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干地区的丝绸之路遗产

［塞尔维亚］莉莲娜·马尔科维奇 张逸农 译

（塞尔维亚大学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蚕桑从远东到达极西点，我们尝试为这一过程罗列出若干重要的节点。本文将运用跨学科的方法，以便在文化、历史和经济等领域之间建立起更好的互联关系。我们将回顾丝绸及丝绸生产在各大陆间传播的简要史实，在此基础之上讨论将丝绸视为输入性文化遗产的未来可行的管理方案。

我们紧扣我们的先行研究成果以及丝绸本身的重要性来研究问题，因为丝绸整合了文化、历史、经济和工业遗产等领域内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从这一部分入手来详细阐述我们的先行研究成果，以便于通过新的案例研究来检验我们的假设及其普适性，我们也计划将研究范围扩展到所有参与丝绸生产的欧洲重要国家，在未来我们将使用相同的研究框架来进一步区分各个国家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本文讨论的主要问题如下：

（1）丝绸如何来到塞尔维亚？丝绸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2）对于从业人群而言，蚕桑业及其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有多重要？

（3）在我们的案例中，丝绸生产中的外源与内生背景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4）作为一种特殊的遗产，丝绸应该用什么样的叙述方式来讲述它的故事？

（5）什么类型的管理模式有助于丝绸的复兴？

一、丝绸洲际传播和生产的简要历史

最古老的丝绸实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850年至前2650年（中国北方、长江流域）。这些发现主要是基于丝绸实物的考古证据，这些证据将我们引向丝绸生产的主题。汉森指出，中国人的确是世界上第一批制造丝绸的人，并且时间可能早至公元前4000年。据杭州丝绸博物馆的介绍，最早出土的丝绸碎片可追溯到公元前3650年，来自中国中部的河南省。而更早的案例仍受到中国以外的专家的争议和怀疑。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至少在公元前2850年至前2650年之间已经出现首例丝绸实物，这一点是全球性的共识。

即使我们认可任何前述的日期，但依然缺乏有关丝绸生产的信息，在当时更谈不上工业级别的丝绸生产。费德里科在谈及从中国经由丝绸之路抵达极西（希腊和罗马）的丝绸贸易的起源时指出，在早期要让长途贸易有利可图是代价高昂的。如果我们试图想象当时所有的物流和运输都主要是依靠动物来通过那些险恶的自然地貌，通常是缺乏明确标志的路线，从这一片沙漠来到那一座高耸的山峰，那么之前所提到的高昂代价将更清晰可见。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商人和旅行者所进行的冒险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查尔斯·布莱克莫尔于1993年穿越塔克拉玛干探险的纪实稍做说明。他的队员和骆驼穿过沙漠从楼兰到达喀什噶尔西南部的梅尔克，在59天里完成长达1400公里的行程，这就意味着平均每天要走超过21公里的路程。这种与沙漠沙丘的比拼是非常艰苦的，因此很多时候一天连走16公里都不能完成。不过，当他们在平坦的砾石土壤上行走时，他们每天可以完成24公里。

尽管对蚕桑存在着诸多严格的保密措施，但在种种严禁措施之下，每一种秘密的东西的背后仍然出现了走私者。根据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研究，我们可以识别出走私丝虫的几个方向，蚕桑实际上通过不同的渠道来到诸多地区。公元前200年左右，中国移民抵达韩国；而第一个向西的方向则可能是和田。费德里科指出，在公元前1400至前1300年的一些印度文学中，丝绸生产在印度已经被提及且为人所熟悉。这可能是某种不同的丝蚕，一种野生的能够产生柞蚕丝的种类。在关于1830-1930年丝绸工业经济史的书中，费德里科综合此前诸多关于丝绸传播方向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成果后指出：

丝绸生产的下一波传播开始于公元300-400年。在中国，蚕桑业向南移动到其中心地区（上海附近），此地区在11世纪后成为该国的主要产区。与此同时丝绸生产也在日本开始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从中国进口而来的，尽管日本某些带有民族主义的传说并不支持这一点。公元552-556年，蚕桑业到达地中海沿岸。趁代表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在波斯执行任务的机会，两名僧侣将蚕卵走私出了波斯。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蚕桑停止了进一步向西传播，其中的原因可能更多的是由于经济条件恶劣而不是因为拜占庭皇帝企图垄断它。最终，穆斯林将蚕桑带到了西班牙（9世纪）和西西里（11世纪）。从那里开始，它顺着意大利半岛向北缓慢行进，在15和16世纪遍布意大利北部地区。桑蚕于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抵达法国，但大规模的丝绸生产还得等到两个世纪后才开始。奥地利的情况也是如此。与此同时，蚕桑在中国重新向南移动，并在广州的周围实现了本地化。在17世纪末，即蚕桑首次被发现近5000年之后，丝绸的生产已经扩散到亚洲大部分地区及整个南欧地区。尽管其产量有了大幅的增长，但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里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地理位置并未发生变化。

沿着丝绸之路，借由不同的方式、文化、语言和人群交易了众多的商品，这就是为什么丝路可以看作是第一个通过文化和经济方式提供富有活力的价值观流动的跨国性和全球性走廊。先行成果的重要性在于，我们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中获得的长期性历史发现，在被理解和认可后不断地重塑着其普世性。这种情况发生在相关的诸多人群、文化、环境、自然地貌之间，而联络于其中的毛细管道、小道、小径、路线则在后来被统称为丝绸之路。我们掌握了许多悠久的传统及千百年来文化交流和商品交换中所留下来的历史性表象，但仍然未具备对于这些现象在诸如全球性、跨国性文化和经济上的意义与重要性的认知。除了丝绸之外，在这些路径上进行的平行交流，如语言、宗教、文学、书写、文字、香料、传说、材料、谷物、动物、人群等，使得文化的融合和交流得以实现。就此意义而言，由于其强烈的文化多米诺骨牌效应，丝绸之路称得上是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

二、洲际间丝绸产品的阶段性传播

从波斯到欧洲的第一个丝绸和蚕桑的传播阶段通过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大道（现属于巴尔干的部分地区）于公元6世纪左右出现在东罗马帝国境内。这也使得丝绸出现在整个拜占庭领土——从希腊南部到意大利的卡拉布里亚及中部的地中海沿海地区。这一点对我们的研究非常重要，因为它表明丝绸就其产品而言，是在此时同期抵达塞尔维亚了。唯一需要澄清的是在塞尔维亚有组织的生产痕迹仅可以追溯到18世纪而已。另一方面，又有诸多的信息表明白色以及黑色的桑树自6世纪以来已经出现在巴尔干地区，这也恰好与丝绸产品的第一条传播线相吻合。

第二个阶段来自奥斯曼帝国，从西西里到西班牙，他们在8世纪之后为欧洲和亚洲都带来了跨文化的助力。

第三个阶段发生于15至16世纪的欧洲，这也是欧洲丝绸业和世界纺织业原始工业化的历史开端。

第四个阶段可以看作是工业化水平的蚕桑业的发展，各个国家为规范本国丝绸市场而采取的实际方法和系统措施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这一阶段是由德国、英国及18世纪美国的工艺和制造业的发展所推动的。同样在17和18世纪，原始工业迎来了在全球层面上的动荡和变化，这一点尤其表现在纺织业中，其目的是征服尽可能大的国外市场。

第五个阶段发生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国际性变革集中在贸易、经济增长、新国家的诞生和文化的创造、统一且严格的监管方法等方面。这时研究出对家蚕微粒子病的检测方法。家蚕微粒子病是由一种名为蚕小孢子虫的家蚕寄生虫引起的家蚕病，于1840年左右出现在法国，一开始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广泛传播，然后逐渐扩散到欧洲其他地区以及中东、印度地区和中国、日本。家蚕微粒子病对每个国家造成的损害都极其严重，导致欧洲蚕桑业的崩溃，如法国1853年的茧年产量为20000吨，而在1865年仅有4000吨；亚洲丝绸在欧洲的市场占有份额家蚕微粒子病暴发之后增加到约40%。

第六个阶段是丝绸消失，先是经历了人造丝对丝绸的排挤过程，而“二战”之后石油及其副产品的大量使用加速了丝绸的消亡。

这些阶段反映了丝绸实用性能的变化，也表明丝绸生产方法的改进应当归功于对其需求的不断增长，直到远较天然丝更为便宜的人造丝的出现为止，当然并不能说是后者完全替代了前者。

三、影响世界丝绸市场的全球轨迹

从15世纪到19世纪初，在世界经济层面上，丝绸不论原材料还是最终产品的总产出和贸易量都呈指数级增长。正如芬内尔·马佐维提到的，纺织品总体呈线性发展，尽管有过短期下滑，当然这与世界各地区的政治、经济、人口的发展趋势有关。直到15世纪的早期现代化（或称原始现代化）时期，即从丝绸传播的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期间，与纺织品生产有关的流程和活动支撑起了农业部门以外的最大的工人群体。封建制度下的商业资本时代允许将区域分散的经济融入“更广泛的国际商品网络”中来，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早期交易中可能出现的多重转型”通过在商人、贵族、生产者、消费者等利益方之间的生产联系促进了市场的发展。15世纪到18世纪这段时期是以小规模生产为主要特点，也被认为是有组织的纺织（以及丝绸）生产的开始，在此之前都是以非常分散的经济形式呈现。正如休斯顿指出：“传统的当地手工艺一直存在于农村地区，但在15世纪到19世纪期间许多地区出现了新的经济发展，这一点现在正引起研究者相当大的关注”。这一时期的特点还包括“农村手工业得到扩张而在技术或生产规模上并没有重大变化”，因此作为一个发展阶段可以称之为原始工业化，即“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主张“原始工业化”的学者旨在解释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社会的转型，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世界。此外，休斯顿等人指出：“借鉴古典经济理论可知，较之当地市场，海外市场能够更有效地吸纳生产资源，有人认为外贸不仅仅是原始工业化的‘仆人’，而且实际上更是其‘增长引擎’。”由于贸易被视为原始工业的增长引擎，我们将进一步阐发先前研究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影响纺织和丝绸市场内部和外部的动态。就欧洲纺织品市场和国际活动的主要参与者而言，我们可以识别出英格兰人、荷兰人、西班牙人、法国人和葡萄牙人，他们试图将市场从该国国内扩展到欧洲，并通过其殖民地进一步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虽然意大利是欧洲最大的丝绸生产国，在此期间生产了欧洲丝绸总产量的一半，但其出口方向主要是欧洲市场，其后才是针对其他世界市场专供精英消费的精致丝绸产品。1580年，那不勒斯王国和那不勒斯市政府利用一个名为Concordia（字面义为“和谐”）的协议对该国的蚕桑生产部门进行监管，规定在王国内生产的所有生丝（线）必须运送到首都，并在那里加工以便出口丝线和纺织品。即使作为主要生产国，意大利仍然从黎凡特以及亚洲其他地区进口生丝。在16世纪，西班牙试图将蚕桑市场与其在南美洲的殖民地结合起来，因此向当地人介绍了蚕桑，但也狡猾地剥夺了当地人对纺织品的传统知识，以满足其特定的市场品味和需求。西班牙人在菲律宾招徕华人群体以期形成中国—马尼拉—西属美洲的三角贸易路线的企图虽然一度受挫，但在17世纪里代表着中国丝绸出口的主导方向。在原始工业阶段，交易往往基于与其他国家不同类型的产品，并且表现为大量的出口带来大量的资本，包括黄金、白银、钻石、奢侈品、金币等。一般来说，地中海和巴尔干地区的国家除了生产棉花和羊毛外，由于气候适宜还发展了丝绸生产，同时还生产其他特殊类型的天然纺织品，诸如一种出自地中海植物金雀花的纺织品。若论及产地，欧洲丝绸生产主要沿着地中海沿岸和巴尔干地区，而亚洲的丝绸生产则遍及各地，从中国、日本，到中东、中亚和印度，在19世纪扩展到新的地区，如中国华东的无锡和印度的克什米尔。英国、荷兰和其他北方国家在国内羊毛和棉花的生产上投入了大量精力，由于受限于当地的气候条件，生丝则通过进口获得。在丝绸纺织品等贸易方面，亚洲和欧洲在原始工业阶段有着很强的相互关联。欧洲是亚洲商品的主要进口国，而后将其出口到其他大陆。在交通选择方面，纺织工业强烈依赖丝绸之路、撒哈拉大篷车之路等陆路交通以及后来的前往殖民地或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印度及其他亚洲滨海地区等非殖民地国家的越洋运输。欧洲几乎不可能达到亚洲丝绸生产的水平，主要是因为文化差异。换而言之，亚洲国家和人民一直强烈地关注其传统、身份、意义、仪式、社会价值观以及纺织品的时尚和品味，这些都影响到整个亚洲的需求。出于这些因素，亚洲人总是喜欢自己的纺织品，这就意味着欧洲布料在亚洲市场所占的比例很小。此外，亚洲市场一直以内部市场为基础而将出口排在其后；与之相反，欧洲国家一直在寻找新的市场——主要是外部市场。双方的差异性也同样表现在人口统计、空间和领土等事实上。在讨论欧洲和亚洲贸易时，马扎奥威指出：“欧洲与亚洲的贸易表明，亚洲市场对西方商品的需求疲软。亚洲布料生产商凭借其先进的技术、高超的技能、廉价的劳动力和完善的分销网络，在与欧洲出口商的竞争中享有优势。”不仅是技术和经济组织，还有文化也有助于引导纺织品的消费，“该地区作为市场社会，无论是用来显示政治或种族地位，还是用作礼仪物品，都刺激了传统丝绸和棉制品的消费”。各方面的原因使得亚洲贸易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坚实和强大，因为内部供应满足了内部需求，而且通过出口创造了附加价值。原始工业市场的相互依赖性很强，因此一个市场的购买力会影响到另一个市场的价格升降。在发达的原始工业阶段，各国采取基本的自我调节措施来保护内部市场免受价格倾销。例如，英国，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面向殖民地市场的出口虽然高度依赖于商人，却创纪录地实现了最重要的增长。这就是得益于保护主义措施和生产的平行扩张，“来自低成本生产商的中等质量产品在美国市场的定价逐渐走高”。奥斯曼的案例与欧洲的原始工业生产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此意义上，根克指出“通过限制私人资本的积累、工匠的利益以及国家对工资和利润的控制，限制了商业对纺纱厂和织工的延伸控制”，指明了方式、参与者和战略。齐扎卡还提到奥斯曼的工业在16世纪下半叶已经感受到欧洲竞争的压力。由于在这个阶段，欧洲国家对原材料的需求几乎在不断增长，主要是因为其内部缺乏在更大规模上生产原材料的能力，因而代之以生产最终产品，这就意味着原材料在国际市场和价格上升方面持续波动。论及当时的相互依赖性，值得一提的是低成本的英国、荷兰羊毛以及印度棉花实际上削减了伊朗的产量，相反地伊朗丝绸价格的上涨对欧洲制造商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因为欧洲大多使用伊朗生丝。直到16世纪末，伊朗被认为是欧洲、奥斯曼和印度市场上优质生丝的主要供应商。里海丝绸出口由亚美尼亚商人控制，伊朗东南部生产地的丝绸则出口到印度，此外的伊朗丝绸产品也主要在外部销售。这种情况经常导致欧洲制造商对意大利以及法国、西班牙的生丝的需求上升。

在原始工业阶段，所有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变革都将引出一套系统解决方案，以对丝绸和一般纺织品生产进行监管。就世界丝绸市场而言，应该注意到的是此变化是由需求的增长而引发的。从17世纪开始，丝绸进入“平民化阶段”，大多数人开始用得起丝绸了，而之前丝绸为富裕的精英人士所独占。丝绸市场的发展正是文化、社会、技术、物流和沟通渠道综合的结果，同时也是在国家框架和新的区域间进行的。费德里科和卡法尼亚指出，丝绸生产在17世纪后没有太大变化，还同样提到17世纪意大利丝绸的主要产区位于北部的皮埃蒙特、伦巴第、威尼托，表明蚕桑业虽然最初先被引入意大利南部，而其后“在近现代时期缓慢地向北扩展”。

四、欧洲的丝绸业

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欧洲工业水平的丝绸生产的开始与现代工业化趋势是一致的。全球工业化促进了世界丝绸市场的发展。在现代之前，丝绸主要是在国家需求的水平上生产和交易的，以满足内部需求的自给自足式生产为主。随着对丝绸需求的不断增长，这一范式开始发生变化。费德里科指出，在15世纪中叶，法国工业蓬勃发展，以至于调动整个国家的原材料生产都仍然不能满足其需求。由于气候和经济方面的原因，许多发展较快的北部工业化国家都无法生产更多的丝绸，结果只能进口地中海地区的丝绸以及来至印度、中国和19世纪中期日本的丝绸。同一作者还提到若干从巴尔干地区（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进口的例子。巴尔干地区的问题集中在这样一个事实上：生丝的购买主要由私营卡特尔操纵，然后在没有标签的情况下推向里昂、米兰等欧洲市场。因此来自巴尔干地区的国家的丝绸在上述市场上被出售给了诸如意大利或匈牙利这样的批发商和最终买家，但并未附上产品有关原产国的正确信息。关于这一点，将在塞尔维亚的实例中得到进一步详细讨论。

研究者指出，“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交易量增长了20倍；从19世纪70年代到1929年，贸易价值增长了9倍，大致与世界贸易的增长倍数（丝绸约占1.5%）一样多，世界贸易/产出比例从0.5%增加到0.75%。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这种增长突然中断”。增长中断主要由于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也由于石油（石脑油/原油）提取物聚酯纤维等人造替代品的出现，综合导致了丝绸的世界消费量减少到20世纪20年代水平的60%。“今年秋季对产区的影响各不相同：欧洲和中东的蚕桑业完全消失，日本的产量下降了三分之二，中国仍是唯一的丝绸出口国。”

世界丝绸生产的前述趋势实际上代表了全球化及其发展的主要步骤，其中就包括了人类活动及生活的所有领域在“无国界”范畴上的进步。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在许多情况下相较于内生（基于特定领域的内部资源的发展）因素，全球化发展更倾向于外生（由外部因素诱导或刺激）因素。这种变化有时会导致许多文化和经济的内涵消失或发生重大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可以说全球化是欧洲包括巴尔干地区丝绸生产衰退和消失的“软性”原因之一。

五、丝绸生产——以塞尔维亚为例

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那样，丝绸类织物及蚕桑业的产品通过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和地中海从亚洲到达欧洲。这一过程持续了数百年的时间。丝绸带来了其内在的文化和经济内涵。这些文化和经济内涵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随着丝绸的到来，它们在与任何地域的土著人群接触过程中得以形成并被重塑。因此，自起源于中国之后，蚕桑及广泛意义上的蚕桑业在各个地区都得到了确实的发展。如果没有养蚕，桑树很可能就不会来到欧洲。在讨论培育蚕所必需的白桑树时，可以更加确定这一点。另外也有许多人认为黑桑树是塞尔维亚土著树种。最古老的黑桑树仍然存活于佩克修道院（Pec Patriarchate）中，该修道院已经有700年历史了，是塞尔维亚最有价值的修道院之一，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中的遗产之一。

1. 蚕桑业的第一阶段

根据现有资料，塞尔维亚的第一批工厂建造于18世纪中叶，例如位于北部巴纳特地区的潘切沃丝绸工厂。这是塞尔维亚蚕桑业的第一阶段。当时的巴纳特地区是奥地利军事边界线上的一部分，因此兼具战略和政治角色。根据米乐克的说法，“奥地利军事边界链覆盖了该国从亚得里亚海领土直到1851年的布科维纳边界，巴纳特边界就是这一边界链的其中一环。在哈布斯堡王朝时期，它被构筑成对抗宿敌和瘟疫的防御性壁垒，后者同样也是致命的”。从文化（宗教和语言意识）角度而言，当地的人口呈现高度的多样化，但塞尔维亚人自15世纪受土耳其人的威胁而撤退于此地以来就一直在这里生活。

丝绸生产由莫西伯爵（Count Mercy）于1733年引进，并于1769年在巴纳特边境地区重建，当时生产了528磅蚕茧。缫丝局于1776年在白教堂市（Bela Crkva）和潘切沃市成立。这一时期的工业主要基于巴纳特肥沃土地上的农作物。由于桑树的成功种植，蚕桑业得以于1733年成功引入。正如杜基奇所言：“桑树在过去已经树立起‘诸多城市的灵魂’，可以用来生产丝绸，桑葚还可以用来制作自制白兰地（rakija）和果酱。”这是桑树多用途价值的重要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桑树天然地代表了至今在塞尔维亚仍然存在的文化输入现象，这些现象是不同文化价值层层堆叠而成的矛盾遗产。即使今天的年轻一代不再将桑树与丝绸联系起来，这是因为相较于18世纪和19世纪数以万计的种植桑树，今天这些树木已经几乎被砍伐光了，但这些文化内涵对于未来依然非常重要。

2. 蚕桑业的第二阶段

对于塞尔维亚极为重要的蚕桑业第二阶段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及其后所建立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时期。在这个阶段，我们主要利用了来自南斯拉夫历史档案馆的资料。这一阶段的重要意义在于其与欧洲其他地区，甚至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全球丝绸市场上的蚕桑业发展在时间上逐步重叠。丝绸之路之名也出现于该时期，同时引发了西方第一次针对该主题更为广泛的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热潮。在此意义，蚕桑业和丝绸之路当时正达到全球利益与现实的高潮和顶峰。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王国（KY）的蚕桑业分为三种类型：国家、特许（私营）和自发散养类型。

国有蚕桑业在伏伊伏丁那、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达尔马提亚以及黑山的领土上延伸。所有的工厂都是国有的。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南斯拉夫王国的蚕桑业已经被提升为一种社会性而非仅仅是营利性的工业门类，其目的是为最脆弱的人群即最贫穷的农业人口提供机会以换取更多收入。通过养殖蚕虫，他们可以在获得农业收入之前（蚕茧销售季节是6至7月，在其他植物收获之前）获得额外的收入。因此，整个国家的蚕桑业组织都针对性地指向桑树的种植和栽培。人工种植的桑树大多位于集体区域和公共区域，种植过程得到国家预算的支持。桑树叶免费供农民使用，用作蚕种繁殖过程中的消耗性饲料。国家为所有对此感兴趣的人分配了免费的桑树苗和蚕种。最后，国家以符合世界市场的价格购买蚕茧，于进一步加工成最终面料。在整个南斯拉夫王国有24个购买蚕茧的站点、10个有约30万株5年以下树龄桑树的育种所，甚至还有70万株沿着街道和公共道路种植的桑树。与此同时，超过2.5万个家庭从事蚕桑养殖。国家蚕桑业的最高领导者是位于诺维萨德的国家蚕业部（DS），其使命是在南斯拉夫王国全境推广蚕桑业。蚕业部下辖超过15个国家管辖区，向其中9个提供了著名的佩雷戈里诺炉，用于丝绸加工中的“晾晒蚕茧”工序。每一个管辖区域都代表一个丝绸中心，其区域包括20至40个市镇。

只有两家特许经营公司经营蚕虫养殖。其中一个是克罗地亚农业银行，覆盖整个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和梅杰莫耶地区（今属克罗地亚的部分地区）；另一个是位于拉波沃（塞尔维亚）的丝绸协会，该协会覆盖了塞尔维亚的二战前所属领土。自发散养的蚕虫只存在于南斯拉夫王国的南塞尔维亚地区（即今天的北马其顿共和国）。

由于两个部门都正式负责这个行业，整个国家的蚕桑业发展反而受到了阻碍。农业和水利部（MAW）通过中央丝绸管理部门负责桑树生产和从生产者手中购买蚕茧的工作；贸易和工业部（MTI）通过公共丝绸工厂负责丝绸的进一步加工和销售。带来的挑战就是，给蚕茧确定一个预定价值的是一个部门（MAW），而为最终产品确定投入价格的却是另一个部门（MTI）。随之而来常犯的错误就是要么过早确定价格，要么长时间延误，最终都导致丝绸销售时缺乏完整的平衡信息。此外，对生产周期的监管不到位也导致产出水平低于计划。不能降低生产成本，导致国家和生产者总是出现亏损。若干年来，政府的部长联席理事会以及两个主管部门一直讨论可能的改革方向，直到1924年蚕桑业才统一归并到贸易和工业部（MTI）管理。蚕桑业遇到的第二个挑战，反映在某些地区蚕桑业受到特许经营的阻碍。根据贸易和工业部长的观点，特许经营滞缓了这个行业的发展，因为一些地区的采购受到垄断限制，并不根据国内和国外贸易行情来进行市场预测。特许经营者还从事对外贸易。作为个体公民，他们对产品带来更大的社会效益不感兴趣。他们以个体利益为驱动，出售无标识的国产丝绸，并在国外丝绸市场上声称是由意大利或匈牙利所生产的。在由贸易和工业部统一管理蚕桑产业后，南斯拉夫王国开始在国际市场上成功出口丝绸，国有工厂生产的所有产品都出口到国外，主要出口里昂、米兰和苏黎世。

良好的气候为蚕桑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实际上，在塞尔维亚北部的伏伊伏丁那，没有一个市镇不养蚕。人们认识到蚕桑业是南斯拉夫王国最重要的国有工业之一。仅位于斯洛比亚北部三处最大的工厂每年就能够生产100-150万吨的生茧，这意味着大约400-500吨的干茧。表1列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塞尔维亚三家主要的丝绸工厂生产情况。1928年，南斯拉夫王国的丝绸生产在欧洲排名第三，并拥有高品质的蚕茧。由于质量优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塞尔维亚的丝绸产品受到高度重视，即使其最终售价通常高于该产品的库存价格。

数据来源：南斯拉夫档案馆。

因为贝尔格莱德的国家图书馆主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了轰炸，导致缺乏相关信息，我们无法确定这个行业在战争中遭受了怎样的损害。

3. 蚕桑业的第三阶段

这一阶段始于1946年。1945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FNRY）成立。作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南联盟开始发展计划经济，强调逐步发展冶金、采矿等重工业。国家对工业化的强烈关注，使包括纺织工业的轻工业陷入困境。而丝绸生产的关键因素，即所谓的“人造丝”出现了。其纤维与天然丝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它是通过化学方式提取石油中的成分而获得的。这是一种从美国开始的全球大规模石油消费范式。人造丝通过价格而非质量逐渐取代了天然丝，因为人造丝远为廉价。然而某些产品的生产依然需要天然丝。

蚕桑业在南联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占有一席之地，计划扩大丝绸原料基地，预计丝茧的产量较之1946年的460吨，增加了150万吨甚至200万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造两个丝绸最终产品的生产设施，每年可获得266吨的产量。一座年产量约为180吨的大型工厂建造在铁托韦斯莱；而诺维萨德的丝绸工厂经过改造，年产量由52.5吨升级到55.5吨。

我们无法在这个阶段追踪到有关丝绸和经济计划的信息。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化学工业的新发展方向在全球范围内无处不在，到了20世纪60年代几乎所有的自然和清洁工业都被取代了。1960年以后，南联盟已经不存在工业水平上的丝绸生产了。

成果与建议

本文综述了关于蚕桑业的研究结果。首先，养蚕业是内生和外生发展方式的结合。由于它本身是外来的，所以养蚕业是一个外生的产业，同时考虑到它将传统知识和外来知识结合在一起，因此围绕丝绸的生产、管理实践是内生和外生的组合。此外，蚕桑产业的组织意味着农业和工业的联系，或者从劳动力角度而言包括农民和工人，因此在将丝绸生产过程连接起来时它仍然是内生和外生价值的结合。通过创新的创造性经济和自然保护，以提高对内生和外生文化以及经济发展的认识（基于特定领域的内部资源与外部因素的诱导或刺激）。应当通过综合方法来规划和治理桑蚕业，以便于管理与丝绸生产相关的内生和外生方面的遗产。

其次，蚕桑业代表一种矛盾的文化遗产，其解释深受文化记忆和演绎者身份的影响。“当下的经验主要基于对过去的具体认知——因此体验当下的方式又受到与之相关联的既往的不同看法的影响（中略），所有的文化遗产都是一种由不同的历史叙事方式所塑造的当下演绎。”矛盾的文化遗产经常开辟出矛盾的话题，并且在叙事方式上很大程度是不受欢迎的，但这恰恰也是未来探索新的管理方案以重新激活文化遗产的关键所在。

第三个重要的成果是，南斯拉夫王国的蚕桑业，用时兴的词汇来说，具有社会投资的重要性，因为它专注于担负起社会就业责任而帮助了弱势群体。

第四，关于蚕桑业的研究发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代表着一种清洁工业的典范，即使在今天这一点也是令人向往的。振兴和重建蚕桑业能对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而后者正是当今最热门的话题。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我们认为运用综合方法统合不同部门可能是丝绸遗产管理的正确选择，即围绕丝绸的新的系统解决方案可以朝着参与性管理的方向发展。参与式管理是对发展中国家社会过渡问题的一种回应。参与式管理通过提高透明度、积极开展多部门合作、公平分配和更多地融入当地等方式减轻对社会的冲击而产生积极的影响。科科维奇还为文化遗产管理提出了新的系统解决方案，使其更具有价值。这种解决方案实际上连接了其他形式的旅游业——因此被视为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贡献者。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新价值创造的遗产管理新的系统解决方案包括三个建议：

第一，与管理选择有关——文化遗产的参与性管理与利益相关者形成战略伙伴关系。

其次，与创造基于文化遗产的新产品有关。这可以通过其他形式的旅游来实现，这种旅游形式通过综合方法来处理矛盾的文化遗产，即丝绸业的外生/内生技术。

第三个建议涉及文化遗产和风险管理以及游客管理，以保证丝绸遗产和人的安全。这意味着其他形式的旅游，如文化旅游将被视为丝绸文化遗产及其复兴的主要贡献者。由于旅游在创造新产品时依赖于不同的叙事方式，因此这些叙事方式应该与丝绸周边的叙事方式更好地联系起来。

最后，蚕桑业作为一种清洁工业在20世纪初被视为担负社会就业责任的工业领域，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重建这个行业将意味着总体上对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同时也有利于将丝绸业视为重要的文化遗产而加以可持续发展与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