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汪道昆与新安诗群

休宁程嘉燧认为，新安诗坛盛于嘉隆，《程茂桓诗序》中说：“余少时见《新都秀运集》，自嘉隆以前，吾乡之缙绅先生与夫布衣岩穴之士，名章秀句赓响杰出，皆不愧于古人专门之学。如吾宗自邑，仗策登华，与北地倡酬，为方侍郎所推挹。王潭仲房，任侠说剑，踞胡开府、戚都督上坐，而王弇州、许文穆皆折节重之。”^[45]

王世贞、李维桢评明代新安之诗，以为盛于隆万，汪道昆开辟一时局面，世贞说“新都有诗，自司马始”^[46]，“歙故未有诗，有之，则汪司马伯玉始”^[47]。李维桢《荪堂集序》绘述：“自汪司马伯玉以能言名天下，天下争附之，而新安人以司马重，即号能言者，往往在司马法中。”^[48]

既然两种说法相异，就需略加辨析。我们注意到，休宁陈有守《徽郡诗选》编选的徽州明诗一百四十六家多活动于嘉靖或隆万间。万历《歙县志》卷三《风土》载：“人文郁起，为海内之望，郁郁乎盛矣。”张潮《歙问小引》的记载更具认识价值：“王弇州先生来游黄山时，三吴两浙诸宾客从游者百馀人，大都各擅一技，世鲜有能敌之者，欲以傲于吾歙。邑中汪南溟先生闻其至，以黄山主人自任，僦名园数处，俾吴来者各各散处其中，每一客必有一二主人为馆伴。主悉邑人，不外求而足，大约各称其技，以书家敌书家，以画家敌画家，以至琴弈篆刻，堪舆星相，投壶蹴踘，剑槊歌吹之属，无一不备。与之谈则酬酢纷纭，如黄河之水注而不竭，与之角技，宾时或屈于主。弇州先生大称赏而去。”^[49]世贞率众游黄山，时在隆万之际，歙之才士已众，人文之盛可见一斑。

比照有关文学史料，即可看到新安诗坛兴自嘉靖、盛于隆万的事实。至于程嘉燧盛推嘉靖诗人，不愿正视汪道昆，有其个人方面的原因，如上引《程茂桓诗序》说：“顷年（万历）以来，兹道滥觞，自谓家抱灵珠，人操和璧，靡然成风，而正始之音，殆杳然矣。嗟乎！谁为为之，孰令听之哉！”

1. 徽州“商而士”的文化环境

新安诗文郁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关注区域的商业文化环境。历史上的徽州一带，商贾纷出，商业在徽州人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乾隆《歙县志》云：“农十之三，贾七焉”，“以货殖为恒产”。歙县汪道昆《阜成篇》自绘乡里“业贾者什七八”^[50]。张瀚《商贾纪》指出徽商足迹“几遍天下”^[51]。徽商势力雄厚，谢肇淛《五杂组》卷四云：“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

商业兴盛和经济富庶带来了徽州人文的繁荣。据康熙《徽州府志》，徽州共有书院五十四所，歙县为十四所，休宁十一所；婺源十二所，祁门四所，黟县五所，绩溪八所。其中，明代实有五十一所。这些书院建置于宋代者十馀所，元代十馀所，清初二所，馀者皆置于明代，筹建者或为富商巨贾，或为府县守令，书院经费主要来源之一便是商贾的捐助。

明代取中进士二万五千二百二十八人，徽州六县为三百九十二人，占全国总数的1.55%，而且歙县一邑就有进士一百六十四人^[52]。这与区域“商而士”的社会风气关联极为密切。新安士子，“处者以学，行者以商”^[53]，行商取厚利，读书求名高，“一弛一张”、“迭相为用”。商贾家庭出身的汪道昆取得科举成功，深有体味而言：“新都三贾一儒，要之，文献国也。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则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犹之转毂相巡，岂其单厚然乎哉，择术审矣。”^[54]

汪道昆家族是一个“商而士”的成功典例。道昆（1525—1593），一名守昆，初字玉卿，改字伯玉，号高阳生。曾祖以上十五世，率以耕田为业，祖父守义始藉盐业起家，为盐䇲祭酒，父良彬少继父业，汪氏“业儒术”则自道昆始^[55]。他三岁从祖父习诵古诗百首，“客至，令诵诗行酒以为常”^[56]。少年时志慕修古，长辈发现后，严厉地制止了他的想法，良彬的家教即是“引正义督其子，先实用而后文词”^[57]。道昆成进士，参与文学复古活动^[58]，“先实用”的思想又使他与喜爱的文学保持一定距离。他的用实才华和政治业绩得到张居正、王世贞、戚继光推许，嘉靖四十二年迁福建按察使，与戚继光一起主持抗倭之事，隆庆六年，迁兵部右侍郎，升左侍郎。直到万历三年，仕途无望，始归里，兴趣集中到“立言”上来。著有诗文《太函集》一百二十卷。王世懋将道昆与王、李相提并论，这一说法得到时人认同，如《太函集》卷二十六《朱镇山先生集序》：“余尝奉先生之教：‘当世作者代起，无若三家，济南、江左、新都并驾而方北地。’”在道昆影响下，其弟道贯、从弟道会咸能诗文，并称“二仲”，又与道昆共号“三汪”，汪氏也由盐商家庭一跃成为新安文化望族。

“商而士”的社会变奏在徽州商业与文学之间构架起一座桥梁，这在嘉靖间已有不凡表现，归有光《白庵程翁八十寿序》曾揭示说：“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地在山谷之间，无平原旷野可为耕田。故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程氏）并以诗书为业。君岂非所谓士而商者欤？然君为人，恂恂慕义无穷，所至乐与士大夫交，岂非所谓商而士者欤？”^[59]商业、科举、文学密切结合，经过数代徽州人积淀，终于导引出区域诗文兴盛局面。李维桢与新安诗人多有交往，《荪堂集序》复述亲历见闻说：“新安人故善贾，至于今冠带衣履天下，而因以贾名。名美者莫如立言于时，立言之士竞起矣。”

2. 汪道昆的诗论与创作

与多数七子派诗人一样，汪道昆认为宋儒理兴而诗衰，《太函集自序》说：“宋儒以道自任，志三代而身《六经》，猥云质有其文，贵其质而已矣。夫蒉桴土鼓不比于《韶》，如必任质而后宜，夔其穷矣。即其人可知也，于法云何？”因此，他盛推七子文学事业，称李梦阳“以清庙遗音，一洗里耳”，与李攀龙、王世贞“其一先登，其一高跱，其一张广乐、集大成”，皆一世雄杰。

汪道昆、王世贞为同年进士，齐名文坛，连世贞也承认：“余何能当作者”，“为我张皇推毂无两，遂令鞬橐之士左次而避中原，则伯玉之为也。”^[60]道昆述说师门，还是将王、李比作诗坛孔子，自己甘作圣人高足颜回，《夜坐与少连谈艺四绝句》其四：“圣代只今王与李，相得大冶铸颜回。”^[61]这一说法容易引人误解，以为其不过是步王、李后尘的小角色。事实上，《太函集》中的大量诗序，精辟见解随处可见，如序山人俞安期《翏翏集》云：“大方家有言，当世之诗盛矣，顾上不在台阁，下不在山林。不佞既然且疑，尝测其涘。……夫《诗》，首国风亦犹之乎天风也。风之起也，为泠风，其积之厚也，为培风，抟扶摇羊角而上；为刚风，三者皆雄风也。……沨沨乎其与天籁鸣也。语师古则无成心，语师心则有成法，其斯为楚之遗、汉之逸、杜陵之王父尸乎？”^[62]文中有两点值得分析：一、诗不在台阁、山林，而在布衣。何谓真诗？一直是明中叶诗人苦思冥想而不得答案的问题，李梦阳既称“真诗在民间”，又徘徊不已，道昆则从山人、布衣诗人身上找到了答案。二、推崇天籁之鸣的雄风，雄风包括泠风、培风和刚风，泠风清爽，培风粗犷，刚风雅健，体现着道昆不满足单一格调，崇尚自然之法的诗趣。

《太函集》存诗一千七百馀首。道昆和戚继光（字元敬，登州人，有诗文《止止堂集》）在戎马生涯中结下深谊，赠答继光之诗豪迈健举，如“国士投知己，分悬比太阿。星文开瘴海，夜色倒明河。决胜千人废，论功百战多。神奸空睥睨，天意岂蹉跎。”诗题即序：“戚将军铸良剑二，谒予铭之。托以久要，遂分其一。省属火，故物悉亡，独舍中儿抱剑出火中，赖得脱。归于家，弟幸其有灵，为之弹铗而歌，作此三诗。”^[63]二人福建分剑，约定奇功抱国，尔后三次“合剑”，相互砺志。万历十五年，继光卒世，道昆吟《宝剑篇》，诗前小序曰：“壬戌之秋，元敬入闽三捷，偕余目击闽难，不歃而盟，则良剑二分佩之，所不狥闽者如此杖。丙寅，余释闽事。戊辰，元敬入朝，剑始合于虎林，信宿而别。壬申，余奉使大阅，再合蓟门。乙酉，元敬谢南粤入新都，三合于白榆社。乃今元敬已矣，故剑不知其存亡。余弹铗长歌，盖有感于延陵季子云尔。”长诗铺陈其事，一唱三叹，遒劲雄宕，如云：“行处饶歌朱鹭曲，擎来铁网苍龙精。”^[64]李攀龙以“紫气”、“雄风”、“黄金”一类字面点缀雄浑诗调，免不了空浮，道昆有着督兵抗倭、阅视边防的经历，诗笔雄健，算不上“空声大语”。

3. 新安诗群重要成员

王寅、江瓘、汪道会、汪道贯、汪淮、吴守淮、潘之恒、谢陛等人以汪道昆为核心，据区域形成新安诗群。钱谦益注意到这一群体，称之“新安诗派”，《列朝诗集小传·吴布衣兆》：“新安诗派，尸祝太函。”陈田《明诗纪事》引之。诗群以山人、布衣为主体，而且多数成员出身商贾家庭，甚至包括亦贾、亦士、亦匠的徽墨名家方于鲁，可谓特色鲜明。此对其主要成员略作梳理：

王寅，字仲房，一字亮卿，歙县人。父尝贾于淮北。王寅少年倜傥，负文武才，为诸生领袖。后弃诸生，问诗李梦阳不遇，入少林习兵杖。家产尽破，复辞家远游。与徐渭、沈明臣同入胡宗宪幕府，参加抗倭。中岁习禅，自号十岳山人，与高应冕等组织西湖八社，晚年与汪道昆唱和甚密。编选《新都秀运集》，著《十岳山人集》四卷。《西湖八社诗帖》亦存其诗。

江瓘，字民莹，歙县人。父江才早年贾于青齐、梁宋之间，后至钱塘，挟重赀为巨商，生琇、珮、瓘、珍四子，四十岁时令琇、珮二子治生扬州，自归歙县教瓘、珍二子习举业。江珍字民璞，嘉靖二十三年进士。著有《溪上稿》二卷、《华委堂集》。江瓘为诸生，号篁南山人，以诗文著称一方，有《篁南山人集》十卷、《霞石稿》。

汪淮，字禹乂，号松萝山人，休宁人。国子生。诗法古人，取材庀宏，象合意协，《列朝诗集小传》：“论诗苦爱仲长统‘乘云无辔，驰风无足’之语，以为诗家风轨，殆非俗流也。”著《禹乂诗集》八卷，汪道昆、王世贞为序。

陈有守，字达甫，休宁人。《列朝诗集》录其《岳墓》诗，有句“西湖莽埋没，中土日销沉。五国杜鹃梦，千城都护吟”，《小传》曰：“典实老苍，高出凡品。”有《六水山人诗集》。

汪道贯（1543—1591），字仲淹。道昆之弟。有《汪次公集》十二卷。《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六〇《题汪仲淹新集后》：“其为古文辞，雄爽有调，而或不免士衡之芜。余每一规之，辄一小异。……已而尽出新篇，读之，沉着温茂，一唱三叹，有馀音矣。”

汪道会（1544—1613），字仲嘉。诸生。道昆从弟。晚交潘之恒最密，又与袁宏道、袁中道游处。有《小山楼稿》、《二仲集》。

潘纬，字仲文，一字象安，歙县人。少年攻诗，苦思新声，居白岳下，隐然诵读，甘苦自怡。曾斥资为中书舍人。有《象安诗集》四卷及《养疴》、《游淮》、《园居》等集。《列朝诗集小传》：“余观仲文诗，攻苦精思，摆落凡近，如秋水芙蓉，亭亭自远。仲房亟称其‘郭外关河远，樽前岁腊残’，‘旅馆午寒闭，江城秋雪飞。’未足蔽仲文也。”

潘之恒（1556—1662），字景升，歙县人。出身商贾家庭，少年受知于汪道昆、王世贞。《太函集》卷七《赠潘景升北游序》：“都人士代兴者，吾尝以锥末得景升。”参与白榆社唱和，道昆故世，结交袁中道、宏道、江盈科、钟惺。好诗文、戏曲，生前刻诗《蒹葭馆集》、《冶城集》、《涉江诗》、《鸾啸集》、《漪游草》等（诗歌创作详见“公安派”一章）。

程可中，字仲权，休宁人。家贫，博学能诗，入白榆社，与何白、潘之恒交笃。形貌短小精悍，兀放任侠，酷嗜山水。《列朝诗集小传》论其诗在潘之恒、何白之间，又说：“仲权尝语余：李本宁（维桢）以诗文雄伯，人莫敢置一辞，余得其赠诗，直规之曰公才不逊古人，亦落弇州、太函窠臼耶？本宁拱手叹服。以此知其真长者也。”有《汊上集》二十二卷。

此外，山人吴守淮有《虎臣诗集》二卷；山人李敏有《浮丘山人集》；方于鲁有《方建元诗集》十四卷《师心草》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