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尽坎坷 坚贞不渝

刘鼎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历经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苦、坎坷和打击，但是他的理想信念始终不动摇，始终努力为党工作。

痛失伴侣

刘鼎在东方大学结识了吴先清，俩人志同道合，相亲相爱。1904年，吴先清生于浙江省临海县一个商人家庭，她是家里六兄妹中唯一的女孩，幼年时拒绝缠足。在五四运动中，吴先清带领省立女子蚕业讲习所同学投身到爱国学生运动中，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成为最早的共青团员之一。1924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她奉命到上海，在小沙渡（沪西区）工人夜校工作。1925年，她带领女工参加了五卅爱国运动。同年8月，她担任中共上海区委妇女委员会委员。同年年底，被派往东方大学学习。

1927年秋，他们在东方大学结婚。这对革命青年把革命事业放在首位，双双抱定了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自由而共赴断头台的决心。1928年春，东方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他们转入该校边学习边工作。

1933年冬，吴先清怀孕。次年他们回到四川南溪，一天夜里，在警察局工作的亲戚报信说有人向警察局告密。他们连夜逃走并辗转回到上海。不久，刘鼎奉命前往苏区，夫妻二人从此失散。

1934年，孩子刚满月的吴先清被调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任谍报组组长。为了工作，她只好把孩子送到临海老家。同年夏末，在日本东京的大学同学陈修良得知吴先清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托人找到吴先清，汇报了情况，要求与中央接上关系。吴先清约陈修良回到上海，帮助他与党组织重新接上关系。同时，组织根据工作需要，派吴先清到东京工作。

1935年5月，吴先清奉命回到上海，9月被派往莫斯科马列主义学院学习。

1937年11月，她在莫斯科被捕，罪名是“日本间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从此下落不明。吴先清的遭遇使刘鼎深受打击，但是他坚信爱人不会背叛革命，更不会充当“日本间谍”。他把对妻子的思念埋在心里，继续努力为党工作。

隔离批斗

1943年年初，刘鼎在整风运动中莫名其妙地成了“抢救”对象，遭到批斗、隔离。对此，他认为自己经历复杂，特别是有过两次被捕经历，同志们有些误解是可以理解的。在批斗和隔离期间，刘鼎一边配合组织审查，一边继续关注兵工厂的生产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工作思路和具体措施，进一步强化了科学管理。

撤职降级

1952年12月27日，二机部机关党委开会，监察委鲁厅长到会传达了中央对刘鼎撤职查办的处分决定，主要原因是“对抗美援朝工作不负责任”“在执行兵工建设的方针中，表现有严重的消极思想，妨碍了兵工建设”以及兵工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等。12月28日，在中共二机部机关全体党员大会上，人事司司长传达了中央给刘鼎撤职查办处分的通知。

曾任重工业部代部长的何长工对此难以理解，曾向有关方面提出异议并表示：“我是重工业部主要负责人，要处分应该首先处分我。”1953年4月6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刘鼎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撤销刘鼎副部长职务，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工资由行政7级降为11级的处分；同年4月16日，政务院发出了《关于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鼎同志所犯错误的通报》。

1953年秋，中共二机部党组副书记张霖之找刘鼎谈了两次话，要他以部工程师的名义继续工作，改正错误，大胆负责。“作为武器生产的主要负责人，出现质量问题，无论有什么样的客观因素，我都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处理我不冤枉！”刘鼎表态道，“请党组织放心，无论我做什么工作，都会尽心尽力。”

二机部部长赵尔陆提名刘鼎为一级工程师，让他继续在部机关工作。1954年，刘鼎主动申请到兵工厂工作，协助解决各种技术难题；1955年，留党察看处分撤销后，他被任命为二机部部长助理；1957年，他被恢复了二机部副部长职务。

含冤入狱

1968年，刘鼎因“大叛徒”“大特务”的罪名被投入监狱。1974年，其子女上书毛泽东主席，请求过问此事，希望父亲能够平反昭雪，早日出狱。

1975年2月刘鼎出狱，他从狱中带出来20多万字有关兵工科技发展、工艺改进等方面的草稿。狱中没有纸笔，刘鼎就把牙膏皮做成笔芯，然后绑在牙刷柄上，用它在碎纸片上书写。这批稿子的价值不可估量，内容包括各种武器的再设计建议，对枪炮弹药的历史经验总结、迫击火箭弹设计提纲、金属的电加工、硬质物的开发和建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