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译者序

一九五八年，加缪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说：“是的，我开始撰写自己的作品时，有一个确切的计划：我首先想表达否定。用三种形式：小说为《局外人》，戏剧为《卡利古拉》，哲学论为《西西弗的神话》。[……]但是[……]我知道人不能生活在否定之中，这点我在《西西弗的神话》的序言中说过；我准备表现肯定，也用三种形式：小说是《鼠疫》，戏剧是《戒严》和《正义者》，哲学论是《反抗者》。”由此可见，他的作品可分为两个系列：一是“否定”系列，通常称为“荒诞”系列，代表作为《局外人》，作者表达的是对荒诞的认识，即对人的状况毫无意义的认识；二是批评界所说的“反抗系列”，代表作为《鼠疫》，作者认为，不应该仅仅认识到人的生活毫无意义，而应该在这些作品中表达反抗和行动的价值，表达反抗中人们的团结一致，以及人们会找到的自身尊严。因此，从《局外人》到《鼠疫》，加缪从表现清醒却又孤独的意识，转而表达对斗争群体的一种确认。

如果说《局外人》使人发现了一位天才作家，那么，《鼠疫》则宣告一位伟大作家的诞生。“三部荒诞作品”完成之后，当时的形势已不允许采取无动于衷和虚无主义的态度，而要对占领者进行抵抗，加缪也就转入反抗系列的创作。

《鼠疫》的创作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一九三八年，加缪就在记事本上写下一些片断，后来用于小说之中。但他真正动手创作这部作品，则是从一九四一年四月开始。该年十月，他开始阅读各种著作，对鼠疫以及历史上发生鼠疫的情况进行了解。一九四二年八月，他开始撰写小说的初稿，于一九四三年九月完成。在其后几个月则对初稿进行重大修改。他决定让一位读者不知道的叙述者来进行叙事，添加格朗和朗贝尔这两个人物，使科塔尔这个人物显得神秘，增加对因鼠疫而引起相爱的人们分离的想法，使小说的结构更加清晰，并删除某些段落的抒情色彩。另外，他经历了战争和德军占领，对作品的某些段落作了补充和修改。小说于一九四七年六月十日出版，立即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出版后三个月已印刷四次，印数达十万册。另外，小说还得到令人羡慕的批评家奖。

《鼠疫》像五幕古典悲剧那样分成五个部分，表示瘟疫流行的各个阶段。第一部第一章是序幕，介绍故事发生地点奥兰的情况，是作为代言人和“历史学家”的叙述者的前言。第一部讲述发现死老鼠以及瘟疫开始流行的情况，时间是四五月份。第二部是在五月至七月，这时城市已经关闭，大家成为鼠疫的囚徒，鼠疫则成为“大家的事情”（第73、144页）。当局感到不知所措，市民自发组织卫生防疫队，但夏天（六月）来临，有利于瘟疫的流行。第三部在八月，只有一章，“炎热和疫情达到顶峰”（第185页）。第四部为九月至十二月，鼠疫“舒适地高居于顶峰之上”（第260页）。第五部在第二年一二月，鼠疫最终消退，城门重新开放，时间是“二月一个美丽的早晨”（第324页）。

小说中的鼠疫流行情况，是用统计数字来表现。第一部第二章，四月十六日发现一只死老鼠，四月十七日发现三只，四月十八日在不同地方发现十几只、五十来只、好几百只，四月二十五日发现六千二百三十一只，三天后则是八千只。然后是人患鼠疫死亡，四月三十日，里厄大夫住宅的门房米歇尔死去，后来死亡人数为二人、二十人、四十人，到第二部第六章，每星期死亡七百人，后来则是一天死一百二十四人。第三部描述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埋葬一车车尸体。到第四章末尾和第五章，统计数字表明，疫情在减退。瘟疫流行的逐渐严重和其后的消退，形成了小说的悲剧结构。

小说的结构还用季节的转换来表示。第一部是在春天，第二部大致在夏天，第四部是秋天，第五部则是冬天。表示季节的则有天气情况，如大雾遮天，市里下起滂沱大雨，五月份炎热初临，夏日的煎熬，六七月间刮起了风，“整个夏末，如同秋雨连绵”（第195页），九月份和十月份，“薄雾、炎热和雨水在天空中相继出现”，十月初，“一阵阵暴雨冲刷了条条街道”（第207页），十一月万圣节，“冷风不断吹拂”（第259页），十一月底，“早晨已变得十分寒冷”（第268页），第二年一月初，“上空仿佛跟结冰一般”（第298页）。这些天气情况，仿佛是瘟疫出现、流行和消退的原因。同时，天气情况也增强了叙事的悲剧色彩。例如，门房死后第二天，“大雾遮天。市里下起滂沱大雨”（第34页），门房之死就显得更加重要。又如，帕纳卢神甫第一次讲道时，雨下得越来越大，暴雨击窗的声音使寂静更加突出（第103页），具体地展现了天主发怒这一讲道的主题。

在小说的这一总体结构中，作者也常常使用传统小说中的伏笔，为悲剧事件做好准备。例如，在第四部第三章中描写法官奥通之子患病死去之前，塔鲁的笔记本里曾有如下记载：“小男孩模样变了。他[……]背有点驼，活像是父亲的影子。”（第126页）塔鲁之死也埋下伏笔，叙述者强调塔鲁笔记本的记载变得相当古怪，“也许是因为疲劳，字迹变得难以辨认”（第304页），写到后来，他的“字迹开始歪歪扭扭”（第306页）。

另外，小说中场景多次相互对应。例如，第二部第三章第一次讲道和第四部第四章第二次讲道相对应，朗贝尔在第二部第九章中找门路想要出城，但并未成功，而在第四部第二章中，他即将取得成功。他在这两次努力中，都跟里厄大夫进行谈话，第一次谈话时，他跟大夫持对抗态度，第二次谈话时，他决定留下跟大夫一起斗争。这些对应的场景，说明帕纳卢神甫和朗贝尔这两个人物从第二部到第四部的思想转变。而第二部第七章和第四部第六章塔鲁和里厄的两次谈话，则表明他们之间的接近和友情。

小说中提到或描写一些人物的死亡，计有门房、奥通之子、里夏尔大夫、帕纳卢神甫、法官奥通、塔鲁和里厄的妻子。其中最激动人心的是奥通之子和塔鲁的死亡，还有扮演俄尔甫斯的演员的死亡。

首先是奥通之子的死亡。这孩子的死促使耶稣会神甫帕纳卢的思想发生变化，同时也产生了书中的一大议题：眼看一个无辜的孩子在痛苦中死去，又如何能相信天主？其次是塔鲁之死，他死在鼠疫杆菌已被战胜之时，说明这世界荒谬。在第四部第六章中，他对里厄讲述自己过去的经历，而这时在第五部第三章中，他沉默寡言，命在旦夕，即将跟朋友永别。最后是扮演俄尔甫斯的演员之死。这演员虽然无名无姓，他的死却有多种意义。一是表明分离，在演出中跟在传记中一样，俄尔甫斯虽说得到冥后普西芬尼的同意，仍无法把欧律狄克从地狱带回人间，二是这出戏每星期演一次，俄尔甫斯都要用优美的音调进行抱怨，而在鼠疫流行期间，奥兰居民也是每星期都在重复同样的生活，三是说明瘟疫无情，连表现虚构作品的演员也不放过。因此，舞台上的演出表现了市内发生的场景，这在作品中称之为套嵌，即在故事中有故事。

一九四三年九月，加缪完成了小说的初稿，但还不知道把小说的题材交给谁来叙述。当时决定由四位叙述者来叙述这一故事：一是里厄的记录，二是塔鲁的笔记，三是文学教授斯特凡的日记，四是由叙述者即作者把这些材料连接起来，但显得十分单调。在定稿中，里厄合并了斯特凡的日记（这一人物也随之消失），取代了作者，结果是观点减少，作品显得更加统一。

然而，“作为这部纪事主题的奇特事件”（第3页），是由一位隐姓埋名的纪事作家来撰写。于是，这位业余历史学家就隐藏于事实、资料、见证、知心话的后面，而这些材料可以证明他的故事真实可信。

叙述者虽说因谨慎而使用第三人称，却也难免要显示他的存在，如使用法语，使用“我们的同胞们”这样的词语，而法语中“我们的”这个物主代词就排除了所有像朗贝尔和塔鲁那样的外来人。另外还有这样的话，如“这座城市本身丑陋，这点应该承认”（第3页），“我们的同胞们努力工作[……]当然啰，他们也喜欢普通的乐趣，他们喜欢女人，爱看电影、洗海水浴。”（第4页）因此，不需要作介绍，从字里行间就能看出他的身份。首先，他是男人，是长期住在奥兰的法国人，而且是纯粹的法国人，他不去看望阿拉伯人，只行走在欧洲人居住的街区，提到的是“本市的大教堂”（第102页），而不是清真寺。

虽说要到小说最后一章才揭示叙述者就是里厄大夫，但在书中有众多迹象表明里厄大夫就是叙述者。例如，叙述者在第一部第一章末尾指出，“他扮演这个角色，就得去收集这部纪事中所有人物的知心话”（第7页），而书中能做这件事的人，只有贝尔纳·里厄一人。又如，塔鲁在笔记本里描绘了里厄的肖像，而据叙述者看，“这肖像描绘得惟妙惟肖”（第31页），也说明他就是里厄大夫。另外，叙述者进行议论，把格朗誉为“不爱抛头露面的微不足道的英雄”之后说：“里厄大夫[……]至少持这种看法。”（第150页）

我们可以看到，小说的叙事往往围绕里厄大夫的活动来进行，一章的开头往往提到大夫，如：“四月十六日上午，贝尔纳·里厄大夫走出诊所”（第8页），“塔鲁记载的数字准确。里厄大夫对此有所了解”（第33页）。读者也往往跟他一起和格朗、塔鲁、朗贝尔、帕纳卢等人相遇。另外，我们了解格朗和朗贝尔的活动和思想，只是因为里厄大夫也对此了解，而且加缪总是明确指出这点。例如，在第二部中叙述了朗贝尔为离开奥兰市而进行的一切活动，但这些事里厄大夫全都知道，下面两个插入句可以证明：“根据朗贝尔对里厄大夫提出的分类方法”（第116页），“正如朗贝尔略带苦涩地对里厄说的那样”（第117页）。由此可见，朗贝尔把自己的活动都告诉了里厄，而书中的叙述则是由里厄转述。在叙述涉及朗贝尔的活动时都会有这种标记，如“有一天，朗贝尔对他说，他喜欢在凌晨四点醒来，并想念自己的城市”（第120页），“他[朗贝尔]获悉确实无法通过合法手段出城之后，曾对里厄说，他决心采取其他手段”（第152页）等等。

既然书中已有众多迹象表明里厄大夫就是叙述者，那么，又为何要到最后一章才承认这点？对这个问题，小说中作出了回答：叙述者指出，他隐姓埋名，就能采取客观证人的语调，使他的证词变得更加有力。而如果加缪从一开始就让里厄大夫来叙述，他就会使这个人物变成自我吹嘘的英雄，叙事也必然要使用第一人称。而让一个匿名的叙述者来谈论里厄大夫，就可以只谈事实，不谈人物的内心感受，使这个人物变得谦虚谨慎，而在加缪看来，这也是真正的英雄必备的一种优点。另外，用第三人称来写，也就不需要写出他这个“分离者”的痛苦。

然而，初稿中使用四位叙述者的设想，在定稿中仍留下痕迹，最明显的是塔鲁的笔记。这也是叙述者使用的一种材料，使叙事显得更加真实。叙述者认为，“提供另一位证人对前面描述的时期的看法不无裨益”（第25页），虽说他“似乎对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有独钟”，但他的笔记“仍可为这个时期的纪事提供大量次要的细节”（第26页），并展示疫城生活“最真实的图像”（第123页）。塔鲁作笔记并非是为了留给后世，也不是说教和评论，如对逗猫的矮老头和哮喘病老人的描写，他只是对法官奥通有漫画式的描写。

读者从一开始就得知，叙述者是位业余历史学家，因此他对材料的处理也显得随心所欲。他设法使塔鲁这位“危险的竞争者”的笔记，不要给他的纪事蒙上过多的阴影。为此，他采用了下列手法。一是对塔鲁的笔记分散引述，使这另一“纪事”处于次要地位。二是他不仅限制“笔记”的篇幅和出现次数，而且还对其进行审查和评论，说“这种纪事十分特殊”（第26页），并说其中有“反常的言语和思想”（第28页）。三是对“笔记”进行压缩，如不谈塔鲁提供的细节，或者把塔鲁记载的话变成间接引语，如“他也继续观察他爱看的那些人物。据说，那个戏弄猫咪的矮老头也活得凄惨”（第124页）。由此，这些“笔记”的原意有了改变，它们控制在叙述者手里，任凭他如何处理。他不但控制了所有的材料和证词，而且也控制了所有对话，有时完全重写，有时则进行压缩。例如里厄和塔鲁的第一次谈话由里厄大夫全文报导，因为据他看，塔鲁只认为这次长谈“收效甚佳”，却觉得没有必要记在笔记本上。当然，这只是作者的一种安排，目的是使叙事更加统一，而不是因为里厄大夫野心勃勃。也正是作者的这种安排，使平庸无奇的格朗在患病后奇迹般康复，而才干出众的塔鲁却一病不起，命赴黄泉。不过，作者也为此写下伏笔：“鼠疫会放过体质羸弱之人，尤其会杀死身强力壮之人。”（第49页）

为了摈弃抽象概念，为了使鼠疫的景象更加生动，加缪让主要人物承担一个艰难任务，那就是使这个事件具有深刻意义。当然啰，“人不是一种观念”（第179页），《鼠疫》也不是一部主题小说：格朗、里厄或朗贝尔都不是用来传达一种思想，塔鲁不是用来表达荒诞哲学，里厄也不是用来表达反抗哲学。虽然如此，小说的主要题材仍要由人物来表现，主要有朗贝尔、科塔尔、格朗、帕纳卢神甫、法官奥通、塔鲁和里厄。

朗贝尔是巴黎一家著名报社的记者，被派到奥兰来调查阿拉伯人的生活条件。他是追求个人幸福的青年，城门因鼠疫流行而关闭后，他想方设法离开这城市，以回到巴黎跟心上人团聚。最后事情即将办成，他却感到这样离开可耻，决定留下来跟里厄一起战斗。在鼠疫消退、城门重开之后，他终于跟妻子重逢。他的经历也借鉴了同样是记者的加缪的经历：加缪也曾流放，于一九四二年跟妻子分离，直至法国解放。

科塔尔是个神秘人物，因为他的生活跟其他人物不同。读者认识他是从他自杀未遂开始。他这个人神秘莫测，因为他不仅是酒类代理商，而且以前还犯过事。他在鼠疫流行期间靠走私发财，在鼠疫消退后失望而又沮丧，最后竟疯狂地向行人开枪，结果被警察逮捕。他跟朗贝尔完全相反，受自私心理驱使，拒绝参加卫生防疫工作，在城市解除瘟疫之后就变成了疯子。

格朗是市政府小职员，虽说毫无英雄气概，却“具有默默工作的美德，是推动卫生防疫工作的真正代表”（第146页）。他也是“分离者”，但这种分离跟城门关闭无关，而是因为家境贫困，使妻子离他而去。叙述者谈到他时既幽默又充满感情。他因想不出恰当的词语，无法写申请书，也无法给妻子写一封情书。他想写一部小说，修改了上百次，却只写出第一句话。他的姓格朗，法语为Grand，意为“伟大”，似乎跟他的情况完全不同。然而，他做事勤勤恳恳，为人宽厚、正直，看法正确，处事低调，却想使自己的生活具有伟大意义，让别人对他“脱帽致敬”（第208页），因此，他代表的是某种英雄主义，在作者看来也许是小说中最激动人心的人物。另外，格朗是唯一没有出现在塔鲁的笔记里的人物，他完全在叙述者的掌控之中。

帕纳卢神甫是“博学而又活跃的耶稣会会士”（第18页），但加缪却使他在许多方面像冉森教派教徒，即严守教义，却十分悲观，认为万能的天主只赐恩于少数选民。他又是学者，是研究圣奥古斯丁的专家，而圣奥古斯丁的思想却是冉森教派的源泉。他在鼠疫流行期间作了两次讲道。第一次讲道时认为鼠疫是天主降灾。但在法官奥通的儿子死后，他的思想发生变化，参加了卫生防疫组织，在第二次讲道时已不像第一次那样纯粹在说教。不久之后，他也患病，却拒绝医生治疗，仍然坚信天主，死后病历卡上写着：“病情可疑。”（第258页），这“可疑”也许同时针对他的信仰。可以说，他第一次讲道反映出德军占领初期法国教会某些领导人的看法，即法国人理应遭到失败；但他参加卫生防疫组织之后，就成了参加抵抗运动的所有天主教徒的代表。

法官奥通是小说中最早出现的人物之一。他循规蹈矩，对自己确信无疑，他一家人就餐的情况，塔鲁在笔记本中作了漫画式的描写。他为人处事铁面无私，在儿子死后才发生变化，对世界的看法变得更加人道。他这个法官在鼠疫流行期间无事可做，就参加卫生防疫工作，最后也患病死去。

塔鲁是除里厄之外在小说中所占据篇幅最多的人物，也是作者让他连续讲述过去经历的唯一人物。他父亲是代理检察长，工作是判处某些被告死刑。他因此参加革命斗争，以跟把谋杀合法化的社会进行斗争。但他发现那些革命者也在杀人，就决定不再杀人，但因此却对自己判处终生流放，这也使他不再相信能使生活有意义的理想，而是只想求得安宁。来到奥兰后不久，鼠疫发生，他主动提出建立卫生防疫组织，跟里厄并肩战斗，最后患病死去。他的追求虽然失败，至少像反抗者那样生活过。

里厄是小说的主人公，处于小说情节的中心，所有主要人物都围绕着他。首先，他头脑清醒，为人正直，在当局想掩盖真实情况之时，第一个说出这瘟疫的名称，并促使当局宣布发生鼠疫和关闭城市。其次是谦虚，他总是认为自己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从不夸耀，甚至不主动请别人给他帮忙，而总是别人提出要给他帮忙。他还多次强调自己的知识和看法有局限性。他在跟另一位医生卡斯泰尔谈到血清是否有用时说：“其实我们对这些都一无所知。”（第63页）塔鲁问他是否相信天主，他虽然不信，却回答说：“我处在黑夜之中，想要看得一清二楚。”（第136页）另外，他能理解别人，为人宽厚。即使对自杀未遂的科塔尔，他也不愿给他增添麻烦，对一心想出城的朗贝尔，他虽说不愿相助，却理解记者追求幸福的愿望，对格朗，他并不觉得滑稽可笑，对法官奥通，也不加以批评，他理解塔鲁的悲观失望，他不相信天主，却去听帕纳卢神甫的第二次讲道。后来，塔鲁给他谈了过去的经历，他听了之后说：“我觉得自己不喜欢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我感兴趣的是做个男子汉。”（第281页）

一九五五年，加缪在给罗朗·巴尔特的信中说：“我希望《鼠疫》能被读出多种意义。”首先，这部小说客观地描写了鼠疫在一座城市流行的情景，如发现死老鼠，病人的症状（口渴、高烧、腹股沟淋巴结炎等），城市检疫隔离，居民处于流放状况，采取的卫生医疗措施，以及社会上的种种情况。另外，里厄在第一部第五章中回忆起历史上发生的几次鼠疫，帕纳卢神甫在第二部第三章第一次讲道时也提到以前发生的鼠疫。

其次，这部小说有象征意义，暗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法国人民对德军占领的抵抗，这对一九四七年的读者来说显得更加清楚。小说中许多段落描写的情况，也确实跟德军占领时的情况相同。例如，小说中打电话和通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就像当时跟自由区（非占领区）打电话和通信那样。又如实行宵禁，禁止出城，在小说中跟德军占领时期一样，也有逃跑的事发生。当局还采取措施，限止食品和汽油的供应，食品店前于是排起长队，有些老板就提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黑市和走私随之产生。小说中提到奥兰体育场设置的检疫隔离营，则使人想起纳粹德国关押犹太人的监禁营，而把有些街区隔离开来，则是暗指欧洲有些城市中的犹太人聚居区。而叙述者在讲述把尸体送往焚尸炉时，则显然是指纳粹德国当年焚烧成千上万男子、女子和儿童的焚尸炉。欢庆城市摆脱鼠疫和哀悼鼠疫受害者的场景，则使人想起法国解放的情景。正如加缪在给罗朗·巴尔特的信中所说：“《鼠疫》明显的内容是欧洲对纳粹主义的抵抗斗争。”

最后，这部小说还有哲学上的意义，那就是指出这世上的荒谬之处。生活在许多方面毫无意义，人只要封闭在自己的习惯之中就是如此。小说中叙述者说，奥兰这座城市，“人们既会在那里百无聊赖，又会竭力养成习惯”（第4页），人们努力工作，设法多赚钱，并“把其他时间用来打牌、喝咖啡和聊天”（第4页）。这“习惯”二字在书中多次出现，并成为平庸的同义词，这种平庸有时是心甘情愿，有时则为生活所迫。这习惯表示没有计划和未来，是死亡的一种形式。鼠疫流行之后，这种不断重复的生活显得更加突出。例如，朗贝尔只好反复听《圣詹姆斯医院》这张唱片，电影院不断重放同一部影片，演出《俄尔甫斯与欧律狄克》的剧团被迫留在市里，“几个月来，每逢星期五，本市歌剧院里就响起俄尔甫斯音调优美的抱怨和欧律狄克毫无用处的呼喊”（第218页）。“重新开始”这四个字也就在书中多次出现：“清晨，他们又回到灾祸之中，也就是回到墨守成规的生活之中。”（第201页）

当然，重新开始也会有肯定的意义，只要是重新开始斗争，以便使生活有意义。格朗不断重写他小说的第一句话，里厄不断给病人治疗，卡斯泰尔不断研制血清，朗贝尔不断想办法出城，而据朗贝尔说，鼠疫，“这是要重新开始”（第178页）。但这种不断进行的斗争，却往往白费力气。斗争不断重新开始，这也是人生没有意义的一个方面。小说也因此具有悲剧性，而加缪的悲剧性则具有荒谬的形象。从表面上看，《鼠疫》中的人物最终取得了胜利，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塔鲁在疫病被战胜时死去，里厄失去了朋友和爱妻。尤其是，“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亡也不会消失”（第341页）。然而，《鼠疫》中的世界并非令人绝望，对荒谬的反抗使生活有了意义和理由，也使书中的人物令人敬重。

《鼠疫》的译本，最早出自顾梅圣（署名顾方济）、徐志仁的手笔，由林秀清（署名林友梅）校阅，一九八〇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林老师当年曾对我说，请顾老师翻译此书，是因为他对天主教熟悉。书中帕纳卢神甫是“博学而又活跃的耶稣会会士”，理应是天主教徒，当时阿尔及利亚信奉的是天主教，对信奉的至高神的称谓是“天主”，而由于天主教跟东正教和新教并列为基督教三大派别，所以书中的教徒称为chrétiens（基督教徒）。帕纳卢神甫第二次讲道时，谈到了la Mercy，顾老师译为“赎俘会修道院”，我虽说相信顾老师的译法，但也需要加以核实。手头的纸质辞书中均未找到这个词，最后在网上找到这修会的全称为Notre Dame de la Rédemption des Captifs de la Merci，是为解救被撒拉逊人关押的许多基督教徒而在西班牙建立，所以应取顾老师的译名。另外，在翻译中，也看出顾译本的另一优点，那就是对医学术语的翻译准确无误。顾老师生前是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为交通大学医学院）法语教授，对医学术语熟悉，即使有疑问，也可请教校内的专家教授。我曾受顾老师委托多次参加卫生部出国进修考试法语试题的命题工作，对该校教师这方面的专长十分了解。如书中bubons一词，《新法汉词典》上释义为“腹股沟淋巴结炎”，顾译为“腹股沟腺炎”，更加确切，又如ganglions mésentériques，可译为“肠系膜淋巴结”和“肠系膜神经结”，顾译选择后者。当然啰，这次既然重译，也应该在对原文的理解和表达方面作出自己的努力，以不辜负顾老师和林老师生前对我的教诲和期望。

译者

二〇一〇年九月识于海上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