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理论基础

1.4.1 基本概念

1.4.1.1 农户

农户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社会结构中最基本的经济组织，也是有关农业研究的基本单位。从职业的角度来界定，农户指以从事农业为主的户，与之相对应的是主要从事工业、运输业、商业等的非农业户。从经济区位的角度来界定，农户指居住在农区的户，与之相对应的是城市户或城镇户。在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由血缘关系确定的家庭与农户的内涵往往具有一致性。家庭是一个生物学单位，家庭成员包括父母及未成年子女，他们在生产生活中具有相互依存关系和集体行为的特征。从经济属性来看，在我国农村，家庭是生产和消费的统一体。作为生产组织，家庭成员间存在共同的利益，并以此作为生产活动所遵循的共同目标和行为准则。作为经营组织，家庭共同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并共同追求在社会中不断提高地位。作为消费单位，家庭必须满足每个成员的消费需要，并通过增加消费支出、改善消费结构等方式，不断提高其消费质量。从制度和产权来看，我国农村一直有严格的户籍制度，农民所拥有的承包经营权，不是根据居住权，而是根据户籍制度，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分配，农户拥有的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也都是建立在家庭基础之上的。

本书采用的界定是：农户是指居住在农村，以家庭血缘和亲缘关系为基础，依靠家庭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并在生产、生活中相互依赖，具有共同利益和责任的社会经济组织单位。

1.4.1.2 技术采纳行为

Rogers从精神接受的角度给技术采用下了定义，认为从开始听说一个创新技术到最后采用，这是一个精神的过程。Schultz认为，农民的资源利用有时没有效率，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引入新技术的学习和或新技术的实验，帮助农户改变原来的非平衡状态，使他们达到一个新的均衡，其衡量往往是以新技术被农户个体采用的时机和程度为指标，既可用离散的变量表示（农户是否采用），也可用连续的变量表示（技术采用的程度）。汪三贵认为，农业技术的采用是指农业生产者首次接触某项技术，并对该技术进行了解、思考、认可和掌握，并把它应用到生产实践的过程，一般指个体农业生产者选择并接受某项农业新技术的行为。

有研究对技术采用行为的概念进行了深入分析。农户技术采用问题可以从两个视角分析，即微观视角和宏观视角。从微观角度分析，每个决策单位必须考虑是否采用新技术和采用新技术到何种程度；从宏观角度分析，主要考虑特定区域的所有企业或农户新技术采用的模式以及随着时间变化扩散的周期。农户技术采用还应区分技术的可分性，即有些技术是可分的，如水稻高产品种等；而有些技术是不可分的，如联合收割机等。可分性的技术采用程度可通过给定时间条件下，单个农户采用新技术的土地面积比例或份额来衡量；而对于不可分技术采用的衡量，则可简化，只需考虑农户是否采用此技术。

本书采用的界定是：技术采纳行为是指农户为了满足自身需要，改变传统的技术、习惯以及思维方法，而采用新技术、新技能、新方法、新观点的决策和行为。本书视“技术采纳”“技术采用”“技术选择”“技术接受”为相同内涵的概念。

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具有几个特性:①多样性。农户面对的农业技术种类众多，既可以按照一揽子的方式综合采用，也可以独立地采用个别的农业技术。这样就使农户面临的技术选择有多种组合，农户技术采用的行为也表现出多样性的特征。②动态性。任何新技术的采用都不是一次性完全采用的，而是一个渐进的动态过程。这种动态特性体现出不同农户对新技术的学习和了解过程以及不同农户对新技术采用中的各种限制因素的克服过程。过去对某种新知识的了解是现在采用新技术水平的依据，而未来采用新技术的决策又取决于过去和现在所积累起来的经验。这种学习过程一方面来自亲身实践，另一方面则来自技术率先采用者的实际生产情况。③风险性。农户采用新技术是一种选择活动，新技术的应用在可能得到收益的同时，也必然存在着各种风险。农业生产的特殊性使得农户不仅要经常面对各种不利的自然条件，还要遭受各种社会和经济的不确定性导致的风险，因此如何看待风险、是否具有规避风险的能力成为影响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一个主要因素。

Rogers将农户技术采纳过程划分为五阶段:①了解阶段。即对一种新技术的初步了解和接触，技术推广机构以及大众媒介工具是农户了解新技术的重要渠道。②感兴趣阶段。通过初步了解，如果农户发现新技术比较适合自身的情况，农户就可能有兴趣更多地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在该阶段，大众媒介工具可提供一些农户所需要的信息，也需要有一个能够解答他们疑问的信息机构，比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③评价阶段。对农户来讲，评价阶段是衡量新技术对农户是否有利的过程，农户会对新技术采纳的收益和成本以及风险等进行评估，做出对新技术的评价。④试验阶段。如果釆纳新技术所冒的风险容易得到控制，以及潜在的利益超过估计的成本，农户就到了采纳过程的试验阶段。此时，农户在利用个别技术方面需要个别指导。⑤采纳阶段。农民根据试验的结果决定是否釆纳这项技术。本书中的技术釆纳是五个阶段的统一体，只要某一个阶段终止，该采纳行为都不成立。

1.4.1.3 产业技术

产业技术是真正进入生产过程的技术，它是经过与其他技术匹配并实现了系统化整合，经过经济核算进而具有经济可行性，经过制度规约和社会建构，从而确定了有效运行基础，经过文化涵纳而作为一种文明事务得以张扬的技术，其直观显现的物质对象是大规模生产的产品和市场上广为消费者接受的商品。产业技术是由生产技术演化而来。产业技术与生产技术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仅技术是成熟的，而且是经过了技术系统整合，以及经济核算和制度规约的技术。

农业生产技术向产业技术转化，通过各种方式得到推广，进入到农业生产过程，在生产中大规模应用，必须经由农户的技术决策、采纳行为才能实现。农业产业技术一般性特征体现为以下方面：

农业产业技术是复杂性技术。第一，农业产业技术是多样性的技术。现实中，“镶嵌”在产品和技艺中的农业产业技术，在横向上表现出丰富的种类，在纵向上表现出新旧之间的交融、替代，多样性不断增加。第二，农业产业技术是系统性的技术。一项农业生产技术经过反复设计，才能够与其他技术匹配、契合，形成稳定的技术结构关联，实现技术目的，并由此改变了自身的形态，成为产业技术。第三，农业产业技术是建构性的技术。研发人员、公司、合作社和农民对于同一技术、技术结构的认识、掌握和运用不尽一致，会就农业生产技术发生复杂互动，不断沟通和协商。也就是说，农业生产技术之间横向、纵向的匹配、契合程度，研发人员、公司、合作社和农民就技术沟通、协商的状况，最终决定着农业生产技术研发、推广的绩效。

农业产业技术是制度化技术。在农业技术的演化过程中，伴随着制度适应现象。一项重大农业技术出现后，在其投入应用过程中，随之而来的是要确立产业标准，要建立大家遵从的规范，并且要围绕生产流程确立管理规则，建章立制。甚至可以说，农业技术演化伴随着制度共生，农业产业技术在其形成过程中，包含着制度方面的规定性，并且农业产业本身就可以视为一种组织、一种制度条件。农业产业技术必须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遵循一定的制度规则，才能够发挥作用，实现农业技术的目的。现实中，发挥作用的农业产业技术是一种程式化的运作方式，因而是制度化的技术。在一定意义上，农业产业技术自身所展现的技术规定性表现为一种规则体系。对农业产业而言，如何组织生产、如何进行生产，在技术上有其惯常的做法，这些做法在现实中是有效的，为同行在解决此类技术问题时所遵从。这种规则体系是一种基于农业技术本身内在要求的制度性的约束条件，因而它也构成了一种制度规定性。当然，农业产业技术的制度规定性不只来自农业技术本身的设定，还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实现农业技术目的必须遵从市场规则，市场规则为农业技术活动设定了框架。尽管是一种相对间接的制度性规定，但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创新使农业生产技术转变为产业技术，创新激励制度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即创新激励制度等间接性的制度要素是农业产业技术形成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割裂开来。农业生产技术转化为产业技术要经过制度规约，规约意味着限定，限定既是某种束缚，也包含着激励性的制度安排。

农业产业技术是社会化技术。农业产业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设计的结果、社会建构的结果。比如，政府部门通过一定的农业产业政策激励技术进步，或者借助于一些不合理的制度阻碍技术的发展。农业产业技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受诸多社会要素的影响，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农业产业技术通过社会建构所获得的社会属性要强于农业生产技术。农业产业技术是一种社会、技术集合作用的结果。对于农业产业技术，通常有若干社会群体（例如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公司、合作社、农户和消费者等）与此相关，这样的群体既指建制和机构，也指有组织和无组织的人群。每一群体对农业技术提出各种问题（如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技术的先进性、利润、可采纳性和消费需求等），围绕每个问题都可有几种解决方案，也就是相互争论的办法，其中所考虑的因素甚至涉及司法、伦理和习俗等方面。各个社会群体通过提出相关问题赋予农业技术以社会意义，这些社会群体由于其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政治地位形成不同的行为思想规范和价值观，对农业技术的内容（包括设计、结构等）有着不同的解释，而这种不同的解释又由于存在着不同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而导致农业技术极不相同的发展路线。农业产业技术是协商的产物。农业技术从研究、开发到生产和销售的发展是一个协商、改造、翻新的过程，而农业技术的成功则是以赞同或接受它的人数多少来衡量。最初，对该农业技术的前途感兴趣的人总是很少，但是经过反复的“斗争”和激烈的“争论”，便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使用它，直到使用者和资源数量达到最大以及农业技术需要再加以改造为止。

农业产业技术是竞争性技术。农业产业技术的竞争主要是通过市场实现的，而市场选择的首要原则在于一项技术是否经济适用，即成本——效益评价成为技术采用的主要标准。第一，如果没有成本——效益判别，农业生产技术不可能进入产业，无法成功转化的技术不见得不好，可能因为用起来成本太高。正是因为农业产业技术包含着成本——效益判别，所以，现实中起作用的技术可能并非最优的技术。第二，研发人员、公司、合作社和农民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对农业生产技术进行成本——效益判别，致使他们在经济利益问题上既有共同之处，也有矛盾冲突，研发人员、推广人员认为有经济效益的农业生产技术可能并不能让采用者感觉经济上会受益。

农业产业技术是具有文化属性的技术。农业产业技术受到文化的很大影响，内含一定的文化意味，并且技术的体系化、系统化程度越强，技术结构关系越复杂，其文化属性也就越强。这是因为在农业生产技术的演化过程中，其质的规定性要经过“文化形塑”。第一，农业生产技术的研发、引进必须考虑文化适应问题。一项生产技术，尤其整套生产技术的研发、引进，不仅影响到原有的技术体系，而且对烟草农业生产技术相关群体的生产、生活、行为、观念都会产生较大冲击，可能引发一定程度的文化冲突。第二，相关群体，尤其农民的文化水平越高，对农业生产技术的理解越多，他们就越支持技术的研发、推广。相关群体，尤其农民所掌握的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文化知识以及对技术所持有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化冲突的状况。第三，相关群体，尤其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有关农业生产技术丰富而实用的经验，形成了与科学文化相对应的地方性文化。农业生产技术的地方性文化对于技术的研发、推广具有一定价值，它们甚至能够在具体的农业生产方面发挥重大作用，与农业生产技术的科学文化互补或者相互竞争。农业生产技术的研发、推广只有结合相关群体，尤其是农民的地方性文化才能更好地获得信任和支持，研发人员、推广人员不能只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向采用者传播农业生产技术，也应该与采用者进行更多的沟通和协商。

1.4.1.4 垫料养猪技术

传统养猪，粪尿采用水冲洗的清理方式，污染物排放量大，一个千头猪场的日排泄粪尿量达6吨，年排泄量达2000多吨。粪尿处理难度大，使得圈舍环境恶劣，并对农村环境造成极大的污染。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猪粪尿也是一种重要的资源，直接冲洗掉是一种浪费。

针对传统养猪模式的问题，湖南泰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湖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共同研发了多功能生物活性垫料养猪零排放技术。据泰谷公司介绍，它是一种环保生态养殖配套技术，将多功能生物活性核心菌料，与锯末、谷壳按一定比例和湿度混合，制成生物活性垫料。生猪放养其上，产生的粪尿直接通过生物垫料发酵、分解，一年以后形成优质生物有机肥。使用该技术养猪能够免冲洗、不清粪、无臭气，实现养猪省工、节能、减排和猪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泰谷公司宣称，该技术在吸收国外生物发酵垫料干式养猪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结合本地特色和养殖习惯，在多功能核心料开发、栏舍改造、垫料配制及垫料后期商品化利用等方面进行了深度综合创新，该技术相较于传统养猪技术具有显著优点。使用该技术养猪不需用水冲洗，科学合理地解决了猪粪尿对舍内外环境的污染，实现了真正意义上养猪场排泄物的零排放。垫料的制作可促进锯木屑、谷壳、草粉、秸秆粉、米糠等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每10平方米的垫料可以消耗1/15公顷（1亩）地的稻草或玉米秸秆，生态环境效益巨大。垫料的使用增加了生猪的运动量和对有益营养物质的摄取，有利于提高生猪的免疫力和肉质。垫料在使用过程中，与猪粪尿混合发酵，会产生热能，可供生猪冬季取暖用。垫料使用一年以后，回收加工成优质有机肥用于农作物种植，可大大减少农业生产的化肥施用量，降低化肥对土壤和水体的污染，对生态环境产生十分有益的作用。

1.4.1.5 柑橘密改稀技术

柑橘园改密为稀，通常叫“密改稀”，就是将密植橘园中多余的橘树移走，使保留的永久枝形成独立树体，创造橘树个体生长发育的优越环境条件，并方便培育，是建设高标准橘园的配套技术措施之一。

20世纪末，我国柑橘的栽植多采用密植栽培技术。当时，农民对密植栽培技术认可度高，产业规模迅速扩大。随着大部分柑橘园陆续进入盛果期，柑橘园郁闭现象越来越严重，通风透光能力差，劳作困难，导致生产成本增加、病虫害滋生、果实品质下降。因此，需要推广密改稀技术。

密改稀技术的优越性体现在：①有利于彻底改变密蔽橘园内的生态环境。密蔽橘园改稀并全园改土增施有机肥后，树势由弱变强；树冠开张，枝梢舒展，绿叶层增厚近一半；树形由原来的伞状形变为自然开心形，光照条件得到根本改善，枝梢抽生量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大大优于密蔽橘园，为年年丰产稳产打下了基础。另外，永久树水平根迅速扩展，新根生长量较密蔽树成倍增加，从而使地下部分与地上部分形成和谐生长的有机统一体。②有利于充分发挥柑橘园树体的结果能力。密蔽橘园的橘树结果部位主要集中在树冠上部，粗皮大果多，病虫危害严重，优质果率低。密改稀后，密不透风的密植群体变为树不交叉、枝不重叠的独立树体，树型由通透性差的自然圆头形变为通风透光的自然开心型，结果模式由主要树冠上部结果的“平面结果模式”演变为树冠上下内外全面结果的“立体结果模式”。③密蔽橘园因行间封闭导致培管不便，从而造成“土壤改良无从下手，打药施肥难以到位，果实采摘必须架梯”的生产难题。密改稀有效地化解了培管不便的生产难题。

1.4.2 相关理论

1.4.2.1 技术过程论

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观点，是远德玉最早提出来的。远德玉在《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一文中指出：“技术本来就是表现为多种形态的，知识形态的，物化形态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潜在的和现实的，从发明到一品技术再到多品技术。技术形态的转化就是它向生产力的转化过程，也是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技术之所以需要和可能进行创新，就是因为技术本来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技术创新实质上就是在技术原理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形态的转化过程。”

技术过程论认为，技术包括技术构想，技术发明、设计、试制或试验，生产技术、产业技术等多种形态。由主观技术构想、创意而产生的技术发明是技术的初始形态，必须经过设计、试制和试验加以客观化、物质化，才能纳入生产劳动过程中去，成为生产技术。然而，单一的生产技术仍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因为它只能完成产品生产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必须有许多与之相匹配的一系列生产技术才能形成产品和服务；只有多种生产技术的综合，即完成生产技术的体系化或形成产业技术，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说，技术发明只是技术的初始状态，通过创新使其产业化变为产业技术，成为技术的最终状态，才能真正发挥技术的功能和作用。

远德玉认为，产业技术是生产技术的体系化，是多种生产技术组成的系统。产业技术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①产业技术是体系化了的技术；②产业技术是社会化了的技术；③产业技术具有直接生产力功能；④与生产技术相比，产业技术是具有独特性的技术。他提出，以为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技术就是产业化了，从而中止了创新过程，将使创新半途而废；以为有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生产技术，只要引进过来不经过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就可以完全应用，就不是真正理解技术创新。因此，正确理解产业技术是完整准确地理解技术创新过程的关键。承认技术过程论，必须承认技术形态论。技术本来就有多种形态，产业技术是技术完善化的形态。只有产业技术，才能制造出产品和服务，并形成现实生产力，真正显示出技术的社会功能。

产业技术是真正进入生产过程的技术，与生产技术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仅在技术上是成熟的，而且是经过技术系统整合以及经济核算和制度规约的技术。产业技术作为技术的终极形态，它由生产技术转化而来。在转化过程中，生产技术与经济、制度和文化等要素发生作用，其质的规定性不断变化，最终演化为产业技术。展开来看，技术社会化的具体环节表现如下：

系统整合。一项生产技术转变为产业技术，首先要进入并经过复杂的技术系统的整合。整合意味着设计和试验，只有经过反复设计和试验，才能够与其他技术匹配、契合，才能够实现技术目的，生产技术由此改变了自身的形态，成为产业技术。比如，一项新技术加入产业技术系统，要考察技术之间匹配的各项指标，以此确定最佳生产工艺方案和装配标准；要改进并完善技术系统结构，以便确定最佳工艺路线、工艺规程和工艺装备，等等。系统整合表现为新技术与已有技术的结合，最终把生产技术彻底转变为现实可用的产业技术。

经济核算。经济核算就是针对新技术产品的市场前景进行测算和成本分析。任何新技术的采用都包含着收益最大化的功利目的。相对于已有的技术而言，采用新技术如果没有带来边际收益率的增长，新技术不可能被采用。因此，生产技术转变为产业技术要经过经济核算，要针对采用新技术所需的原材料、人力和资金投入进行成本概算；同时，还要对预期销售收入进行测算。在收益率为正的前提下，根据用户的反馈意见，对产品结构、产品性能和产品包装进行改进，以期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

制度规约。在一定意义上，产业技术自身所展现的技术规定性表现为一种规则体系。对一个产业而言，如何组织生产、如何进行生产，在技术上有其惯常的做法，这些做法在现实中是有效的，为同行在解决此类技术问题时所遵从。这种规则体系是一种基于技术本身内在要求的制度性的约束条件，因而它也构成了一种制度规定性。当然，产业技术的制度规定性不只来自技术本身的设定，还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实现技术目的必须遵从市场规则，市场规则为技术活动设定了框架。尽管是一种相对间接的制度性规定，但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创新，使生产技术转变为产业技术，创新激励制度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即创新激励制度等间接性的制度要素是产业技术形成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割裂开来。鉴于此，生产技术转化为产业技术要经过制度规约，规约意味着限定，限定既是某种束缚，也包含着激励性的制度安排。

1.4.2.2 技术创新扩散理论

熊彼特（J. A. Schunipeter）是技术创新理论的创始人，他认为技术创新扩散是技术创新的大面积或大规模的“模仿”。斯通曼（P. Stoneman）则认为：技术创新扩散是一项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推广，一项新发明的技术只有得到广泛应用和推广，才能以物质形式影响经济。技术创新扩散理论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形成包括传播论、学习论、替代论、博弈论、诱导论等在内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传播论认为，技术创新扩散的过程就是信息传播的过程，信息传播将会促使潜在的采用者改变其行为，变为现实的采用者。传播论的代表人物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在其经典之作《创新的扩散》中认为：技术创新扩散是创新技术在一定时间内，通过某种渠道，在社会系统成员中进行传播的过程。信息传播的渠道一般有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两类，大众传播是通过媒介进行的，人际传播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新技术拥有者向他人传播信息时往往会组合运用各种传播渠道。信息传播的模式通常分为直接传播、间接传播和多级传播。一项新技术刚进入市场时，往往最先采用直接传播模式，因为较少有人了解此新技术，扩散速度缓慢；随着时间的推移，釆用者在不断增多，这些采用者也变成新技术的供应者和传播者，间接传播和多级传播增多，创新扩散的速度大大提高；但新技术的扩散到了一定时候，随着潜在采用者不断减少，市场需求趋于饱和，扩散速度就会下降；因而，技术创新扩散过程随时间变化呈现“S”形曲线。

学习论认为，技术创新扩散的采用者在得到新技术信息后不会立即采用，其间还有一个学习消化的过程。曼斯菲尔德（E. Mansfield）指出，技术创新扩散过程主要是个模仿的过程，但模仿不是简单模仿，模仿中有创新，是一种高层次的学习。戴维（P. David）和戴维斯（S. Davies）把技术创新扩散中采用者的采用行为视为是一个“刺激——反应”过程，即当新技术施与潜在采用者的刺激达到某个临界水平时，潜在采用者会就采用新技术做出某种决策。斯通曼（P. Stoneman）强调，潜在采用者采用新技术时，过去的经验会影响潜在采用者现在对新技术采用效果、不确定性和风险的预期，由此影响到潜在釆用者的采用决策。

替代论认为，新技术对老技术的替代是技术创新扩散的主要表现。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描述技术创新扩散的替代：著名的Fisher-Pry时间替代模型，认为技术替代是两种技术（产品）竞争的结果，新技术逐步替代老技术；哈格斯特朗（T. Hagerstrand）构建出一个空间替代模型，将空间作为一个影响技术创新扩散的重要变量，研究空间距离的远近如何作用于新技术的扩散，并且运用数学工具来描述、预测新技术扩散的过程，为技术空间扩散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博弈论研究的是：当各个决策主体的行为相互间发生直接作用的时候，如何决策以及决策如何均衡，即当一个主体的选择受到其他主体选择影响时的决策问题和均衡问题。首个在创新扩散过程研究中引入博弈论的是Reinganum。他认为：当一项创新技术被引入市场，采用创新技术的收益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任一时间创新技术的采用程度决定于采用创新技术的收益与成本相等的均衡。创新技术采用越早，其采用收益越高。随着已采用创新技术用户数量的增加，采用创新技术的收益将下降。但创新技术采用越晚，其采用成本越低。垄断博弈均衡会导致潜在采用者不同时期釆用新技术，从而可以得到一条关于时间的扩散曲线。

对农户技术采用诱导因素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观点：一是经济收益诱导农户采用新技术，二是资源禀赋诱导农户采用新技术。持经济利益诱导农户技术采用行为观点的代表理论主要有Bogors、Cochrane的技术踏车理论和Kislev、Shchori-Bachrach的新技术比较优势理论。技术踏车理论认为，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受获取利润的驱使，有着较高收益期望的农户往往会先行尝试新技术。新技术的采用，一方面让先采用农户获取了超额利润，另一方面增进了未采用农户对新技术的了解和接受，降低了后来者技术采用的风险，于是采用新技术的跟随者大量出现。随着采用新技术的农户增多，新产品供给增多导致价格下降，之前获得的超额利润逐渐失去，农户于是又开始新一轮的寻求可能带来超额利润新技术的过程，如此反复形成周期性，这就是农业技术“踏车效应”。技术踏车理论的要义就是：农户要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只有不断采用农业新技术，不采用新技术，就要遭受亏损以及承受被淘汰的风险。这造就了一种既有动力又有压力的农户自愿采用新技术的驱动机制。类似于技术踏车理论，比较优势理论也强调技术采用决策过程中的比较利益原则。农业新技术首先被有经验的熟练生产者所采用，在他们的成功实践示范作用下，未采用农户了解了新技术，对新旧技术进行比较，强化了收益预期，减少了新技术采用风险，从而改变了为采用农户生产函数中的技术变量权重。由于不同农户的情况和学习过程不同，权重变化的程度也不相同，于是产生了区域内农户技术采用先后和速率的差异。资源禀赋诱导理论认为，农户选择和采用新技术的动力取决于所拥有或可获得要素的稀缺程度。在劳动充裕、土地稀缺的经济状况中，农户将会通过新技术的产业来提高土地生产率。资源禀赋诱导理论将技术作为特定条件下农户发展生产的关键变量，对农户自下而上的技术采用过程做出了解释，为技术创新的农户需求决定论提出了依据。

1.4.2.3 农户行为理论

农户行为的研究在西方主要有自给小农学说、理性小农学说、有限理性学说三个流派：

自给小农学说。恰亚诺夫（A. V. Chayanov）认为，农户这种血缘统一体单纯地以满足自家消费为目的，形成了独特的决策行为体系，有着自身的一套行事逻辑和原则。农户经济依靠自身劳动力而不是雇佣劳动力来发展；满足家庭自给需求是农户生产的主要目的，而非为了追求市场利润最大化而进行生产；农户为了生存往往亏本也要继续经营，因此他们的行为可说是非理性的。波兰尼（Karl Polanyi）对资本主义经济学将市场、利润的追求普遍化和将功利的“理性主义”世界化的分析思路与方式进行了批评，提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之前，经济行为都是建基于社会关系的维系，而不是市场竞争和利润追求的驱动，因此，要将相应阶段的经济生产作为社会制度过程开展研究。斯科特（James C. Scott）追随恰亚诺夫、波兰尼的研究思路，提出了风险厌恶理论。他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指出，农户厌恶风险，“规避风险，安全第一”是其决策行为奉行的原则，他们通常做出回报较低但较稳定的策略，而不是回报较高同时风险也较高的策略，只为避免可能遭遇的经济风险。在采用新技术这一方面，农户除非能获得立竿见影、确保无误的经济效益，否则不会轻易接受新的技术和生产模式。农户的风险厌恶心理影响着新技术的扩散和应用，厌恶程度与其收入和财富呈负相关关系。

理性小农学说。舒尔茨（T. W. Schultz）是此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可以把传统社会的一个个小农看成是一个个资本主义的企业，他们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因此要用分析资本主义企业的经济学原理来研究小农的经济行为。小农是传统农业技术状态下有进步精神并最大限度利用了生产机会和资源的人，他们按照经济理性行事，为了获得最大化利润，在开展生产时总是很好地考虑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关系。波普金（Saimial Popkin）进一步发展了舒尔茨的观点，在《理性小农》一书中同样指出，不能认为小农的行为没有理性，小农在市场活动、政治活动中都进行着理性的投资。在农业生产经营上，小农对利润的追求绝不亚于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把小农的农场比作资本主义的“公司”是最合适不过的，他们总在追求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入，在权衡了利益与风险之后做出理性选择。

有限理性学说。黄宗智等人则认为，长久以来小农都是介于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行为混合体。小农一方面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另一方面也是追求利润的计算者，在经营规模较小时主要考虑的是维持生计，在经营规模较大时则追逐利润的最大化。中国的农户就是这种行为混合体，在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家庭劳动结构的制约下，他们的生产活动以家庭为主导，生产动机融合了维持生计和追求利润最大化，可以将他们的理性称之为“有限理性”。艾利斯（Frank Ellis）也认为，农民是否理性取决于自身属性和外部环境因素，在信息、投入、产出等多数要素具备时，农民就会理性行事，否则就会做出非理性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