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理论基础及国际经验
2.1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及其发展
2.1.1 理论回顾
2.1.1.1 刘易斯模型
刘易斯（1954）在《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其二元经济模型，该模型建立在以下两个假设基础上：其一，假设发展中国家存在发达的现代部门和相对落后的传统部门。“现代”部门主要是指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的工业部门，其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率均高于传统部门，而且工业部门的工资率是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传统”部门由于采用落后、粗放的生产方式，其劳动生产率较低，工资率由制度决定，其数值仅相当于能够维持生存的水平。其二，假设发展中国家存在无限供给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本和土地稀缺，劳动力数量众多，农业部门存在大量边际劳动生产力为零的劳动力。现代工业部门在现行工资水平固定不变的情况下，可以获得任何数量的劳动力供给，即在现行工资水平下，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具有完全弹性。
基于以上两点假设，刘易斯提出其二元经济理论的主要观点：第一，在发展中国家，工业部门的工资高于农业部门，两部门工资的差距吸引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流动。第二，工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通过资本积累加快工业发展，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带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第三，劳动力的这一转移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由于存在大量的边际生产率小于零的劳动力，工业部门可以在工资水平不变的情况下，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此时劳动力供给曲线为一条水平的直线；第二阶段，由于边际生产率小于零的劳动力已经向工业部门转移完毕，工业部门必须提高工资率才能从农业部门获得更多的劳动力供给，因而农业部门的工资率将沿着它的边际劳动生产力曲线提高，这标志着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被称为“转折点”。当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全部转移完毕，过了转折点，就实现了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型。
该模型的政策含义是：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以缩小两部门的生产率差距。农业剩余劳动力得以顺利转移的条件是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张以及由此创造的大量就业机会。
2.1.1.2 拉尼斯－费景汉模型
拉尼斯和费景汉（1961）针对刘易斯模型忽视发展农业的缺陷，提出了强调工农业平衡发展的拉尼斯－费景汉模型。该模型假定经济体并存着停滞的农业部门和扩张的工业部门，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而工业部门不存在失业；假定农业部门工资水平由制度决定而不是由市场决定，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被转移完之前，该制度性工资保持不变，相当于维持生存所需要的最低水平。
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主要内容：农业剩余的形成是实现边际生产力为零的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流动的前提。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能否顺利进行，还取决于城市工业部门能否创造就业机会来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如果城市工业部门提供的就业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二元经济就不能顺利地向一元经济过渡。在转换过程中，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过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类似于刘易斯模型中的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农业中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其劳动边际生产力为零，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不会造成农业产量的减少，也不会引起农业部门工资水平的提高，因而工业部门的工资保持不变。第二阶段，农业劳动边际生产力小于零的劳动力转换完毕后，再把边际生产力大于零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但这会造成农业总产量下降，引起农产品短缺，农产品价格和工业部门工资也会随之上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放缓，工业部门的扩张受到阻碍。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通过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维持稳定的农业剩余，保持不变的工资水平，从而确保工业部门的顺利扩张和劳动力转移。第三阶段，如果劳动力继续向工业部门转移，农业劳动力将变得稀缺，农业部门的工资随着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的提高而上涨，甚至超过制度工资水平。此时，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工资都由市场决定，整个经济实现商业化，也实现了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换。
该模型的政策含义是：农业在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地位，农业剩余的形成是农业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实现二元经济顺利转换必须确保两部门的平衡增长，既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劳动力转移和工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又要加快工业部门的扩张，确保其不断创造就业就会，具有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2.1.1.3 乔根森模型
乔根森（1961，1970）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称为乔根森模型。该模型假设：农业生产投入劳动和土地两种要素，由于假设土地的供给不变，也没有资本积累，农业产出是劳动要素投入的函数；工业生产投入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所有生产要素都是稀缺的，工业部门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工业和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都大于零；技术进步可以引起两部门产出的增加，但技术进步的速度是不变的，且具有中性技术进步特征。
乔根森理论的主要内容：农业剩余影响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配置，是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前提条件；农业产出增长率必须超过人口增长率以确保农业剩余的产生；农业剩余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技术进步。工业生产如要投入初始资本，在此后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形成的速度由工业部门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和工农业部门的贸易条件决定。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而非城乡收入差距）是引起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的基本原因。
该理论的政策含义是：在结构转换过程中要确保农业剩余的增长，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是实现农业剩余持续增长的关键。
2.1.1.4 托达罗模型
托达罗（1970）针对发展中国家农村和城市普遍存在的失业现象，发表了以《人口流动、失业和发展：两部门分析》为代表的一系列论文，从城市失业的角度探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有效性。在刘易斯模型和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中，暗含的一个假定是劳动力的城乡迁移决策取决于城乡的实际收入差距。但托达罗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存在失业问题，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也可能面临失业，但现实中仍然存在超过城市就业增长机会的人口迁移现象。其原因在于吸引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因素是城乡预期收入差距，而非实际收入差距，人口的乡城迁移是理性人所做出的符合情理的决策；在非农就业的预期收入大于实际收入的情况下，通过工业扩张增加城市就业机会的做法，可能会加剧城市失业危机。
托达罗模型的政策含义：纠正了以往单纯依靠工业扩张解决就业问题的误区，强调大力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为缓解城市失业问题，发展中国家可适当控制城市的工资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1.1.5 人力资本迁移理论
该理论认为，劳动力的迁移能力与迁移者所具备的能力及特征有关。受过良好教育、素质较高或有专长的年轻劳动力有更强的迁移能力，迁移是人力资本的函数。该理论早期的代表人物有舒尔茨（T. W. Schultz, 1961）、斯加思塔（Sjaastad, 1962）和贝克尔（Gary S. Beeker, 1975）等。
舒尔茨（1961）认为，个人的迁移决策取决于迁移过程中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只有当决策者认为迁移获得的收益大于为此付出的成本时，才会做出迁移的决定。
最早把人力资本投资与人口迁移结合起来的是斯加思塔德（Sjaastad, 1962）。他认为，人口的迁移受劳动者个人条件的差异、迁移成本、文化、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观点主要有：第一，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劳动者的个人素质不仅影响其在工业和农业部门工作所获得的收入的高低，还影响其找到工作的概率；第二，由于年轻劳动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能获取较高的净收入，其发生迁移的可能性更大；第三，迁移距离和成本是影响劳动者能否成功迁移的重要因素，交通和通信条件的改善可以降低劳动者的迁移成本，有利于促进劳动者的迁移；第四，农村的发展对人口的迁移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一方面，教育和培训活动提高了农村人力资本的质量，也有利于增加其在农村的收入，如果在农村就业的收入高于在城市获得的收入，将削弱劳动者的迁移动力；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及其他公共投资的增加，有利于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条件，从而降低农村人口迁移的动机。
贝克尔（1975）认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年轻人、男性等群体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更善于抓住迁移的机会和克服迁移的障碍，因而比一般人更容易发生迁移。
该理论的政策含义是：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制度创新降低劳动力迁移的成本，防止因城市化成本过高而阻碍城乡人口的迁移；政府应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以提高其就业竞争能力和获得高收入的能力；应加大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服务的投入，改善农村生产和生活环境，为提高农村收入和生活水平创造条件，以此增强农村对劳动力的吸引力，防止农村因劳动力的大量流失而走向衰落。
2.1.1.6 新劳动力迁移理论
斯塔克（Stark）提出了“新劳动力迁移理论”，该理论认为：
第一，家庭在劳动力转移决策中具有重要影响。劳动力是否迁移是由家庭成员共同决策的结果。迁移者的家庭在比较迁移风险与收益之后最终决定是否迁移（Stark and Bloom, 1985）。
第二，劳动力迁移是家庭为了分散风险而追求收入多元化所做出的选择。家庭根据各成员的情况和改善福利的需求，决定哪些成员在家务农或外出务工，从而实现家庭收入来源的多元化，降低风险（Stark, 1982; Stark Oded and David Levhari, 1982）。(1)
第三，劳动力发生迁移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家庭成员的收入水平，还可能为了家庭成员能摆脱相对贫困感，也有可能是为了家庭成员能摆脱因农村收入不平等所引发的相对剥夺感（Stark, 1984; Stark Oded、Shlomo Yitzhak, 1988; Stark Oded, J. Edward Taylor, 1991）。(2)
第四，劳动力迁移是家庭为了应对农业生产投资所需资本不足的问题时采取的手段。由于发展中国家农村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不完善，存在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农村家庭生产面临农业生产波动和投资不足的约束，劳动力迁移获得的非农收入能够有效地缓解家庭面临的市场约束，帮助其获得必要的生产资本，促进迁出地的农业增长。
新迁移经济学理论的政策含义在于：政府可以通过调节城乡收入差距来影响劳动力的迁移速度；为确保农业产出的增长和农村的繁荣，发展中国家应完善农村资本市场、农业保险市场，以减少人口迁移数量。
2.1.2 简要评价
刘易斯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角度为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指明了方向，为后续的二元经济结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该模型片面强调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忽视农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唯工业”特征。若发展中国家按照这一理论片面强调工业发展而忽视农业发展，势必会造成农业发展更为落后，不利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
拉尼斯和费景汉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完善与修正，将农业发展纳入分析框架，强调工业与农业均衡发展，为发展中国家重视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托达罗模型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失业问题，指出单纯依靠工业扩张解决农村失业问题可能会加剧城市失业危机。这启发发展中国家在努力发展工业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同时，要重视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以缓解就业压力，并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调控农村人口的迁移规模，以免加剧城市失业危机。但该理论以解决城市失业问题为导向，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人力资本迁移理论重视迁移过程中迁移成本与收益的比较、迁移者个人素质以及农村发展条件等因素对迁移决策的影响。该理论注意到了农业劳动力的异质性问题，其理论也启示发展中国家：不仅要降低劳动力迁移的成本，还要加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其迁移能力，同时要注意改善农村的发展条件和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适度调节城乡收入差距以降低人口迁移的吸引力，确保农村留有必要的劳动力，防止农村趋向衰落。
新劳动力迁移理论认为，劳动力迁移的决策不仅是迁移者的个人行为，也是家庭集体决策的结果，这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相符。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迁移获得的收入，不仅提高了家庭收入，还通过多元化的收入分散了家庭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业生产资金不足的问题，促进了农业产出的增加。该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上述理论为研究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提供了多元化视角，但对二元经济体制背景下的流动人口受到社会排斥以及由此产生的劳动力非家庭化转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关注力度不够。城市对流动人口的排斥以及城市公共服务的非包容性等问题，造成了乡城人口流动的不稳定，加剧了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难度，使其呈现出较强的波动与反复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