行点轴开发战略，在后期则应实行网络开发策略。网络开发策略是指在实现区域空间一体化的过程中，先形成点轴的连接，在点轴模式渐渐成熟完善之后，应重点开发点轴与腹地之间的综合网络体系，以此形成区域中联系更紧密、空间结构更加一体化的网络结构，从而促进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同时，空间一体化不再局限于地域之间地理上的空间连接，即不再局限于交通干线的连通，而会进一步关注到点轴与腹地之间产品、技术、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通渠道，更加多元化、多层次地实现区域空间结构的现代化。

四、“中心—外围”理论

“中心—外围”理论是在20世纪40年代由劳尔•普雷维什提出的，主要用于解释发达（中心）国家与落后（外围）国家之间不平等的体系、发展模式。20世纪60年代，美国区域发展规划家John Fridman正式将“中心—外围”理论引入区域经济学中，并正式发表在其论文《极化发展的一般理论》中。

“中心—外围”包含两层含义：第一，从空间角度来说，它主要指的是两个区域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地理位置上的关联。在经济发展体系中，“中心”处于主导和权威地位，而那些依附于“中心”的局部空间则称为“外围”，因此是依附关系。第二，从非空间角度来说，它主要指的是社会群体或者经济阶层之间的关系，并且“中心”和“外围”的关系是相对的。比如，发展中国家处于经济中心的城市，一方面，相对于依附于它而发展的小城市来说是“中心”，而那些依附于它的小城市则是“外围”，这样构成了一个二元的“中心—外围”结构；另一方面，对于发达国家的大型经济中心的城市来说而是“外围”，而发达国家的大型经济中心城市才是“中心”，因此又构成了另外一个二元的“中心—外围”结构。总体来说，“中心”和“外围”都是相对的关系，两两之间的关系，一个“中心”受到比它等级高的“中心”的影响而成为“外围”，因影响其他比它等级低的“中心”而成为“中心”。

美国区域发展规划家John Fridman的“中心—外围”理论的突出贡献在于将区域发展的过程不再局限于从经济视角去考虑，而是从社会过程的角度重新去审视，核心理念主要在于以下两点。

第一，重新定义创新，并将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经济增长的特征、创新三者真正联系起来。首先，John Fridman重新从社会过程的角度出发去定义了创新。他认为，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来说，创新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创新，还应该包括社会创新，如果在原来组织形式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那么这就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创新。根本的创新发生在少数地区，而这些地区则成为“中心”，决定着区域的发展，并将创新扩散到依附于它的“外围”地区。其次，他将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前工业化阶段、“中心—外围”阶段Ⅰ、“中心—外围”阶段Ⅱ和空间经济一体化。在“中心—外围”阶段Ⅰ中，“外围”的生产要素流入“中心”区，“中心”区通过创新聚集迅速发展并主导“外围”区；在“中心—外围”阶段Ⅱ，则是“中心”区生产要素高度聚集而逐渐开始回流至“外围”区，“外围”区在接收了“中心”区资源和创新的扩散后，渐渐发展成为小“中心”区。这两个过程紧密地把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经济增长的特征、创新三者联系在一起，科学地解释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第二，将社会、政治因素引入模型。John Fridman认为，“中心—外围”模型遵从的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原则，但是仅从经济角度去接受这种不平衡，说服力是不够的。“中心”为何能主导“外围”，“外围”又为何甘愿依附于“中心”呢？他认为，除了从经济方面去考虑，“中心”因其创新度高而能成为区域发展的推动者外，还因社会及政治原因赋予了“中心”权威和权力，使“外围”不得不依从附着于“中心”。并且之所以“中心”能对“外围”施以权力，是因为“中心”具备6种效应：①优势效应，与瑞典经济学家Karl Gunnar Myrdal的“回流效应”相同，指的是“中心”区逐渐形成产业聚集，给“外围”区施加“压力”，阻碍“外围”区的经济增长；②信息效应，“中心”区频繁密集的经济活动不断发生，同时产生信息，而产生信息效应；③心理效应，“中心”区现有的高水平的创新将起到示范性的作用，引导未来更多更大的创新；④现代化效应，因为“中心”区域不断处于创新和变化之中，所以能很容易地适应未来的变化，对社会价值观、制度等产生效应，形成更加现代化的体系；⑤联动效应，创新不是单次孤立的，而是迭代连续并且相联系的，因此能通过创新产生连锁的反应，发挥联动效应；⑥生产效应，“中心”区规模巨大，同时节约成本，能在生产这一环节发挥效应。

此外，John Fridman强调两个观点：“中心”和“外围”的关系是相对的，不是稳固的；社会发展的过程是动态的，并且不平衡的关系会激化文化、政治等社会矛盾，从而人们会寻求改变已有的不平衡状态。基于这两个观点，他认为，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心—外围”的不平等关系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从而会产生以下四种结果：①由于整个区域的空间结构需要许久的时间才能形成，“中心”区为了保持优势，会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对“外围”的精英进行大规模的镇压；②寻求新的关系，调整现有的权威与依附的层级关系，“外围”的精英中立化；③现有的“中心—外围”关系开始解体，“外围”精英大范围大幅度崛起，而“中心”精英则开始渐渐解体；④新的关系形成，“中心”精英向“外围”扩散和转移，重新塑造新的权力关系。

维宁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经验研究为John Fridman的“中心—外围”理论提供了实证证据。通过研究，他表明了在经济发展早期，由于基础设施完善且费用低，劳动力、资本、产业确实会聚焦于“中心”区，从而形成外部经济；在经济发展中期，聚集效应会放缓；在经济发展中后期，过多的人口、资源的过度消耗会导致“中心”区出现地价过高、交通堵塞、空气污染等问题，人口开始转移至“外围”区，给“外围”区带来更多发展机会，“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差距会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