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村落的余晖（下）郭家村遗址出土文物

在大连，说到“一山担两海”时，人们马上就会想到它特殊的地理位置。这里三面环海，陆地为楔子状半岛，直入海洋中。西有渤海，与华北相望；东有黄海，远眺朝鲜半岛；山东半岛于南面隔海呼应。辽东、山东两个半岛呈掎角之势，共扼京津，有“京津门户”之称。

其实，这里的“一山”，说的是旅顺口区的老铁山。老铁山主峰海拔465.6米，这里重峦叠嶂，起伏落差几乎与海拔高度相等，有一种“半压沧溟半拂云”之势，为辽南地区一大绝色。登上老铁山放眼望海，在阳光的衬映下，庙岛群岛乃至山东蓬莱仙山于雾气中忽隐忽现，景象壮观。明代诗人温景葵所作《金州观海》中有“极目南天纷瑞霭，乡人指点是蓬莱”的诗句，就是站在老铁山山顶远望他乡所发出的感慨。而“两海”，则是指黄海和渤海。黄、渤两海在老铁山的岬角交融汇合，形成黄海与渤海的自然分界线。这里海沟的特殊构造，又使黄、渤两海海色在“泾渭分明”之中彼此交融，和合共生。这种特殊的海洋现象也让这里诞生了一种特殊的文化。

20世纪初叶，在黄海、渤海交界的岸边，老铁山的脚下，人们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遗址，这就是郭家村遗址。

郭家村遗址位于旅顺口区铁山街道郭家村的北岭上，它的东南面是老铁山，西北距海约有1000米，遗址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约200米；现存面积约为1.1万平方米，整个遗址的文化层厚2米～3米。1973年、1976年秋至1977年春，历史考古专业人员先后两次对该遗址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揭露的面积约600平方米。发现了人类居住的房屋遗址和灰坑等遗迹，出土的文物约2000件。考古研究人员依据遗址地层堆积和对出土文物的比较分析，认定郭家村遗址可分为上、下两层，分别代表一个时期。根据对出土文物的科学测定，遗址的年代距今约6000年至4000年。考古学家佟柱臣先生指出：“大连市郭家村遗址下层，相当于我拟定的辽东半岛新石器分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段。”

历史学家认为，农业生产的出现意味着新石器时代的开始。现代考古学家则认为，原始农业的产生是新石器时代的革命。新石器时代出现了石器磨制技术，以及与磨制技术相随产生的其他工艺。如当人们在需要翻挖砍伐树木时，石斧的作用显得特别突出，于是出现了磨制石斧；当人们的定居生活需要建筑房屋时，就出现了磨制的石锛和石凿；当农作物收割量日益增加时，就出现了磨制的石刀和石镰（因为海洋的惠赐，在郭家村遗址中，人们还发现了蚌刀、蚌镰）；当收获的谷物需要去壳加工时，用于脱壳的石磨盘、石磨棒便应运而生。有人曾这样断言：以磨制为加工特点的各类石器是原始农业产生的重要标志。

在郭家村遗址下层中，人们见到的房屋遗址呈圆角方形半地穴式，直径大约4米，屋内有柱洞，表明当时是有支撑物用以托起屋面的。屋内的居住面经过多次铺垫黄土踩实，形成多层坚硬的垫土层。应当说，在人类发明建筑技术之前，主要是选择干燥、向阳和背风的天然洞穴或者是树洞作为栖息之所，像在辽南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期的古人类的都属于这种情况。有巢氏“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是我国关于建筑起源的古老传说。它和《周易·系辞》中说的“穴居”是最早的两种建筑形式。北方地区因为气候干燥，冬季寒冷，穴居就成为最早的建筑形式。规律上是由穴居发展到半穴居，再发展为地面建筑。当发展到半穴居时，就已经形成了土木合筑的混合结构，出现了柱、长椽（斜梁）、横梁及大叉手屋架等木结构的构件。墙体初期为木（草）骨泥墙，到了晚期，又出现了承重的垛泥墙。木（草）骨泥墙的出现，是地下建筑发展到地上建筑的关键。直立的墙体，倾斜的屋盖，为后世建筑的基本形式奠定了基础，在建筑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像郭家村遗址下层房屋的地面采用多次铺垫黄土踩实，形成多层坚硬的垫土层的这种办法，主要是为了预防风湿疾病，已达到保护健康的目的。

在郭家村遗址下层中发现的陶器多系抟土手制的，以夹砂黑褐陶为主。其次是夹砂红褐陶和红陶，并有一定数量的泥质红陶、泥质灰黑陶和滑石陶。夹细砂中含有云母粉末。陶器颜色多不纯。器物的类型以直口筒形罐为最多，碗、钵、深腹盂、喇叭形矮圈足豆、实足鬶、盉、盆形鼎和罐形鼎、圆纽柄器盖等占其次。陶器以素面为主，约占陶片总数的60%。纹饰以划纹、划纹与其他纹饰的组合纹为主，其次为附加堆纹（其中有凸弦、凸绳、乳钉、竖鼻、曲条纹等）、凹弦纹、压印纹和彩陶。生产工具主要有磨制的石器，另外还有骨器、陶器及一定数量的打制石器和牙器。器物的种类又可分为打制的砍砸器、盘状器、刮削器、石球，磨制的扁圆形弧刃石斧、方形石斧、石刀、磨棒、磨盘、扁平平尾柳叶石镞、长条石锛、沟磨石、骨镞、骨矛、骨凿、有棱骨针、骨锥、陶刀、压印和刻划纹扁平圆形陶纺轮、角锥、蚌刀、蚌镰、牙镞，以及各种石、玉、贝、陶制的装饰品笄、珠、坠、环等。在郭家村遗址下层中发现的石器以磨制石器为最多，说明这种磨制工艺是郭家村遗址下层文化的代表工艺。在这些石器制品中，又以石镞为最多，有226件；骨角器中，以骨针为最多；陶制生产工具中，又以陶纺轮为最多。

石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一种主要的生产工具，它在这一阶段的社会经济、人类生活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郭家村遗址下层出土的石刀可分半月形与梭形两式，不仅有双孔的，而且还有三孔的，较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的单孔石刀，显然有了较大的改进。出土的陶刀虽然形制不佳，但是以陶片制刀，还是较早的一种表现形式。石刀的用途极广，既可以做刮割之用，还可以做收割之用，也可以用于加工及其他的方面，但更多是用于农作物的收割。原始的农业收割方法是用手摘谷穗，通常是用右手的拇指、食指一起用力将谷穗采摘下来，但是直接用手指采摘谷穗很容易伤到手指，因此人们就发明了石刀、陶刀和蚌刀等。使用时将石刀用绳套在手指上，刃部朝下，以拇指和石刀把谷穗秆切断。除了石刀、陶刀和蚌刀以外，在郭家村遗址下层中还发现了弧形蚌镰。蚌镰的出现，在收割工具中是个较大的改进，使得工具的工作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郭家村遗址下层发现的蚌镰柄上有二孔，在装柄上是一种进步。因而该种工具也成为郭家村遗址下层文化编年的标志。

在郭家村遗址下层中发现数量仅次于石镞的是石磨棒，有23件，石磨盘有15件。这些直接涉及人类饮食的工具的出现，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农业生产的进步。原始农耕是母系氏族社会中妇女的伟大发明，是标志着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在中原地区，7000多年前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磁山、裴李岗文化等，人类已经能够从事原始农耕活动，与此同时，在辽宁的沈阳新乐遗址下层中也出现了原始的农业经济。实际上，原始农耕的产生应比上述年代还要早，只是考古调查工作还没有发现而已。已经发现的考古资料证明，东北地区的原始农耕，南部出现的时间最早，发展也最快。也就是说，东北地区原始农耕的出现与发展，南部比北部先进，时代的早晚与技术水平呈现出自南向北、自西而东的延续趋势。很明显，这一情况同接受中原先进文化影响的多少与早晚有很大的关系，同时地理与自然条件等客观环境因素也有一定的影响。

在郭家村遗址下层中发现的石刀、陶刀、蚌刀及蚌镰和数量可观的石磨棒、石磨盘，说明此时这里的农业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石磨棒和石磨盘是最古老的谷物加工工具。它们的使用方法，就是先将带壳的谷物置于石磨盘上，然后用那条状的石磨棒在谷物上连续不断地来回揉碾，以脱去谷物的壳，进而还可以将谷粒研磨成面粉。农业在人类的生存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的经济地位，它源源不断地向人类提供比较稳定的产品，从而保障人类的生存，并不断地提升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考古工作者在郭家村遗址上层房屋遗址中，还发现一篓已经炭化了的谷子，证明当时在这里已经能够大量地种植谷子。其实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农作物的主要中心之一。中华民族的祖先远在七八千年前就已经能够因地制宜，在黄河流域种植了粟（即谷子），去壳后它又被称作小米。粟是一种由野生的狗尾草逐步培育成的粮食作物，首先起源于我国黄河流域的高纬度、高海拔地区，一经出现便成为黄河中上游地区重要的粮食，随后又逐渐向黄河下游地区推广种植。郭家村遗址上层所发现的谷子，应当是受到山东大汶口文化以及龙山文化的影响而传入的，并得到大面积的推广种植。在郭家村遗址中发现罐藏的谷子，说明当时人类已经注意到贮存粮食，以备食用和留做种子。粮食的剩余和贮存，也与此时生产能力的提高及居住房屋条件的提升有着直接的关联。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室的科学测定，郭家村遗址上层文化年代最早的距今约有4600年，最晚的距今约有4000年。

石镞的出现，表明狩猎活动是郭家村原始人类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狩猎是随着工具和技术的改进而发展的。弓箭的出现，使狩猎活动有了重大的发展。郭家村遗址下层中出土了大量的石镞，且形制很统一，均为磨制，不见压剥工艺，器形无论短叶形、长叶形，均为叶形。只有平底、圆底之分，很少见凹底。数量之多，反映出当时狩猎活动的频繁与规模。

骨针和陶纺轮的大量出现，表明郭家村遗址下层文化人类纺（编）织加工技术的进步。纺（编）织是人类继穿兽皮之后的重要发明之一。此时，由于纺（编）织和缝纫技术的发明，人们不再是仅仅用兽皮简单地蔽护身体，而是凭借各种不同形式、质地的纺轮，把含有纤维性质的物品捻成线。最初的纺（编）织原料是采集的野生植物纤维，如竹篾、树皮条、野麻等。随着渔猎的出现，人类开始以兽皮条、兽尾毛、鱼皮条为纺织原料。在农业出现以后，人类又开始培植麻、葛，以及养蚕抽丝，同时还利用畜毛纺线。而纺（编）织业的发展，首先是要学会纺线，后来才出现织布，并借助针、锥把布或是兽皮缝制成比较合体、适用的服装。从民族学的角度看，最早的针应是使用硬木、竹子制成的，用骨料做针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此，骨针的出现应该是要稍晚一些的。在缝纫中所需的线，因其原料的不同，加工的方法也不一样。

在郭家村遗址下层中发现的纺（编）织和缝纫工具多达6类360件，计有：陶纺轮142件，骨梭1件，骨针129件，骨锥71件，陶锥2件，角锥15件。这些纺（编）织工具的制作显现出古人类的超群技艺。仅陶纺轮一项就以丰富的形制撼动人们的心。陶纺轮大的直径约有6厘米，小的直径约有2厘米，且重量不一样。陶纺轮上面的纹饰就更为复杂，如三角纹、放射纹、花瓣纹、叶脉纹、涡纹等。陶纺轮重量的不同，是为了捻制粗细不同的线而特地制作的。出土的骨梭上有长方孔，表明它既可以编织渔网，也可以编织布类。129根骨针中有36根有对钻的细孔，针的长度在5厘米～8厘米。郭家村遗址下层纺（编）织、缝纫工具出土的数量之大，种类之多，在同时期的东北各遗址中是绝无仅有的。这种情况出现在一个遗址之中，也许表明纺（编）织、缝纫在这里不再是家庭业余的活动，而是已从农业、渔业等中分离出来，有一批人专门为氏族成员从事衣物的制作。因而它不仅是编年的标志，也是纺（编）织手工业极大发展的证明。

在郭家村遗址下层中出土的石斧，呈现出梯形、束腰、长方形、有孔，这是器形分化的结果，因而其用途也各有不同。特别是有孔石斧、束腰石斧，是这一时期较进步的形制。石斧在新石器时代是人类主要的砍伐式工具。一般都取材于砾石，比较厚重，两面磨刃。除少数是直接手持操作外，多数装有木柄。我们知道，“石斧最初是没有斧柄的。史前考古学很确凿地证明，斧柄对原始人来说是一个相当复杂而又困难的发明”。斧柄的出现对原始人提高砍伐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同期文化层中还发现有石锛的记录。大的或小的梯形石锛，都是劈砍和切削工具有了进一步发展的证明。特别是这里出现了有段石锛，形体宽而规整，是郭家村遗址下层文化的标志物种。

除此外，考古工作者还在郭家村遗址下层中发现有大量的猪骸骨，经过鉴别，为200多个个体，其次是斑鹿骨，占到鹿科标本的55.3%，从中发现动物的种类有黑鼠、斑鹿、马鹿、狍、麝以及貉、獾、野猫、狼、獐、狗等。这些兽骨的发现，说明正如农业的产生一样，随着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的不断增长，对动物所能够提供的肉、乳、皮、毛等物质的需求也愈来愈多。而此时，狩猎技术的发展和农业的不断进步及人类的定居生活，开始为动物的驯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郭家村遗址下层中发现大量的猪骸骨，表明猪的驯养已经非常普遍。据有关专家研究，我国不仅很早就饲养了家猪，而且现存家猪中的华南猪和华北猪两大类型，由于驯养起源的不同，在原始社会的晚期就已存在了。从已发现的猪骸骨中，人们已经认定：当年存活于旅顺郭家村遗址中的猪，就是从野猪当中驯化而来的，并逐步演进到被家庭饲养。它们就是今天华北猪种的前身。这种驯养，也表明当时的农业已经能够为家畜饲养业提供大量的饲料，促进了家畜饲养的发展。

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虽然大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状况，但是这两种新兴的经济部门还处于原始的阶段，古老的采集和渔猎在当时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中仍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有关的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在郭家村遗址下层中，考古工作者发现的海产软体动物遗迹有白笠贝、盘大鲍、锈凹螺、扁玉螺、红螺、疣荔枝螺、魁蚶、贻贝、僧帽牡蛎、大连湾牡蛎、蛤仔、青蛤以及各种鱼类，总计达30余种。加之发现的石、骨、牙、蚌等各种质地的镞，说明此时狩猎的弓箭的应用已是非常普遍。此外还使用厚重的石制圆形器、盘形器、石球等投掷工具。在捕鱼时，人们往往是钩、叉、网并用。这里发现的网坠种类较多，最大的如同石锁，还有扁平束腰、舟形带槽等大型石网坠。这些显然是为了适应海上作业、捕捞较大的鱼类而制作的工具。生态环境是人们生存所依赖的根基。在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经济活动完全是处在一种自然经济的状态中，“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就是当时人类经济生活的根本出路。从考古资料中可以认定，人类的渔业生产活动要早于农业生产，人类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已经与江河湖海结下了紧密的依赖关系，能够开始向活动于深水中的动植物索取生活的必需品。一般的情况下，早期的捕鱼方法是涉水徒手捕鱼和竭泽而渔。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捕捞渔具。郭家村遗址出土的众多的渔业生产工具，就为全面研究和展示当时的渔猎生产规模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在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出现和农业的进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人类的历史上，陶器的出现一般要比农业晚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有研究表明，东北地区的原始制陶业的历史还是很悠久的，基本上是伴随着原始农耕的产生而出现的。陶器的发明与制陶业的发展，对改进人类的生产状况和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农业生产开始为人类提供比较稳定的大量的食物，这不仅促使了人类定居生活的出现，还使粮食成为农业部落的基本主食。但是，粮食都是颗粒状的淀粉物质，与兽类的肉以及鱼、蚌、蛤类相比，是不耐火的，是很难在火上直接进行烧烤的；即便是使用原先人类生活中的石烹法，也不利于粮食的煮食。因此，必须要有特殊形式的炊具达到煮食食物的目的。这种对一种新的、耐烧的炊具的需求和向往，就是陶器产生的主要原因。《太平御览》引《周书》称“神农耕而作陶”，《吕氏春秋》中的“昆吾作陶”均是上述历史背景的写照。说明农业产生在先，制陶业产生在后，两者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而最早的陶器是把泥巴涂抹在藤（柳、竹）条编结的筐篮上，放到火里烧成的。后来则是利用黏土，采用泥条盘筑和泥条分段衔接的方法制成。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在实践的过程中又发明了轮筑法制陶。而郭家村遗址下层中出土的陶器多数是泥条盘筑法和慢轮法制成的。这里的陶器胎内多数掺入细砂，其目的是使陶胎内形成气孔，在炊煮或盛放热食时，所接触的空气能够从细孔中逸出，不致发生破裂，同时有耐火、传热快和急变性等特点，使陶制炊具经久耐用。历史的进程告诉人们，陶器在以各种各样方便、适用而又美观的容器和炊具形式出现在人类面前的同时，不仅仅改进了人类处理食物的方法，而且还为农业、纺织业、捕捞渔业以及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物质材料和技术手段，成为人类生产和生活中的必需品，也成为氏族部落经济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郭家村遗址上层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当时人类的生活陶器多为夹砂黑褐陶，红褐陶次之，并有一定数量的泥质黑陶和少量的蛋壳黑陶，但陶色不纯，含有石英细砂粒。陶器的制作方法既有手制，也有慢轮修饰和轮制。器物表面纹饰图案较下层也明显地增多和生动，其中以刻划的竖条纹、网格纹、人字纹、水波纹为最多，还有不少的附加堆纹，并且出现了弦纹、乳点。器物的类型大多是卷沿、折沿和在口沿处饰附加堆纹的鼓腹罐，以及袋足鬶、盘形扁足鼎、三环足器、圈足盘、粗把镂孔豆、浅折盘细把豆、钵、碗、折腹盂、环梁和带有锯齿花边的器盖、勺、甑、蛋壳黑陶高足杯和三足杯，以及其他各种豆、杯、罐、盘等小型陶器。这些变化说明，在郭家村遗址，陶器中造型趋于简单的罐类已退居到了次要位置，陶钵、陶豆、陶盘和三足陶器明显增多。

这种陶器种类增多和造型丰富的现象，说明此时大连沿海地区原始社会多元经济的发展，为满足原始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特别是三足陶器的出现，突破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简单对称的形式，在直观上使人感到均匀而不拥挤，灵活又趋于稳定。这种工艺的创新，可算得上是造型领域中的突破和进步。郭家村遗址出土的红陶鬶就是一件非常典型的珍贵文物。其整个器身呈壶形，小短颈，口边上有人工捏出的流口，平底、锥足，器身附有宽带鋬，鋬边饰有竖凸的弦纹，陶壶腹部饰有绳纹。类似的造型在山东大汶口文化中可觅到。郭家村遗址出土的文物说明，当年这里的人类文化受到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强烈影响，而这里所发现的袋足鬶、磨光蛋壳黑陶、扁凿足鼎、三环足器等，又明显带有山东龙山文化的特征。

由此可知，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虽隔有渤海海峡，但万顷碧波却把两地的文化一线连起，这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力量啊。或许早在5000多年前，就有了第一次“闯关东”吧。在郭家村遗址，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一种舟形陶器，表面虽然未经研磨有些粗糙，但造型却十分新颖，给人一种大海扁舟的真实感觉。

这件舟形陶器呈灰褐色，舟首前突，尾部平齐，首尾两端微向上翘，两舷上下外凸成弧形，底部经过加工成平底，两侧等高，中间空疏较大，形成通舱。舟形陶器显然不是一件生活中的实用器皿，只是一件写真模拟器。但它却通过娴熟的技法告诉欣赏者，此时的舟形器具已摆脱用独木刳制，进入多木叠垒时期。舟形陶器底加工平整，意在加强在水中的浮力和稳定性；两舷上下外凸成弧形，可以在航行中减少阻力；舟首上翘向前突出，为的是利于劈波斩浪；两舷等高，可以保持平稳；中间较大的空疏形成的通舱，可以做到满负荷装载货物。舟形陶器的下底长、宽比例是14.4∶4，上部长、宽比例是17.8∶8，上部大于底部。有考证认为，如此的比例与现代船舶的构造非常接近。这种情况说明，郭家村遗址中的原始人类当时所使用的舟楫、船舶在工艺上、材料上已经与前期有了很大的不同，其结构也更加科学。这件舟形陶器带给欣赏者在视觉差异上的变化，也正体现出人类在审美意识变化上所具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件舟形陶器，既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也表达了人们对海洋的眷恋。

舟船是人类在“见窾木浮而知为舟”的认识基础上制作的。有了舟船，方便了人们的海上作业，也使得人们跨海越洋的梦想得以实现。在这里，更因为有了舟船，才形成了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间的人文交流。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类的迁徙活动范围逐渐扩大，频率不断加快。

人们不仅仅沿着江河进行迁徙，沿着海岸线甚至跨海进行跳跃式迁徙活动也屡见不鲜。可以说，早期的大汶口人及稍晚的龙山人就是长期生活在沿海地区的乘舟弄潮的先民。随着他们早期的海上活动，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器物和生活习俗，从山东半岛经过黄海和渤海传播到了辽东半岛。在渤海及黄海北部的沿岸和岛屿上，由此留下了这些先民逐岛漂航前进的足迹。

历史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海洋具有连接陆地、资源丰富的经济社会属性，因而它与陆地一样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客体。一旦海洋的“兴渔盐之利”“行舟楫之便”的特征被人们广泛地认知，海洋的开发便会成为沿海地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部分；同样，海洋的开发，人类文化的相互交流，也使沿海间的氏族文化融合有了客观的物质基础。旅顺口区郭家村遗址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就恰恰起到了这种开发与融合的纽带作用。

文化的传播，说到底既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一种文化习俗的观念现象。它既需要大量长期的、连续不断的人类活动的推动，又有其内在的必然原因和因果关系。氏族公社制度的高度发展，保证了人类生产活动的持续进行和劳动经验的快速积累，同时也为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文化艺术的萌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这一阶段中，文化艺术尚未从各种工具及生活器皿的制造工艺和附属的装饰中完全分化出来。原始人类的生活与劳动的实践上已经包含了对许多的科学道理的初步认识与应用。体现在生产工具和生活器皿中的各种各样纹饰符号以及造型，均孕育着作为文明社会重要标志的胚胎与萌芽。尽管这在后人的眼里还只是初始状态中的文化艺术，比较简单，甚至还有些粗拙和幼稚，但它毕竟是旅顺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在文化艺术领域中迈出的第一步，更是阶级社会文化艺术赖以发展成熟的原始基础和养分及土壤。

对于郭家村遗址出土的文物，我们曾经做过一番深入的研究，从而将郭家村遗址中发现的文物大致粗略概括为装饰艺术、陶塑艺术和图案艺术三大类。

在郭家村遗址出土的众多装饰艺术用品中，属于梳妆用品的主要有骨笄和石笄。笄是妇女用于盘头别发之物。在郭家村遗址下层中发现的一件骨笄是用骨片精做而成的。骨笄帽头被雕刻成多角形。从它的形状来说，可能是依据人类自身对花草的观察，以变形的手法摹刻而成的。而在郭家村遗址上层中发现的石笄则是一件非常有艺术特点的作品。石笄质地为玉，呈暗绿色，石笄帽头为平背，鼓面，下部有经过雕刻的纽绳纹和一半的环状带。在其两端各有一对钻孔，想来是方便将采集到的野花等物插于此处。骨笄和石笄的出现，反映出郭家村原始人类追求美的一种原始意识。它们的造型与纹饰的组合，表现出原始人类那种于朦胧之中所意识和积累到的艺术素养。它们所给予后人的启示，就在于艺术的最初最原始的需求，就是人类自身要把由精神产生出来的观念和思想，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之中，由此获得旁人的欣赏、注意和理解。作为一种审美意识，也正是伴随着人类的艺术活动而日臻完善和丰满起来的。

除骨笄和石笄之外，郭家村遗址中还发现材质各异，经过钻磨的环、坠、珠等饰件。这些饰件将原始人类的审美意识观念在艺术品中强烈地表现了出来。根据这些物件的形体，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象到它们主要是佩戴在手指、手腕和悬于耳垂、佩饰在胸前之物。这些饰件在其形体、种类上，丝毫不逊色于今天的同类饰品，做工的精细程度亦让人惊讶不已。在众多的饰件中，莫过于那些坠饰更超显小巧玲珑的精致之美。它们或扁或圆，或大或小，即使现代人在看过之后，赞佩之心也会油然而生。这些坠饰除了部分为玉质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牙坠，它们多由猪的獠牙和獐牙制成。它们最初可能是人们所使用的锥状工具，只是在后来由于这些兽牙外表润泽光亮，招人喜爱，才衍生为原始人类的重要的饰件。这或许也是原始人类对原始狩猎活动的纪念。在这些饰件的造型中，有的经过研磨钻孔，有的在一端刻有凹槽，这两种手法都是为了佩戴的方便。牙坠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郭家村原始人类对原始狩猎和家庭饲养业某种程度的开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郭家村原始人类在追求装饰美的过程中所显现出的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

在郭家村遗址中，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直径在0.8厘米至1.1厘米的扁平圆形蚌珠，总数共达31枚。这些大小、厚薄均等的蚌珠，实际上是郭家村原始人类佩戴的一串项链。用贝壳这类物质制作出赏心悦目的装饰佩件，说明原始人类对外在的形式美已经非常重视。对自己身体和生活本身的美化，意味着人类自己在向自然界求索生存必需的物质条件的同时，又开始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这就是审美关系。“人类对身体的美化，应是在审美意识形成之后才开始的”，而“随着人类同自然关系的复杂化，随着审美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才把它作为一种美的标志，也正是在不断发展中，使得这种人体装饰丰富起来”。郭家村原始人类诸多装饰品的遗留，表现出他们在以发笄和坠、珠、环等物品来打扮装饰自己的同时，也给他人带来了美的愉悦和享受。

在郭家村遗址中还发现一件叫璇玑的陶塑制品。它的造型新颖独特，伸展的三个突翼璇角，将一个器物的形状，通过人们的想象，推到新的艺术高峰，使人们感到这是一个充满了生命力的整体，正在散发出蓬勃的朝气，放射着强烈的生命的光焰。这种奇特的艺术效果是郭家村原始人类奉献给人类社会的装饰造型艺术中的一份杰作。

在郭家村遗址中发现的陶塑艺术品，同饰件一样也是非常引人入胜的。如在郭家村遗址下层中发现了一件非常有特点的陶猪。该件陶猪虽然还相当古拙，在形式上只是以一段泥条细心地塑出一个大概的轮廓，在前端人为地刻出一个缺口作为猪的吻部，尾端用手捏出一个扁平向下弯曲的短尾，猪的腿部只是简单地塑出两个圆锥体。单从整体的造型上来看，这一时期的原始人类似乎对雕塑中圆雕技法虽有认识，但还是未能完全脱离浮雕艺术的初期风格特点，因此就出现了这种在一件作品中有两种表现手法的艺术的混合。而在相距下层文化有约1000年的上层文化中发现的陶猪，塑造技法就有了很大的进步。其形象更趋于逼真、写实，吻部尖突，尾巴扁圆。塑造的形象略为浑圆、肥胖，手法上也工细了许多。此时该猪的塑形，完全是在对猪的性情、形体、动作三大特征做过仔细的观察以后，采取大胆的取舍归纳、大胆的夸张变形，而完成了对作品的诠释。这里的取舍归纳及夸张变形，在艺术创作中是强有力的表现手段，是创作者为了能够更加突出作品对象的特征所输入的个人的表现力和思想情怀，从而使作品本身更具有深层次的意境。

在今天，人们常常会说，一个高明的艺术家总是会用朴素的艺术手段诱发欣赏者们来共同完成作品的创作任务，使其被简化、省略的地方能够留给欣赏者们以无穷的回味。其实，郭家村的原始人类在塑造陶猪的创作过程中似乎也做到了这一点。古朴粗拙的陶猪的形象，也给了人们一种强烈的震撼。这些都是艺术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的魅力所在。郭家村遗址中发现的陶猪是在居民的生活区内，显然它完全是作为一种陈设和鉴赏艺术品而存在的。

在郭家村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件质地为夹砂红褐陶雕刻而成的人面像。根据其形状推测，它的制作过程，当是先取一块陶土，捏成一个小圆饼，然后用工具剔刻出眼睛及口，再捏出鼻子，经过烧制而成。这种创作过程，取自对人物自身生动的摹写。它既反映出原始人类所具有的惊人的观察、临摹、刻画的才能，又说明当时原始人类采用的表现生活的艺术渠道是非常直接的。在这里，我们或许也可以坦言，艺术的旨趣原本就在于，要把原始的对客观事物的观照和带有普遍性的重要思想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在让自己欣赏的同时，也让周围的观者共同享受到这份快乐。

由此而来，在郭家村遗址中发现的数量极为丰富的人类生活器皿的造型，更能从另一个角度展示出郭家村原始人类在审美意识观念上的不断努力和创新。这种努力和创新是以时间为发展顺序，逐渐接续地向前递进的。郭家村遗址在原始社会时期表现出的多元化经济的发展，促使了实际生活中陶制器皿种类的增多。器物的属性也因用途的不同，最终形成形式迥异的造型。如在郭家村遗址下层中发现的陶鬶就可算得上是器物造型中极有个性特点的一件器物。陶鬶的整体器身呈壶状，小短颈，口边有流口，平底三锥足，宽带鋬，两边饰有竖凸的弦纹，腹部下方置有三足。这种三足器的出现，突破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简单的对称形式，在直观上使人感到均匀而不拥挤，灵活中显现出一种洒脱与稳定。其实像陶鬶这类三足器在郭家村遗址的出现，也有受到山东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影响的因素。山东大汶口中期文化遗址中也曾出现过相似的器物，从两地文化的对比分析上，我们可以感觉到，郭家村原始人类在器物造型的表现手段上和艺术的思维能力上有着不可小视的借鉴、继承和发展的能力。

图案作为装饰艺术，是一种美化工艺品的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通过简洁的线条、乳点、弦纹，就能够随意地表现出人们在艺术领域中的各种思想意识的内容。

在郭家村遗址中发现的器物图案装饰手法主要有刻划、镂孔、附加堆纹等表现形式；纹饰主要有竖条纹、人字纹、网格纹、水波纹、斜线、横线纹，其他的还有刺点纹、乳钉纹等。在郭家村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的彩陶片更是以粗放的笔触绘出了一幅幅新颖别致的图画。彩陶上的图案多是用横、竖、弧曲、折等线条描绘出的，布局显得饱满且丰富。表现手法上有红地黑彩、橙黄地黑彩、红地红彩等。纹饰的内容可分为三角纹、双钩涡纹、网格纹、斜线纹、弧形弦纹等。

这些图案纹饰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就在于郭家村原始人类对线条得心应手、熟烂于心的运用和发挥。简洁的线条在他们的手中可以层出不穷地连续多变，瞬间即可组成连续状的几何纹、网格纹、水波纹等，层次清晰，主次分明，表现出较高的艺术性和丰富的装饰性。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一根根极其简单的线条，在原始人类的手中竟成为撼天动地般的艺术创作的源泉，不能不让我们陷入更深层次的思考与遐想之中。需要强调的是，在原始社会时期，陶器纹饰其实并不单纯就是一种纯粹的装饰艺术，它同时也是氏族的共同体理念在物质文化上的一种彰显；而彩陶的图案纹饰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人类氏族共同体中的一种符号和标志，它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下是作为氏族图腾或者为其他的崇拜标志而存在的，不可否认，它与一个氏族中的信仰、崇拜和观念有着紧密的连带关系。

在郭家村遗址中，原始人类除了对线条融会贯通，编织出壮美的图案纹饰外，还开拓了对“点”的运用。郭家村遗址出土的陶纺轮多数是基于“点”的刻划，并由此组成了丰富多彩、形式各异的图案纹饰内容，比如以“点”排列出斜线纹、点涡纹、点线花瓣纹、点线叶脉纹等。今天，我们在面对这些纺轮的时候，不妨设想一下，当它们在我们的手中快速地旋转起来的时候，这些看似简单的组合点纹，给我们展现出的何尝不是斑斓绚丽、流动不止的精美画面呢？可以想象得到它们在给人不同视觉效果和不同感染力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难以言表的活动着的韵律，以及产生出一种高低、强弱、松紧、顿挫的旋律来。

郭家村原始人类所描绘出的图案纹饰艺术，最终形成的是一种对比美、和谐美、节奏美、韵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