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坛为世界文学史写下了金光灿灿的一页，向全球文学宝库输送了一批杰出的作家。继普希金之后，第二个冲出国界的俄罗斯作家就是诗人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他以少有的勇气倾吐了人民反叛沙皇黑暗统治的心声，以罕见的天才继承与发展了普希金的文学传统，在诗歌、小说、戏剧等领域写出了无愧于时代的作品，以难得的文化遗产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俄苏的作家和诗人。莱蒙托夫短短二十七岁的一生的成就告诉人们：他是俄罗斯的，也是世界的，他立足于民族的土壤并汲取了异域的营养，又通过用俄罗斯的民族魂铸成的文学精品向各国不停地反馈着艺术的信息。

莱蒙托夫于一八一四年十月十五日出生在莫斯科一个退休军官的家里，在出身名门的外祖母的贵族庄园里度过了童年。地主虐待农奴的行径，在诗人幼小的心里埋下了同情弱者的种子。父母婚姻的不幸，导致母亲的早逝；母亲的亡故，又结出父子在外祖母干预下生离死别的苦果。因此，莱蒙托夫从小就形成孤僻的性格，养成耽于幻想的癖好，他那颗童稚而叛逆的心早早地飞出了庄园的高墙。他挚爱大自然，亲近民间的生活，当来访的亲戚讲起农民起义和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的故事时，他总是凝神倾听，心潮起伏。

一八二八年九月，莱蒙托夫入莫斯科大学附设的贵族寄宿中学读书。在这所培育过冯维辛、茹科夫斯基、格里鲍耶陀夫等著名俄国作家的学校的文学氛围中，莱蒙托夫开始写诗。他的诗起初带有模仿拜伦和普希金的痕迹，但他很快就形成自己的风格，显露出不凡的诗歌天才。

莱蒙托夫开始创作生涯，正值俄国历史上最暗无天日的年代。沙皇尼古拉一世残酷地镇压了十二月党人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举行的起义，更强化了专制的统治。人民忍无可忍，纷纷被逼造反。莱蒙托夫的不少哀歌体抒情诗与人民的心声产生共鸣，间接或直接地抨击了沙皇，成为对失败了的十二月党人义举的余音不绝于耳的反响：

俄国的不祥之年必将到来，

那时沙皇的王冠定会落地；

百姓将忘却先前对他的爱戴，

众多人将用死亡和鲜血充饥。

（《预言》，1830）

一八三〇年秋，莱蒙托夫考入当时作为全国精神生活中心的莫斯科大学。在赫尔岑、别林斯基等人的倡导下，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们热烈讨论当代的政治、哲学和文学问题。莱蒙托夫深受启发，对沙皇统治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例如，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剧本《怪人》，已经把主人公弗拉基米尔·阿尔别宁置于与整个贵族社会的尖锐冲突之中，剧情已触及造成个人悲剧的社会根源。

在贵族寄宿中学和莫斯科大学学习期间，莱蒙托夫经历了一个创作高潮期，共写下三百余首抒情诗、十六首长诗和三个剧本。这是他创作上的磨炼阶段，为后几年，特别是他的成熟时期（1835或1837—1841）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创作思想在抒情诗《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中已有系统的阐述。

一八三二年，莱蒙托夫因参与反对反动教授的学潮而被勒令离开莫斯科大学。同年十一月，他考入彼得堡近卫军士官学校，在那里他孤独彷徨的心境一如从前，甚至更甚：

唉！它不是在寻找幸福，

也不想从幸福身边逃亡。

（《帆》，1832）

他在士官学校枯燥的受训期间填补内心空虚的良法就是不间断地从事文学创作，甚至在被授予骑兵少尉的官衔后他也不改初衷。

剧本《假面舞会》（1835）是莱蒙托夫戏剧创作的高峰，比其余四个剧本，即《西班牙人》（1830）、《人与激情》（1830）、《怪人》（1831）和《两兄弟》（1836），在思想与艺术方面更趋完美。《假面舞会》借鉴了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比其他剧本更集中地反映了俄国上流社会中善与恶的尖锐冲突，主人公叶甫盖尼在气质上与长诗《恶魔》中的恶魔和小说《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如出一辙。《假面舞会》不但是对发生情场纠葛的舞会的实写，而且具有鞭挞在道貌岸然的面纱下尔虞我诈的上流社会的象征意蕴。

一八三七年一月一日，莱蒙托夫为普希金主编的《现代人》杂志投寄破天荒第一次由士兵充当抒情主人公的诗作《波罗金诺》。诗中借一名参加过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的老兵之口，挞伐当代青年生性懦弱、无所作为的可悲状态。质朴的感情，对历史真实的细节描绘，民间生动口语的大胆运用，标志着诗人在接近人民和向现实主义倾斜等方面前进了一大步。后来，列夫·托尔斯泰在创作巨著《战争与和平》时从《波罗金诺》汲取了爱国激情和史诗气魄，称它为《战争与和平》的核心。

一八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伟大的俄罗斯近代文学奠基人普希金，在决斗中惨遭杀害。这个晴天霹雳，震怒、更震醒了莱蒙托夫。他勇敢地接过普希金手中争取自由的接力棒，写下了被高尔基誉为“俄国最有力量的诗歌中的一首”的不朽名篇《诗人之死》，以惊心的语言、铿锵的节奏喷吐出全民族痛失“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后火山般的悲愤之情，呐喊出人民向“扼杀自由、天才、荣耀的刽子手”讨还血债的心声：

你们即使倾尽全身的污血，

也洗不净诗人正义的血痕！

莱蒙托夫因触怒宫廷而被捕，被放逐到高加索与山民作战的前线以示惩罚。在高加索，他结识了别林斯基和十二月党人，接近了人民，收集了传说、民歌，领略了奇异的景色。先后两次流放高加索的逆境，结出了累累的艺术硕果，使沙皇尼古拉一世的用意适得其反。

一八三八年，莱蒙托夫写下抒情诗名篇《沉思》。它集早期哀歌体诗歌之大成，切入灵魂深处，剖析了同时代人可气又可悲的心态。这首用“鲜血写成的”诗被别林斯基誉为“纲领性的诗”，对同代人及尔后历代思想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一八三八年十二月和一八三九年八月，使莱蒙托夫登上俄国浪漫主义诗歌高峰的长诗《恶魔》和《童僧》相继脱稿。两部长诗都塑造了叛逆者的形象，都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既歌颂他们的反抗精神，又暴露他们的自我中心主义。特别是《恶魔》，更高出于《童僧》，代表了莱蒙托夫一生二十七部（包括未完成的）叙事诗创作的最高成就。除《童僧》与《恶魔》外，《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年轻的近卫士和骁勇的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也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它借伊凡雷帝之古讽尼古拉一世之今，一发表就受到评论界的重视。

一八四〇年五月，莱蒙托夫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表他的现实主义不朽杰作《当代英雄》。这是他继《瓦吉姆》（1832—1834）和《李戈甫斯科伊公爵夫人》（1836—1837）之后写出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也是第一部写完的长篇小说，却成了他小说创作以至整个创作的最后总结。它得来不易：先从社会历史小说入手，经过构思社会心理小说而终于开创了俄罗斯文学中的社会心理与哲理小说。他把抒情主人公身上所洋溢的叛逆气质和长篇小说《李戈甫斯科伊公爵夫人》、剧本《假面舞会》等作品中的社会冲突集中熔铸在毕巧林这个司空见惯的“当代英雄”身上。毕巧林是奥涅金这位“多余人”形象在莱蒙托夫时代的发展：他渴望有所作为，但又无法超越阶级的局限性，因而比奥涅金更苦闷，更蔑视世俗的偏见，也更玩世不恭，他的才智遭到毁灭的悲剧，比奥涅金的悲剧更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农奴制社会的腐朽没落和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的暗无天日。

《当代英雄》是莱蒙托夫借鉴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创作经验，经过大胆创新而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树起的又一丰。作家采用新的多渠道、多角度而又给读者留下想象空间的描写方法，对作品人物心理的深层剖析，作者天才地用诗的审美方式另辟散文叙事新路子，由此一夜雄踞当年的世界文坛，为俄罗斯争得殊荣。这一文化遗产为之后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心理描写起了开拓性的作用。如果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诗歌中的散文，那么《当代英雄》便是散文中的诗，两部杰作双双成为俄罗斯长篇小说的源头，连同果戈理的《死魂灵》一起，牢牢地奠定了近代俄罗斯长篇小说的基础。

一八四一年，莱蒙托夫在《祖国纪事》上发表抒情诗《祖国》，诗人用“一种奇异的爱”来爱自己人民的祖国。这是莱蒙托夫由早期作品中孤傲不驯、愤世嫉俗到与同辈人休戚与共（如《沉思》），进而到歌颂人民（如《波罗金诺》），到最后对人民怀有深情的思想发展的必然归宿。

一八四一年七月二十七日，莱蒙托夫在高加索与马尔蒂诺夫决斗不幸身亡，结束了他为社会所不容的抗争的短短一生。一八四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他的灵柩安葬于塔尔汗家墓。

莱蒙托夫是俄罗斯的民族诗人，是一架大胆歌唱自由的竖琴，是民族之魂，更是自由之子。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中给予莱蒙托夫特殊的评价，就是因为看重他把自由置于沙皇俄国的国家利益之上的历史观，它反映在看待拿破仑、沙皇侵略扩张等一系列问题上。莱蒙托夫所处的时代早成为过去，但他作品中争取自由的思想和表达这一思想的艺术，既然在作者生前早就冲破了民族的界限，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自然更能变成全球（包括中国）的共同精神财富了。

莱蒙托夫和他的作品都是不朽的。

顾蕴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