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

明清更迭

李鸿章生活在清朝末期，即清朝政权走向灭亡的19世纪后半叶。所谓的“末期”，是后世人的眼光，也就是后来人的盖棺论定。必须要注意到，对一个时代的认识，当代人和后代人是大不一样的。不过，即使如此，这一时代与从前的时代不一样，这种意识在当时已经相当普遍了。

众所周知，清朝原本是满人在辽东地区建立起的政权。17世纪中叶，它统治着明朝灭亡后的中国。一边是50万人口的满人，另一边是超过1亿人的汉人，就算说这是历史上的奇迹也不为过。不过，这一奇迹，有两个成立的理由。

之前的时代正好是大航海时代。明朝统治下的中国，直到16世纪，手工业和商业得到显著增长，生产和流通的丝绸、棉花、茶叶和陶器等富有魅力的特产受到外国的青睐，来自新大陆和日本列岛的白银，哗哗地流入中国，而缺乏贵金属资源和货币材料的中国，也为了满足商业化的需求，贪婪地吸纳着白银。于是，海陆边境的贸易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

可是，当时的明朝政权采取了极端的贸易限制政策。它颁布了严格的海禁令，倘若对方不进行“朝贡”的话，就不承认任何形式的通交或是贸易。朝贡是指臣子拿着贡品来参见君主，实行朝贡在礼仪上必将产生上下关系。如果想要开展贸易，就必须接受这种关系，承认明朝规定形式下的交易。这也和中华自尊、华夷之别这些明朝的意识形态相关，是不容改变的。

因此，边境贸易只能演变为走私的方式，而与此同时，治安的恶化也无可避免。简单粗暴地加以取缔，反而会使矛盾更加激化。这是因为，为了对抗官方，从事贸易的“华”人与“夷”人结为一体并武装了起来。

边境的这些武装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滋长。在辽东兴起的满人原本也是其中之一。它和周围的汉人、蒙古人联合起来，瞬间发展壮大，终于在1644年取代了因内乱而灭亡的明朝，成为天下之主。华夷分离和贸易限制这些明朝的理念、政策，终究还是被时代淘汰。

因此，清朝原本就是华夷一体、多民族共存的政权。为了顺利地实现对这一版图的统治，它尽可能地尊重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原先就存在的惯例及制度，以此试图获得被统治民族的支持。

中国的统治就是一个典型。就汉人社会而言，可以说清朝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中华王朝传统的皇帝统治体制，具体来说就是明朝的制度。在对外关系上，与周边国家的“朝贡”礼节亦是如此。事实上，对向明朝进行朝贡的朝鲜、琉球和越南等国，清朝也都和它们保持着同样的关系，几乎未做任何更改。

而这种继承，不仅仅是政治制度，在民间社会、经济方面也同样如此。对此前构筑好的汉人的社会秩序、经济活动等，清朝不干涉不介入，而是原原本本地接纳，这等于承认了大航海时代发展而来的社会的商业化。由此，明朝只能依靠走私偷偷进行的沿海贸易，到了清朝总算获得了承认。

清朝入主北京后，大约花了40年时间，将中国的敌对势力横扫一空。海陆边境的不稳局势也逐渐平定，以前为了维持治安而严厉执行的海禁令也被废止。因此贸易渐渐发达，社会也是一派欣欣向荣。而之前海外贸易萎靡不振，白银的流入被切断，市场一直处于通货紧缩的状态。

康熙登基后的前20年，清朝步入了黄金时代。1661年即位的康熙帝在战争与镇压叛乱中获胜，实现了稳定的统治。康熙和其子雍正、其孙乾隆这三代，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当中也称得上是屈指可数的明君。清代前半期的特点便是持续一百多年的明君善政，为恢复和平与后来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

一言以蔽之，继承了明朝制度的清朝统治的特点是君主独裁。这意味着皇帝掌握了所有国事的决策权，中央和地方的官员都由皇帝亲自管理和任用，因此，皇帝需要具备控制每个官员的力量。若非如此，就可能和明朝一样，权臣、宦官骄横跋扈。而且，要让社会接受异族的统治，就需要做出能够看得见的政治功绩。为了不再重蹈明朝自取灭亡这一覆辙，君临天下的皇帝必须超凡脱俗，英武并充满仁慈。明君的善政，成为清朝将其统治维持下去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接下来看看具体统治的实际情况吧！地方政治完全委托给掌管一省的总督和巡抚。总督和巡抚虽然官阶和管辖的范围不尽相同，权限上却并无大异，两者合称督抚。督抚以下的地方官员基本上都录用汉人，对当地施政。这通常被称为“以汉治汉”。从这一意义上讲，以督抚为首的地方官的权限绝不可小觑。以上可以说是分权性质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汉人的地方官员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统治。清朝目睹了明朝的弊政，特别是官僚的堕落导致明朝自我灭亡这一经过，因此皇帝将爪牙满人安置到重要部门，严格对地方官员实行监督和管理。在尊重以往惯例的同时，尽可能地不让不正分子有机可乘。尤其是雍正，致力于对各地督抚的管控，让他们无一遗漏地将当地情况汇报上来，地方完全处于皇帝的直接统治之下。如此一来，中华传统的君主独裁制，在这里被发挥到了极致。

康熙、雍正的统治，为清朝统治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后乾隆继位。这是一位无比幸运的皇帝，祖父苦战沙场致力于建国，父亲宵衣旰食励精图治，他坐享其成。而他本人也心宽体健，25岁即位，平安地实现了对中国长达60多年的统治。

不仅仅是父辈的恩泽，乾隆的时运也很好。通货膨胀有所好转，经济呈现出上升景象。乾隆在位期间，随着经济稳步增长，中国实现了空前的和平与繁荣。乾隆自己也沉浸其中，率先极尽奢侈之风，上层阶级的风潮也紧随其后。这确实是名副其实的“盛世”。然而，这些不过是前代的遗产与眼前的幸运交合产生的现象。乾隆过度将其视为自己的实力和成就，而忽略了那些日渐严重的问题，此时的清朝已经隐患重重。

繁荣的由来与终结

在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下，中国的财富实现了飞跃性增长。根据最近的统计，中国这一时期的GDP占了世界整体的三分之一。虽说基础的定量数据依据有所不足，不能全盘加以接受，然而，“乾隆盛世”时的经济规模在全世界屈指可数，却是不争的事实。只是，身处其中的人们看不清它的由来与终结，只能由后世的我们来辨明。

由来便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海外贸易。17世纪后半叶，贸易受到严重限制，中国的产品无法销售到国外，白银无法流入，导致了物价下跌和长期的经济萧条。17世纪末禁令撤销后贸易重启，物价不再下跌，中国也摆脱了经济的不景气。海外贸易主要的对象是西方各国，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各国的贸易商人自17世纪末开始进入广州，开始有规模地从事贸易，其规模在百年内达到了数十倍的增长。

这些商品有丝绸、陶瓷等，主要是中国的特产，其中特别值得瞩目的是茶叶。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英国人有了饮茶的习惯，产生了大量的茶叶需求。特别是1784年，英国实施了减税法，将茶叶进口关税从100%以上降低到10%左右，英国的茶叶交易异常火爆。再加上西方各国缺乏中国需要的物产，只能用白银等贵金属进行交换，巨额的白银流入中国。这是空前盛况的源泉所在。

中国人口在此盛世中大为增长。17世纪人口减少到1亿，出现了增长的停滞现象，当时正处于经济萧条时期。然而到了18世纪，人口出现爆发式增长，中期过后人口已经达到了上个世纪的3倍，即3亿人，并继续增长，19世纪突破了4亿人。随后又再次停滞，逐渐稳定在4.5亿人左右。

现有的耕地和农作物，无法养活如此快速增加的人口。不断增加的人口开始被移居到尚未开发的江西、湖北、湖南和四川的山区。他们依靠砍伐山林生产木材，改种烟草等农副作物来维持生计，用玉米和红薯充饥，生活十分不安定。这些移民急剧增多，形成了繁荣的另一个侧面。

时代的转折

从一开始，清朝政府就几乎没有介入民间的经济活动。货币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使用的是不受通货管理的白银和铜钱，在生产、流通方面，也几乎不存在保护或限制政策。即使如此，不实施对财产的保护、不履行契约，经济活动便无法成立。如果权力无法充分提供这些保障，那么只能由民间自己来构筑了。

于是，当事者们便成立团体、制定条规，来保护财产并履行合同，对违反者加以制裁。它们被称为帮、行、会，类似于同乡同行业的团体，同姓的宗族也可以视作其中一种。它们不仅仅是互相扶助的组织，还负责调解、仲裁和解决纠纷，甚至具有政府权力不便出面的制定和行使私法的功能。因此，在成员们看来，这些中间团体才是权力所在。这也是它们被称作“小王国”的缘故。

而且，它们不一定都能获得国家的认可。反社会的秘密结社也是其中一种，脱离日常秩序的人们集结于此。急剧增长的移民也不例外。白莲教和基督教等被当局视作邪教的宗教，以及鸦片等被禁止的商品交易，便来自这些秘密结社。“乾隆盛世”也是滋生了大量秘密结社的时期。他们一有机会，就会乘机举旗与政府对抗。

对抗终于爆发了。1796年，位于四川、湖南、陕西三省边境山区的白莲教开始暴动。这些地方本来多为来自湖北、湖南的移民杂居之地，但宣扬末世之说、信奉无生老母以获得救赎的白莲教信徒得以在这里结社并扩大。为了平息这场起源于抵抗官府镇压而爆发的叛乱，清朝政府花费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原本，清朝负责维持治安的是八旗和绿营这两大部队系统。前者集中驻屯在各处的重要关卡，后者则小规模分散于各地。可是，这些常备军已经习惯了和平局面，无法平定叛乱。因此，当地居民为了能抵抗和击退少数的叛乱部队，开始持有武器并进行训练，以求自卫。像这样组成的自卫团、义勇军被称作“团练”。

团练是通过中间团体组织起来的。之前那些拥有武装的中间团体，只不过是反政府权力的秘密结社。然而，自此之后，一般的团体也开始向武装团体转变，说得极端一点，战场上出现了当地的各家中间团体之间互相厮杀的局面。

总算应对得当，1804年清政府宣告平定了叛乱。可是，引起白莲教信徒叛乱的潜在社会矛盾非但没有消除，反而不断积累，而目前维持治安的体制，已经明显无法应对这种局势。到了19世纪，呈现和平与繁荣的“乾隆盛世”，已经化作了昔日美景。

清朝已经日薄西山，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李鸿章就诞生、成长于这一“黄昏”时代。然而，等到他自己能够实际体会到这些，并作为主体而置身其中，仍然花费了一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