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华汉风映辽南大连地区汉代遗迹及文物赏析

在中国历史上，汉代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此间所形成的社会制度与精神文化，尤其是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并长期支配着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

在大连地区，汉代的文化滋润着这片古老的土地，形成了大连历史上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鼎盛时期。那些遍布大连境内的诸多汉代历史文化遗迹以及出土的丰富多彩的文物，就是最好的证明。大连地区汉代的历史文化遗迹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汉代的城址遗迹，另一类则是汉代人的墓葬遗迹，今人习惯称之为汉墓。目前已发现的汉代城址有旅顺口区的牧羊城，金普新区大李家街道的大岭屯城、东马圈子城，瓦房店市的陈屯城，长海县广鹿岛的朱家屯城等。而汉墓所发现的区域则要广泛得多，在旅顺口区、甘井子区、金普新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及长海县等地区都有发现。这些城址与墓葬的遗迹，从许多方面反映出当时大连地区与中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致性。可以说，是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大连地区提供了吸纳八面来风、融汇南北文化的空间优势。这些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创新与继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连地区汉代文化。

在这里，我们不妨先追溯一下那些给人们提供了固定居所以及生活方便的古城。说到城，它当然要比一般的居民点大许多，一般都有城墙，有比较多的人口，有统治机构和一批为它提供服务的人员，有一定的工商业活动。同时，它还应是一个地区的经济中心，它的经济势力可以影响周边广大农村的经济生活。自汉武帝以后一直到东汉中期，城邑经济虽然有时遭到破坏，但大体上维持着繁荣。东汉时期，城邑经济似乎要比西汉时有所发展，城邑中人口集中的程度也远比西汉时要高。“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已很普遍。东汉后期，由于豪门贵族生活日益奢侈腐败，大量社会底层的人也麇集在城邑之内，游手好闲，城邑经济表现出由盛转衰的迹象。总之，从战国至秦汉，人口一般是围着城邑来居住，并由城区向外辐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早期城邑的兴起，政治和军事因素的决定性色彩似乎更浓厚一些，经济功能则是后来在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旅顺口区的牧羊城是大连地区发现较早的一座汉代城邑。据清《奉天通志》记载：“牧羊城，城（宁海县城，今金州城）西南一百五十里，周围二百五十步，门一。”经后来的考古工作者实地测绘，牧羊城遗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30米，东、西宽约82米，城墙部分为石筑，其上以土夯筑，在其残垣断壁上仍可见清晰的夯层和夯土工具留下的夯窝。1928年，曾有日本学者对牧羊城遗址进行发掘，出土的历史文物甚为丰富，既有青铜时代的石斧、石刀、石纺轮、石镞、骨针、骨锥、骨镞及大量夹砂褐陶器，也有战国至汉代匽化刀币、匽化圆币、一化圆币、半两钱、五铢钱、大泉五十等货币和铜镞、铜敦、铜带钩、铁镬、铁刀、板瓦、“长乐”半瓦当、“乐史”半瓦当、双马纹半瓦当、泥质灰陶等。

牧羊城的周边则分布有众多的战国至汉代的石墩墓、土扩墓、瓮棺墓、贝墓和砖室墓。在城址附近曾出土过“河阳令印”“武库中丞”封泥。汉时的河阳即今河南孟津县一带；“武库中丞”是汉中央政府掌管军械库的官员，从史籍的记述来看，当时设左、中、右三丞的“武库”只有西京一处。从这两方封泥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这里与中原地区、中央政权的密切往来。考古研究证明，牧羊城是建在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址之上的，始建年代约在战国后期。两汉时期，由于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和完善，以及海运航线和陆地交通的开拓，人口不断增多，农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商业贸易交流活动逐步外延，使得这里成为连接中原与东北地区的重要枢纽。当年牧羊城选址于丘陵之上，居高临下，既不受水患之害，又易守难攻，且西南面海，视野辽阔，虽非“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隘，但也不失为一座重要的海防关邑。

张店汉城也是大连地区一处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它位于普兰店区铁西街道二道岭社区张店屯北的一片耕地中，其占地规模是目前已见的汉城遗址中最大的。考古工作者在城址内发现了战国至汉代的遗物，如战国时代的铜斧、铸铜斧的斧范、安阳布币等，汉代的卷云纹瓦当、半瓦当、“千秋万岁”瓦当、铜镞、铜带钩、铁镬、五铢泉货等。在城址的周边还分布有很多汉代墓地，验证了古人“城内而居，城外施葬”的说法。

2019年，张店古城遗址被确定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用丰富的出土文物证明了2000多年前大连地区城市的繁荣。

从大连地区已发现的这些城址来看，汉代的城邑与后代的完全一样，多建于农业比较发达的区域，交通比较便利，人口比较稠密；这些城邑又多临近河流和海岸，如牧羊城就距海只有500米，张店汉城西南方亦临近普兰店湾之海口。位于瓦房店市太阳升乡王店村北的陈屯汉城，有复州河经城南向西注入渤海。位于金普新区大李家街道的大岭屯城，南面紧临黄海。这些都是因为河流和大海在为城邑提供生活便利条件的同时，也提供了一定的航运条件。河流和海洋还可以成为城邑的天然屏障，保卫城邑的安全。

汉代城邑的建设规模差异很大，城邑的平面形状也不尽一致。大连地区的汉城以正方形和长方形居多，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从几何学角度讲，在周长相等的情况下，正方形所获得的面积为最大，其次是长方形，似乎古人很早就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当时修筑城墙实属不易，以较短的城墙来获得尽可能大的城内面积，也是最经济和实用的选择。而近来更有学者认为，这种建筑形式与古人对天象的认知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说完了汉代的城邑，我们再来看一下汉代人的丧葬习俗。依据目前的考古发现，从汉墓使用的材料、墓室的结构、墓室的平面布局等因素出发，考古学家将大连地区的汉墓形制大致分为以下几种基本类型：

1．贝墓。以牡蛎、海螺以及各种海产蛤蜊贝壳筑成。其建筑方法是先掘好土圹，在墓底铺上贝壳夯实，再在墓壁四周竖立木板为椁，在椁内侧放置贝壳并夯实。入葬后盖上椁盖，再填充贝壳，然后封土。以贝壳筑墓的目的是为了防潮御湿，保持尸体不朽。这种贝墓有单人单室、分室合葬和同室合葬等形式。

2．贝石墓。指用贝壳与卵石或石椁合筑的墓葬形式。其筑法或是以一层贝壳施一层卵石筑成墓壁，或是在墓圹四周先筑成石椁，然后再于椁内侧填施贝壳夯实而成。

3．贝砖墓。用贝壳和长方形条砖合筑而成。其筑法或是在墓圹四周的贝壳壁内侧贴筑一层砖，或是墓壁上、下以贝壳筑成，中间用砖砌成。

4．砖室墓。以带有花纹的青砖筑成的单室、双室或多室墓。久负盛名的大连甘井子区营城子壁画墓就是用砖砌筑而成的。

5．石板墓。以比较规则的泥质板岩石块筑成，常见的有单室、双室和多室。

6．瓮棺墓。常见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用较大的陶罐和陶釜与其他陶器相互套接而成；一种是中间为一节较大的陶水管，两端以陶罐或其他陶器封堵。

在整个汉代社会，祭祀祖先之风非常盛行。张衡在《南都赋》中有记：“纠宗绥族，禴祠蒸尝。”这里的“禴祠蒸尝”就是四时祭祀祖先宗庙的活动名称，即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尝，冬曰蒸。大连甘井子区营城子壁画墓中所描绘的祭拜先人图，真实地表现出大连地区汉代祭祀文化的内容。壁画主要分布在主室的北壁、南壁、东壁门外，这些不同位置上的壁画反映了不同的主题和寓意。例如：主室的南门似为通道门，是死者居室通往外界的唯一道口，此处的壁画内容便与打鬼辟邪、保护死者安全有关。内壁门拱上绘有守门神饕餮的上身，头上突起两耳，青面獠牙，双目圆睁，颀长无比的双臂左右伸展，做护卫之状。关于这方面的内容，王充在《论衡》中曾有记述：“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矣，千岁不死。”

门的左右两边各立有面向内视的守门人。左边的守门人浓发竖立，裂眦嚼齿，髭须虬翘，一手持旗，一手执剑于肩上；右边的守门人则头戴纱帽式帻，面相温和，拱手示一旗，旗杆上飘带呈“个”字形。外壁门边绘出红褐色网格纹，门上绘一个探出上半身的怪人形象，头戴三山冠，粗眉二道，双目圆睁，大口悬开，皓齿毕露，髭须浓墨，下饰有黑色巾帕，怪人双臂伸直，双手各持一旗。

这一由原始的图腾崇拜在原始巫术基础上演化出的门神，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被赋予了新的内容，成为一种广为流传的民俗。这里匠人们所描绘的内容并不重在细腻的形象和感情的抒发，而是主要通过外在形体动作来反映所要表现的内容，这就形成取其大貌、不拘小节、强化动感、摒弃静弱的特点，表现出奔放、飞动、紧张、粗豪之美。

壁画墓主室北壁所表现的则是祈祷主人升天成仙的画面。画面内容由两部分组成，上部以墓主人为对象，描绘出升天成仙的虚幻场景。墓主人位于画面的中部，头戴三山冠，身着长袍，腰佩长剑，拱手于胸前，侧身向左，长袍及底处有云气围绕。在他的身后有一侍者，手托长盘紧随。侍者的身后跟随一飞驰的苍龙，龙的躯体因受到画面位置的限制，仅绘出龙首及前半身，龙身遍饰着色的鳞片。墓主人的正面立着一头戴方巾、手持羽扇的方士，慈眉善目，面有微笑，与墓主人嘘寒相招，引导墓主人步入天国。在其身后，云气弥漫缭绕之中有一飞鸟，从上而下做俯飞状。鸟的左侧有一羽人踏云而至，一手持灵芝做舞动状。画面的下部表现了墓主人的亲属祭拜的场面。三个祭祀者向左而视，分别做卧拜、跪拜、立拜三种姿势。祭祀者前方置有一供案，上置有酒樽和斗，下面散放着耳杯。祭祀者的举止和服饰颜色的关系似乎表明了他们与墓主人的辈分关系。整个画面将现实人物与幻想虚构交织在一起，具有大胆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画面中的人物、羽人、云气等内容，勾线流畅，运笔自然，显得十分拙朴有力。全图以墨线勾勒为主，仅在人物的口唇、龙首等处略施朱彩，映衬之中显得肃穆。此画虽表现的是升仙祭拜的题材，但使用的是写实的手法，整体风格率意洒脱，线条圆润流转，渲染技巧熟练，人物比例准确，人物的身份、姿态、神情刻画入微，性格鲜明，用笔准确流利，没有滞涩修改的痕迹，显得老练成熟，艺道精湛，表现出画匠风格粗犷、奔放、自由、率真及卓越的技法和浪漫的情怀。

除了在壁画上看到的民俗风情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出土文物，找寻汉代社会生活的影子。在营城子壁画墓中还曾出土了一件造型别致的彩绘五枝陶灯。陶灯在工艺上采用轮制方法做出一中空束腰的二层台级式灯座，上面呈一圆柱形，施有等距的三角镂孔，与下层的连接处漫出一檐台，顺檐而下逐渐内敛，接近底部又向外撇，有一高圈足，束腰处剔出等距的圆孔。五枝灯碗是人工抟土制成的，呈圆口浅盘式，立于灯台最上部的一盏灯做“丁”形，直接插入上层灯台的中央孔中。其他四盏灯的灯柄，则为仿古建筑中的斗拱形，紧紧地贴附于灯台的出檐上处。陶灯底座绘有大面积的彩绘图案，内容是汉代最为常见的云气纹。观此灯，不免令人幽思绵绵，宛见一缕灯影摇红，回眸已是星转霜消。

作为史学工作者，总爱寻根刨底，但在追溯灯的起源上，似乎难有一个准确的解释。尽管先秦古籍中多处提到“烛”字，不过经过认证，那所谓的“烛”并非后来的蜡烛，而是专指点燃的火把。但有一点可以证实，灯是从古时的食具陶豆演化而来的。东汉人郑玄曾说过“瓦豆谓之镫”。这里的瓦豆，就是陶豆，而“镫”“燈（灯）”等古人用字中皆有一个“豆”字，就是最好的证明。营城子壁画墓出土的五枝陶灯，在整体造型上似乎也有先人使用陶豆的踪影。由此可知，古人在工艺品的制作过程中，首先是以生活中的实用物品作为母本，然后才在此基础上表现出时代的艺术风格和特点来。彩绘五枝陶灯的主要风格特点可以用“古朴”二字来概括。这种古朴，没有娓娓的细节，没有刻意的修饰，甚至也看不到张扬的个性和主观上的抒情，我们看到的只是粗线条的图景形象。但就是在这种不饰细节的造型中，于粗犷的轮廓形体上，十分准确地表现出汉代所特有的一种美学风格来，使得彩绘五枝陶灯透出风清骨峻之神、通达旷远之韵。

说到古朴，我们又想到旅顺口区铁山街道南山里出土的一件汉代陶磨。“磨”是用来磨面的工具，这是古代最先进的粮食加工工具。据考，最早时人们称磨为“砣”，只是到了汉代以后才称为“磨”。这样算来，它的出现和使用最少也有2000年的历史了。这种圆形石磨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谷物的传统吃法，而将颗粒状的粮食加工成为面食，是中华民族饮食史上的一大进步。石磨退出历史舞台，也只是近几十年之事，那是因为出现了电力磨面加工机器。

旅顺口区出土的这件陶磨是一件随葬的明器。它是抟土制成的，整体分为三层。底层为三足圆形磨架。陶磨分上、下两扇，下扇置于磨架之上，底部平齐，上部中间延伸出一磨轴（又称磨脐），以磨轴为中心刻出放射线的阴槽，以示磨齿；上扇底部平齐，中间有一凹槽，以套下扇石磨磨轴。陶磨上扇顶部亦呈圆形，表面中心内敛为凹圆状，当中有一隔梁，两侧各有一细长的漏孔，以漏淌米物。在它的边缘处还有一明显的陶磨扶手痕迹。这件陶磨的造型，于古朴之中又不乏细致入微的塑造。

汉代人盛行厚葬，包括日常吃的、用的，以及一切在现实生活中所使用或常见的物品，都要放入墓葬之中；即使有些物品难以相随入葬，也要将其仿制下来，制成明器入葬。旅顺口区铁山街道南山里出土的陶磨就是最好的例证。同时，这件汉代陶磨的出土，也纠正了史学界某些学者所认为的这种汉代圆形石磨“只流行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错误结论。

汉代文物除具有古朴之美外，大多还有清奇浑重的另一面。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普兰店区铁西街道花儿山社区发掘出一件彩绘陶壶。这件陶壶为侈口、小卷沿、有盖、溜肩、鼓腹、圈足底，器盖及器身通体用红、白之色施以彩绘。从鉴赏的角度看，不论是造型还是纹饰，都把汉代那种泱泱大国的浑厚文化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件普通的灰陶器，自身的胎质虽然还算得上细腻，但总是透出一丝冷意，显得有些单调、沉寂。奇迹就在于古时的大连人能够以简单的红、白两色，混搭涂绘，犹如高山流水，曲直缓急疏密有致，幻化不定。在这里，装饰艺术与人们的意识观念巧妙地结合为一体，使这件彩绘陶壶在造型和装饰中表现出动静结合的特殊效果，给观赏者带来雅致与柔和的感受。这件彩绘陶壶通身所绘的云气纹是在汉代社会中颇为流行的一种纹饰图案，源于古人日常生活中常见却又尚未完全理解的自然现象——云朵和雾泽，反映了人们对云气变幻无穷的崇拜。因绘画者性别、兴趣、技法的不同，以及他们对云朵、雾泽理解的不一致，导致了云气纹图案千变万化。在绘画者的笔下，这些纹饰或烟波浩荡，横亘天际；或似奇光异彩，灼灼照人；或似明珠错落，跳跃滚动；或似雾里看花，迷离恍惚，幽艳奇绝。这些纹饰经历了千年的沉睡、千年的风霜，在若明若暗之中，透露出一种朦胧的美；于若停若续之中，透露出一种落错的美；于清奇浑重、若驻若行之中，透露出一种距离的美。

汉代，大连地区的建筑业同农业、手工业一样，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种发展是与各类建筑材料，特别是陶制砖瓦的普遍应用密切相关的。从历史上看，瓦的出现要早于砖，可分为板瓦和筒瓦两种。板瓦体积偏大，瓦房店市陈屯出土的汉代板瓦每片长均为50厘米、宽均为30厘米。板瓦的表面多饰以凸起的弦纹和粗绳纹，使板瓦能够紧密地覆盖于房顶苫盖的泥浆中而不易脱落。筒瓦与板瓦结合，能够构成防水的屋面。筒瓦的首部一般会有一圆当或半圆当，这就是后人所谓的“瓦当”。汉代瓦当的艺术风格吸收了战国以来的精华，同时又加以创新，使中国的瓦当艺术达到了巅峰。汉朝的瓦当流行四神纹样，并用“汉并天下”“长乐未央”等吉祥文字来加以装饰，借以表现出对汉王朝统一祖国大业的歌颂和祝福。从大连地区已发现的汉代瓦当看，可以说是内容烂漫多姿，而其质朴淳厚的气韵又给人们以安定、舒畅的感觉。

大连地区所发现的汉砖以西汉晚期以后的居多，形制上也多为条形青砖，还有榫卯砖、楔形砖、铺地方砖以及带有浮雕意味的花纹砖。不可否认，条形青砖作为汉代建筑的主要材料，对当时乃至以后我国历代建筑的发展，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根据考古发现，早期的条形青砖多为小且薄的砖，长、宽、厚分别为32厘米、13.2厘米、4厘米。到了东汉以后，条形砖的长、宽、厚度逐渐趋向合理的比例，一般长36厘米39厘米，宽18厘米19厘米，厚6厘米8.5厘米，比例接近整倍数，约为6:3:1。

然而，最能引起人们兴趣的还是那些发现于大连地区的汉代花纹砖。其花纹图案一般是以浮雕的形式装饰在砖的一个侧面，或是在一个侧面及一个横头的位置上，也有的装饰在砖的一个侧面及两个横头上。这些花纹砖集中分布在汉代城址和较大的居住址以及墓葬区域附近。就目前所见到的纹饰图案来看，主要有几何纹、重圆纹、狩猎纹和单一主题纹饰（如货币、鱼等）。根据我们对汉代社会生活的考证，可以认真而准确地说，这些图案更多寓有“富贵”“富贵千秋”“食禄有余”“吉祥”等含义。在这些花纹砖上，工匠们通过自己的艺术处理，无论是线条刻画还是形象写真，都通过夸张变形和装饰的手法，把繁杂丰富的内容，有条理地组合成为宾主有序、虚实相生的精美画面。他们从形声、会意的造字结构中，创作出特殊的谐音、形象来表达思想内容，在另外一条艺术渠道中开始崭新的创作，从而成为中国版画制作的先驱。这对于中国美术史来说，又何尝不是富丽堂皇的一页呢？

说到砖瓦，我们就不能不讲汉代的房屋建筑。中国的建筑发端于原始社会，在远古历史神话传说中就有“构木为巢”的故事。《韩非子·五蠹》有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随着原始农业经济的发展，人类开始稳定的生活。土、石、草、木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材料，为人类的房屋建筑活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经过商、周、秦、汉，房屋建筑技术逐步趋向成熟，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古建筑工艺主流风格——大木作暨木构架体系。这个不寻常的体系集成绵延，直至今日，我们仍可寻觅到它的历史踪迹。大连地区出土的汉代陶屋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辽东半岛南部地区在汉代时的建筑风格和特点，为今天的人们去研究追溯那时的建筑技术提供了有力的物证。

大连地区所发现的陶屋以屋顶形式来划分主要有两种：两面坡庑顶和卷棚顶。两面坡庑顶建筑主要见于旅顺口区铁山街道的南山里、对庄沟村、刁家村和甘井子区营城子等地的东汉墓葬中所发现的陶屋。两面坡庑顶采用的是悬山式人字构架形式。

汉代的建筑通常有抬梁架和穿斗架，大连地区所发现的陶屋以抬梁架为主。抬梁架通常是指用两根立柱支撑大梁，梁上又立瓜柱承次梁，层叠至上一梁上，立脊瓜柱，檩条安于梁的两端。旅顺口区铁山街道对庄沟村出土的彩绘陶屋在建筑形式上就很清楚地表现出抬梁架的结构模式。宽敞的正墙前，于两角矗起立柱，一道短梁贯入墙面。这种建筑形式完全是为了增加居室面积而在屋前增加柱子，形成一回廊的巧作。陶屋的整个建筑模式与北方地区防寒保暖的要求相适应，山墙的下部厚于上部，墙垣外面由下而上向内倾斜，增强了建筑本身的稳定性。这件陶屋虽然已年代久远，但仍可见到柱子和墙面上以红、白颜色交绘的痕迹，整个建筑形式给人以端庄、大气、豪放的美感。这种抬梁架建筑形式是汉代北方地区建筑的主流，它对以后历代建筑技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人们还注意到，在每一件陶屋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装饰或以简单的手法刻画出几何纹饰，或不惜工本予以雕镂。在我国的古建工程上，装修一般多指用于门、窗等处的小木作工程，有内檐装修和外檐装修之别。对外部门、窗的装修就属于外檐装修；对室内槅、窗的装修就属于内檐装修。而外檐装修又分为金里安装和檐里安装两种。前者安装在金柱之间，用于露廊，后者则安装在檐柱之间。金里安装的要点是使中槛的上皮和檐柱额坊的下皮取平，这样不仅整齐、美观，而且便于变金里安装为檐里安装。旅顺口区铁山街道南山里出土的陶屋从其装饰的位置和表现手法上看当属于檐里安装，屋檐下四方连续的几何雕镂图案，以及两边的飞兀的凸角，与屋顶那精巧的瓦作融为一体，使这件陶屋洋溢出新奇和华丽之感。

建筑中的卷棚顶，主要指在屋架的梁上立两个瓜柱，并列两个脊檩，上架弧形罗锅椽，两坡相接处呈圆弧形。从大连地区所发现的卷棚顶陶屋中，还可以分出硬山式和悬山式两种。

大连地区出土的汉代陶屋，带有立足者居多，且多种多样，有豆式、立柱式、板瓦式、兽足式等，显而易见，这些都是受自然条件影响的结果。自然条件对建筑的结构、形式和布局均有重大的影响，人类一开始所进行的建筑活动就本着尽可能地适应自然条件这一原则，创造出较为合理的建筑形式。大连地区出土的陶屋，从其构造形式上看多似陶仓，即储存物品的仓库。由于大连地区地处沿海，湿度较大，为了有效地保存物品，人们有意识地将层面抬高，甚至在屋底下形成通透空间，以利于空气的流动。这种建筑形式，可以说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种写实作品。

除了上述陶屋外，我们再来欣赏一件大连地区出土的陶楼。汉代各地的楼阁建筑非常普遍，我们从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中经常可以看到楼阁亭阙的形象，在东汉墓葬中出土的陶楼数量亦不少。汉诗中经常有描述女子居于楼上的佳句，如“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陌上桑》），“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西北有高楼》）等。大连地区出土的陶楼为东汉末年之物，呈长方形，共分三层，自下而上逐层收缩，可以分解组装。第一层正中有一正门，其四边及楼的四角处均涂有朱红楣线。在第一、二层的四角各有一斗拱，施有朱红颜色。在第二、三层的四面又各设一窗，窗的四周用朱红颜料绘有整齐的条框。在第二、三层的底部各留有一长孔，以此来表示各层间的连接。在第二层的底部刻有隶书“高楼”二字。陶楼的层面采用了四面坡庑殿顶。所谓的庑殿顶，即两山丁栿（顺扒梁）被做成坡屋顶，与前后屋面呈45度角相交，上加角梁，隐角梁直，直抵正脊，屋面四向排水。这种屋顶共有五条脊，又被称为“五脊顶”。陶楼的瓦当图案是任意云心纹。这件陶楼，是目前东北地区仅见的一件造型完整的东汉时期陶楼明器。它的造型虽不及河北保定市望都县出土的汉代陶楼和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出土的绿釉陶楼那么细腻富丽，但总体风格是一致的。从它的建筑形式上，我们也可以发现东汉末年一些常见的技术手法，如在层与层的连接上，采用了屋檐及平法等形式；在斗拱的构建形式上，采用了插拱形式，即仅在外端挑出，而后把后尾嵌入墙内。目前所见的汉代陶楼建筑中，插拱大都只有一挑，挑梁部分显得特别硕大，这与大连地区出土的陶楼斗拱形式非常相似。这些都清晰地表现出汉代建筑体系中的一致性。

总之，在整个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的发展中，汉代处于一个继往开来的历史阶段，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体系和建筑形式的若干特点在这时已经基本形成。从大连地区出土的汉代陶楼与陶屋中，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在大连地区汉代文物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是需要我们注意的，那就是陶俑。在大连地区出土文物中，汉代陶俑数量之多颇为史学工作者所关注。这些陶俑在制作工艺上有许多鲜明的地方特色，为研究汉代的雕塑造型艺术和地方历史、民间风俗提供了丰富的形象资料。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这些陶俑可分为模制陶俑和抟制陶俑两大类。

模制陶俑，1974年发现于今普兰店区铁西街道花儿山社区，共有三件。一件是女立俑，一件是女跽坐俑，还有一件是陶马的完整头部。

所谓的模制，就是用两块半凹形模子合并成的，其一半为俑的前面，一半为俑的背面。在陶俑出模后，于陶俑的身上涂绘各种颜色。女立俑长衣及地，束腰而立，未露双脚。她面目俊秀，略带微笑，给人以端庄亲切之感。发髻中分，为挽后髻式。女性的那种温柔、雅致、聪明而又美丽的形象被塑造得栩栩如生。

抟制陶俑，是匠人即兴抟土捏制成形，再用刀具加以简单的修饰。抟制陶俑的工艺在整个汉代陶俑雕塑艺术中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体系。在抟制陶俑中，最为典型的一件是旅顺口区三涧堡街道出土的抱婴女俑，所表现的是一位家庭妇女过于操劳的瘦弱形象，可以说是对当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妇女最真实的反映。在汉代（尤其是在东汉时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妇女，就和“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牛负重载，马涉远路”一样，操劳不息，日夜尽竭，然而却难得温饱，饱受苦难的折磨。抱婴妇者清瘦的面颊上，一双无助的大眼似乎在期盼着什么，喃喃私语的嘴角，又似乎想向人们倾诉自己的艰辛。在同期的抟制陶俑中，更多的是以形为主，没有更多的细部加工，显出粗犷和古拙的神韵。

通览大连地区发现的汉代陶俑，主要是突出整体的神韵和气势，除在局部略有细节的刻画外，整体上还是以简练的雕琢表现出朴素而夸张的艺术效果。可以讲，“夸张”是大连地区抟制陶俑的一个突出特点。汉代艺术工匠们在写实的基础上，大胆采用简朴的夸张手法，从而增强了造型的艺术效果。他们利用简约的轮廓和加长的衣袖、手臂及双腿的夸张动态，塑造出强健的力量的统一体。这种舍繁求简的表现手法，是中国传统美术永恒之美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传统艺术中虚拟手法的代表性范例。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其实，这种雕塑风格的形成，主要是汉代艺术工匠们坚持以现实存在为依据，通过艺术上的提炼和概括加上幻想成分进行创作的结果。陶俑的制作者已经充分地认识并刻意追求艺术形象的内在气质和整体美感。为了使所刻画的艺术形象和形式美感更趋于他们思维中理想化的程式，艺术工匠们往往采用舍繁就简的创作方法，抓住所雕塑人物（动物）的基本特点，融会自身的艺术审美追求，运用规范的艺术语言，对人物（动物）的形体结构予以强化夸张表现，通过概括提炼造就形式感较强的艺术形象。大连地区出土的汉代陶俑就采用人物（动物）形象的团块造型。这种团块造型既具有经过规范化的形式美，又不失内在的精神表达，表现出传神而张扬的艺术个性。

琅华汉风映辽南，我们从大连地区所发现的汉代遗迹、文物中可以充分地感到，在整个汉代时期，大连地区人口众多，社会经济繁荣。此时，来自中原地区的宗法礼仪观念、丧葬习俗、建筑艺术、美术雕塑等，在大连地区有了更加广泛的传播，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除了本篇之前记述的遗迹、文物外，大连地区发现的汉代历史文物还有许多精品，诸如反映农业生产的钁、锄、铲、犁铧等工具，以及各种纹饰不一的铜镜、汉代货币、车马具饰品、制作精美的鎏金铜贝鹿镇、含金量高达98%的马蹄金等。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后，考古工作者在营城子发现的汉代铜鼎、铜印、铜承璇和那些数量颇丰的陶器、陶俑等，都反映了大连地区汉代社会生活的繁荣和历史文化的厚重，表明了当时大连地区和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关系。

其中，甘井子区营城子汉墓中发现的西汉金质十龙带扣，尤为珍贵。这件带扣由纯金打造，略呈马蹄形，四边用金丝掐线做框，表面凸起。与我们日常使用的腰带扣一样，金带扣前端有一个弧形的孔，孔中间装有活动的扣针，用于固定腰带。金带扣采用金珠焊缀制法，并嵌入水滴状绿松石，表面饰有十条龙，一条大龙盘踞中间，九条小龙环绕其周围，龙的脊背处有大小不一的金珠，彰显华贵。

悠悠黄渤海，煌煌辽南地，数不尽风流人物，道不尽兴替云烟。大连著名文化学者李振远先生在他的《大连文化解读》一书中是这样表述的：“两汉时期，大连地区与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交往，中原地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普及，中原文化和宗法礼仪的大量传入，都使大连地区的文化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因此，可以说两汉时期是中原文化在大连地区扎下根基的奠基期。这种根基确定了自汉代以来大连地区文化的性质，在此后的几千年间，虽然屡经战乱，但这个根基却一直绵延不绝，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