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溥仪《我的前半生》中，由谈罗王的关系，还提出了关于王国维死因的看法。他是这样写的：

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罗振玉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也居然受之无愧。罗振玉早年是有远见的，放长债滚大利的办法是生效了。罗、王两家后来成了儿女亲家，按说两人又是老友又是近亲，王国维的债务总可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处处还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王国维在一个什么事情上没有满足罗振玉的要求，罗振玉又向他追起债来，继而又以要休退王的女儿（罗的儿媳妇）为要挟，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走投无路，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了昆明湖里自杀了。^[118]

这就是关于王国维之死的“逼债说”。此段文字有一处显误，即把罗的女儿误为王的女儿，而且没有根据地衍生出“休退”谁的女儿的问题。

但王的死因的“逼债说”，不是溥仪的首创。郭沫若早在1946年写的《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即持此说。兹将郭文的相关文字引录如下：

王国维很不幸地早生了几年，做了几年清朝的官；到了1923年更不幸地受了废帝溥仪的征召，任清宫南书房行走，食五品俸。这样的一个菲薄的蜘蛛网，却把他紧紧套着了。在1927年的夏间，国民革命军在河南打败了张作霖，一部分人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而他却在6月2日（农历五月三日）跳进颐和园的湖水里面淹死了。在表面上看来，他的一生好像很眷念着旧朝，入了民国之后虽然已经16年，而他始终不曾剪去发辫，俨然以清室遗臣自居。这是和鲁迅迥然不同的地方，而且也是一件很稀奇的事。他是很有科学头脑的人，做学问是实事求是，丝毫不为成见所囿，并且异常胆大，能发前人所未能发，言腐儒所不敢言，而独于在这生活实践上却呈出了极大的矛盾。清朝的遗老们在王国维死了之后，曾谥之为忠悫公，这谥号与其说在尊敬他，毋宁是在骂他。忠而悫，不是骂他是愚忠吗？真正受了清朝的深恩厚泽的大遗老们，在清朝灭亡时不曾有人死节，就连身居太师太傅之职的徐世昌，后来不是都做过民国的总统吗？而一个小小的亡国后的五品官，到了民国十六年却还要“殉节”，不真是愚而不可救吗？遗老们在下意识中实在流露了对于他的嘲悯。不过问题有点蹊跷，知道底里的人能够为王国维辩白。

据说他并不是忠于前朝，而是别有死因的。他临死前写好了的遗书，重要的几句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没有一字一句提到了前朝或者逊帝来。这样要说他是“殉节”，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况且当时时局即使危迫，而逊帝溥仪还安然无恙。他假如真是一位愚忠，也应该等溥仪有了三长两短之后，再来死难不迟。他为什么要那样着急？所以他的自杀，我倒也同意不能把它作为“殉节”看待。据说他的死，实际上是受了罗振玉的逼迫。详细的情形虽然不十分知道，大体的经过是这样的。罗在天津开书店，王氏之子参预其事，大折其本。罗竟大不满于王，王之媳乃罗之女，竟因而大归。这很伤了王国维的情谊，所以逼得他竟走上了自杀的路。前举殷南先生的文字里面也有这样的话：“偏偏去年秋天，既有长子之丧，又遭挚友之绝，愤世嫉俗，而有今日之自杀。”所谓“挚友之绝”，所指的应该就是这件事。伪君子罗振玉，后来出仕伪满，可以说已经沦为了真小人，我们今天丝毫也没有替他隐的必要了。我很希望深知王国维的身世的人，把这一段隐事更详细地表露出来，替王国维洗冤，并彰明罗振玉的罪恶。^[119]

郭对王的学术成就评价甚高，认为“他是很有科学头脑的人，做学问是实事求是，丝毫不为成见所囿，并且异常胆大，能发前人所未能发，言腐儒所不敢言”，其判断至为准确。文中辩驳王之死非由于“殉节”，也不是没有一定道理。他相信是因为罗振玉“逼债”而产生的悲剧。但举证时用了“据说”二字，减轻了立说的分量。溥仪《我的前半生》开始写于1957年，最后定稿于1964年，包括郭沫若在内的好几位史学家参加了定稿讨论^[120]，以此溥仪的“逼债说”也许受了郭的影响。

但“逼债说”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郭在《鲁迅和王国维》一文里反复引用的殷南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极重要的话：“偏偏在去年秋天，既有长子之逝，又遭挚友之绝，愤世嫉俗，而有今日之自杀。”^[121]殷南是马衡的化名，如前所述，马衡是金石考古学者，当时担任北大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静安与马衡的关系颇为密切，同意为北大国学门通讯导师，即由于马的一再敦请。两人通信很多，静安逝前三个月，还有信给马^[122]。那么，马衡文中所说的“又遭挚友之绝”一语，究竟是指何者而言。如果仅仅是指潜明死后，连同罗女所有的三千块钱，静安寄给罗振玉而遭拒收，似还不能以“挚友之绝”括之。实际上，如果只是为了此事，罗也不会如此决绝。从两人最后的通信看，一定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在此，不妨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即在三千元的“经济”之后，另有更多的“经济”原因。他们两人的“帐”是永远算不清楚的。一旦在经济问题上“翻脸”，我们的静安就没有活路了。因此，尽管“逼债说”的证据还有待查实，但我不想断然否定“逼债说”。

比“逼债说”势力更大的是“殉情说”，在诸说中几乎占有压倒优势。几乎所有的遗老都持此说，连非常熟悉静安的清华国学院主任的吴宓也赞同此说^[123]，当然最积极的是罗振玉。王逝后罗振玉曾代拟《遗折》给逊帝溥仪，表示系因“报国有心，回天无力”而成为“死节之人”。据说溥仪览折至于“陨涕”，立即下诏，谥以“忠悫”^[124]。但此事完全是罗氏强加给静安的，不独与先生的生平志愿不相吻合，反而模糊了事件的真正动因，也为扑朔迷离的王、罗关系添加一重帷幕。且看当事人溥仪是怎样的讲法。《我的前半生》写道：

王国维死后，社会上曾有一种关于国学大师殉清的传说，这其实是罗振玉作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过程是这样：罗振玉给张园送来了密封的所谓王国维的“遗折”，我看了这篇充满了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的文字，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议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堪恻悯……加恩谥予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缀，赏给陀罗经被并洋两千元……”罗振玉于是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园里为“忠悫公”设灵公祭，宣传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又在一篇祭文里更宣称他相信自己将和死者“九泉相见，谅亦匪遥”。但是那个表现着“孤忠耿耿”的遗折，却是个假的，编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见”的罗振玉。

那时我身边的几个最善于勾心斗角的几个人，总在设法探听对手的行动，办法之一是收买对手的仆役，因而主人的隐私，就成了某些仆人的获利资本。在这上面肯下工夫又肯花钱的是郑孝胥和罗振玉这一对冤家。罗振玉假造遗折的秘密，就这样被郑孝胥探知，于是在某些遗老中就传开了。这事的真相当时没有传到我耳朵里来，因为一则谥法业已赐了，谁也不愿担这个“欺君之罪”，另则这件事传出去也实在难听，这也算是出于遗老们的“爱国心”吧，就把这件事压下去了。一直到罗振玉死后，我才知道这个底细。近来我又看到那个“遗折”的原件，字写得那么工整，显然不是他的手笔，一个要自杀的人能找到代缮绝命书的人，这样的怪事，我当初却没有发觉出来。

罗振玉给王国维写的祭文，很能迷惑人，至少是迷惑了我。他在祭文里表白了自己没有看见王国维的“封奏”内容之后，以逆臆其心事的题目渲染了自己的忠贞。说他自甲子以来曾三次“犯死而未死”，头两次在我出宫和进日使馆的时候，他都想自杀过，第三次是最近。他本想清理完未了之事就死的，不料“公竟先我而死矣，公死，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予若继公而死，悠悠之口或且谓予希冀恩泽”，所以他就不便去死了。好在“医者谓右肺大衰，知九泉相见，谅亦匪遥”。这篇祭文的另一内容要点，是说他当初如何发现和培养了那个穷书记，这个当时“黯然无力于世”的青年在他的资助指点之下，终于“得肆力于学，蔚然成硕儒”。总之，王国维无论道德、文章，如果没有他罗振玉都是成不了气候的。那篇祭文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125]

复按罗氏《祭王忠悫公文》原文^[126]，可知溥仪的叙述是可信的。罗氏在祭文中承认，静安的“遗封”他没有看到，但静安的意思他完全了解，隐含的意思是，他有资格代为上奏。因此溥仪说是罗振玉假造遗折，应为不诬。尤其罗提出的“犯三死而未死”之说，让人感到更加拘虚不实。而最后一“犯”，由于看到王死后得到的“恩遇之隆，振古未有”，他更不敢死了。如果他“继公而死”，担心“悠悠之口”会认为他“希冀恩泽”。此番话，就不仅欺人亦复欺世了。

罗振玉在金石考古方面的成绩自无可否定。他的赏识、资助、帮助王国维，也是举世皆知。此点，前引静安给罗的六十寿诗，已阐释清楚。只是，当我们看到罗氏在静安逝后假造遗折，又以此篇祭文一再为自己辩解，对他立言是否守持《易》道之“修辞立其诚”，令人心存疑虑。

静安逝后罗振玉的一系列举动，使得“殉清说”反而易遭置疑。

王国维死因的第三种说法，是“思想的冲突与精神的苦闷”所导致^[127]，这是周作人的说法。梁启超也说：“王先生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的头脑很冷静，脾气很和平，情感很浓厚”，“有此三种矛盾的性格合并在一起，所以结果可以至于自杀”。原因是：“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之一途。”^[128]

其实，本人在《王国维的诸种矛盾和最后归宿》一文中，对此一方面的缘由和表现论述得至为详明。我在文章中列出了静安一生的十重矛盾，即：第一，个人和家庭的矛盾；第二，拓展学问新天地和经济不资的矛盾；第三，精神和肉体的矛盾；第四，追求学术独立和经济上不得不依附于他人的矛盾；第五，“知力”与“情感”的矛盾；第六，学问上的可信和可爱的矛盾；第七，新学与旧学的矛盾；第八，学术和政治的矛盾；第九，道德准则和社会变迁的矛盾；第十，个体生命的矛盾。我因而提出：“王国维的一生，始终是一个矛盾交织的人物，他的精神世界和人生际遇充满了矛盾。”^[129]不能不说，静安的最后抉择，是和他一生的这些个重重矛盾分不开的。他是哲人，又是诗人，而且是大哲人和大诗人。具有哲人和诗人双重气质的人物，精神必然苦痛。他的性格与气质为他以自己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铺设了前期的条件。但必须指出，这一切仅仅是最后事件的长久因素，是长期形成的精神和思想的种子，还不是促使他做出最后决定的刺激和触媒。我们所要探讨的，是诱使静安在最后时刻决定一死的那个“契机”。如果说哲人兼诗人的气质性苦闷也是静安先生之死的又一说的话，似应称为“宿因说”。

静安死因的第四种说法，是陈寅恪先生的“殉文化说”。他是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提出来的。原文如下：

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

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借之以为寄命之地也。

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130]

我有多篇文章解析这篇《挽词序》^[131]，此不多具。我曾说，这篇序是陈寅恪的文化宣言，今天重读，仍感到斯言毫不为过。虽然，自上世纪初以来，就有中西文化之说充斥于报章图籍，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又有过文化热，以及后来对文化热的反思和反反思，但寅老之说迄今仍为不刊之论，则无问题。没有第二人能如此高屋建瓴地将中国文化之精义概括无遗，尤其以“三纲六纪”为中国文化抽象理想的最高之境，可谓把握住了问题的要旨。而“文化所化之人”和“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的提出，又将文化与文化的托命者给出了新的解释。“文化所托命之人”是陈寅恪对文化传承者身份的独特界定，他们文化含藏的特点，则是“文化所化之人”，或者是“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这样的标称，王国维当得，陈寅恪也当得。

职是之故，当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其中的一些为“文化所化之人”，或曰“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一句话，就是“文化所托命之人”，必因之而感到苦痛，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肯为此种文化而献身之人，又是“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者。这样的人可以说少之又少，少到亿万斯人中偶尔一出而已。很不幸，我们的静安就是这样的身心与具的人。陈寅恪说：“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信哉，斯言！

我这里想探讨的是，陈寅恪在论述王国维之死时，何以引来《白虎通》的“三纲六纪”之说，而且特别单提“君”这一纲和“友”这一纪。寅老说：“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我认为此段文字含有弦外之音，实际上说的是溥仪和罗振玉。对当时的静安而言，“君”自然是指溥仪。而“友”，非罗振玉而何？就是说，陈先生显然认为，王的死并非与溥仪、罗振玉无关，只不过他不想探究这些具体的“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而以文化传承的学说给以概括言之。“君臣”这一纪，逊位尔后又被赶出宫的溥仪，当然不是刘秀，静安亦从未期待会有什么“中兴”。几十年与之相交的罗振玉也不是鲍叔。

按“三纲六纪”的“六纪”，包括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和朋友。其中关于朋友一纪是这样写的：

《礼记》曰：“同门曰朋，同志曰友。”朋友之交，近则谤其言，远则不相讪。一人有善，其心好之；一人有恶，其心痛之。货则通而不计，共忧患而相救。生不属，死不托。故《论语》曰：“子路云：‘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又曰：“朋友无所归，生于我乎馆，死于我乎殡。”朋友之道，亲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许友以其身，不得专通财之恩。友饥则白之于父兄，父兄许之，乃称父兄与之，不听则止。故曰：友饥为之减餐，友寒为之不重裘。^[132]

按朋友一纪的规约，朋友之间应该“货则通而不计，共忧患而相救”，特别是“不得专通财之恩”，亦即在财货上帮助了朋友，不能自以为就是对朋友有“恩”。依据朋友一纪的规约，复按当静安长子逝后罗对王的态度，明显是在财货上发生了问题，静安自然会感到罗之所为有违纲纪之说。因此他失望了，痛苦了。不是一般的失望，而是极端失望。不是寻常的苦痛，而是苦痛得“达极深之度”，只好求其一死而心安了。

要之，在陈寅恪看来，静安的最后一死，如果说是与溥仪和罗振玉两个具体的人有直接干系，还不如说，是其人其事所代表的“君臣之纲”和“朋友之纪”。然而静安没有在溥仪被赶出宫的时候去死，而是在三年后，成为清华国学院导师的时候去死，应该已经与溥仪无直接关系了。有直接关系的，是他和罗振玉的矛盾最终爆发，朋友一纪的理想彻底破灭，于是成为直接的导火索。因此王国维之死，不是殉清，而是殉为其所化的那种文化、那种文化理想、那种文化秩序、那种文化精神，亦即孟子所说的“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这就是寅恪先生提出的所谓“殉文化说”的真义所在。

可注意者，还有静安逝世前南北政局发生的一些事件。1927年春天，北伐军已逼近京都。前此有李大钊被绞死，叶德辉被杀于长沙，康有为客死青岛等，不免对王国维也构成一定刺激。但这些最多只是现实的背景因素，而不是促使静安下决心求一己之心安的决定性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