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正传:古代中国活得令人艳羡的大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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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大树巷里生了棵“大树”

清朝圣祖康熙五十五年(1716)三月初二,杭州府仁和县境内一条名叫大树巷的偏僻小巷中,几间平矮的简易房里忽然传出一阵阵“哇——哇——”的婴儿啼哭声。啼声洪亮、清脆且悠长。它宣告一个孩子来到了人间。须臾之后,消息传播开来,是袁师爷家添了公子,母子均安。

这个小名瑞官,名枚,字子才的孩子来到袁家,显得有些不平常。一则,他是个男孩,是袁家这一代第一个儿子。有了他,袁家不必再担心“香火”继承问题。二则,袁家“有出头的日子”的念想有了寄托。因为在宗法制社会,只有男子才能参加科举考试;只有科举考试成功,平民阶层才得以改换门庭。基于这两点,袁家一片喜气洋洋。

每个人在人生过程中,会有许多个选择,这些选择对个人成功与否会有很大影响。以袁枚一生来说,第一个“选择”是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这个“选择”是最具决定性质的“选择”,既是袁家或“袁枚”的选择,也可以说是大自然的选择。

这一年,就文化方面来说,不仅有袁枚的出生,还有《康熙字典》编成这件大事。这部字典的编成,在保存古汉字信息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不过,在经济生活方面,由于夏粮歉收,这一年九月,米价上涨,给平民之家带来生活的压力。虽说有“免征之请”,但即使免征了,亦属杯水车薪。

从现有史料看,袁枚出生时,他的父亲袁滨在外地游幕,在湖南衡阳高清知县那里讨生活,因为路途遥远,没能赶回来。如果袁滨见证了他出生的这一刻,一定会有诗文留下来,以显示全家欢乐的心情。因此关于袁枚出生时的情况,可以说是一片空白。也许有人会说,袁枚的姑母、祖母都在其母身边,她们都通文墨,为什么不留点文字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和旧时代的医疗卫生水平有关。在旧时代妇女生孩子是一件有生命危险的大事,民间有“一只脚踏在阳间,一只脚踏在鬼门关”的说法。在袁枚出生后,她们除了滋生喜悦外,更多关心的是孩子和其母亲的健康,为此忙这忙那的,哪有心思用文字记录呢。

袁枚的出生对他家来说是一件大喜事,而此时另有一桩机缘性质的“喜事”正悄然发生在袁枚家和袁枚个人的命运之途中。那就是几年之后满族人章佳·尹继善的“崛起”——中举,在不久的将来,即将赴京参加京试。在清朝,满族男子参加科举考试者寥寥无几,考中进士者更少。尹继善入仕之后,将与袁枚的命运产生交集,将对袁枚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那是后话,以后慢慢说吧。

一、袁枚出生地寻踪

从现有文献资料看,关于袁枚的出生地和居住地的记载有两条,一是“余生东园大树巷中”,二是“余祖居艮山门内大树巷”。这两条记载均出自袁枚本人,它的共同点是大树巷。那么这两条记载是否有差别呢?

在清朝中期,大树巷是杭州东园地区东北侧的小巷。据《潮鸣八百年·从大树巷到大树路》载:大树巷曾有两条,一条呈东西走向,另一条大体呈南北走向。东西走向的一条因在大树的偏北方向,其东端通艮山门大街,且总体靠近艮山门,故亦称北大树巷;另一条大树巷,又称南大树巷,与艮山门大街平行,不靠近艮山门,仅北端通向艮山门城墙。两条巷交汇处有一棵大树,故均名大树巷。这两条大树巷均在东园范围内,而且居住的大多是平民知识分子或城市贫民,以菜农、机坊户为多(注:浙江城图将南大树巷标成东西方向的直线)。

从以上地理位置可知,袁枚所说“余生东园大树巷中”“余祖居艮山门内大树巷”,都没有错;猜想一下,一个是出生地,另一个是迁居地。那么东园是怎么个情况呢?为了让不熟悉杭州地貌的袁枚研究者不致陷入误区,以下再多说几句。

1.自南宋以来,杭州向来有“东菜、西水、南柴、北米”之说。东菜指东园地区出产之菜;西水指西湖。清代时,西湖尚在城外,不仅作为游观、享乐之用,其湖水还用于灌溉、酿酒。西湖名闻天下,而东菜只在杭州有点名气。

2.南宋时期杭州就有东园一说。那是指皇家的御花园,正名富景园,在杭州城的东南角,故名东御园,简称东园。这个东园在元灭南宋后已不复存在。

3.元末至明代的东园。该园系元朝末年草莽英雄张士诚据杭州八年时的历史产物。在此期间群雄角逐,既反元又争夺天下。为了巩固城防和扩大杭州城的范围,张士诚将东面城墙再向东拓展三里,即将城外的荒郊野地圈入城内。这块长方形的地,民间呼为东园。袁枚出生或祖居的大树巷,就在这个地方。“周岁迁居”的地方应该也在大树巷。

4.清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年的东园,泛指现潮鸣街道及横河街道、艮山街道的一部分。1953年横河街道划归上城区管辖,2004年8月,艮山街道的东园部分并入潮鸣街道,自2016年8月始,东园专指杭州市下城区潮鸣街道。

5.东园是个泛化地理名词。该词是民间约定俗成的称呼,官方未正式认定,但文献中常看到。就介绍袁枚的传记来说,东园一词关系到袁枚的籍贯——是钱塘县呢还是仁和县?

以下说说袁枚的籍贯。关于袁枚的籍贯有多种说法,但大多表述不确,错误原因出在下列几方面:

1.对诗文中的替代词缺少理解——正规文书不宜用替代词。

2.官方误差。官方文书有时也出现替代词。

3.袁枚本人亦用替代词,并造成误解。如用钱塘替代杭州,在诗文中使用可以,但在户籍登记上不宜,容易造成谬误。

那么应该如何正确认定袁枚的籍贯呢?

1.袁枚,钱塘县人。错!

2.袁枚,钱塘人。认识比较模糊。因为一些文人喜欢卖弄学问,常用钱塘代称杭州。袁枚自己有时亦跟风自称“钱塘袁枚”。大家跟风这样说,似乎“正确”。

3.袁枚,杭州府人。对!但不够精确。

4.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袁枚,浙江省杭州府仁和县人”,或“杭州府仁和县人”,再或“仁和县人”。理由是,籍贯应该以户籍所在地为依据。袁枚出生、祖居、成长均在大树巷,属仁和县。即使将袁枚读书十年迁居葵巷的时间算上,当年的葵巷也属杭州府仁和县范围!此为一。二是,清朝时以县为基层单元,正式填写籍贯时,应写作浙江省仁和县或杭州府仁和县。

需要说明的是,钱塘是泛地名,秦朝起泛指杭州,即杭州代称;写诗的人喜欢用替代词,常用钱塘替代杭州。但从唐朝杭州设府治起,分治钱塘和仁和两县,就不宜以钱塘代替仁和。而袁枚恰恰出生在仁和县!为此,应以袁枚在京城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时,考卷上填写的籍贯浙江仁和县为正确。

据《袁枚年谱新编》载,上述考卷尚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二、一个无名师爷家的聪明孩子

清世宗二年(1724)正月初二,杭州城隍山,这里热闹非凡。从大井巷中段登山口远远望去,石阶上满是上山的人。其中有一对父子,尤为引人注意。他们穿过四大金刚尊像,拾级而上,再穿过环翠亭后,没几步就到了伍公庙。这里是杭州人最喜欢去的地方。一则这里地处市中心,二则山并不高,三则寺庙特别多,大大小小有一百多所,四则茶楼酒肆很多,再加之沿路边的一些香烛摊、星相术士摊之类,因而显得特别热闹。是的,从除夕夜起,这里就是人的海洋。忽然间,正走着的少年吟出“眼前三两级,足下万千家”两句诗,并抬起头问:“阿爸,这两句可好?”

少年还没有等到他父亲的回答,突然路边冲出一阵招呼:“小公子好诗句啊!来来,给你看个相。”

听到儿子吟出两句诗,父亲袁滨已经感到高兴,加上这一天是正月初二,不禁来了兴致,就由着相士将小袁枚拉到相字摊前看相。

相士左端右详,又是高兴又是惊奇,对着袁滨说:“令郎是福、贵两全的相,福大于贵哪!”

面对袁滨有些惊诧的神情,相士又说:“令郎天庭饱满,双目灵动,一副聪明相,只是有点显露。此相是官不过七品,但四十岁之后,福气高于一品!”

“此话怎讲?七品乃芝麻官,一品是宰相级,芝麻怎能和西瓜般配?”袁滨说。

“敝人正是奇异于此,但生相如此,在下只能按相说相。”相士回答。

袁滨本不相信江湖术士的说辞,不过,过年过节的,一则高兴,二则讲顺溜,三则恭维话谁不爱听。对相士说了声“谢谢”,留下了一星碎银后,他拱了拱手,领着小袁枚继续逛山。

以上逸事于《随园诗话补遗》有载,但较简练,笔者略作延伸,特此说明,这是小袁枚九岁时发生的事。

是的,小袁枚很聪明。以下我们再概括地说说袁枚的聪明。

和其他一些名人的成长比较,袁枚的童、少、青三个年龄段,已经开始展现出显著的优秀。这和他的天赋条件、努力程度、家庭教育及机遇等条件均有关。

一般来说,一个孩子的成长、成才或成大才,离不开天赋和努力。没有天赋,单单依靠勤奋和努力,可以取得一定的学习效果,但对成大才却是“无用”。有了天赋这个条件,加上勤奋和努力,可以成才或成大才;但成就大才中的显才,即大才中的名人,则最好有机遇这个条件。举例说,刘邦是汉朝的开国皇帝,是武略方面的大才,但如果没有暴秦政权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奴役这个必然导致人民起义并推翻秦朝的条件,没有秦制的苛法导致激变这类细节,刘邦则很可能一辈子当个亭长,不一定能成为显才;有了人民必然起义的外部条件——时机,大才经过拼搏才成为显才——汉朝开国之君。这是“时势造就英雄”的先例。

话扯远了,再回到袁枚小时候的情况说事。那么无名师爷家的聪明孩子聪明在哪些方面呢?

应该说,小袁枚具备天赋条件优异、个人努力勤奋、家教优越、机遇良好等条件,另外父亲为其选择的塾师史玉瓒虽无功名,但有实学,且县学和书院都是正规教学。他不仅在童年、少年时期就成才,正式踏上社会后机遇亦不错,他才能成为大才中的显才。

1.天赋条件。袁枚的天赋条件是优异的。民间称其为神童,史料记载其“幼有异稟”。反映在哪些方面呢?有迹可循的有:学诗之初,除九岁登吴山时,他即兴吟出诗句外,又有《偶成》诗句云“月因司夜终嫌冷,山到成名毕竟高”;十二岁就考上秀才。这既说明他之前的学习成果显著,亦说明他天资聪颖。

他记忆力超强,能过目不忘。他常往书肆,对于看过的诗句文意,回家后能默写出来。又如其姐夫王贡南诗“历乱如丝小雨微,相呼舟子授蓑衣。鱼争新水穿萍出,鸟怯寒风贴地飞”,他爱而记之。是年虽已十四岁,亦可证其少年时记忆力超强。

2.个人努力。这一点一般指自觉行动。袁枚的童年和少年,逐渐从贪玩顽皮过渡到自发读书。少年阶段表现为有立言之志。在上学前后表现为对“四书文”(或称时文,即考试的八股文)的厌恶和对诗赋的兴趣及渴望。如向张家借书、渴望买书,但没钱,有诗云“塾远愁过市,家贫梦买书”,另有抄书、“偷读书”等,反映出袁枚对知识的渴望。

袁枚选择的人生目标正确且“合时宜”。他在读家塾时,有一次塾师问他将来想做什么,他说:立言。立言就是著书,将自己的人生体验和思考成果传诸后世,没有说他想做官。这比追求功名利禄更有人生价值。经过努力,他逐步实现了愿望。

与个人努力相关的还有学习态度。袁枚少时的学习态度应该是虚心且认真的,如八岁时他看到同乡人金甡中举时写的文章,很欣赏,想攀交,但自己年少且资历浅,无缘交往。说明他并不像“武林老名宿”所说的那般“很佻荡”。

3.家教优越。袁家世代从文,袁枚的姑母寡居后回娘家定居,成了他的启蒙教师,为他讲解历代野史和《尚书》故事。

听故事是一种人文教育,和自然科学的关系不大,但与封建时代注重科举考试有关联,对人格确立、人文素养提高有很大的帮助。从现有文献资料看,无论是七岁上学前还是七岁上学后,袁枚都受到过稗官野史的熏陶。试举有迹可循的列下:

◎二十四孝故事。这类故事为他之后写出《郭巨埋儿论》,批判愚孝、剖析“孝里藏金”的虚伪性打下基础。这种批判和剖析很具体,有据有论,见解独到。

◎楚汉争霸的故事。故事性强,对少年很有吸引力,而小袁枚在听故事的过程中,融入自己的思考,在十四岁那年就写出《高帝论》这样有独到见解的文章,他的聪明可见一斑。

◎诗词故事的影响。如听“三吏三别”等,为他今后写出《马嵬》等同情平民生活的诗歌埋下伏笔,隐约显现墨家思想。诗句是这样的:“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反映他鄙视分别喜欢津津乐道帝王爱情的文化人的“奴才嘴脸”。

◎其他野史及历代忠孝节义故事等。这些故事为他今后写出与机遇有关的《铜鼓赋》《清说》《黄生借书说》等名篇打下基础。

4.机遇良好。俗称运气好,在人生境遇的关键时刻有贵人提携,但必须有才学基础。小袁枚的启蒙教师是史中,字玉瓒。是个有真才实学但时运不济的人。俗语说,“弟子择师,师亦择弟子”。袁家请史玉瓒担任塾师,肯定经过小袁枚的舅父和父亲的商量并筛选。他们还为此从大树巷迁居至葵巷,开设家塾。这是小袁枚七岁时的机遇。九岁时小袁枚又有一次“机遇”。这一天适有塾师的朋友张自南来访,并携古诗选四本求售银二星,因塾师外出,张自南就将诗集留下。小袁枚偷看了之后,就被吸引了,从此爱上了诗赋创作。到了十二岁之后,因为以童稚之年考上秀才,得到了府官、学政、督抚等高官的赏识,才有进敷文书院深造的机会。

从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大致可知,不说袁枚一生的成就,单就袁枚少年时的志向、智慧等方面的表现,亦足以称之为“大树”。大树巷里生了棵“大树”,毫不为过。

三、聪明孩子仍有童真本性

在一般人物传记中,大多未写人物童年时期的顽皮。笔者认为为了人物形象的完整性,不应忽略之。

小袁枚在七岁左右仍然有逃学之举(原因是过早地向他灌输科举考试的四书五经),但经过家法伺候,他能迅速改正过来,且赶上学习的进度。

按常情,一般人对童年不会有什么记忆,但他有记忆力超强这个天赋,加上长辈的告知,因而对童年留有一些记忆的碎片,兹分别叙述于下:

1.骑竹马。这是古代中国儿童的一种游戏,模仿大人骑马和演戏的动作。袁枚在十二岁考中秀才时,在诗中有所反映。

2.抲、养、斗、葬蟋蟀。在清代及以前,杭州三堡的蟋蟀和上虞道墟镇的蟋蟀,与山东济宁的蟋蟀齐名。东园大树巷离三堡不远。在《哭三妹五十韵》中有“金笼擒蟋蟀”之句,说明小袁枚曾经有一段时间在玩蟋蟀。“金笼”指一种特制的捉蟋蟀的罩,有手柄和配套的拱形线罩。袁枚兄妹不仅抲、养和斗蟋蟀,在深秋时节,还给蟋蟀下葬,反映出他们的善良。

3.玩跷跷板。亦见《哭三妹五十韵》,其中有“各踞长松锻”之句。长松是板,踞是各占一端的意思。这是江南地区的一种儿童游戏。用简单的一段木料,搁在一块突起的高架上,然后两个孩子各踞一端,一上一下。这种游戏,现代小学里仍然有,但器具比较精致。

4.斗草。江南地区儿童的简单游戏之一。就是用两根青草,相互勾结,然后用力一拉,看谁的草先被拉断。“斗残春草绿”写的就是袁枚小时候和玩伴或三妹玩“斗草”游戏。

5.打雪仗。这是儿童在下雪后的一种活动方式,与之相伴的还有塑“雪泥菩萨”。杭州处于亚热带,夏天热煞人,冬天冷骨头。一些北方人初来杭州,都会说“吃不消”。打雪仗即下雪后取雪搓团掷向对方,雪会吸收手心的热量,为此袁枚有“呵手团清雪”之语,描写其手已冻僵,仍要搓雪团的情状。

6.走围棋。民间所说的围棋有两种。一种极简单,棋盘为圆形,双方各六子,以走动并包围对方的棋子为胜,俗称小围棋,在乡间田头或儿童间盛行。另一种为正规围棋,即现在比赛用的围棋,方形棋盘,横直各十九行,逐个落子,以包围对方、占有实地为目标。从袁枚“当盘算劫棋”之语及有文章提及清初棋圣范西屏和施襄夏来看,袁枚小时候玩的似乎是正规围棋。不过,古代围棋大多在文人家庭流行,基本上都是大人的游艺。除非大人亦是围棋爱好者,否则没有小孩子弈围棋的。因未见有袁枚父亲弈棋的记载,且袁枚少时家境较贫困,笔者认为袁枚小时玩的是圆形棋盘的小围棋,成人后弈的是正规围棋,根据是他娶方聪娘为妾,选她的原因之一是“工棋”,这个“棋”指正规围棋。

7.“同分野灶炊”。应该是小孩子办家家,就是男孩扮丈夫,女孩子扮妻子,模仿大人烧饭做菜,做成后再模仿分吃。江南地区的民间十分流行。

8.“抓逃”。这个游戏就是一方逃,一方追,看能不能抓住,能抓住,即为胜利。该游戏大致在一个范围内进行,而不是直线式。这种游戏具有多种功能,一是满足少年的好胜心理,二是发泄少年旺盛的精力,三是客观上锻炼了身体,是一种寓育于乐的游戏。有人说,你怎么知道袁枚有过“抓逃”的经历或过程?得有根据。我说有,虽说他没有直接说过,但间接说了“我有过‘抓逃’经历,而且记忆深刻”。

9.躲猫猫。即小孩子捉迷藏。这个游戏在江南地区比较普遍,小孩子你躲我寻,释放好动、好玩、好奇的儿童天性。

10.“结群出游”。人有群体性,尤其在少年阶段,喜欢合群。袁枚有诗句“非鱼常作队,似雁不差池”,就是写的他和邻居小孩结伴出行的场景。他有《所见》一诗,应该是描写幼时所见。此诗收入小学一年级课本。诗云:“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

以上这些叙述虽说有点啰唆,但展现了袁枚小时候天真烂漫、活泼的样子,如果小时候的袁枚端的是一本正经的样子,那就不会有袁滨打儿子的事。

笔者将袁枚比作“大树”,巧的是袁枚在四十四岁时也写有《大树》一诗,诗曰:


繁枝高拂九霄霜,荫屋常生夏日凉。

叶落每横千亩雪,花开曾作六朝香。

不逢大匠材难用,肯住深山寿更长。

倚树有人问名字,为言南国老甘棠。


此诗写大树之生态,亦有自喻之意,是不是和袁枚生长在大树巷有关,不得而知。综上,笔者认为称袁枚为清代文坛上的“大树”,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之后要写到袁枚四十多年隐居生活,因此称袁枚为古代中国活得令人艳羡的隐士也应没有问题,称其为古代中国第一号隐士也似可以成立。不过,袁枚不属于雅隐,更非遁隐,而是一个显隐(市隐)。


【引言】一个家庭的形成和维系,以血缘和经济为支撑。血缘类似种子,经济好比土地。血缘是先天赋予的传承关系,经济是后天“经营”的生存结果,两者结合和相互支撑,产生深深的感情。

家庭的构成以人为主要元素,经济是附着因素。关系好的家庭,即使经济暂时拮据,家人间也会相互支持,经过努力,一定会走出困境。

人的社会性形成于进步的文明形式,但是为什么在文明形式高度发展之后,人类的本性仍然显示出负能量的一面呢?根据笔者的研究,可能是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日益滋长的人的贪欲没有被及时制止。欲望和贪欲是适度和过度的关系。适度是应该的,属于道的范畴;过度是不应该的,可称之为魔的诱惑。在人类社会中,道与魔同时在增长,有时、有些地方,道高于魔,有时或有些地方魔高于道。

就袁枚家来说,由于世代书香门第,且有生性侠义兼善良的遗传因子,因此,就道与魔的消长来说,显然是道高于魔。袁枚小时候,家庭经济虽然窘迫,但家人之间相互支持且体谅。虽艰难度日,但后来终于迎来袁枚发迹的日子,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