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我工业强国梦

“圆我工业强国梦”是几代炎黄子孙的梦想，也是蒋新松梦寐以求的理想。

在许多人的眼里，科学家和企业家是有质的差别的，两者的工作性质和价值目标截然不同。然而，一心要科学报国、科技强国的蒋新松，自觉地把自己的科研工作同“圆我工业强国梦”紧紧地统一起来。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浪潮中，他始终把国家需要作为科学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蒋新松强调：“爱国不但是具体的，而且是要讲究实力的。在未来的高科技领域，谁技高一筹，谁就将获得丰厚的利润。”

那么，中国的科研所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方向？蒋新松胸有成竹：“我们应该面对世界当前高技术的发展，站在时代的高度，做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抉择，这才是科学的抉择。”

因此，蒋新松把科研战略重点聚焦在科技强国和工业强国的目标上。

专家预言，计算机集成制造（CIM）将是21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西方工业大国已经开始了CIM高技术产业的研制。但长期以来，我国却与CIM无缘。

凭借对科学的敏锐感知和自动化领域的渊博知识，蒋新松长期以来一直在关注和推动着我国制造业自动化的发展，不失时机地将机械工业推向全新的历史阶段。富有历史使命感的他，在1984年采取“两头在内，中间在外”的技术路线，筹措1500万元资金，开始了中国CIM工业革命的实践。他不断将科研成果和产品推向市场，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制的机器人的踪迹遍及大江南北，一个年产值5000万元的机器人产业区在自动化所形成。在这场全新的工业革命中，连西方人也没有想到，十几年后蒋新松会成为这场全球性新技术革命中的佼佼者。

“如果我国不及时参与CIM工业革命，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继续拉大。”强烈的使命感使蒋新松勇敢地迎难而上，去驾驭世界高科技革命的龙头！

他沉浸在CIM的研究事业中，努力探索一条发展中国CIM的光明大道。西方大国在工业自动化过程中，先建立起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和计算机辅助工艺规划等一系列孤立的系统，然后将这些孤立的系统集成化，再进行反复磨合，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不起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浪费，必须借鉴国际上工业自动化的经验，做到高起点起步。只有这样，中国工业的自动化步伐才能加快，“圆我工业强国梦”的理想才有坚实的科技依托。20世纪80年代以后，科学技术呈现出超速发展的趋势，在CIM的基础上又出现了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CIMS这一概念一出现，立即引起蒋新松的极大关注。

所谓CIMS，是将孤立的局部自动化技术和子系统，如数控、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制造等集成起来，实现对产品生命周期信息流、物质流、决策流的协调和控制，实现产品的短周期、高质量、低成本的最优化生产。CIMS将实现这样的梦想，输入的是订单，输出的是产品；工人们的工作将像梦幻一般神奇，像探囊取物一样简单。要圆我国工业强国梦的蒋新松在头脑中渐渐形成了中国CIMS发展的构想。他坚信，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将为中国企业插上理想的翅膀，帮助它们翱翔天宇，共同把中国塑造成一个令世界瞩目的工业强国。

1986年春，在“863”计划讨论会上，蒋新松强调，CIMS是我国大中型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技术基础。从此，中国的CIMS事业在“863”计划自动化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

多年来，一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长期亏损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不改变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困境，何谈工业强国！”为此，他走访了许多亏损企业，认为首要的问题是这些企业没有适销对路的产品，已有的陈旧产品早已被市场淘汰，而这些企业又缺乏新产品的开发能力。有些企业虽然引进了一些新技术、新产品，但是对现代化生产条件下产品周期大大缩短的现实认识不足，不能有效组织科技力量对引进技术和产品进行消化、吸收、改进、再创新，因此产品很快又被市场淘汰了。第二个问题是管理落后。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改变金融管理政策以来，许多企业不懂得如何压缩流动资金、增加运营资金、加速资金周转、组织均衡生产。第三个问题是质量意识差，不懂得建立企业在市场中的信誉。第四个问题是没有在事关企业全局的问题——增强企业总体竞争能力方面下功夫。由于历史包袱沉重和受改革中某些误导因素的影响，这些企业过于偏重通过改革分配方法来调动职工积极性，搞层层承包，误认为通过调动个体积极性，追求局部优化，就能实现全局优化。那么，如何解决企业的困难呢？只有真正依靠科学技术，将CIMS引入企业，使企业的产品参与到国内外两个市场的竞争中去，才是正确的解决之道。

如何参与国际竞争，将中国的工业产品打入国际市场？蒋新松领导自动化所以CIMS高科技为基础，成功走出了一条通过“消化、提高、创新”来发展我国高技术产品的道路。他形象地说：“好比我们要吃馒头，难道非得先从种小麦做起吗？高起点才有高水平、高速度。”自动化研究所研发的“瑞康4号”中型机器人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长期被外国公司租用，连续10多次中标，使国产机器人打入国际市场并走向世界。1990年，专家鉴定认为，“瑞康4号”已达到并部分超过国际水平。1991年和1992年，“瑞康4号”分别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问题始终是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和难点。蒋新松富有远见地指出：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将打开巨大的市场，促进经济繁荣。而生产的发展，又将进一步给旧的生产方式和企业文化造成严重的冲击，荡涤着一切与之不相适应的经营管理体制、组织结构及企业中人与人的关系等。这次技术革命的冲击不会限于个别国家，而是全球范围的现象，所以早改革早主动。

“当今世界，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波澜壮阔地在全世界展开，推动这场新的工业革命的原动力是科学，而直接动力则是市场竞争。我们能否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快速发展，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将决定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决定我们能否在21世纪中叶赶上发达国家水平。第一步，也是关键性的一步，是能否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将我国40万个企业和世界进行接轨，它们能否和发达国家的企业在世界竞争的大舞台上并驾齐驱，这是在新形势下的一场挑战。‘863’计划CIMS主题的实践给了我们一个有益的启迪，我们要学毛主席当年领导中国革命那样，不要因眼前的困难及落后而无所作为，而是要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路，结合国情，用最新的思想和最新的科技改造传统企业，兴办新兴产业，培养起一支队伍，这样链式反应般地发展，一定能在不太长的时间（20-30年）内，使我国企业和世界接轨。”蒋新松在分析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时反复强调，“一般说现代化企业应由三大部分组成，即设计开发、加工制造和市场开拓。高效的现代化企业应是‘两头大’，而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现状，则是‘两头小，中间大’。企业应根据自身条件，如不具备独立设计开发最终产品的条件，则生产通用或专用部件，成为有特色、高效的部件生产厂。”

进入20世纪90年代，新产品成为竞争的新焦点，而这新焦点的核心是上市时间——“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第二就意味着失败。当前，生产正在走向更广泛的社会化，形成所谓“无墙壁的工厂”。在产品生产上，整机厂和部件厂之间采用动态联合的办法，既联合又竞争，在竞争基础上追求联合，从而达到高效。实现动态联盟的优点，可归纳为：1. 可以解决新产品的生产规模和市场开拓规模的矛盾和同步问题，把风险降到最低；2. 可以解决如何充分利用社会现有存量资金，发展新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问题；3. 实行动态联合，而不是刚性联盟，使得企业间的竞争和合作关系可以相互兼容，既可以保存竞争的活力，又可以避免过度的竞争导致宏观上的社会资源浪费；4. 由于动态联盟的组织者是根据新产品的方方面面来组织联盟的，而联盟又是建立在集成各方优势的基础上，因此动态联盟能够使企业抓住机遇快速响应市场，推出价格合适的高性能产品。

谁为盟主？这是动态联盟的一个核心问题。能抓住市场机遇的开发者为盟主，它可能是企业、大学、研究所，以及从这些机构中分离出来的开发者。纵观世界高技术企业中众多耀眼的明星，无一不是技术创新者。

我国企业如何从封建庄园式企业变革为动态联合企业以及全球化生产的敏捷制造企业？是他一直思考的问题。

“在今天，谁能把握市场竞争的动向，谁就能了解与把握住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谁就能从社会需求的角度出发把握科学技术发展总方向，取得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一个企业都是这样。”在1995年北京先进制造技术发展战略研讨会上，蒋新松院士特别强调市场对科学技术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澄介绍了蒋新松的战略思想：促进CIMS高技术产业化，是我国“863”计划CIMS课题的目标。到2000年，我国CIMS项目的发展可以获得一系列的科技成果，其中不乏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但若不能形成我国的CIMS高技术产业，我们的成果就很难得到继承和发展。

身为“863”计划自动化领域的首席科学家，蒋新松为推进我国CIMS事业的发展，多次前往有关部委，商讨推广CIMS的规划，并多次上书党中央、国务院，他的建议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和支持。在他的领导下，CIMS工程紧张有序地全面展开，犹如一部交响乐，奏响了振兴中华工业的雄伟乐章。

清华大学的CIMS实验工程，是“863”计划自动化技术的一部分，也是蒋新松亲自领导的项目之一。他提出将CIMS方法用于连续生产过程，即CIPS，并建议将其列为“八五”攻关项目。这个建议得到了国家批准，作为我国自动化总体技术立项。他出任这一项目的总负责人，指导并参与完成总体设计。

在推广CIMS的过程中，蒋新松针对选点企业出现的“两层皮”、进展缓慢的现象，提出“效益驱动、总体规划、重点突破、分步实施”的十六字方针，受到企业的欢迎并迅速打开局面。如成都飞机工业公司利用三C（CAD/CAPP/CAM，即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工艺规划、辅助加工）完成飞机整体框架的加工，比传统方法缩短上万小时。沈阳鼓风机厂实施CIMS后，缩短了大型空分压缩机50%的设计及准备时间，该厂在世界同行企业的排名从十几位上升到第六位。1993年与1992年相比，该厂产值增长56%，突破2亿元大关；劳动生产率提高57%；出口创汇增长3.8倍。

1994年11月14日晚，美国制造工程师学会总部大厅灯火辉煌。在目光和掌声中，被国际誉为“制造业诺贝尔奖”的“大学领先奖”，被中国国家CIMS工程中心摘取。

“大学领先奖”是由国际权威性学术机构美国制造工程师学会所设，每年在全球范围内授予在工业自动化领域成就突出的单位，中国是第四个获得此项殊荣的国家，意味着我国的CIMS工程技术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从清华大学的CIMS中心可以看出，中国已作为新的工业强国登上世界的历史舞台。”国际权威的美国《制造工程》杂志高度称赞。

“CIMS技术为我国展现了一个无比美好的制造工业的明天，沿着这条只有起点、永无终点的发展大道不断进取，中国今天的‘大学领先’将是明天的‘工业领先’，祖国成为工业强国将不是梦。”蒋新松很兴奋，也很自信。

1997年3月，清华大学的CIMS实验工程在国家科委的鉴定会和八个部委组织的验收会上获得通过。与会专家认为：“我国CIMS实验工程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工程先后接待了1000多位来访学者，他们一致予以高度评价。

1997年是蒋新松生命历程的最后岁月。在这一年的2月23日，他上书国家科委领导，提出《关于开展海外研究开发的建议》。建议中谈道：“去年我率团访美期间，惊人地发现制造业的全球化，即全球化敏捷生产体系，比人们想象中发展还要快。其实，只要我们稍一留意就会发现，一切都发生在我们周围。今天你打开任何一台计算机，都会惊讶地发现计算机公司几乎什么部件都不做。”

如何将20世纪形成的大规模生产线，变成适合于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的柔性生产线？目前还有很多因素制约着企业对机遇做出快速响应，此时，灵捷制造（敏捷制造，Agile manufacturing）企业概念应运而生。灵捷制造企业的主要特征是“拟实制造”，即利用计算机实现建模、仿真、“拟实”加工，以减少甚至取消做原型制作。灵捷制造企业始于1991年，已取得很多实质性的进展，是值得我们今后关注的又一方向。

1997年3月，蒋新松再次上书国家科委，提出了《关于快速重组制造系统的若干意见》。他写道：“我认为在已经到来的世界经济繁荣期，其重要特征就是全球化生产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我们应该果断地对企业进行重组，大力推广CIMS，迅速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强设计能力，参与到全球化生产体系中去。我认为这是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发展新兴产业的一次极好的机遇。”

1997年3月29日，蒋新松准备前往鞍钢商讨“九五”科技攻关课题和如何使国有大中型企业走出困境，在他的提包里装着一份刚刚打印出来的报告——《敏捷制造企业》。报告从什么是敏捷制造、实施敏捷制造的基本方法、动态联盟和动态联合公司等方面对敏捷制造问题做了全面的论述。在敏捷制造对社会的影响这一部分，他写道：“随着产品越来越复杂，在抢先进入市场的竞争下，任何一个企业再也没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制造一个产品的全部甚至独立完成一个产品的全部设计，因此敏捷制造将从根本上改变工业竞争的内容和意义。为了抓住快速响应市场的机遇，在敏捷制造企业间，竞争对手、合作方、供货方、买方的关系是随着项目经常变化的，这将使得竞争和合作变得兼容。”

在领导面前，蒋新松总是谈工作中的问题，不谈成绩。他在对中科院高技术与发展局局长桂文庄谈到自动化所的工作时曾说：“我们自动化所的工作在自动化领域仅仅建立了一个桥头堡，以后的路还很长，很长！”带着“圆我工业强国梦”的理想，蒋新松院士倒在了计算机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