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运而生

初识印度

从香港出发，经过五个小时的飞行，终于抵达了印度首都新德里。

望着舷窗外斑驳的夜灯，我真感觉不到飞机下面的是人口数量居世界前十的大城市，心中充满着各种想象，不知道这个神秘的国家接下来会带给我什么样的际遇。

去印度之前，我有过各种各样的憧憬，也听过各种各样的传说，什么交通特别混乱，不用厕纸，随地便溺，顿顿吃咖喱，神牛遍地跑，等等。甚至有同事从印度回来，跟我说，到印度能活着回来，那去世界上其他地方都能活下去。

走之前，事业部的副总经理白绮知道我要去印度，就建议我去打一下疫苗，说印度有疟疾、登革热什么的。于是我特意去了趟皇岗口岸医院。医生建议要打疟疾、肝炎和登革热，但他们医院只有肝炎疫苗，其他两种都没有。我想只打一种也就减少33%的中弹率，该完蛋还是要完蛋，干脆都不打了。

飞机舱门开启之际，一股特殊气息扑面而来，这种气味很特别，似是咖喱的味道中掺杂了各种香料，还夹杂着汗味，闷闷的。这种气味一下子唤醒了我大脑深处的强烈记忆。非常奇特的记忆，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吃豆腐乳吃伤了的那种感觉。后来如果久未闻到这种气味，乍闻起来还有些亲切感，但多闻几天又很想逃离，可能去过印度的人或多或少都体验过这种“印度味”吧！

2002年8月3日，公司的任命书还没下，我人就先到了印度。老丁是个急性子，公司内部任命流程还在走，他就催我立刻到印度赴任。不知道的同事还以为我是去印度出差呢。

走出新德里机场，尽管已经很晚了，外面依然人声鼎沸，那个乱劲，就像国内二线城市春运期间的火车站。

接站人群中有人举着个蓝色的牌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其实我倒没有先看到名字，主要是那蓝色，“中兴蓝”，那是我们接站的暗号色。打那以后我便跟这种颜色结下了深深的联系。只要有大型展会，机场、车站就会晃动着这种颜色的接站牌，非常醒目。

那天来接我的是代表处的临时代表John，一位交大毕业的高材生。国际部要求所有同事都要有个英文名字，目的是方便客户记忆。John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人，认真，健谈，善于从细节中分析推导（后来我们又有幸成为同事，2018年他的这种善推导的思维方式着实伤害过我们间的友谊，这是后话）。

John家在南京，太太是大学老师，我们之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第一次见面就有种亲近感。John当时孩子小，太太给他不少压力，所以John一直寻求回南京发展的机会，他似乎很盼着我来（可能老丁也跟他交了底）。第一天见面尽管很晚了，我们还是在宿舍里喝了顿酒，也算是大家认识一下，顺便给我接风了。

晚上一起喝酒的，除了John外，还有刘广宁、罗伟、彭军、史文生、丁宇波等一帮我后来一块生活了两年的弟兄。酒是刘广宁从南京带来的大瓶装的白酒，什么品牌记不得了，很辣很冲，不好喝，但大家喝得很开心。

三斤装的白酒没喝完大家就都醉了，虽然东拉西扯啥都聊，但主要还是聊一些印度的风土民情、客户逸闻啥的，谈的话题多不记得了，唯独记得两件事情。

一个是大家不满吃、喝、拉、撒、睡和办公都在一个居民小楼里，建议办公正规化些，到外面另外租个办公室，把生活和工作分开来。

另一个是大家老提到代表处唯一没有在家的Robin Han（韩文杰）。说大帅哥Robin Han两个月前陪同集团副总裁去孟买RELIANCE集团拜访客户，结果自己走在前面搞得客户以为他是老板，冲上去和他狂握手，Robin也不知道退避，犯了领导的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