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第二部分：西风东渐，东风可不可以西渐

西风东渐，东风可不可以西渐？

—陈明哲

3.2.1　绪论

正如陈博士在本章第一部分所分享的，个人价值在被加以践行之前，仍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接受采访的第二部分，陈博士阐述了他如何践行第一部分提及的两个个人价值观：“自我”和“平衡”。陈博士并未遵从既有的规则，他始终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努力透过自己的工作创造全新和独特的影响力。例如，他的研究问题“什么是竞争”？他开创性地运用“动态竞争”和“文化双融”等术语，并建立了全球华人管理学者社群和王道薪传班课程。就像他的工作一样，陈博士给新进学者的建议也是独一无二、令人深省。

3.2.2　访谈

柯洁：您有过哪些最难忘的教练（coaching）经验，无论是担任导师（mentor）还是被辅导者（mentee）？

陈博士：有幸在我的人生中有许多来自东西方的伟大导师。王念祖教授是“中国与国际企业”计划创始人之一，他明确指出了儒家哲学的理想。所有认识王教授的人，都知道他是如何在华裔美国人的身份中取得平衡的。对我而言，另一个楷模是马里兰大学的统计学教授塞缪尔·科茨（Samuel Kotz）博士，他拥有儒家的教学哲学，重视有教无类，不因学生的背景、能力、种族或其他因素而将其排除在受教的对象之外。“下岗”的概念对于已故的科茨博士而言是不存在的。甚至在我上完他的课10年后，我依然可以在需要时得到他的帮助。此外，马里兰大学的企业和公共政策教授李·普雷斯顿（Lee Preston），教会了我如何成为自己并过得快乐。他告诉我，如果一个人真的对自己有安全感，就可以保持专注，而不为外部压力和逆境所困扰。当我担心研读管理课程所需要的高标准英文能力时，普雷斯顿教授提醒我，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障碍，我们不该让这些障碍改变我们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或者限制我们达到这些目标的能力。

我特别感谢两位导师——爱新觉罗·毓鋆和比尔·纽曼，我在国际管理学会的演讲中曾特别提及他们。在赴美前，我跟着毓老师研习中国经典。在他的教导下，我有机会读到被认为是中华古代哲学顶峰（公元前772～前222年）的16位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的原创作品，让我能沉浸在孙子的著作以及其他浩如烟海的注疏之中，这深深地影响了我的动态竞争研究。

最荣幸的是，在过去的12年间，我与我敬爱的导师比尔·纽曼教授密切合作。比尔·纽曼是“人文学者”的典范，他不仅帮助和指引我作为一位管理学者的职业生涯，而且也引导了我的人生，他的智慧和价值观至今犹存。在很多方面，他比我的许多中国朋友更“中国”，他展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精神，以“中国”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而非一个民族。

柯洁：是什么促使您在顶尖的管理组织担任领导角色，为学术界服务的？

陈博士：答案非常简单，因为这样做对我和他人而言是共赢的。我从东方和西方的管理者和导师那里获得了无法量化的收获，我不仅获得了他们作为伟大思想家的认知，还接受了传承的概念。另外，我希望人们少走一些冤枉路，也就是说，我试图帮助人们在职业生涯经历少一点的苦难。同样地，我总在思考“贡献”的概念，如何为社群和整个社会做出贡献，以及如何在实质上定义“社群”。不得不说，我对社群的定义多年来已变得越来越宽泛。现在，我认为社群是一个比我早期阶段在生活和事业上更广泛的概念。

柯洁：您认为邀请中国商界领袖参与管理的学术社群很重要吗？

陈博士：这相当重要，让我来详细解释。我在试图同时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东方与西方间的沟壑，另一个则是学术与实践的沟壑。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在2010年与宏碁创始人兼CEO施振荣共同创办的“王道薪传班”。王道是中国“人–我–合”的哲学，是统一和成功的想法，是借由道德而非权力的力量。我致力于招募过去和我在教学和研究上有合作关系的西方顶尖学者，如哈佛大学的迈克尔·塔什曼和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伯格曼（Robert Burgelman）。我们像经营企业般运作这个课程。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位同事告诉我：“我会帮助中国的。”于是我问他：“你认识我多久了，5年？你对我的印象如何？”他回答说：“你总是公正的，你总是客观的。”然后，我对他说：“你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企业将促使美国企业变得更强大，或者刚好相反？”我总是用开玩笑的语气解释如何提升全球企业竞争力：当一个企业变得更强大时，它的竞争对手也将变得更加强大。这就是人类社会，甚至就是文明的进步。

柯洁：这似乎透露了你会以更全面的观点看待事情？

陈博士：是的。有件事或许让我的观点开始有别于传统概念下的中国专家，或者做过些研究的中国倡导者。凭借我在中国古典文化的训练，我将中国定义为一种思维方式而非民族。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起点，所以，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原因，我甚至会将动态竞争视为中国哲学与西方社会科学的文化双融。这种平衡的概念与“中国式思维”密切相关。所以对于我来说，中国人传统上被定义为以“中”为核心思想的人，或者“中道”，而不是以中国为主要思维的人。这种差异虽然微妙，但对我如何处理中国管理研究有着重要影响。

柯洁：那么，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这些概念灌输到人们的心中吗？

陈博士：是的。我认为其中一个挑战就是如何理所当然地把最真实的“中国”思想传达给人们。对许多人而言，他们所了解的有关中国的一切，以及他们所认识的中国企业，都与“关系”有关。但是，据我所知，关系只是中国管理中的许多重要概念或理论构念之一，所以这只是一个元素。另一个因素纯粹是从研究的角度来看，西方管理研究的典范已经非常强大，但在我看来，中国管理研究还没有一个较为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

柯洁：您认为邀请中国商界领袖参与发展中国商界的社群有多重要？

陈博士：这也是我更关注商界经理人的原因，因为在学术界，管理研究都是围绕着西方社会的概念。但是，让我举一个正在发生的文化双融的例子，这解释了为何我对“现实世界”管理感兴趣。总部位于美国的林肯电气公司，在内部竞争与合作、社会福利与个人创业，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取得平衡关系，100多年来一直秉持王道管理和文化双融管理的理念。然而，我不认为目前的中国管理研究对知识创造有很大的帮助。例如，两年前我在清华大学上课时提出了一个开放性问题：西风东渐，东风可不可以西渐？

然后，我建议其中一位管理学者，可以研究长城是如何建设而成的，因为那是一个行动之中系统化管理思维极佳的个案。建设长城的整个管理体制，对于今天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认为还没有一个全面性的研究。相反地，在美国，长城已被从不同角度彻底研究过，而管理课程也谈了上百遍！

我们需要走向这个典范，但它必须是本土化的，大多数可靠的中国管理实务是来自那些甚至不用英文写作的人。那么问题就变成了：我们如何才能改变人们的心态，真正从真实的、本土化的中国观点来看，而非从第三者角度来看？

柯洁：您在进行这类研究时，最乐在其中的是哪一部分？

陈博士：首先，我不喜欢主流研究，我喜欢的工作往往是比其他人早几步。举一个例子：动态竞争。我在这个领域投入研究的时候还没有相关的研究议题，而且没有构架，我将其从无到有建立起来。我一直喜欢这种类型的创作过程，从零开始构建。

柯洁：这会进入我要问的下一个问题，关于动态竞争，您最早发表的研究是什么？

陈博士：第一篇发表在《管理科学》，不对，我在读博士班期间发表过一篇，第一篇实际上是刊登在《管理学会杂志》（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MTJ）上，我是第一作者，因为那是我的毕业论文。这两篇文章构成了我动态竞争的第一个研究，就是1992年MS和1991年AMJ中的研究。我后来在《亚太管理期刊》还发表过关于研究过程和研究计划的文章（Chen，2009），主题精炼为“什么是竞争”。

竞争是最落地的话题之一，而我试图严谨地对待它。对于那篇文章，基本上可说它是非常容易识别竞争的。我的概念与当时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以及其他人的不同，我将竞争概念化为行动与响应。这说起来很容易，但不容易做研究，不管是做出行动还是做出回应。因此，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研究竞争行动的属性，并预测竞争的回应。在我最近的研究中，我从一个非常简单而谦逊的问题开始，一直深入到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竞争是否能被觉察或者竞争是否是客观的。这两者如何汇合或者产生分歧？现在我甚至会从文化双融的观点提出一些问题，来检视动态竞争。总之，我认为持续保持专注是我所有研究的核心。

柯洁：对于动态竞争的研究，你提出了什么与过去研究不同的观点？

陈博士：首先，我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分析层次，而且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分析层次。以前的分析层次是企业层面、宏观层面、人层面或战略层面其中的一个。企业以上的层次是产业，而产业和公司之间的层次被称为战略群组，这是一组具有相似属性的企业。我在战略群组和企业之间创造了一个成对的层次，重点聚焦于两家公司及公司之间的行动和回应。这个想法促成了新的分析层次，而我不得不发展一个新的构架以讨论这种企业的两两比较。简言之，我需要运用各种互动关系来创造新的理论。

柯洁：您最早发表的关于文化双融的研究是什么？

陈博士：这很难说，因为这个术语一直到2010年才被使用。我在《管理学会观点》（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发表过一篇文章，但是在我2001年出版的《透视华人企业》一书中已采用了这个观点。甚至在我发表于《管理探究杂志》的文章中，检视了竞争与合作间关系的本质，也属于广义的文化双融的范畴。在我2002年发表于《亚太管理期刊》的文章中，也有关于超悖论（transparadox）的相关概念。所以，这个术语虽然直到2010年才正式提出，但我在更早之前就开始传达这个概念。

柯洁：您为什么决定从事文化双融管理的研究？

陈博士：这又是专业和个人兴趣整合的平衡。身为一位管理学专业人士和一位管理学者，我把自己的成长归因于两件事情的文化双融的整合。这两件事可能是研究和教学，或东方和西方，或全球和本土，或学术和实践。

我在2014年的主席演讲中，分享了一些我的文化双融之旅。我的生活可在两种文化和两个大洲之间做等分切割，而我的职业生涯也可在研究和教学之间切割。事实上，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都试图成为一个文化双融的学习者，弥合世界。就像我想说的那样，我边缘化的成长背景，让我得以从边缘开始培养世界观。今日，尽管我居于全球的主流位置，但我的思想和行动仍然受到这种边缘观点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末从马里兰大学毕业后，我有幸在三所大学教书，并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事合作。因为从文化差异和对立面来看，我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受益匪浅，所以我把我的个人目标定为“让世界变得更小”（Chen，2014）。

柯洁：那么您也将您的这些国际经验运用于教学吗？

陈博士：是的，我相信这种方法能帮助学生成长和学习。例如，我曾教过“战略思维：东西方整合”（Strategic Thinking: Integrating East and West）课程。我有一位目前在宝洁公司工作的MBA学生对我说，这个课程让她非常不舒服。我告诉她：“继续享受你的不适。”对我来说，不适感往往是学习的动力，也是许多人类行为的驱动力。这就是我1996年在《管理学会评论》发表有关企业间竞争和竞争对手分析的论文，最终获得了两个最佳论文奖的原因。当我教书时，我使用和写文章时一样的方法，我并没有看到差异。这对某些人而言可能是不寻常的，但这是我概念化自我的方式。

柯洁：您是如何让教学对您的研究产生助益的？

陈博士：让我解释一下共同性来自哪里。如同我写文章，我以同样的方式为我的教学准备问题。写作时，我会花40%的时间在前两三页，在这两三页中，我肯定会找到不同的方法来提出研究问题，以及提出能真正极大化研究贡献的方式。例如，我会谨慎用词，所以我不会预设人们是以美国为中心的。总之，文化是中立的，文化双融和竞争的整体观念都是非常中立的。

柯洁：在进行有关中国管理相关的研究时，您如何获得所需的资料？

陈博士：收集资料对我而言是一个小问题，因为有很多人和我一起工作，他们帮助我获得资料。在某种程度上，特别是在研究中国管理现象的时候，我们可能太快进入实证研究了。我相信我们需要更多的本地案例研究，因为真正的案例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应该就某一特定现象提出什么样的研究问题。关于这个观点，我的研究和兴趣领域都是以宏观为导向的，我注意到我可能更关心理论和实证的比较。

柯洁：您认为中国管理专业人员和学者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陈博士：我觉得有些挑战是很明显的。它是研究与教学之间的沟壑、学术与实务之间的沟壑、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分歧，甚至是对什么是学术的基本定义。我采取更广泛的观点，我认为研究乃至我们的专业已经变得非常分散，而且在过去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已是如此。我们在科研方面进行了努力，没有在“管理艺术”方面取得可比性或一致的进展。我对整个领域并不乐观，这就是我对与相同想法和背景的人一起工作不感兴趣的原因。

柯洁：对于正面临着这些挑战的专业人士，您有什么建议？

陈博士：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典范，愿意对我们的专业有更广泛的了解。更多的人会问“在全球脉络下，学术是什么”这样的难题。我想强调“在全球的脉络”，这意味着不仅局限于研究，而是要有更广阔的视野。正如我所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在乎这是美国人还是非美国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是要采取更广泛的观点。

柯洁：您对年轻学者有什么建议？

陈博士：我只说两件事：第一，作为一个人，要做你自己；第二，作为一个研究者，要追随你的兴趣前进。追随你的兴趣，倾听内心声音，而且要有耐心和坚持。你还要每天、每月和每年取得进展。但许多事情都需要时间，所以要学习如何在短期和长期之间取得平衡，这本身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双融。事实上，这确实是“精一的力量”起作用的地方，我们需要自问：我今天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而从长远来说，我必须做些什么？如果你一生中只有一件事可做，那是什么？如果为你的学术事业只可以做一件事情，那是什么事情呢？

你必须问自己这些问题，然后探索答案，接着想办法保持平衡。

柯洁：您的意思是，透过平衡调整自己的短期和长期目标吗？

陈博士：是的。这就是我在文章中谈到的事情。所以，一方面你必须非常擅长时间管理，另一方面你也需要从长远角度来看，要有耐心。这也是我与许多学者和经理人在各种职业发展研讨会和主题中分享这个信念的原因：“将自己置于过程中（研究、出版、工作、职业和生活），过程自然会带领你走完全程”。用中国人的表达方式来说，母亲的爱是最伟大的爱，但“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换句话说，一方面要把事情高高举起，另一方面要轻轻放下。你必须遵循流程，并以目标为导向，准确地知道你需要做什么，同时让这个动能驱动你。

例如，我与我的EMBA和MBA学生都谈过，如何看待“冤枉路”？用余秋雨的话说就是“江水九折，终将东流”，即河流最终流向东海。所以，如果你从地面上看，它可能看起来像是绕道而行，但是如果你能抬起你自己，从空中俯瞰，即使它转了九个弯，这条河也总是奔向东海。所以，这是不是一条冤枉路，取决于你的观点。

柯洁：您对未来5～10年有什么期望？

陈博士：我一生都在致力做一件事，那就是让世界变得更小。缩小世界，缩小学术与实践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差距，整合学术、教学与实践，平衡事业与生活，争取专业与人性的巅峰。例如，我一直持续为全球华人管理学者社群服务。这是在2006年成立的一个社群，最初有26人，现在已经有300多个成员。我还有一个1997年在清华大学开始教学的社群，我之前提到过这个社群的聚叙。最近的一次聚叙是200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参与的人员几乎都是中国本土大学的博士生。

柯洁：您希望看到中国管理学者社群和其他学术社群有怎样的成长和发展？

陈博士：我最终想把这两个领域整合起来。至少在管理领域，人们相互尊重，相互推崇，这是一个真正的学习和支持的环境。此整合是我正在处理的许多主题之一，这里仅供参考。我也喜欢玩，在两年前担任国际管理学会主席时，我也穿着T恤和运动鞋，为那些帮我做研究或从事各项主题工作的人员买甜甜圈。我也经常玩，否则生活多无聊。

柯洁：如果您能重新开始，您会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吗？

陈博士：这是个好问题。不得不说，我很享受我在职业生涯中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不认为我会改变这种状态，例如，我会再去沃顿商学院授课吗？是的，我会。顺便说一句，当年我接受沃顿商学院的这个职位时，我有一个明尼苏达大学的同事对我说：“明哲，您是我们最好的研究人员之一。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要对你说的是什么呢？我只是要告诉你这个天真、不同的观点。

另一方面，我会做不同的事情，因为我不会花很多时间在那些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上。我只是做我自己，让它发挥出来。有一些小事、小决定，我可能会改变，但就重大决定而言，我必须说，迄今为止，我对所有关键决定都感到非常高兴。那么，你当然可以问，如果我未被博士班录取会发生什么事，因为我在美国只获得一所学校的录取。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成了一则趣事。当我在印第安纳大学和其他大学，甚至哥伦比亚大学等我曾任教过的学校举办研讨会，分享这则趣事时，他们或许会说：“不，我不是那个做决定的人，当时我正在休假。”如果我被美国所有的学校拒绝，我将从去企业工作开始。不得不说，我比我的大多数商业伙伴更善于分析。我在整个职业生涯和生活中都非常幸运，这是我继续做出贡献和帮助别人的另一个原因。

我甚至戴上兰斯·阿姆斯特朗（Lance Armstrong）帮助癌症患者的Livestrong（“坚强活下去”）手环，用它来提醒自己，我是人生旅途中的幸运者，我原本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被淘汰出局。正是这个原因，使我想要做更多。也许有一天，可能是在几年之后，我会做很多事情，其中一些我不确定能否被我学术界的同事赞赏，但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的。

柯洁：您还想和读者做哪些分享？

陈博士：我会鼓励中国管理学者思考能有什么更大程度的发挥。中国学者的功能是什么？中国管理学者将在全球舞台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顺便一提，最近有人开始使用“再崛起”这个词。我大多数的中国同事都说中国是一个新兴市场，这是一个对中国历史很不了解的西方观点。我认为中国学者在接受西方观点的时候，应该更加关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3.2.3　反思

陈博士在工作、演讲和生活中身体力行地践行“居中”（middle）或“中”（zhong）的哲学—我以这样的印象结束了这次采访。他用心追求自己的目标，在结合西方与东方、研究与教学、专业与人文等方面，表现出自己的决心和坚持。陈博士在他的研究、教学和实务中践行了他的价值观以及平衡、整合和精一的哲学。他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在研究中提出实际问题，创造新事物，为社群和社会做出贡献。

陈博士自称是一个“边缘人”，以同时注入东西方文化的整体观点，传播并推展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为了成为一名真正的东西方文化大使，陈博士不仅致力于各项工作，而且还肩负着许多责任。通过追随他的脚步，一个诚实、和谐、平衡、融合、动态和独立的更小的世界/社群的希望将不会消失。不仅只有西风东渐，东风也可以西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