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没有上帝的社会
——阿扬·哈尔西·阿里[27]
如果对上帝的信仰若有若无，出席教堂礼拜的频率极其低下，宗教在日常生活中明显被弱化和边缘化，这样的社会该是什么情形？如果人们不再祷告，不再关心灵魂的救赎，不再向孩子们灌输对耶稣的强烈信仰，这样一个相对世俗的社会总体状况会如何？因为最近旅居在一个这样的社会里，我可以非常自信地回答：没有骚乱，没有自私，没有犯罪，社会也没有堕落。正如我在引言中所说，尽管丹麦和瑞典相对世俗化，但是两个国家并不是腐败与无政府状态的堡垒。实际上，正好相反，它们是令人赞叹的和谐社会的典范。
宗教信仰或者信仰的缺失与社会和谐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这个观念已得到认可。难以明确地认定世俗主义总是有利于社会，而宗教信仰总会对社会造成危害。然而，反过来，同样无法佐证这样的观念：世俗主义总是会对社会产生危害，而宗教信仰总是有利于社会。确实，在某些情形下，宗教信仰为建立和谐、繁荣和幸福的社会发挥着强大而积极的作用。当我们思考哪些因素促进了美好社会时17，必须承认宗教信仰可能是一股积极的力量。比如，在美国，宗教理想可以有效地制衡猖獗而泛滥的狂热个人主义。美国的教会是社区的中心，既提供咨询服务，也是日托所。大量的研究表明具有温和信仰的美国人比没有信仰的人感到幸福，对生活和婚姻感到美满，家庭关系亲密，几乎从不悲观厌世。[28]纵观历史，为孩子们建立学校、创办大学，为病人创立医院，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所，关爱孤儿和老人，反对压迫，完善法制，维护秩序，发展民主，这些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有时正是深入人心的宗教虔诚以及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圣经》的依赖。然而，在另一些情形中，宗教也可能并无积极的社会影响。在特定的社会里，宗教往往是紧张局势、暴力、贫穷、压迫、不平等和动乱的主要诱因之一。放眼世界各国，你会发现对上帝的普遍信仰以及深厚的宗教虔诚并不一定能确保实现社会和谐。[29]毕竟，世界上许多最虔信的国家同时也属于最危险、最贫困的国家。相反，在某个国家，人们对上帝信仰的普遍缺失，或者说宗教情结的低落，并不一定是社会毁灭的魔咒。事实上，世界上大多数无宗教信仰的民主国家都属于繁荣和成功的国家。
我要关注的正是上述最后一点，也是本章想确立的论点：世界上一些宗教信仰最淡薄的国家，尤其是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同时也位于最繁荣和成功的国家之列。在这里，我要彻底澄清一点：我并不是主张，宗教情结的低落直接造成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令人仰慕的高度社会和谐。有人理所当然地以此作为例证，认为人们对上帝和来世的关注越少，就越注重用理性和世俗的方式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难题，而正是这一点开启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们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这不是我在这里想要证明的观点。恰恰相反，我只想冷静地反驳当今甚嚣尘上的断言：没有宗教信仰，社会必将灭亡。
如果你已闻到我的斧头在这里开始砍伐的气息，说明你的嗅觉非常灵敏。我承认我确实觉得，个人有必要对“没有宗教信仰，社会必将灭亡”这一观点进行质疑和明确地反驳。之所以值得质疑是因为，避开它是无用的社会科学不谈，它还经常成为美国一些公众人物和有影响力的基督教保守派人士高调的政治宣言。这些人物并不能代表，也不能传达美国大多数信徒的心声。但是，他们的声音聚在一起就组成了一曲令人敬畏而且特别高亢的合唱，常常能抵达数百万人的灵魂和思想。比如帕特·罗伯逊，一位成功的电视传教者，美国基督教联盟的创建者，他经常批判世俗主义。罗伯逊公开宣称世俗美国人的存在会慢慢地侵蚀社会的基础，如果学校董事会一意推行违背宗教信仰的世俗学科（secular science）课程，上帝的惩罚必将降临。罗伯逊认为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宗教信仰，“结局将是暴政”[30]。此外，根据罗伯逊的观点，任何一个接受并容忍同性恋的国家将“遭遇上帝的审判，承受上帝的暴怒”[31]。还有不久之前去世的杰里·福尔韦尔，也是一位成功的电视传教者，“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的创建人。福尔韦尔公开宣称，正是那些推行世俗主义的美国人激怒了上帝，才导致了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上帝不该被嘲弄。”福尔韦尔在罗伯逊旗下家喻户晓的辛迪加电视节目《700俱乐部》中宣称：“我坚信那些企图把美国世俗化的无宗教信仰者、非法堕胎者、女权主义者以及男女同性恋者——我要指着他们的脸说——正是你们的推波助澜才导致了恐怖袭击的发生。”18
“有道理，”帕特·罗伯逊回应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
最近，基督教保守派传媒专家安·库尔特在她的一本畅销书中写道：如果一个社会不能领会上帝的重要性，它将走向奴役、种族屠杀和暴行[32]；如果达尔文和进化论在一个国家被广泛认可，道德在这里将被抛弃[33]。畅销书作家、家喻户晓的新闻记者和电视名人、保守派基督徒比尔·奥赖利发表过类似的言论：一个没有充分的信仰和精神追求、未能活在“上帝之下”的社会，终将沦为充满暴力和犯罪的社会[34]，成为不法分子肆意妄为的场所[35]。奥赖利进一步指出，世俗社会必定是脆弱而混乱的，在世俗文化里，人们唯一的信条就是“个人满足”[36]。超级巨星、保守派电台和电视评论员拉什·林博曾经指出：如果存在这样一个社会，其中大多数居民不相信自己的行为最终会受到上帝的审判，结局将是“国家的灾难”[37]。保守派权威人士威廉·贝内特曾经说过，与社会弊端博弈，“唯一可靠的应对之策”就是广泛传播宗教信仰；没有了信仰，在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中就失去了“行之有效的强化美德的最佳方法”[38]。对贝内特而言，信仰是维持“社会生命力”的“基础”[39]。保罗·韦里奇是右翼保守主义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创始人，他曾经指出世俗的人权主义者对社会的“生存本身”造成了威胁。[40]19
但是，传播这种思想的人物并不只有保守的美国基督徒。在牛津大学受过训练的哲学家基思·沃德最近声称，缺失宗教虔信的社会本质上是道德沦丧、没有自由的非理性社会。[41]他声称任何对上帝失去虔诚、毫无宗教信仰的社会，都将是背离道德……和自由，并且最终沦为否认人的尊严的社会。[42]当代哲学教授约翰·D.卡普托曾经宣称，失去了对上帝的敬爱和信仰，人只会是自私的野蛮人，由此暗示由多数无信仰的人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毫无爱怜的悲惨世界。[43]
我将在后续的讨论中对罗伯逊、福尔韦尔、库尔特、奥赖利以及其他人的上述言论进行反驳。我要澄清一个观点：在某些社会，宗教观念淡薄不一定导致混乱，实际上它与令人钦佩的社会和谐、繁荣昌盛，以及崇高的道德秩序却密切相关。因为，当我在奥胡斯的小径上骑行时，当我陪同孩子在往返学校的小路上行走时，当我在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欧登塞、戈森堡和锡尔克堡的街道上溜达时，当我在丹麦的海岸边、瑞典的树林里漫步时，当我频繁光顾日德兰半岛的银行、酒吧、烘焙店和书店时，当我在更为广阔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处旅行时，我情不自禁地被那里的社会现实所打动；在那里，宗教的踪迹微乎其微，与此同时社会却非常和谐，运转良好，充满显而易见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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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朝鲜、曾经的苏联或者世界上第一个官方宣布无神论的阿尔巴尼亚，又是什么情景？毫无疑问，这些漠视宗教的国家难以充当和谐社会的典范。”
每当我开始谈起无宗教信仰与社会的和谐以及繁荣相关时，上述言论就出来反驳我。这一言论似乎符合逻辑，因此，有必要作一番详细的回应。
从阿尔巴尼亚开始，我来谈一谈我的观点。
1960年代后期，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独裁者恩维尔·霍查宣布宗教违法，声明阿尔巴尼亚是世界上第一个无神论国家。他禁止阿尔巴尼亚人民给孩子起教名，下令拆毁教堂和清真寺，宣布《古兰经》《圣经》以及宗教圣像为违禁品。任何携带上述物品的人，一旦被抓获将面临牢狱之灾。像大多数法西斯领导人一样，霍查是极其愚蠢的偏执狂。他的政治和经济政策都是灾难性的。在他的一手操纵下，他通过高压统治以及让百姓忍饥挨饿、腐化堕落等手段毁掉了他的国家。霍查死于1985年，从此阿尔巴尼亚的人民不再遭受他邪恶的践踏，但是这个国家目前非常贫穷，公共建设一团糟，社会和谐程度低下。说到没有上帝的社会，这可不是什么令人愉悦的图景。20
朝鲜的情形与之相差无几。它是当今世界上最不自由、最为贫困的国家之一。与发生在阿尔巴尼亚的事件类似，在朝鲜，宗教受到严重的打压，唯一得到真正认可和合法的“宗教”崇信对象是统治者金正日。曾经的苏联是怎样的一番情形？它对宗教充满敌意，在国民中间企图把无神论提到比信仰更高的位置。苏联以镇压、妄想和非正义的手段掀起恐怖运动，最终导致社会陷入可怕的悲惨境地。
基于以上这些看似反宗教和非宗教的国家——阿尔巴尼亚、朝鲜和曾经的苏联——人们很容易提出一个强有力的论点，即每当宗教信仰遭遇践踏，被无神论或者国家世俗主义替代时，这个社会的结局将是可怕的：贪腐、不平等、贫困、自杀、不公正，以及一大堆其他的社会方面、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弊端将接踵而至。总而言之，完全可以说任何国家一旦背离了上帝，都将自食其果。
不能这么轻易下结论。
所有这些所谓的“无神”国家，还存在一些其他的起着重要作用的共性。在案例中的每一个国家，宗教并不是经历了几代人的自然更替后，被它们的人民自身抛弃的。废除宗教是凶悍的独裁者颁布的法令，他们把无神论强制灌输给主观上不情愿、客观上毫无自由的人民。恩维尔·霍查为了支持无神论，禁止宗教崇信，这并不意味着他成功地扭转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心中的信仰和思想。实际上，在阿尔巴尼亚，尽管经历了几十年官方宣称的无神论，对上帝的崇信从未被阿尔巴尼亚人民自己摒弃。最新调查发现，当今90%的阿尔巴尼亚人信仰上帝。[44]在霍查掌权期间，他们把圣书隐藏起来，为了免遭逮捕，假装成无神论者。然而，他们内心对上帝的信仰是牢不可破的。苏联的情形大抵相同。来自苏联占领区的前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民，在数十年间一直屈服于强加的世俗主义，但是今日我们发现人民心中对上帝的信仰之火没有被完全扑灭，在许多脱胎于苏联的国家里，人民的信仰之火甚至更加炽热。[45]例如，目前有96%的罗马尼亚人、摩尔多瓦人，还有93%的格鲁吉亚人和87%的立陶宛人声称信仰上帝。[46]21
至于朝鲜，非常不幸，我们甚至无法了解那里的民意，因为当政的是极权主义政权，不允许社会科学家进行自由的调查研究。
当我们从宗教信仰的角度观察任何一个国家时，我们的讨论就会引出一个至关重要的事项：它是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当宗教遭遇独裁压制时——也就是说，当一个非选举产生的政治小集团或者个别极权主义者操控着国家，试图强制消除人们对上帝的信仰时——这样的国家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宗教虚无。对待这种由政府强制推行的无神论，我们应该称之为“高压”或“强制”的无神论，不能认定人民自己真正丧失了对上帝的信仰。
为了寻找真正的、名副其实的、能够验证的宗教氛围薄弱的社会——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人民坦承不太崇信上帝，不常去教堂做礼拜，不太关心宗教和神学事务——我们必须调研自由、开放、民主的国家，在那里无神论不会在政权的胁迫下强制灌输给不愿接受的人民。在这样的社会里，如果人们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遗忘了他们的《圣经》，不再去教堂做礼拜，不再向耶稣祷告，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认定这样的世俗化是一个有机的过程。也就是说，大多数人民出于自身意愿不再信教。更准确地说，这样的国家才是宗教气氛真正淡薄的国家。我们只有研究这样的国家才能确立以下事实：非宗教国家不是贫困的堡垒，而是恰恰相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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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大规模的或者全国层面的宗教评估，我们能用的最好的方法是民意调研——一个被认为不太可靠以及充满疑问的方法。宗教信仰程度的民意调查常常因为调查方法的缺陷而布满谜团，其缺陷包括以下几点：（1）非随机取样；（2）反馈率低下；（3）不利的政治或文化氛围；（4）有歧义的跨文化术语；（5）肤浅的回答。第一点，如果参与社会调查的人群不是随机抽样的，他们提供的答案对广大民众或者整个国家来说就没有代表性。第二点，涉及低下的反馈率：大多数人对社会调查没有回应。他们挂断电话，把征询邮件扔进垃圾箱，让调查人员吃闭门羹，或者直接绕过站在街角手持文件夹的社会学家。反馈率低下的社会调查可能会得到少数自告奋勇之人风趣的回应，但是不能代表整个社会或国家。第三点是方法的缺陷，涉及特定国家的政治和文化风向。在极权主义国家，无神论由独裁者以官方名义强制推行，被认为不效忠的人会面临风险，个体不愿意承认他们事实上信仰上帝。反过来，在宗教由政府大力推行的国家，被认为无信仰的人也会面临风险（比如沙特阿拉伯或者伊朗），个体不愿意承认他们不信奉真主阿拉。第四个缺陷与有歧义的跨文化术语有关。专有名词或范畴的语意和界定在不同国家的语言之间鲜有准确的翻译。能指（signifiers）如“宗教的”“世俗的”“信仰”或者“上帝”，在不同的文化语境里具有明显不同的语意和内涵。23它们承载着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神学的含义，这种含义是特定的国家和亚文化所独有的。因此，最乐观地看，在截然不同的社会之间进行宗教信仰的跨国比较也有点牵强附会。最后一点缺陷是，由社会调查归纳得出的结论带有明显“肤浅”的特质。试图用民意调查法去辨识人们的宗教虔诚度，这一方法具有严重的缺陷。打个比方，在社会调查中向人们提问：“你相信上帝吗？”——“我相信”这个答案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同人的回答，各有各的含义。事实上，正如我在社会调研中发现的，针对问题“你信仰上帝吗？”，丹麦人和瑞典人在回答“我相信”时所表达的含义与美国人在回答“我相信”时所表达的含义具有本质的区别。简而言之，信仰上帝既是宏大的，又是微妙的，既是私密的，又是开放性的，与文化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仅仅是“我相信”或者“我不相信”这样的回答其实语焉不详，只触及问题的表面。关于宗教的多数调查，都是这种情形。然而，在我们承认上述方法上的瑕疵时，我们依然认为社会调查并不是一无是处。他们确实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尽管信息是不全面的、有限的，或者说是粗浅的。我完全赞同罗伯特·帕特南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必须设法运用能够寻找到的不完美的证据，而不是抱怨它的缺点”[47]。
也就是说，让我们利用最近的调查数据，对丹麦和瑞典低落的宗教信仰作进一步阐释。虽然丹麦（540万人口）和瑞典（900万人口）是两个独立的国家，有着明显各具特色的风景，但是像任何两个现代化的国家一样，它们依然存在相似之处：它们的语言是互通的，它们的地理和历史是相互交织的，它们的经济、法律和政治体系有着显而易见的相似性；论及它们，我们可以这样说，即使不完全相同，本质上也非常相近。[48]它们都同样缺少宗教虔诚也是不争的事实。
我先谈一谈对上帝的信仰。当超过90%的美国人声称信仰上帝的时候，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只有51%的丹麦人和26%的瑞典人宣称信仰上帝。[49]另一项研究发现了更低的比例，报告指出只有24%的丹麦人和16%的瑞典人宣称相信一位“人格神”（personal God）。[50]当询问“上帝在你生命中占何等重要的地位？”时（10表示非常重要，1表示无关紧要），选择7——10的人在丹麦和瑞典的占比分别只有21%和23%——处于世界最低水平。[51]相信躯体死亡之后，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的人所占比例与美国相比同样很低，在丹麦和瑞典分别是30%和33%——而在美国是81%。[52]只有18%的丹麦人和31%的瑞典人相信存在天堂，与之相比美国人中这个比例是88%。[53]只有10%的丹麦人和瑞典人相信有地狱，这是世界上最低的比例。[54]至于相信原罪的人所占比例，丹麦和瑞典在世界排名再次垫底，只有21%的丹麦人和26%的瑞典人相信。[55]关于《圣经》的本质，只有7%的丹麦人和3%的瑞典人相信《圣经》是真实的上帝语录[56]，对应的美国人则是33%[57]。论及宗教事务的出席率（包括婚礼、葬礼和洗礼），一个月至少出席一次的人所占比例在丹麦和瑞典分别是12%和9%[58]，一周至少出席一次的人所占比例在丹麦和瑞典分别是3%和7%[59]。至于祷告，只有21%的丹麦人和20%的瑞典人声称在特定的月份会做几次祷告。[60]只有15%的丹麦人和12%的瑞典人声称有过宗教体验。[61]从不同的国家抽取年龄处于18——29岁的人，提问“宗教是否给予你慰藉和力量？”，只有24%的丹麦人和20%的瑞典人回答“是的”。[62]最近，一项针对丹麦人的调查询问的是：在培养孩子的某些品质时，他们认为哪些目标最重要。其中有87%的人选择“宽容/尊重”，有80%的人选择“独立”，有72%的人选择“儒雅”，有56%的人选择“换位思考”，有37%的人选择“想象力”——但是只有8%的人选择“基督信仰”。[63]24
我可以继续提供类似的调查数据，但是这里的任务不过是想表明：论及各种宗教信仰的接受度，以及教堂的出席率，丹麦和瑞典属于世界上宗教氛围最淡薄的国家。其他一些与之类似的非宗教国家和地区包括捷克、韩国、爱沙尼亚、法国、日本、保加利亚、挪威、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匈牙利、比利时以及荷兰。[64]越南可能也是非常世俗化的国家，但是由于当政的共产党严重限制了个人自由（和社会科学研究），我们无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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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研究社会和谐的指标。丹麦和瑞典以及其他非宗教的社会究竟如何？当然，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宗教虔诚和社会和谐是一个主观性的概念。一个人眼中的和谐社会在另一个人眼里可能就是地狱。我们以体罚为例：在瑞典，从1979年开始，殴打孩子就是非法的行为。这是和谐社会的信号还是病态社会的信号？答案取决于你提问的对象。如果把妇女权益当作和谐社会的特征，也会遇到同样的困境。我可能认为男女平等是一件好事，然而，其他人（比如沙特王子）并不一定赞同。我还认为严厉的强制限制污染的环境法是和谐社会的一个标志，然而国会议员大卫·德赖尔并不如此认为。我还认为识字率高是和谐社会的标志，然而来自顽固的口传文化（Oral Culture）的人并不同意。到此，你应该明白这一观点了：评判社会和谐是一件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的复杂事务。尽管不同的价值取向是无法回避的，我依然要继续推进，在下面提供一系列在许多人看来十分标准、典型的社会学变量/指标，尝试着阐释哪些国家可以说是呈现了最高的社会和谐度。25
每一年，联合国均发布《人类发展报告》，在那份报告中，按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的国家约有175个。人类发展指数从三个基本的人类发展维度出发，衡量某个国家平均的社会成就：健康长寿的生活（通过诸如预期寿命这类指标来评估）；知识水平（通过诸如识字率、入学注册率这类指标来评估）；体面的生活标准［通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这类指标来评估］。2006年，瑞典在世界排名第5，丹麦排名第15，其他一些非宗教国家——包括挪威、日本、荷兰、法国和英国——都排在前20名。
关于预期寿命，在预期寿命最长——意味着人均寿命最长——的前20名国家中，瑞典在世界排名第6，而且预期寿命排名前20的国家几乎都是宗教氛围相对淡薄的国家。[65]关于婴儿死亡率，丹麦、瑞典偕同挪威、冰岛、日本和新加坡在世界的排名并列第1，婴儿死亡率最优/最低。关于婴儿死亡率最优/最低的国家排名，位于前20的国家几乎都是宗教氛围淡薄的国家。[66]关于总体的儿童福利，依据2007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影响儿童福祉的多种因素，从安全和贫困风险到家庭关系和健康进行的调查报告，儿童福利最优越的、世界排名位于前3的国家是荷兰、瑞典和丹麦——这三个国家都是当世最不信教的国家。[67]26
论及财富/GDP，在人均GDP最高/最强的前20名国家中，丹麦位于第4，瑞典居于第8，大多数是明显的非宗教国家。[68]至于经济平等，根据标准的基尼系数，从收入平等的角度看，世界排名第2的国家是丹麦，瑞典位于第4。收入平等程度最高的前20名国家中，大多数也是宗教氛围淡薄的国家。需要引起关注的是，这些经济平等程度高的国家并没有出现经济停滞现象。根据世界经济论坛（论坛对大约125个国家进行排名），瑞典的经济竞争力排名第3，紧随其后排名第4的是丹麦。经济竞争力排名位于前20的国家中，根据国际标准，只有美国（排名第6）是高度宗教化的国家，而剩下的都是弱宗教国家。[69]
性别平等的情况怎么样？联合国制定了性别权力评价标准（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它是一个复合的指数，从经济参与度、政治参与度以及对经济资源的决策和控制力来评价性别平等。根据这一评价标准，丹麦排名世界第2，瑞典排名世界第3[70]，其余排名位于前20位的非宗教国家包括挪威（排名第1）、比利时、新西兰和英国。从议会中女性席位占有率最高这一角度来看，瑞典居于世界第2，丹麦位居第4[71]，排名前20的，大多数是非宗教国家。最后一点，在瑞典，女性贫困率等于或者从某些方面看甚至低于男性贫困率，这使得瑞典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女性贫困率不高于男性的国家。[72]
也可以参考其他一些社会和谐因素，诸如医疗服务。从每十万人中医师人数来评估，丹麦位居世界第9。[73]在结核病发病率最低的排名中，瑞典与加拿大和塞浦路斯并列世界第2，丹麦与澳大利亚、荷兰、意大利和马耳他并列第4。丹麦和瑞典也位于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最低的国家之列。论及教育投资，从教育的公共支出占GDP的百分比来看，丹麦排名世界第4，瑞典排名第16。[74]学院和大学的入学率最高的前20名国家中，丹麦排名第14，居于前20名的几乎都是非宗教国家。[75]至于科技活跃程度，即在某个国家有多少人可以上网成为普通的互联网用户，瑞典在世界的排名是第3，丹麦排名第5，居于前20名的国家大多数是非宗教国家。面临全球变暖的威胁，环境保护是一个国家对此事重视程度的明确标志。根据国际非营利环保组织“德国观察”（Germanwatch）和气候行动网（Climate Action Network）开发的气候变迁绩效指数（Climate Change Performance Index），在努力改善环境条件方面做得最突出、世界排名第1的国家是瑞典，仅次于瑞典排名第2的国家是英国，丹麦排名第3。我们再一次发现，排名前20的国家大多数是明显的非宗教国家。耶鲁大学的环境绩效指数从环境保护法的角度对世界各国进行排名，依据其2006年排名，瑞典以第2的身份进入名录，丹麦排在第7。27
如果对政治和公众人物的清廉程度进行评估，丹麦的清廉程度位居世界第4，瑞典位居第6，排名前20的国家几乎都是非宗教国家。[76]论及对贫困国家的慈善捐助，丹麦排名世界第2，瑞典排名第3，其余给予极贫国家大量援助的前20名国家多数是明显的非宗教国家。这两项指标尤其重要，并值得关注，因为信仰往往与人内心的社会公德和伦理行为有关联。经常引发争议的观点是，缺少了对上帝的虔信和郑重的宗教委身，人将不会有道德努力和伦理倾向。讲到这一点，我们发现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贪腐行为极为罕见，而慈善行为比比皆是——两者都是完善的社会公德的明显指标，却同时出现在十分世俗化的社会里。
犯罪率如何？自杀率又怎样？很多人特意把后者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联系起来。然而，在犯罪率上领先的既不是丹麦也不是瑞典。实际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统计的国际自杀率（2003年），在男性自杀率排名前20的国家中，丹麦和瑞典并未占有席位。然而，必须承认，许多其他非宗教国家确实位列前20名中，其中包括匈牙利、爱沙尼亚、日本、捷克和法国。至于谋杀率，丹麦和瑞典——以及其他非宗教国家，如挪威——在世界上属于排名最低的国家。[77]但是论及其他犯罪指标——如强奸、抢劫或者偷车——绝对公正的国际排名很难甚至无法实现，因为各种有效犯罪统计数据的积累更能表明的是某个国家法制健全、刑事司法制度牢固、保险制度完善、刑事报告程序透明，而非极高的犯罪率。也就是说，一方面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各国人民确实遭遇了入室抢劫和盗车行为——这类犯罪行为在近几年有所增加[78]——另一方面总体暴力犯罪率依然是工业化民主国家中最低的。28
总而言之，论及总体生活质量，根据《经济学人》的生活质量指数（Quality of Life Index），瑞典在世界排名第5，丹麦排名第9。生活质量指数对111个国家进行世界最宜居场所评估，考虑多种因素，诸如收入状况、卫生条件、自由程度、失业率、家庭生活、气候、政治稳定性、生活满意度、性别平等等。在前20名生活质量高的国家中，大多数——正如你现在可以猜到的——是非宗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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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短小而密集的空间里，聚集这些统计信息，我意识到这样做可能有点单调乏味。但是为了表明“没有信仰，没有对上帝虔诚和广泛的崇拜，社会必将灭亡”这一常被追捧的理论毫无实证支撑，我觉得这样做非常必要。我寻根究底后想要确立的观点是，世界上宗教氛围最为淡薄的国家也有可能发展成为最和谐、最繁荣的国家。[79]当然，并不是因果关系。并不是说，无宗教信仰必然导致像丹麦或者瑞典这样的国家成为和谐繁荣的社会。而只是说，宗教的缺失似乎不是一种障碍。
那么，丹麦和瑞典为什么如此繁荣？当然，没有明确而肯定的答案。与之相关的因素可能是它们较小的人口规模，或者是它们历史上的高度同质性，或者是它们集体耕作的历史，或者是它们数世纪与欧洲殖民大国的繁荣贸易，或者是它们福利国家的惊人发展，这些因素通过累进税制把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与对弱势群体的安全保障融合在一起。这些只是一些显而易见的可能性。与之相关的因素也可能是它们独特的气质和特有的文化，例如它们对平等价值观的强烈信仰。[80]与之相关的因素很可能还有数个世纪以来国家赞助的路德宗的影响。但是，要最终解释为什么当今的某个国家比其他国家更成功，是一件非常复杂而深奥的事情，也一直隶属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我所要表明的观点是：有些社会以繁荣与和平为标志，另外一些社会则以贫穷和冲突为标志，其根本原因是历史的、政治的、地理的和社会的，似乎不是精神的。29
信仰上帝可能的确会给个体信徒带来情感上和心理上的安慰[81]，尤其在其痛苦、悲伤和迷惘的时刻。历史已经清楚地表明，宗教参与（religious involvement）和信仰上帝时常激励个体或者文化去推动公平正义与和谐社会的发展。[82]但是依然存在这样的事实：在当今世界，并不是宗教氛围浓厚的国家，而是非常世俗化的国家，能够创造出更加文明的、公正的、安全的、平等的、人道的和繁荣的社会。丹麦和瑞典就是两个光彩夺目的例子。最近，依据各国在国内建立社会公平正义取得的成功，德国智库汉斯-伯克勒尔基金会（Hans-Bockler Stiftung）将各国进行了排名。作为两个宗教氛围极其淡薄的国家，丹麦和瑞典并列世界第1。
这是对宗教化社会的巨大嘲讽——没有更适合的言辞：当我们考察蕴含在举世闻名的伟大宗教中的基本的价值观和道德责任感，比如关心病人、弱者、老人、穷人、孤儿、易受伤害的人，对身边的人施以同情、仁慈和善意，培养宽容、谦虚、诚实的品质，关心社会甚于个体的自我，会发现这些传统的宗教价值观当今已经成功地在非宗教国家得以确立，成为在全国施行的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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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以一次乘车经历作为这一章的结尾。
这是一次非常简单而又寻常的乘行，时间是一个普通的秋日下午，穿行于奥胡斯。但是，正是在这一次短途旅行中获得的一些体会和反思，最终变成了我书写这一章的迫切愿望和动力。30
乘行中的所见所闻带给我这样的感受：我感觉到了真正的美好。这种美好的感觉不是根植于身体内部内啡肽的冲动，而是源自对身边怡人社会的领会与观察。那会儿，我正去市中心赴约，深深地感受到一切都井井有条。安静。美好。汽车干净明亮——不像许多大城市的汽车，又脏又阴冷。汽车也非常准点，按照时刻表在每一站准时停靠。所有乘客都安静地坐着。青少年们安安静静地摁着手机键盘，老年妇女手里紧紧地拽着手提袋。一个小女孩心不在焉地轻轻拍打着她的柠檬绿色的背包带。汽车司机专心地开着车。透过车窗，我看到一个公园，里面长满了树，树叶有些发黄，还略带点儿红色，有人在公园里慢跑。一点也听不到汽车的喇叭声，车流顺畅，有序前行。在去市中心的路上，我们经过了冰激凌店、书店、律师事务所、花店、银行，还有烘焙店。各个年龄段的男男女女安全地在汽车旁边呼哧呼哧地骑着自行车。城市建筑多半没有涂鸦。街道上的垃圾少之又少。每隔几分钟，预制的录音就播报下一站的站名。乘客们先下车，后上车。一切都井然有序。非常完美。
那一刻，沉浸在美好的时光里，我想起了帕特·罗伯逊的那些话，尤其是关于“上帝的愤怒”的话语，以及当人们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上帝感到气愤时，他如何将满腔的愤怒发泄在不服从的国人身上。罗伯逊肯定不是唯一一位拥护这种花言巧语的宗教领袖，从远古时代开始，几乎所有的宗教领袖都在发出这样的警告：一旦上帝被冒犯，或者只是被忽视，他会发飙，我们所有人必受其果。数以百万计的人，尤其是美国人，对此深信不疑。然而，在那一次顺畅而又寻常的乘行中，毫无上帝愤怒的迹象。恰恰相反，一切都非常美好。太平无事之美，安详宁静之美。如果真有一个社会可以用“岁月静好”来形容，它将是相对世俗化的丹麦。
随着汽车继续前行，我的思绪也飘得更远，从帕特·罗伯逊的话语，想到认同并支持他的世界观的数百万人。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把宗教——更准确地说是他们的基督教——当作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唯一源泉。众多的美国人认为如果不严格遵守《圣经》的律法，社会将变得混乱不堪，充满血雨腥风。我心中暗想，要是他们来跟我一起乘车该多好。要是我的美国同胞能够看到这番景象该多好：世俗化的社会——至少是同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及本章开头阿扬·哈尔西·阿里描述的荷兰——不仅有道德、讲伦理，而且稳定、安宁和繁荣。31
诸如此类的想法不断地涌进我的思绪，我发现我想到了美国基督徒特有的对堕胎和同性恋权利的困扰。对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而言，这些是当世最大的社会罪恶。令美国信仰《圣经》的保守派人士倍感苦恼或者忧惧的罪恶之首，不是凭空发动的战争、系统性的贫困、失败的学校、对儿童的虐待、家庭的暴力、营利的医疗、工人低廉的薪酬、资金不足的医院、饱和的枪支以及地球变暖，而是堕胎权和同性恋权利。然而，当我在奥胡斯乘车时，我在想：如果堕胎和同性恋是万恶之首，那么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一定罪孽深重，这简直太有意思了。堕胎在丹麦和瑞典分别从1973年和1975年起已经成为自由、安全和合法的事情。实际上，丹麦是北欧第一个允许任何妇女在孕期的前12周申请堕胎的国家。在瑞典，医生漠视怀孕未满三个月的妇女的堕胎请求，实际上是违法的。如果他或者她对堕胎的请求不能提供帮助，将面临罚款，甚至牢狱之灾。[83]目前，丹麦和瑞典是世界上对堕胎权最宽容和最支持的国家，只有5%的丹麦人和13%的瑞典人谴责这种做法。[84]至于同性恋权利，丹麦和瑞典表现得非常开放和包容，丹麦实际上是第一个承认同性恋为正式的/合法的婚姻的国家，那还是在1980年代后期。瑞典的全国医疗系统甚至覆盖了女同性恋夫妇需要人工受精的医疗费用。然而，尽管如此，丹麦和瑞典的道德秩序即使不比其他国家好很多，也是非常稳定和牢固的。
沿着这样的思路往下思考，我就想到了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的各种社会因素与美国的各种社会因素作比较和对比。美国无疑是宗教氛围非常浓厚的西方民主国家。丹麦和瑞典毫无争议是宗教氛围非常淡薄的西方民主国家。那么，下面提到的事情难道不显得奇怪和值得关注吗？在以宗教为荣的美国，枪支泛滥（尤其是手枪和半自动杀伤武器），刑法制度苛刻严厉，死刑每周都会实施，吸毒者被当成罪犯，数以百万计的儿童和孕妇缺少基础的医疗保障，数以百万计的老人无依无靠，工人薪酬低廉、工时过长，精神病患者流落街头、任其病情恶化，贫困率在工业化民主国家中处于最高水平。但是，在宗教氛围淡薄的丹麦和瑞典——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是无神论的两个国家——找不到枪支，刑法制度相当人性化，宽大而又具有修复功能，死刑早已被废除，吸毒者被当成需要药物和心理治疗的人，男人、女人和儿童都有优良的医疗保障，老人受到精心照料，工人薪酬丰厚、工作量合理，精神病患者得到一流的治疗，乡村地区的贫困率在工业化民主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我对此感到无比困惑。32
这些念头引导我去深入地探索，一个被认定为“有道德”或“有伦理”的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何确立和应用这些称呼？在某个社会里，宗教或者宗教的缺失与道德水准又有何关联？一个被认为有道德的社会，是因为它的人民非常热爱《圣经》（像美国），还是因为它的人民消除了社会中的贫困（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一个被认为有伦理的社会，是因为它的人民定期去教堂做礼拜（像美国），还是因为它的人民向儿童、老人和孤儿提供了资金充裕的、高度专业的护理，以确保他们的生活幸福安康（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当汽车离奥胡斯市中心越来越近的时候，我脑子里塞满了诸如此类的疑问。
到了我的站点，我走下了汽车。
我看到漂亮优雅的女士们和英俊潇洒的先生们在漫步。我看到儿童们手牵着手在聊天。我路过一个沙拉三明治摊点、一家发出恶臭的奶酪店、一家旅馆、一家咖啡店、一家皮肤病医生的诊所，以及一家小小的音响店，从它开着的前门飘出了多诺万的歌声。在一座旧建筑的墙上画着一条逼真的彩色美人鱼，我看到有几只海鸥环绕着它上下翻飞。到处都停放着自行车。此外，我看到一座巨大的像天使一般的女性雕像，丰满性感的乳房由两根细细的金属丝悬挂在街道的上空。一名大学生从她的下方走过，手里拎着六罐装的啤酒。我看到一位老妇人坐在电动轮椅上沿着人行道不紧不慢地前行。我经过一家旧书店、一家面包店、一家7-11便利店，然后走进一家小餐馆，我约了人在这里见面。餐馆坐落在运河边。河水波澜不惊，缓缓地流向附近的港湾，最终汇入大海。33
没有上帝的社会是什么样子？在丹麦生活了一年，还在瑞典有过几次较长的逗留，正如我个人的体验，我认为它是优雅的、安宁的，也是令人鼓舞的社会。在瑞典游览以及在丹麦生活期间，我时常有一种敬畏之感。我在想，像这些现代化的社会，拥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能够运行得如此平稳和公平，这是多么令人赞叹的事情。当然，在非宗教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生活并不是完美无缺。我并不希望留给大家这样的印象：小鸟不会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拉屎；或者，这些社会没有任何弊端。每个社会都有它自己的缺点和裂痕。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天气常常是阴沉沉的，税率是世界上最高的，最近的移民风波导致社会摩擦和文化冲突不断上升，儿童贪吃甜品，自行车失窃率很高，生育率非常低，饮酒到了危害健康的程度。在我居住期间，我个人也见证、亲历以及听闻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比如某个晚上，小偷闯入了我女儿所在的幼儿园（偷盗了一些现金和一台数码相机）。有一天，我所在的银行遭到了抢劫（犯罪嫌疑人在作案后四分钟就被抓捕了）。我们租住的第一套公寓的房产经理，对住房条件撒了谎，导致我们损失了一笔高额的保证金。我一个亲密的朋友——一位牙医，碰巧来自智利——遇到进入诊所但拒绝让他治疗腐牙的病人，因为他们不信任外国医生。我的研究助理很难找到工作，就因为她拥有波斯人的姓名。另一位朋友告诉我，他的女儿最近骑车时受了重伤；一个少年为了偷她的手机，用力猛拽她的背包，自行车摔倒，导致她的头撞到了路牙上。居住在丹麦期间，我从报纸上看到老人在老年公寓里孤独离世的新闻，甚至没有家人或者朋友去认领他们的物品。我还记得一伙巴基斯坦移民在光天化日之下合谋杀死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就因为她与家人不喜欢的一位男士私奔。在瑞典，当我与朋友住在一起的时候，一位朋友的父亲向我讲述了他的看法：他认为美国政府被一个由犹太人组成的阴谋集团秘密地操纵着。从消极的一面来看，有时我觉得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文化有点孤立和与世隔绝。有时候，我感到我无法适应他们苦行僧般的生活，人们几乎从不流露感情，当众落泪是一件羞耻的事情。34
关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消极的一面，我还可以继续絮絮叨叨说上一堆。但是，与主流的友善、繁荣、聪慧、利他主义以及我居住期间体验到的深厚的社会美德相比，这些消极因素简直微不足道。那个下午，在奥胡斯的一次特别的乘行，让我体验到美德在社会各个层面都有所体现。在小女儿的幼儿园里和大女儿的小学里，我每天也能体会到这种美德。带着孩子去看医生的时候，去上芭蕾舞课和体操课的时候，逛商场的时候，在沙滩上享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全裸或者半裸日光浴的时候，我也体察到了这种美德。参加附近的每月举办一晚的啤酒-奶酪男士集会时，我感受到了这种美德。我见证了这种美德，因为我目睹了妻子在受孕之初、怀孕期间，以及生育的时候受到的精心护理（全部免费）。我目睹了这种美德，在市中心一座由公众资助建成的三层楼大厦里，那里被用作创意坊，收费极其低廉，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可以进行绘画、雕塑、编织、缝纫等。每天，当我和同事在大学校园内的咖啡厅享用午餐时，都会亲历这种美德。参观一所大型的心理保健机构时，我亲眼见证了这种美德，那里处处彰显着人道与文明。当我与税务局和铁路系统打交道时，当我与记者、警察、公务员、政治家展开讨论时，当我置身于公共游泳池以及豪华酒店时，当我与各行各业的丹麦人和瑞典人面对面地进行交流时，我在亲历一个社会，一个显然无宗教信仰的社会，但首先是一个有道德的、安宁的、人道的、人心向善的社会。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