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静态行为与肥胖、心脑血管疾病

（一）横断面研究

在有关静态行为的各类研究中，探讨静态行为与肥胖关系的研究成果数量最多。静态行为与肥胖、Ⅱ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或其相关危险因素等关系的横断面研究中，Hu等（2003）和Thorp等（2011）研究认为即使控制了人口社会学、生活方式（如体育锻炼）等因素后，其关系仍然有统计学意义。Henson等（2013）研究结果显示，即使控制了潜在的干扰因素如中高强度体育锻炼和体重指数（国际上衡量肥胖程度的常用指标，英文为Body Mass Index，简称BMI）等，客观测量的静态行为持续时间与血糖、甘油三酯、高密度胆固醇等也存在不良的密切关联。但Richmond等（2010）研究认为，静态行为（看电视）与BMI的关系在黑人、西班牙裔年轻女性人群中没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它们间的关系可能并不是存在于所有人群中，还可能存在种族、性别等的差异。而针对中国人群的横断面研究主要集中在青少年年龄段，胡美琴等（2009）和Xu等（2008）研究认为静态行为与中学生超重/肥胖有密切联系，随着看电视持续时间的增长（大于7小时/周）超重/肥胖的概率显著增加；而刘卓娅等（2012）则认为比起看电视持续时间，长时间上网可能与超重/肥胖的关联在青少年群体中更为明显（只有上网时间变量在多元回归模型中有统计学意义）。静态行为或看电视行为虽独立于体育锻炼或全天体力活动与超重/肥胖有密切联系，但是Fitzgerald等（1997）认为体力活动对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即它能减少静态行为与超重/肥胖的正向关系，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二）前瞻性研究

有关静态行为与肥胖等关系的前瞻性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一方面，Mitchell等（2013）和Mozaffarian等（2011）认为静态行为与随访期的肥胖或体重增长相关，每人每天每增加1小时将使得4年后体重增长0.31磅。另一方面，Crawford等（1999）和Pulsford等（2013）则认为当控制了年龄、BMI、社会经济文化水平、饮食习惯以及体力活动等因素后，静态行为/看电视时间与体重增加的关系没有统计学意义。从研究的具体内容来看，这些结果的不一致可能是由于静态行为的测量方法或包含的内容（仅包含主观测量的看电视时间）、统计的样本量、调整变量（如是否调整基线BMI等）以及人群本身等的差异所造成。Chomistek等（2013）基于大样本的研究结果显示，在调整了闲暇时段体力活动的前提下，无心脑血管疾病史绝经后女性过长的静态行为与心脑血管危险因子也存在统计学关联。这说明静态行为除了与肥胖有关外，还与心脑血管疾病或危险因素等其他健康相关因素存在密切关联。

一般认为，静态行为由于其身体活动强度小（能量消耗减少）并可能伴有吃零食（能量摄入增加）等从而增加超重/肥胖的发生概率，多数学者把它作为一种原因（回归方程中的自变量）来考察。但是，Pulsford等（2013）系统整理现有研究后认为，静态行为与超重肥胖间的因果联系及其关系方向还存有较大争议，部分研究结果认为静态行为可能是结果而非原因。这可能是由于静态行为与BMI测量准确性的差异造成。从统计学角度来看，把较不精确的指标（如主观自我报告的静态行为）当作结局变量即因变量将可能放大预测的效应，而把较不精确的指标（更大的误差）当作暴露变量即自变量将可能减弱这种效应。这就不难理解用客观测量并较精确的基线BMI来预测若干年后的静态行为常有统计学意义，反之则不行。同时，也可能存在肥胖者更倾向于采取静态行为的生活方式或更不愿参与轻度或中、高强度的体育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