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大庙

传承大连文化的宝库

当我们想起一座城市，首先浮现于脑海中的大抵是这里的建筑。城市里有了特别的建筑，也便有了特别的符号；建筑里有了故事，这个城市也便随之有了灵气。

现在的大连特色建筑很多，日本人建的，苏联人留下的，中国百姓的本土作品，各具特色，各成一派，但这其中，庙宇是极少见的，因此坐落在南山一隅的大庙也便成了大连街的一景。

大庙，坐落于中山区麒麟西巷1号，虽说大连人都称它为南山大庙，但其实它离现在的南山建筑群是有一定距离的。大隐隐于市，每天门前的车水马龙并没有影响大庙安静的气质，匆匆而过的路人只惊叹于它的建筑恢宏，却很少关注它内在的故事。只有老大连人，且是那些与大连文化、艺术紧密相连的大连人，才会与大庙有切肤的接触。因为在大连没有一座建筑如大庙这般，半个世纪里，珍藏了大连最值得骄傲的文化遗产。从大连杂技团排练场到大连图书馆的藏书楼，再到大连京剧院的麒麟大舞台，它经历了书墨飘香，又走过京韵绕梁，大庙因为它所承载的丰富内涵，绵延于大连人的精神世界……

东本愿寺生日成谜

南山大庙诞生于何时，走访一圈后，真真是把笔者搞得晕头转向。

许多年前，当大连京剧院入住南山大庙时，细心的京剧院领导去档案馆查阅了大庙的资料，据说从一份旧的资料里查到了以下的信息：“位于南山脚下的东本愿寺于1925年开始动工，经过9年的建设，于1934年落成。”

大连京剧院的老领导，一直在大庙工作的李维传则拿出了一份有些模糊的报纸复印件：“这是一位日本游客给我的报纸复印件，当时的《满洲日报》对大庙的修建记载得很清楚。”翻看报纸复印件，昭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的《满洲日报》上清楚地记载着当时大庙将竣工，而昭和四年为1929年。

著名编剧，一直从事大连文化研究的王守昱则给了笔者一个最为准确的时间：“大庙始建于1931年8月13日，竣工于1933年5月8日，这个在《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大连篇》里有详细记载。”

好吧，不管具体出生于何时，南山大庙都逃不过是20世纪初的建筑，好在它的原名是东本愿寺是大家达成的共识。

彼时，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大连，不仅有手持武器的殖民者，还有满大街的和服晃动，呱嗒板儿声声，日本人多了，少不了要有自己的神社和寺庙。鉴于他们把大连视作自己本土的一部分，因此，便决定在大连这方宝地上修建自己的寺庙。“大庙的设计是当时的满铁社寺公务所和满洲土木建筑协会，施工方是清水组和福昌公司，也就是说，大庙是日本人设计的，当然真正的建设者还是中国人。”王守昱说，大庙虽说是日本人设计的，但其实是仿唐式建筑，又称禅宗式，而在当时的《满洲日报》上清楚地记载着大庙修建的出资者既有当时大连的日本企业，也有像张本政这样的本地富商。

当时的大庙全名东本愿寺关东别院，因何得名？在日本本土有一个东本愿寺，它为佛教净土宗大谷派总寺院，位于京都下京区。为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康把原来的本愿寺一分为二而建立。日本的东本愿寺高度仅次于奈良的东大寺，是京都最大的木造建筑，也是世界最大的木建筑之一。想必当年东本愿寺在日本人心中是极其高大和尊贵的，于是来到大连便修建了它的别院。1912年，日本人先在青泥洼桥修建了一个东本愿寺的别院，后来，因为这个别院太小，便又在南山大兴土木。据王守昱介绍，当时日本战犯大谷光瑞在“满铁”沿线城市建立东本愿寺别院，为日本侵华服务。而在大连，除了修建了东本愿寺之外，还在现南山大连外国语大学所在地修建了西本愿寺。大连解放后，这些为日本神社服务的寺庙被大连文化古物保管委员会接管，后来这些日本庙宇大多被拆除，而东本愿寺便成了少数被留下来的庙宇之一。

镏金“飞天”栩栩如生

虽说追溯起来，大庙的出身并不是很好，但这一点儿也影响不到它气势如虹，走过近一个世纪依然被惊为大连老建筑中的“天人”。

大庙从外观看共有两层，极具中国特色，古色古香，大气磅礴。屋檐上翘，祥龙欲飞，石木雕刻呼应。如今，新近改造的胜利路横贯大连东西，而大庙就在路边，踏上几级台阶便可推门而入。据说许多年前，通往大庙的大道宽有50余米，台阶从昆明街的山脚下一路高耸上来。想要前来祭拜的香客必须沿台阶爬上来，才能得见大庙真面目。

推开大庙古朴的大门，鲜艳的舞台便直冲眼帘。舞台是只有十几年历史的麒麟大舞台，但周边的一切却是旧时留下的。舞台两侧是木刻的匾额“国丰民安 天下和顺”，据说是当年落逃大连的伪满洲国总理大臣郑孝胥所书。踏上古旧的楼梯，一路登上二楼，豁然开朗。眼前的一切，让笔者不由得惊呼，怪不得京剧院要把这层锁起来加以保护。

镏金的横栏上雕刻着“飞天”浮雕、牡丹、宝相花等，栩栩如生，佛龛上两尊佛像安静矗立，两边还放着郑孝胥书写的三对匾额。格子的木窗，精雕的佛龛，大气的藻井，高大深远的屋檐。“在这工作了十几年，总是漏雨，一直担心哪天它塌了。直到2007年政府拨款大修，揭开大庙的屋瓦一看，居然是工字钢的屋顶。一千年也塌不了啊，白白让我担心了十几年哦。”大连京剧院老领导李维传笑着说。一语道破，其实大庙并不如许多资料所说是砖木结构，而是钢混构架，只有一个屋顶是木质的罢了。

南山藏书楼

“文革”中的幸运儿

说是寺庙，但其实在大庙的一生中作为寺庙的时光是短暂的。大连解放前，每到特别的日子，日本人纷纷来此拜佛、烧香，祈求在这个不太平的年月自己的小家能够偶得安生，而中国人是从来不去日本寺庙的，以自己的方式坚持着民族信仰。到了1945年大连解放，大庙被政府收缴，大门紧锁，封存起来。

之后的几年，大庙经历了什么，无从知晓，大抵是安静的、闲置的，直到1952年，大连图书馆的同志们推开这扇大门，大庙成了大连图书馆南山藏书楼。

2012年的初冬，大连图书馆退休老馆长乔世国已是年过八旬的老人，和老朋友王守昱一起回忆起有关大庙的故事，真的是恍如隔世。

那时，乔世国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机缘巧合，让他和大连图书馆与大庙有了三十多年的缘分。“图书馆正式开馆是在1951年，当时叫旅大图书馆。那时候的藏书有‘满铁’图书馆留下的40余万册图书，再加上我们自己新购的26万册图书，一时间世纪街的图书馆真是书满为患啊。”乔世国说，“满铁”图书馆的藏书饱和量为40万册，旅大图书馆接手时藏书就已经达到这个数字了，再加上建馆后新购置的、社会上捐助的和查缴的图书，“那时候办公室、过道里堆的都是书，领导们一看这不行啊，就打报告通过文化局向市里请示给我们找个藏书的地方。”

据王守昱回忆，彼时大庙之所以成为藏书楼的候选地，还得益于之前大庙为杂技团做的贡献。“那是1950年，大连杂技团要去抗美援朝战场慰问演出，这在大连可是一件大事，但是当时杂技团却找不到地方排练，便借用了大庙一年左右。所以，当时大庙就在文化局的同志们心里有了印象。”1952年，经市里批准，南山大庙正式归旅大图书馆使用，成为图书馆的藏书楼。

回想当年的大庙，乔世国说印象有些模糊了，只有少数的几个片段至今记忆在心。“一楼放了一组佛像，最中间供奉的是观音菩萨。南门上一个横匾，上书‘慧海慈航’，油光锃亮。”见到如此恢宏的建筑，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在惊喜之余马上开始了自己的布置工作。“当时领导对我们就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寺庙里的一切东西都必须保持原貌。”

于是，工作人员开始打书架，整理书籍，先后分几次将部分书籍搬到了大庙。“听说大庙给我们当藏书楼，我们很快整理出了20万册书，这其中主要是建馆后社会捐助和查缴的图书，其中包括罗振玉的9万册书和王永江的3万册书。”后来，在1956年前后，图书馆又在大庙边上加盖了两层楼，用于藏书。

时光飞速，转眼到了1983年，在王守昱的记忆里，第一次真正亲近大庙是在1983年，当时他因负责《旅大风云》的拍摄，走进了大庙。那时大庙的金碧辉煌便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之后因为编写图书馆志，让王守昱对大庙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初期，大庙的主要功能就是藏书，一直到‘文革’结束，这里所藏的图书才对外开放。”提起“文革”，乔世国和王守昱两位老人一致感叹，大庙在“文革”中没有受到任何冲击真是一大幸事。“这在全国都是少见的，大庙很幸运。当时斗争的各派人达成了共识，大庙的藏书是珍贵的财富，万万是要保护的。”

平安走过“文革”，大庙也迎来了春天。从1979年3月开始，图书馆的保管部开始整理大庙藏书，8个人历时6年，直至1985年11月完成了所有藏书的分门别类。这其中包括从日本战败后就一直未清理的书籍。大清点、大整理后，发现了很多珍贵的外文及古旧书籍和珍贵的资料，总数达到百余万册。“大庙真正走进大家的视野是在1981年，当时全国搞地名普查活动，大家纷纷来大庙查资料，从9月到年底，就有220个单位来查资料。”那时的大庙，一改往日的安静，每天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告别了冷清，开始了另一番生活。

条件不适合藏书

冬冷夏热，人和书都难熬

大庙虽然漂亮，但却是个“上得了厅堂，下不了厨房”的“花瓶媳妇”。说起作为藏书楼的大庙，乔世国老人皱起了眉头：“大庙啊，说实话并不具备藏书的条件。通风很不好，窗少。没有暖气，又不能生火。冬天特别冷，夏天又特别的热。”

那些年，冬天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整理图书，个个哆哆嗦嗦，人人手上都有冻疮，好不容易挨过了三九，又到了三伏。“夏天，进书库得穿罩衣、戴口罩，就剩个大眼睛，每次都整得大汗淋漓，一身臭汗。”说起那段在大庙的日子，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真的是苦不堪言。“当时，屋顶就漏水，不仅人遭罪，这些珍贵的古籍也扛不住啊。”

苦中也有乐，当年在大庙里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至今让人津津乐道。那是三年困难时期，馆员们生活很艰苦，大家便在大庙周围开荒种地。一个馆员种地瓜，一镐头下去，刨出了惊喜。先是惊现一个钟柄，大家呼啦啦围过来，七手八脚，刨到两米多深，一个一人高的大钟轰然而出。“那个大钟上写的都是梵文，当时，我们分析这个钟是日本人投降时埋在这里的，应该是大谷光瑞侵华的罪证。一听说是日本人留下的东西，馆员一生气，便用镐头在钟上刨了个洞。这就是现在大家所熟知的劳动公园里的那个祈福钟，钟上那个洞就是我们馆员留下的印记。”王守昱介绍说。

1976年，一位意外访客改变了大庙藏书楼的命运。这位客人具体是谁已无从查起，王守昱只知道那是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来大连海事大学找自己的同学，两位教授不知来大庙查阅什么资料，之后，这位爱书的上海教授便给国务院写信，说起这些珍贵的书籍在漏雨的大庙里得不到好的保护。再之后，于光远同志亲自来大庙视察，文物局、文化部，直到国务院，各级都很重视。

从1977年开始，大连图书馆开始了新馆的选址、设计和建设，直到1989年，新的图书馆落成，大庙里的藏书有了新家。1989年、1995年，大庙藏书经过两次搬家，大庙就此告别了藏书楼时代。

麒麟大舞台

大庙让京剧有了舞台

冥冥中，大庙似乎与大连的文化有着难解之缘，这厢大连图书馆刚刚找到了新家，那厢就有要无家可归的大连京剧团投奔而来。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大庙的再次救急，竟成就了大连京剧的辉煌，而就此也让大庙和大连老百姓走得更加亲近。

20世纪90年代初，“安家”于中山广场附近的大连京剧团突然接到了一个消息，京剧团所在地要拆迁了，这里要建大连金融中心。消息是好是坏不说，一时间，京剧团慌了，这么一大家子人去哪呢？

正在慌张时，大家想到了南山大庙，“搬到南山大庙去”。于是，1993年，大连京剧团便在南山大庙安家了。入住的要求一如以前，“边使用，边保护”。

想起当年初入大庙，京剧院的老领导李维传记忆犹新：“没水，没电，没厕所，条件是相当艰苦啊。当时，京剧团有100多人，二楼边上间出小房间办公，中间留出场地排练。”

条件再艰苦，也得干出成绩来。1997年，京剧团一咬牙，全团集资让大庙换新颜。粉刷、换瓦，更换线路，一楼漆红了柱子，挂上了匾额，搭上了台子，成为现在著名的麒麟大舞台。

从那时起，大庙一改以往的书香幽静，开始了锣鼓点声声，旌旗飘展的日子。大门一开，生旦净末丑轮番上阵，多少大戏在这里浑然天成。台上的辉煌人人看在眼里，台下的辛苦只有自己人知道。“大庙又阴又潮，排练时出一身汗，落的是浑身疼痛。”说起这些年大连京剧人在大庙吃的苦，李维传如乔世国一般双眉紧锁。

从1998年开始，大连京剧团在麒麟大舞台开锣唱戏，从一开始只能坐70人，到现在满场150人。从一开始仅靠老戏迷捧场，到现在是场场爆满。“有一年春节，最惨淡，一开门居然没有观众，不得不停演。一开始，我们只有老戏迷，后来是周围的外国留学生。就是剩下十个观众，我们也演。”坚守14年，大庙见证了大连京剧走过寒冷的冬日，迎来花开遍地的春天。直到2011年，大连京剧院有了自己的新家，宏济大舞台开锣，大庙再次回归了平静。

冬日的下午，走进大庙，踏上麒麟大舞台，四下灯光很暗，一时间所有有关大庙的过往一一浮现，一排排的书，散发着历史的芬芳，京胡响起，又让人想起袅袅娜娜的身段和唱腔。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大庙，不知今后，这里又要上演怎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