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言以及学说背景

在任何一个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中，从总体上看，个人、企业和组织[1]都具有从富有效率的、理性的、守法的、高尚的或是合意的行为模式滑向衰落的倾向。不论一个社会的基础性制度设计得如何完善，某些主体未能按人们预期的行为方式来活动，总是在所难免的；其原由可能多种多样，我们假定这些原由都是偶发的。每一个社会都清楚，对此类机能不良或失范行为应给予一定程度的宽容。但是，此类失范行为若蔓延开来，则整个系统就会全盘腐朽。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社会必须具备集结其内部力量的能力，“治病救人”，尽可能地使“浪子回头”。这些（内部）力量存在于整个国民经济中，本书就承担着探究这些内部力量的任务。但是，本书所确立的概念既适用于诸如企业这样的经济主体，也适用于大量的非经济类的组织或情境。

长期以来，道德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关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使个人拒绝不仁不义，使社会远离腐败，使政府免于衰退，而经济学家却从未考虑过对经济主体的衰减进行修复的可能。上述问题未被重视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理性行为在经济学中一直是一个坚定而充分的假设，人们至少认为，经济主体的理性程度是恒定的。企业绩效衰减的起因是供给与需求发生了逆向变动，而企业谋求利润最大化（或是增长速度或是其他任何目标）的意愿和能力并未受到削弱。不过，当供给和需求要素未发生变化时，这种说法也可以理解为是企业的“才气或精力最大化的损失”。但后一种解释马上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即企业的“精力”怎样才能最大化到原来的水平呢？人们通常是采用前一种解释来说明这个问题。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市场的供求条件是客观的，扰动能否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换言之，企业处于劣势或优势自有其“正当的原由”，这是经济学家们长期以来所坚持的标准假定。而本书中的核心概念——一个随机的且或多或少“可修复的衰减”（repairable lapse）——与这些经济学家的推理是背道而驰的。

二是，经济学家们未对衰减给予关注与第一个原因有关。在传统的竞争经济模型中，企业于衰败之中再度崛起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个企业在竞争中失败了，它的市场份额旋即被其他企业占领，它的生产要素随之被其他企业（也包括新的市场进入者）利用。结果是，社会资源配置尽可能地获得了改善。有这幅画面镶嵌在脑际，经济学家对“患者”的态度就远比道德家和政治学家更显得神闲气定：他可以一任他的“患者”（如企业）走向衰败；而道德家则劝诱他的“患者”（个人）相信其自身内在的卓越品质；政治学家的“患者”（国家）是独一无二的，具有不可替换性。

弄清了经济学家对此漠不关心的原因，我们即刻就应当对它的正当性提出质疑：把整个国民经济比作一个完全竞争的体系，其中，单个企业财富的变化完全取决于各自比较优势的转移，这是对现实世界的扭曲。首先，现实世界中存在着很多规模宏大且极负盛名的垄断、寡头垄断和垄断式竞争企业。这些企业在国民经济中运作，经营绩效的下降也许或多或少地形成一些竞争中的死角；这些死角管理不善，效率低下，且能年复一年地生存下去；有的政治学家觉察到其政体的完整性正受到内讧、腐败和厌倦的威胁，此时向他进言，必须要谨慎考虑。即使在竞争富有活力的领域，对一时滑坡的企业恢复往日繁荣的可能性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也是不够妥当的。而在另一些行业，企业为数众多，相互竞争激烈，所面临的市场条件也较为相似，单个企业财富的缩水既可能是随机因素和主观因素演变的结果，而这两个因素是可以矫正或朝着好的方向转化的，也可能是成本和需求条件发生了持久的逆向变动。在此类情形下，为避免社会损失和人力浪费，恢复机制也许能发挥最有效的作用。

说到这，还应再插入一个问题，即恢复机制是可以通过竞争本身来实现的。难道竞争还不能使企业保持高度警觉吗？如果企业境况变糟，难道其绩效下降的经历和被淘汰出局的威胁，还不足以使管理者力转颓势以恢复往日的繁荣吗？

竞争是恢复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我要强调两个问题：一是，竞争的特殊功能的含义迄今还未被充分阐释；二是，当竞争机制可求而不可得时，另一种替代机制就应当开始发挥主要作用，或作为竞争的补充而介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