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近年来，我有幸参与了几次关于现代监管治理及其影响的跨学科合作。相比之下，《骗局：美国商业欺诈简史》则是一部更为传统的、由单个作者撰写的历史著作。这类书籍的创作通常仍依赖许多人持续且富有创造性的贡献，以及用于学术交流的资金资助和大把假期时间。这本书也是如此。
感谢以下组织为我的研究和写作提供了资金支持。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为我提供了为期一年的伯克哈特奖学金（Burkhardt Fellowship），让我得以有幸去美国国家人文中心（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交流，在那里我与同事相处愉快，并拥有了一个非常利于阅读和分析思考的环境。作为美国商业史托马斯·麦克劳奖学金（Thomas McCraw Fellowship）的获得者，我在哈佛商学院度过了一个愉快且颇多收获的学期。此外，我还享受了杜克大学历史系的两段学术交流[其中一段由亨特家族基金（Hunt Family Fund）提供部分资助]，以及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的艺术与科学学院提供的部分游学补贴。
事实证明，图书馆和档案工作人员在提供巨量的馆藏和日益增长的数字化资源方面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我尤其感谢丹佛公共图书馆西方历史系的埃伦·扎扎里诺（Ellen Zazzarino）和科伊·德拉蒙德格里克（Coi Drummond-Gehrig），纽交所档案馆的珍妮特·林德（Janet Linde），哈佛商学院贝克图书馆历史收藏部的劳拉·莱纳德（Laura Lenard），美国国家人文中心的伊丽莎·罗伯逊（Eliza Robertson），以及杜克大学的伊丽莎白·邓恩（Elizabeth Dunn）、林恩·伊顿（Lynn Eaton）、卡森·霍洛韦（Carson Holloway）、凯利·劳顿（Kelley Lawton）、杰奎琳·里德（Jacqueline Reid）。
杜克大学的许多学生和校友为我提供了极好的研究帮助，帮助我发现数字资源，寻找线索，查找二级文献和档案。他们是：毛拉·弗里德曼（Maura Freedman）、亚历克斯·霍伊（Alex Hoy）、萨拉·克尔曼（Sarah Kerman）、萨拉·帕特森（Sarah Patterson）、凯特·普雷斯顿（Kate Preston）、富兰克林·萨查（Franklin Sacha）、尼克·谢尔本（Nick Shelburne）、亚历克斯·韦德（Alex Wade）、黛博拉·布林（Debo-rah Breen）、米奇·弗雷斯（Mitch Fraas）、艾比·高曼（Abby Goldman）、丹尼尔·莱文森威尔克（Daniel Levinson-Wilk）、克里斯蒂·莫布里（Christy Mobley）和丹尼尔·帕普斯多夫（Daniel Papsdorf）。在过去的一年里，艾什顿·默克（Ashton Merck）不仅熟练地处理了许多与图书插图相关的问题，还帮助我构思了本书的配套网站。杜克大学的行政人员杰米·哈迪（Jamie Hardy）、辛西娅·霍格伦（Cynthia Ho-glen）、卡拉·艾维（Carla Ivey）、罗宾·普里金（Robin Pridgeon）和格洛丽亚·泰勒尼尔（Gloria Taylor-Neal）在RA的任务、研究旅行和拨款方面都处理得很好。
在以下场合的研究报告或研讨会上，我收到了许多颇有建设性的反馈，令我受益匪浅：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哈佛商学院，杜克大学福库商学院，纽约市市场文化集团（New York City Market Cultures），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史讲习班，日内瓦大学贝洛赫经济历史研究所，杜克大学经济社会学研讨会，杜克大学桑福德公共政策学院，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杜克大学法学院，明尼苏达大学法律史讲习班，三角法律史研讨会（Triangle Legal History Seminar），法兰克福的马克斯·普朗克欧洲法律史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uropean Legal History in Frankfurt），位于华盛顿的德国历史研究所（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in Washing-ton,DC），索邦大学巴黎3（Sorbonne University-Paris 3），以及美国法律史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Legal History），商业史会议（the Business History Conference），欧洲商业史协会（the European Business History Association），政策史会议（the Poli-cy History Conference），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的年度会议。我尤其要感谢由诺亚·皮克乌斯（Noah Pickus）和苏珊娜·沙纳汉（Suzanne Shanahan）领导的杜克大学凯南伦理研究所（Duke’s Kenan Institute for Ethics），他们在2015年初资助了一个对整个手稿十分关键的研讨会；还要感谢沃尔特·辛诺特阿姆斯特朗（Walter Sinnott-Armstrong）和安伯·迪亚兹·皮尔森（Amber Diaz Pearson），他们组织了那次活动。
许多人帮助我制定了一个可行的方法来完成这个庞大的主题，并提出了有用的学术建议，和/或对章节草稿给出了评论。感谢杜克大学历史系的同事萨莉·多伊奇（Sally Deutsch）、劳拉·爱德华兹（Laura Edwards）、玛格丽特·汉弗莱斯（Margaret Humphreys）、里夫·休斯敦（Reeve Huston）、冈瑟·派克（Gunther Peck）、亚历克斯·罗兰（Alex Roland）和菲尔·斯特恩（Phil Stern）；感谢其他一些杜克大学的同仁，如丹·艾瑞里（Dan Ariely）、劳伦斯·巴克斯特（Lawrence Baxter）、萨拉·孙·比尔（Sara Sun Beale）、雷切尔·布鲁斯特（Rachel Brewster）、山姆·布尔（Sam Buell）、蒂姆·布斯（Tim Buthe）、盖伊·查尔斯（Guy Charles）、罗尼·查特吉（Ronnie Chatterjie）、韦斯·科恩（Wes Cohen）、德博拉·德莫特（Deborah DeMott）、加里·杰里菲（Gary Gereffi）、基兰·希利（Kieran Healy）、莉萨·基斯特（Lisa Keister）、基姆·克拉维克（Kim Krawiec）、弗里茨·梅耶（Fritz Mayer）、拉尔夫·迈克尔斯（Ralf Michaels）、韦恩·诺曼德克（Wayne Norman）、德克·菲利普森（Dirk Phil-ipsen）、杰德·普迪（Jed Purdy）、阿蒂·拉（Arti Rai）、巴拉克·里奇曼（Barak Rich-man）、马丁·鲁夫（Martin Ruef）、史蒂夫·施瓦茨（Steve Schwarcz）、西姆·希特金（Sim Sitkin）和帕特·斯凯恩（Pate Skene）；以及，法哈德·比沙拉（Fahad Bishara）、伊丽莎白·布雷克（Elizabeth Brake）、黛博拉·布林（Deborah Breen）、汤姆·辛克马尔斯（Tom Cinq-Mars）、莫茜·德门诺（Mercy DeMenno）、乔恩·弗里（Jon Free）、艾比·戈德曼（Abby Goldman）、威尔·戈德史密斯（Will Goldsmith）、安娜·约翰斯（Anna Johns）、丹·列文森威尔克（Dan Levinson-Wilk）、阿什顿·默克（Ashton Merck）、安德鲁·鲁思（Andrew Ruoss）和莎娜·斯塔罗宾（Shana Starob-in）。
在更广泛的研究三角关系中，我的对话者/读者/批评者包括凯文·安德森（Kevin Anderson）、汤姆·伯克兰（Tom Birkland）、阿尔·布罗菲（Al Brophy）、玛丽·贝思·肖邦（Mary Beth Chopas）、托尼·弗雷尔（Tony Freyer）、杰弗里·哈法姆（Geoffrey Harpham）、梅丽莎·雅各比（Melissa Jacoby）、朱莉娅·鲁道夫（Julia Ru-dolph）、本杰明·沃特豪斯（Benjamin Waterhouse）和大卫·桑德尔曼（David Zon-derman）。我还要感谢彼得·鲍姆（Peter Baum）、哈特穆特·伯格霍夫（Hartmut Berghoff）、苏珊娜·布卢门撒尔（Susanna Blumenthal）、霍利·布鲁尔（Holly Brew-er）、法布里齐奥·卡法吉（Fabrizio Cafaggi）、丹·卡彭特（Dan Carpenter）、卡里·格利亚人（Cary Coglianese）、乔纳森·库珀史密斯（Jonathan Coopersmith）、马克·艾斯纳（Marc Eisner）、尼尔·弗雷格斯坦（Neil Fligstein）、帕特里克·弗里登森（Pat-rick Fridenson）、克里斯蒂·福特（Christy Ford）、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乔安娜·格里辛格（Joanna Grisinger）、皮尔·汉森（Per Hansen）、威尔·豪斯曼（Will Hausman）、罗杰·霍洛维茨（Roger Horowitz）、罗伯特·霍维茨（Robert Horwitz）、理查德·约翰（Richard John）、杰弗里·琼斯（Geoffrey Jones）、帕姆·莱尔德（Pam Laird）、娜奥米·拉莫罗（Naomi Lamoreaux）、马克·莱文森（Marc Levinson）、乔纳森·利维（Jonathan Levy）、斯蒂芬·米姆（Stephen Mihm）、布拉德·米勒（Brad Miller）、莎伦·墨菲（Sharon Murphy）、比尔·诺瓦克（Bill Novak）、索勒·奥马罗娃（Saule Omarova）、朱丽亚·奥特（Julia Ott）、琳恩·潘恩（Lynne Paine）、丹·拉夫（Dan Raff）、马克·罗斯（Mark Rose）、马尔科姆·索尔特（Malcolm Salter）、劳拉·菲利普斯·索耶（Laura Phillips Sawyer）、菲尔·斯克兰顿（Phil Scranton）、迪克·西拉（Dick Sylla）、杰姆斯·泰勒（James Taylor）、史蒂夫·乌塞尔曼（Steve Ussel-man）、肖恩·瓦纳塔（Sean Vanatta）、迪克·威特（Dick Vietor）、丹·瓦德瓦尼（Dan Wadhwani）、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芭芭拉·威尔克（Barbara Welke）、马克·威尔逊（Mark Wilson）、琼安·耶兹（JoAnne Yates）和克里斯汀·祖梅罗（Christine Zumello）。
戴维·吉尔马丁（David Gilmartin）和乔纳森·奥科（Jonathon Ocko）帮助我在一个比较环境中研究法律的规则。温迪·沃洛森（Wendy Woloson）大方地分享了关于19世纪商业欺诈活动的优秀的第一手资料，以及其对营销欺诈的历史论述的敏锐理解。我在美国国家人文中心工作期间，凯伦·卡罗尔（Karen Carroll）对早期的草稿章节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丹尼尔·恩斯特（Daniel Ernst）、沃尔特·弗里德曼（Walter Friedman）、赖夫·哈斯（Leif Haase）和玛丽·奥沙利文（Mary O’Sullivan）对本书进行了特别详细的评述。
在我花了几年时间研究著述另一本书之后，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ied-man）说服我放弃它，转而撰写这本书。我很感激他，他认为有必要研究并撰写一部生动的法律/政策史，既要面向普通读者，也要面向广大学者。大约10年前，我开始了两段较长期的交流，这对本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一段是与克里斯托弗·麦肯纳（Christopher McKenna）有关的，然后他发起了自己对商业欺诈历史的调查。通过多次讨论，克里斯托弗和我明确了我们将如何处理这个巨大主题的方方面面，如何共同面对方法论上的挑战，以及如何推动彼此强化论点和叙事方法。我与戴维·莫斯（David Moss）进行了第二轮交流，促成了与监管政策和与政策制定者接触的跨学科项目。由此产生的合作，首先是与托宾项目（Tobin Project）的合作，然后是在凯南伦理研究所与反思监管小组（Rethinking Regulation group）的合作，让我更清楚地看到历史分析如何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结合，并为当代的政策讨论提供信息。
自2010年以来，我与法学学者乔纳森·维纳（Jonathan Wiener）和环境经济学家洛里·本尼尔（Lori Bennear）密切合作，在杜克大学创建了反思监管小组。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例如风险的本质、监管干预产生非预期后果的频率、平衡相互冲突的政策目标的困境，以及设计适应性监管机构的挑战。
《商业历史评论》（Business History Review）刊登过一篇文章，题为《私人警察打击欺诈：1895-1932年美国商业自律的限制》（2009），并在“企业声誉圆桌会议”（Corporate Reputation Roundtable）上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文章。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编辑埃里克·克拉汗（Eric Crahan）提出了一些关键的建议，包括如何重新组织稿件的结构，如何大幅删减一篇较长的初稿，以及如何设计标题。凯瑟琳·哈珀（Kath-erine Harper）通过编辑加工让书稿更紧凑，还编制了一份纯正的索引。艾伦·福斯（Ellen Foos）和本·波克罗斯（Ben Pokross）一直同我跟进制作过程。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我在公共场所写的，尤其是杜伦的几家咖啡馆，以及冯·德·海登馆（von der Heyden Pavilion），它也被称为“咖啡馆”（The Perk），是一座真正令人愉悦的玻璃结构建筑，毗邻杜克大学的珀金斯图书馆。有些写作者需要独处。我现在似乎需要喧闹，我很感激那些喧闹的咖啡馆的咖啡师和常客们。
这个项目进行了很多年，在我开始阅读一些行为经济学读物之后，我说服了我的两个儿子扎卡里（Zachary）和阿伦（Aaron）去研究这个领域。他们一接触到承诺前机制的心理学时，我的麻烦就来了。2013年秋天，当我开始为期一年的休假时，他们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么在下一学年开始前完成一份完整的手稿草稿，要么让他们以我的名义，为一位观点与我大相径庭的政客的连任竞选捐款。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他们不断给我施加压力，偶尔听一段关于某一欺诈事件的故事来迁就我，甚至允许我做一个简短的延期。我很高兴地说，在调整后的最后期限，我交稿了。[扎卡里进一步向我介绍了《瓶颈行动时代》（Operation Choke Point）的新闻报道。]我的姐妹们，埃伦·巴莱森（Ellen Balleisen）和温蒂·芬格（Wendy Finger），我的姐夫，迈克尔·芬格（Michael Finger），以及我的母亲卡罗琳·巴莱森（Carolyn Balleisen），给了我温柔的支持；虽然温蒂在与癌症的斗争中失败了，但她的鼓励仍然鼓舞着我。
卡林·夏皮罗（Karin Shapiro）从一开始就给予了许多帮助。我们的餐桌上堆满了相关的书籍和文件。她甚至听了更多关于欺诈事件的故事，帮助我弄清楚如何处理相互冲突的内容，并总是敦促我对完美主义的危险保持一种警醒。她明智的建议进一步帮助我区分那些重要的建议和批评，以及那些似乎不那么重要、甚至是错误的建议和批评。尽管书中仍有一些错漏，但我努力达到可读标准，并且像她一样，坚持把对思想、价值观和实践的历史分析与对社会经济利益的历史分析联系起来。
我有幸遇到了一些杰出的导师。从我上大学的第一周起，我就一直在向斯坦·卡茨（Stan Katz）寻求有关学业和职业发展轨迹的建议。研究生期间和毕业后，戴维·戴维斯（David Davis）向我展示了如何将民族志和思想史应用于制度和政治冲突的分析。从我在杜克大学的第一年开始，辛西娅·赫鲁普（Cynthia Herrup）就一直扮演着专家导师的角色，指导我如何在没有法学博士学位的情况下研究法律史，以及如何在研究型大学里做学术。我希望他们每个人都能在这本献给他们的书中看到自己的影响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