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后七子派后期诗歌运动

金、元诗坛宗唐，“诗道至宋人已自衰弊”一说盛行于世^[1]。明初诗人不满元诗纤弱靡缛，但在推崇唐音方面，并无异趋，闽人高祖述盛唐，编选《唐诗品汇》、《唐诗正声》，“终明之世，馆阁宗之”^[2]。永、宣之际，“三杨”台阁体臻盛，雍容典雅、点缀升平，虽标宗唐音，终不能掩饰平庸。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亟欲改变诗风，“三杨台阁之末流，为之一振”^[3]。前七子派继之振声诗坛，昌言复古，渴求盛唐治世和盛唐诗界的重生再现。由于复古诸子之间文学理论和创作认识分歧较大，人生和政治遭际不幸等原因，正德之后，前七子派式微。

嘉靖中叶，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徐中行、梁有誉、宗臣、吴国伦创立后七子派，促使诗坛形成百年复古运动。复古再兴的动因复杂多样，“崇唐”文化心理和诗坛振兴意识自不必言，这里强调两点：一是冲破训诂帖括和科举束缚。李攀龙为诸生期间，“厌时师训诂”，吟诵诗古文辞，被目指为狂生，然夷然不屑，谓“吾而不狂，谁当狂者”^[4]。梁有誉弱冠补诸生，亦厌弃训诂帖括，和欧大任、黎民表“以古诗文共相劘切”^[5]。汪道昆少年慕修古，私下习读古诗文，后在父辈强迫下专攻举业。二是厌弃程朱理学独尊^[6]。明代八股取士，定程朱理学为尊，士人不喜帖括，对程朱理学（也包括陆王心学）产生浓重的反叛意识。王宗沐、吴维岳为后七子立派之初的重要人物，然未进入中心层，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其学术观点和后七子派整体上不满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思想倾向不相合。隆万之际，王世贞、屠隆、汪道昆等人重新审视阳明心学，一定意义上引发了后七子派的新变。

关于后七子派运动的分期，廖可斌先生的提法颇具代表性。他大致将其分作三个十五年：嘉靖二十六年至嘉靖四十一年，为兴起和繁荣期；第二个十五年截至万历五年，为平稳发展期；此后十五年，为衰落期^[7]。这一认识较明晰地揭示了后七子派演变轨迹，但是还有值得商榷之处^[8]，对后七子派运动似不宜全作“十五年”一刀切的方法进行分期，笔者在此提出个人看法：嘉靖二十六年起的十年，为兴起和繁荣期；嘉靖三十六年前后至隆庆四年前后，为平稳发展期。此后为第三时期，短期中兴，旋而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