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方和其他国家学界的视角

2015年5月，中国和俄罗斯签署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欧美发达国家对“一带一路”问题的认知和研究进入新阶段。在此之前，欧美学者和媒体多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视为相互独立的倡议和地区组织，并主要从二者对立、竞争角度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对接协议签署对此前的观点形成巨大冲击，很多欧美学者和媒体转变思路，重点分析“带盟”对接可能具有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不过，欧美学界和媒体中的评论以怀疑论调为主，认为“带盟”对接无法实现。

本节系统梳理西方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和欧亚经济联盟的看法，归纳总结他们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欧亚经济联盟的认识，以及对“带盟”对接前景的预测。

一、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内涵和意图

西方学者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出的动因和定位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以下四大类：

1．新殖民主义论

美国知名学者福山（2016）将“一带一路”称为“21世纪最宏大的战略”，其实质是中国向其他国家输出中国的发展模式，一场历史性的发展模式之争正在中国与美欧西方国家之间上演，“如果我们不行动起来，就有可能将欧亚大陆（从印度尼西亚到波兰）以及世界其他重要地域的未来拱手让给中国以及‘中国模式’”。福山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成功关键在于让中国展现出自身需求在欧亚地区的强大吸引力，并不是强行推行自身的主导地位和引导力。在推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同时，中国政府应该深刻意识到无法通过形式上以及经济利益上的暴力侵犯来提升国家利益。应该构建互惠互利的合作体系，经济和军事上的暴力威胁应该仅仅停留在政治手段的层面，而不是战略的核心。⁽¹³⁶⁾约瑟夫·奈（2018）⁽¹³⁷⁾等集中关注“带盟”对接给西方国家带来的挑战，特别是对地缘政治格局、地区秩序重构等方面的影响，并由此断定“带盟”对接是美国、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

2．国家安全动因论

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学者雅各布·曾恩（2015）认为，“一带一路”还能为中国能源进口加速。比如，中国运营管理的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缩短了东非、波斯湾港口与中国西部之间的距离，比经马六甲海峡至中国东部的距离缩短了1/4。伊朗的恰巴哈尔港也具有发挥类似瓜达尔港作用的潜能。⁽¹³⁸⁾詹姆斯敦基金会学者埃丽卡·唐斯（2015）则认为，“一带一路”更关注国内过剩产能而非能源，“北京对确保能源供应、为加快经济增长提供燃料的焦虑已有所减轻，现在更关心的是为受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沉重打击的行业在海外寻找新市场”。⁽¹³⁹⁾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米歇尔·斯温（2015）指出，“一带一路”旨在通过加强和扩大同其他国家的合作，创建一个互惠互利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最终降低不信任度，维护共同安全。⁽¹⁴⁰⁾

3．新马歇尔计划论

有国外学者把“一带一路”构想形容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认为中国是打着经济合作的幌子谋求政治目标。路透社市场分析师约翰·肯普（2014）认为，“一带一路”将被用来加强中国的领导地位，“而这以降低美国及其亚洲传统盟友（包括日本、韩国）的地位为代价”，“正如美国的开放市场和资本曾是美国外交政策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一样，中国现在希望利用其雄厚的外汇储备资本投资于主要贸易伙伴的基础设施，同时换取更多朋友以及经济、政治影响力”。⁽¹⁴¹⁾日本《外交学者》编辑普拉尚（2017）指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中国国内外的目标。对内目标是缓解中国的产能过剩，刺激其不发达的边境地区的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对外目标是中国政府利用其经济实力来推进外交和战略目标，巩固中国在欧亚大陆的地位，并最终削弱美国的相对地位。⁽¹⁴²⁾该刊副主编香农·蒂耶齐（2014）认为，“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中国希望借助“一带一路”既塑造更温和的形象，又提高在地区的影响力。⁽¹⁴³⁾

4．中俄结盟抵制西方论

此类观点认为“带盟”对接是中俄结盟“对抗西方”的表现，因为中俄战略合作的主要目的是对抗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而“带盟”对接恰恰是中俄战略接近的表现。美国学者戴维·科恩（2010）等认为，美国借“跨太平洋协议伙伴关系”（TPP）积极推动欧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战略也是有意排挤中国。⁽¹⁴⁴⁾“抵制论”强调“带盟”对接的“可怕前景”，该派观点对能在“带盟”对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组织也持否定态度。比如，对于“带盟”对接的重要平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持“抵制论”者多强调这类组织的透明度、合法性存在问题。⁽¹⁴⁵⁾

5．丝路文明价值论

也有西方学者关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文明价值，例如，美国全国亚洲研究局项目主任罗兰（2017）认为，中国可以通过谨慎的外交表述以及宣传方法来避免这些误解。同时，罗兰还认为，除了实际的经济合作之外，“丝绸之路经济带”还创造出了一种“丝路精神”，不仅仅是中国的财富，也是全世界历史文化积淀的成果，这是一种“互惠互利”“包容”、践行有别于西方民主、自由的社会政治发展道路。⁽¹⁴⁶⁾

二、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可行性

1．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质疑

持“怀疑论”的西方学者并没有把“带盟”对接当作既成事实或必然会出现的结果，而是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存在一系列障碍，不管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前景判断，更多是一种对未来的想象而非现实。因此，讨论“带盟”对接问题应该从现实情况着眼。通常情况下，与“带盟”对接有关的“怀疑论”大多强调“对接”面临的重重困难，以及由此导致的对接前景的不确定性。

（1）中国国内发展制约论。如米歇尔·克拉克（2016）认为，在欧美发达国家学术界和媒体经常被提及的对接障碍主要包括：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将受到国内问题的制约，比如面临经济困难等，以及中国在沿线地区和国家推进“一带一路”时所存在的政策缺陷，比如过度主导、“债务陷阱”等。⁽¹⁴⁷⁾

（2）中俄矛盾竞争论。如英国诺丁汉大学学者米歇尔·克拉克（2016）认为，中俄作为大国在欧亚地区事务中彼此怀疑防范。⁽¹⁴⁸⁾美国詹姆斯·麦克布莱德（2015）指出，中国与俄罗斯在中亚能源领域存在竞争，中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取代俄罗斯成为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能源投资伙伴，这种竞争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加剧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紧张关系。⁽¹⁴⁹⁾

（3）“带盟”机制差异论。有专家怀疑欧亚经济联盟搭上“一带一路”倡议这辆“马车”的可能性。《美国外交官亚太时事杂志》编辑普茨（2016）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某些目标相互矛盾。欧亚经济联盟是在阻塞性区域内进行经济活动的一种努力，而“一带一路”更多强调的是区域间的连通性。⁽¹⁵⁰⁾丹麦奥尔堡大学学者詹克（2017）与普茨（2016）的观点相似，他说道，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是增加互联互通和贸易合作，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则是防止在其邻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和交易。⁽¹⁵¹⁾华沙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卡其马尔斯基（2017）则指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在法律和体制框架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欧亚经济联盟是建立在一系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之上的，这些条约的最终目的是想建立一个机构，而“一带一路”倡议则是基于中国和有关国家的政治承诺，它没有任何国际法律基础，也没有制度化。⁽¹⁵²⁾

2．对“带盟”对接的可行性持基本肯定

该类观点着重分析“带盟”对接给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积极影响，认为“一带一路”是地区发展的重大机遇。与主要从政治和战略角度分析“带盟”对接的观点不同，“支持论”者主要从经济和社会发展角度理解这个问题。

菲律宾德拉萨大学国际研究讲师、《亚洲政治和政策》杂志特约编辑卢西奥·布兰科·皮特洛（2015）从国际角度指出，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奉行的无附加条件政策，“一带一路”倡议将会受到一些国家的欢迎，特别是资金和技术有限，需要资金建造新港口或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¹⁵³⁾

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研究员拉贾·莫汉（2014）认为，印度不能阻止邻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与中国合作，因为当下印度政府也在和中国做着同样的事情，印度不应阻挠中国在该地区发起的丝绸之路倡议，而是应该积极参与并影响这一行动计划。⁽¹⁵⁴⁾

支持“带盟”对接的学者认为，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重心都在促进所经过地区的经济发展，不管是基础设施联通还是贸易交流的增加都能形成对沿线国家和地区市场的刺激，从而推动相应市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面对中国和俄罗斯企业积极开拓欧亚地区市场的行为，欧美国家的企业不应消极等待或怀疑、抵制，而应寻找合适途径和方式参与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是投资、贸易、基础设施等领域具体经济项目的合作，因此，“带盟”对接可能会带来较为直接的经济收益，比如带动就业、基础设施发展等。这对其他国家的企业而言也是一种机会。⁽¹⁵⁵⁾

三、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风险

与此同时，有些国外学者对“带盟”对接的发展前景提出了质疑。耐人寻味的是，国内学者倾向于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差异性与矛盾等因素看作挑战，国外学者却更多地将其视为“带盟”对接面临的风险。英语世界学者所提出的“带盟”对接的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相关国家战略疑虑风险

“带盟”对接覆盖整个欧亚大陆，主要打通陆上通往欧洲的线路，绕开了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的势力范围。因此，美国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以经济为手段来扩大地区影响力。⁽¹⁵⁶⁾一些邻国也怀疑中国借“一带一路”进行扩张，对“一带一路”建设可能产生不利影响。⁽¹⁵⁷⁾比如，印度对中国在印度洋的活动充满怀疑和警惕，这对中印共同推进“一带一路”有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¹⁵⁸⁾詹姆斯敦基金会学者摩根·克莱门斯指出，“近十年来，人们纷纷猜测中国在印度洋乃至整个海外的军事意图，尽管这种猜测有时缺乏充足依据，甚至濒临狂热边缘（西方有些观察家预言中国会入侵印度洋），但在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的航道上增加军事影响力和活动符合中国的真正利益”。⁽¹⁵⁹⁾有美国学者从商贸的角度对“一带一路”的经济价值提出了质疑，认为“在中国通往欧洲的路线上拓展贸易的好处并不明确，小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量并不一定能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像印度这些大国又不可能把基础设施建设交付中国。”⁽¹⁶⁰⁾

2．欧亚地区安全风险

美国《外交政策》资深记者基思·约翰逊（2014）尤为关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安全挑战。“一带一路”与巴基斯坦合作的一些项目是重中之重并也已动工，而俾路支省已经爆发了多次暴力冲突，其中包括分裂分子屡次袭击在瓜达尔建设港口的中国工人等，巴基斯坦政府却无力控制其暴力活动。⁽¹⁶¹⁾日本学者香农·蒂耶齐（2014）⁽¹⁶²⁾和雅各布·采恩（2015）⁽¹⁶³⁾指出，阿富汗是对“一带一路”构成安全威胁的策源地。阿富汗局势动荡由来已久，史称“帝国的坟墓”。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毒品泛滥等问题，都对其周边地区的稳定与和平构成巨大威胁。美军撤出中亚有可能加剧这些安全隐患的危害。土耳其Abant Izzet Baysal大学教授萨里（2013）认为，中亚费尔干纳在过去和现在或为影响地区安全的重要因素，或为流血冲突的发源地。⁽¹⁶⁴⁾

3．沿线国家局势与对华关系风险

比利时学者乔纳森·霍尔斯拉格（2015）指出，“一带一路”途经的中亚、南亚等国家大都处于转型时期，民族矛盾激化、领导人换届频繁等致使其国内政治经济都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¹⁶⁵⁾雅各布·采恩（2015）认为，沿线国家之间的差异性和传统矛盾也是“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巨大挑战。沿线国家在经济水平、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如何协调这些差异并降低其负面影响，是“一带一路”面对的一大难题。另外，沿线国家间的历史遗留问题较多，错综复杂的矛盾难以解决。⁽¹⁶⁶⁾日本《外交学者》副主编香农·蒂耶齐（2014）将中国与日本的东海争端以及与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南海争端视为“带盟”对接的风险，他认为，如果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起争端，必然对“带盟”东北亚对接的项目产生不利影响。

4．金融风险和信用风险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米歇尔·斯温（2015）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战略领域具有相当大的潜力，但这也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和潜在的问题。⁽¹⁶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兹分校经济学副教授Sara Hsu指出，由于全面分析和监管不到位，中国企业可能会面临政治风险以及信用风险。⁽¹⁶⁸⁾

四、本节综述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不同国家及经济体对待“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看法褒贬不一。作为一项区域性、国际性合作的重大倡议，中国在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时需要制定更为缜密的风险应对措施，严格把握投资资金流向，欧亚经济联盟则需要谨慎稳妥地处理好紧张的周边关系。

总的来看，自“带盟”对接设想提出以来，欧美发达国家的主流观点是“怀疑论”和“抵制论”。近两年，随着“一带一路”项目不断落地并产生积极效果，支持“一带一路”的声音逐渐增多，这对改变西方国家对“带盟”对接问题的认识具有积极意义。不过，应该看到的是，所谓“支持”更多是指欧美企业进入相应市场以获利，而非国家整体上的参与。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冲突不断，西方学者和媒体普遍对俄罗斯及其外交政策持消极看法，所以，他们对“带盟”对接问题持相对谨慎的看法。同时，还应注意的是，“怀疑论”“抵制论”和“支持论”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它们同时存在于欧美学界和媒体。只不过随着形势发展，某种论调可能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