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策兰

巴比伦，世上淫妇与一切可憎物之母，又催发了神圣圣经的诞生，他们永远用欢快的旋律唱自己的苦难历史，历史随时间流逝比以往更加真实和切近。策兰曾为耶路撒冷写下“他苦尽了，又见生命”的诗句，苦难与生命如圣殿山与哭墙般毗邻，这是座说不尽的耶路撒冷，人类的爱恨交织的历史。而人们并未发现，无数的历史都在重复这城市三千年的轮回，只是在这种轮回中，历史却显得愈发虚假。

我是从诗人自杀中发现了它的真相，时间必然对称于旧约中那些恢宏的故事，人类的历史也逐渐演变成为神话，未来的人们说起我们，恰如今天追忆往昔：犹太人受难的奥斯维辛和1947年的《出埃及记》一如旧约的出埃及般震撼，而文明的崛起一如大卫王的时代一样曲折，只是历史的恢宏逐渐成为人们从自身中理解的象征。

为什么史诗会成为一种平淡的现实？人类如何从一种神秘的不可知的带有集体迷乱的历史幻境中走向逐渐明晰的却从未确定的真实？什么塑造了它的道路？休谟在其宗教议题中提出了一些观点，包括一神论与多神论起源的区别，这种起源的一致指向了某些神话的可信性，而这些神话的本质便是经过原始语言塑造的历史，因此这或许更是一种语言的演变。

耶路撒冷的历史是普遍性的演化史，它的名字已成为真实血泪中抽象出的象征符号，对于今人或整个末法时代，这多少是可悲的。我们似乎永远失去了约柜的力量，也再没有上帝在云端听闻我们的祈祷与恸哭了，我们回到亚述古国，将自身中切除的部分献祭给上帝。这是不可逆转的，文明永远无法战胜野蛮，人的进步是与非人的部分紧密结合的，欲望驱动着力量。

一次，我在那座城市外听到吟游诗人的六弦琴，他就是保罗·策兰，他正准备自杀，我向他提到这个问题。人类，既然将随着我们所谓的智慧的增加而消融史诗的悲壮性，语言也必将从塑造神秘蜕变为去神性化的工具，那么诗人岂不是多余的吗？荷尔德林回答过这个问题，哲学家也用他们的语言回答，而策兰沉默了片刻，慢慢地说，这正是另一次更广义上的出埃及，但是他无法用现在的语言说清了，因为这是信仰性的而非阐释性的，它苦尽了，必见生命。但诗人并不会永远存在了，这是数学的概率问题，而不是神学问题，我说。不，那就是神学问题，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