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我的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人民军工的建设。”刘鼎认为。

潜伏上海 等待时机

1934年初冬的一个夜晚，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带刘鼎来到英租界工部局工业科督察长艾黎家里暂住藏身。艾黎是新西兰人，1927年来到中国，积极参与上海的国际性马列主义学习小组的有关活动，客观公正地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在外媒上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冒险把自己家作为各国共产党员的避难所和栖身之地，负责共产国际秘密电台的英国共产党党员甘普霖同志就长期在他家隐蔽。

后来，艾黎的住所受到不明身份人员的秘密侦察，为了确保安全，他将刘鼎送到宋庆龄家。在宋庆龄家里，刘鼎有幸与她长谈，他坚定的信仰、过人的胆识、丰富的经历和干练的言行，给宋庆龄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久，张学良从西安秘密抵沪，会见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李杜，同时寻找中共中央的代表。张学良与宋庆龄见面后，得知中共中央的组织已经不在上海，便请她继续帮助寻找，以便协商共同抗日之事。宋庆龄想到了刘鼎，就请史沫特莱沟通此事。

1936年3月初，中共秘密党员董健吾找到刘鼎，强调张学良对“联共抗日”颇感兴趣，希望请一位出色的共产党员到西安去，留在他身边工作，负责他与中共中央的联络工作。董健吾一再说明，这是宋庆龄推荐的。当时，刘鼎有些犹豫，因为自己是国民党当局的通缉犯，到“剿共”司令身边工作，可能是自投罗网，凶多吉少。但经过理性考虑之后，他坚定地表示，为了党的事业和抗日大局，甘愿冒险，哪怕流血牺牲也不怕。

与张学良的代表李杜会面后，刘鼎毅然接受了邀请，同意前往西安。李杜致电张学良说：“你要寻找的朋友找到了，答应前往面谈。”出于礼貌和诚意，张学良又派高级参谋赵毅秘密赴沪予以迎接。1936年3月20日，赵毅和刘鼎一起到达了西安。

勇于担当 不辱使命

1936年3月21日，当刘鼎乘坐汽车抵达张学良的公馆门前时，已在此迎候多时的张学良将军立刻上前几步，微笑着伸出双手，握着他的手寒暄道：“刘先生不远千里而来，一路辛苦啦！”刘鼎落落大方地回应道：“感谢张将军派人专程接我。能与将军见面，十分荣幸！”

宾主落座，张学良笑道：“我代表东北军全体将士热烈欢迎刘先生！”刘鼎掷地有声地回答道：“少帅对中共和红军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想法，请直言相告，我将如实向中共中央汇报。”

张学良神态严肃不动声色地说：“好！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请教。”这阵势和气场无疑是给这位与他首次见面的中共代表出了个大难题。

“首先，我张某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国绝不含糊！但你们还骂我是不抵抗将军，是卖国。第二，苏联红军沉重打击了东北军，你们却骂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反苏反共。第三，你们工农红军打东北军，为什么打得那么厉害？”

“张将军所提的问题很重要，请允许我明天回答你好吗？”因未得到党中央的指示，刘鼎需要精心准备，理性应对，慎重解答。

次日上午，刘鼎再次与张学良将军见面，他开门见山，做了如下的答复和说明：

“首先，张将军身为国民党要员，坐镇东北，守土有责。‘九一八’事变你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让日寇顺利地占领了东三省。你作为东北军最高司令官，必然遭到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唾骂。第二，东北军遭到苏军重创，即‘中东路事件’，起因是东北军进攻苏联，却容忍日军侵略扩张，苏军反击是理所当然。第三，东北军围剿鄂豫皖苏区，进攻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给苏区民众和红军造成巨大损失，难道我们红军不能反击吗？蒋介石驱使东北军在陕北与红军打内战，借刀杀人，使红军和东北军两败俱伤。”

刘鼎话锋一转：“东北军要想‘打回老家去，收复东三省’，唯有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才可以洗去将军‘不抵抗、投降卖国’的罪名，才不负三千万东北同胞和全国人民的殷切期望！待抗战胜利之际，将军必名留青史。”

刘鼎有理有据、客观公正、见解独到的分析令张学良耳目一新，他佩服地说：“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张将军过奖了！如果你同意我的看法，我想尽快去苏区。”刘鼎说。

“刘先生，我们先到洛川住几天，再去行吗？”待刘鼎同意后，当天下午，张学良与刘鼎同机飞抵洛川。

张学良与刘鼎朝夕相处期间，常常促膝长谈，大到国家前途命运，小到恋爱婚姻轶事，无话不谈。张学良问，共产党人搞国际主义、共产主义，为什么还要爱国、抗日，是不是为了笼络民众？刘鼎实话实说：“我们是共产主义者也是爱国主义者，没有中华民族的解放就没有人民的解放。”

张学良谈了东北军和南京政府的分歧等。刘鼎向张学良介绍苏区的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军队建设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等情况。他高超的政策水平和讲话艺术，让张学良钦佩不已。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王以哲、李克农、刘鼎等人飞抵延安。当晚，张学良、王以哲、刘鼎与周恩来、李克农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会谈。张学良与周恩来握手时说：“我这里有共产党代表刘鼎先生。”周恩来一愣，见到刘鼎时便笑道：“原来是你，想不到在这儿见面啦！”

会谈后，双方签署了有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互派代表”“通商合作”“培训干部”等事项的协议。

周恩来对刘鼎说：“会谈结果很好，有你的功劳啊！”他托刘鼎把《致张学良的答谢信》转交给张学良。信中称：“座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张学良阅后，对刘鼎感慨道：“我对会谈结果很满意，比我想的要好得多！周先生的话入情入理，给我印象很深，解除了我的许多疑虑，要是能早日见到他该多好啊！”

正式代表 全力以赴

1936年4月10日下午，刘鼎陪同周恩来到达瓦窑堡。13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刘鼎担任中共驻东北军正式代表，负责与张学良沟通联络。

“中央正式派你当代表，帮助张学良培养干部。有了抗日的干部，东北军就能成为抗日部队。”周恩来嘱咐刘鼎，“你的工作很重要，要履行职责，发挥作用。现在是推进全民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关键时期，各种情况复杂多变，随时可能有突发事件，要确保与中央的联系畅通。”

1936年4月26日，从瓦窑堡回到洛川的当晚，刘鼎向张学良递交了周恩来的亲笔信。信中写道：“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订各事。”

“我想你会回来的，以后你不再是客人了，而是我的贴心助手和高参，你能回来还要感谢恩来先生呀！”张学良格外高兴，拉着刘鼎的手说，“你要多多帮助我！为便于开展工作，我聘你为随从副官，以‘刘秘书’身份公开活动。”

1936年5月，刘鼎相继开展和落实了一系列工作，为后来突发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营造了团结抗日的舆论氛围，为“逼蒋抗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创造了有利条件。他的主要工作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帮助张学良举办军官训练团，开办学兵队，建立军中同志会。举办军官训练团旨在提高军队素质，为抗日做人才储备。提到训练内容时，刘鼎建议：“应以政治教育为主，以抗日救国为中心，以军事训练为辅，着重学习部队组织管理，也要学习游击战术，训练团实行官兵平等，严格纪律。”张学良一一采纳了这些建议。

刘鼎提议开办学兵队。通过学兵队，我党将“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和北平的进步师生充实到东北军。第一期有400多人进入学兵队，由营长孙铭九兼任队长，刘鼎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发展任务。

刘鼎又建议建立军中同志会，把分散的抗日力量紧密地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军中同志会是东北军中的一个秘密组织，刘鼎亲自拟制了章程，张学良、刘鼎、刘澜波等15名志愿入会者成为首批抗日同志会会员。“西安事变”前夕，抗日同志会会员达70多人。

二是创办《文化周刊》。为宣传抗日，张学良请刘鼎物色人员创办《文化周刊》。经周恩来批准，刘鼎将上海左翼作家吴奚如举荐给张学良。《文化周刊》以宣传全民抗日为己任，在东北军、西北军和民众当中引起强烈共鸣。

三是促进东北军与红军合作。与周恩来在延安会谈后，张学良赠送给红军两万银圆，回西安后又赠送了20万元法币。同年10月，张学良又请宋庆龄转给红军5万元。11月，张学良再次赠送红军10万元。同时，张学良还为红军赶制了1万套棉衣。在刘鼎的精心安排下，这些款项和物资被安全送达苏区。

四是劝张学良以大局为重，避免操之过急，要耐心等待时机。1936年7月的一天，张学良心烦意乱地对刘鼎说：“我现在的日子不好过。想了几天，准备把队伍拉出去，和红军一起干。请你向贵党和毛泽东、周恩来先生报告。”刘鼎疑惑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张学良称：“这几天我翻来覆去地考虑，现在打定主意了。前面是凶残的日本鬼子，后面是蛇蝎般的中央军，在我的队伍里，年轻有为的不少，但老气横秋、顾虑重重的也很多，加上别有用心的人，好人坏人混杂在一起，要他们联共抗日非常困难，不如分道扬镳，这样可以保留最大的力量来抗日。原来认为劝蒋抗日是有可能的，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很不容易。跟着他还不如明着跟你们一起抗日，干上两年，一定能干出个样子，然后再逼老蒋抗日，将更有说服力。”

毛泽东主席曾经告诉刘鼎：“我党对东北军的方针是争取团结、联合抗日，反之都是错误的。你的任务，主要是进一步做好张学良的工作，团结东北军，使之成为抗日力量。你不是孤军奋战，我们都在做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工作！

“张学良敢在军阀习气浓重的东北军中训练抗日骨干，公开宣传抗日，这很不容易。有些高级军官想不通，甚至出现抵制和反对的言行都是可以理解的。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之时，国民党军队借围剿红军之机调动重兵布置在东北军周围，形成监视、围困之势，其实质是‘一石二鸟’，即在围剿红军的同时，一并解决东北军和西北军，这导致东北军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争斗加剧。在这种错综复杂和危机四伏的局面下，为了确保东北军仍然效忠于张家、实现打回东北老家的梦想，张学良就产生了和红军一起共赴国难、共同抗日救国的念头，想用实际行动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

“我们党对东北军的政策是：不瓦解，不分裂，也不改编，而是帮助、团结、改造，使之成为爱国力量、红军友军。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张学良立即拉队伍出来与红军一起干，认为要通过扎实细致的工作，努力把东北军争取到全民抗日阵营中来。

“从国家民族的全局考虑，我们党实行逼蒋抗日的政策。张学良与蒋介石集团如果闹翻了会不利于全民抗战，劝张学良要以中华民族利益为上，在抗日救国这个头等大事中要讲策略和方式方法，要从积蓄全国抗日力量的全局出发，对蒋介石要有更大的耐心。”

回到西安，刘鼎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思想、工作思路、意见建议转告给张学良将军，这让他进一步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情怀和博大胸怀，张学良欣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

五是秘密建立了西安至延安的交通线。为了尽快落实我党与东北军团结抗日的各项工作，他购置了一辆大轿车，把张学良援助红军的物资和为红军采购的医疗器械、药品等源源不断地通过约定的通道秘密运往苏区。叶剑英、潘汉年、邓发、斯诺、史沫特莱、马海德等，都是通过这条秘密交通线进出苏区的。

在刘鼎的安排下，德国牙科医生赫伯特·温奇和邓中夏的夫人夏明在西安七贤庄一号开设了牙科诊疗所，此诊疗所实为中共在西安的交通站。诊疗所将从上海购买的药品和器械，源源不断地运抵苏区，同时，为了保证与苏区的通信联系，他在诊疗所地下室秘密安装了大功率电台。

1936年12月11日夜，张学良与杨虎城在新城大楼会议厅开会，决定发动“兵谏”，逼蒋抗日。次日凌晨，张学良回到公馆，即派人请刘鼎把东北军和西北军将联合“捉蒋”的决定速告中共中央。

12日凌晨两点，刘鼎向党中央发出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兵谏”的电报。

当捉到蒋介石后，张学良又让刘鼎代表他拟写了《致中共中央的邀请电》：“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应张学良之邀，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人于12月17日由延安赶赴西安。少帅委托刘鼎乘专机到延安迎接。

在西安事变中，刘鼎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1937年3月，刘鼎回到延安。毛泽东主席评价道：“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