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俄军舰进入旅顺口

1897年11月1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史称“巨野教案”，又称“曹州教案”。11月14日，德国军队借机强行占领了胶州湾。这给沙俄军队趁机占领辽东半岛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于是，沙俄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紧急上奏沙皇尼古拉二世：“看来我们应该特别参照山东半岛事件，不失时机，派我舰队占领大连湾或海军部指示的其他港口。”并认为沙俄军队已经具备了执行侵占大连湾任务的强大实力，一方面能够实现预定目标，另一方面又能防止局势严重恶化。其强调：“据外交部所掌握的情报，大连湾目前优势明显。”可见，在其心目中占领大连湾是首要选项，沙俄海军部意欲占领辽东半岛上的其他港口的意见可以先不考虑。穆拉维约夫同时给出了占领大连湾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依照七等文官巴布罗福（沙俄驻北京公使）发回的电报消息，中国政府对于德国在胶州的强硬行动感到惶惑不安，请求我们保护。因此，我们在北京很容易把占领大连湾解释为为我国舰队获取一个坚固的基地，以防备太平洋上再次发生对中国不利的事件。”同时，也露出了西方列强惯用的强盗逻辑和野蛮嘴脸：“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东方民族最尊重武力和强势，对这些民族的统治者滥用建议和忠告，是达不到目的的。中国政府最近一段时间的行为最能印证历史的指示。”“所有这些情况显然已清楚地表明，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再信任中国朝廷的友好保证了。七等文官巴布罗福最近发回的一份电报说明，中国朝廷对强势总督和巡抚的专横束手无策。如果我们徒劳无益、漫无目的地花时间对总理衙门进行交涉、规劝，满足于中国大臣废话连篇的承诺，那么欧洲列强会用德国在山东半岛南部成功为自己船只获得港口的那种方法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此报告上批示“完全同意”，并进一步指出：“看完这份陈述，我完全同意它的最终结论。我认为，不能再浪费时间。我一直以为，我们日后的自由港应选在辽东半岛或朝鲜湾东北一隅。”

1897年12月11日凌晨2时2刻，沙俄海军代理大臣推尔托夫从海军总部向驻扎在日本长崎港的沙俄海军上将杜巴索夫发出第4240号绝密电报：“中国政府已同意我国舰队驶入这个原本不对外国人开放的港口，并在必要时可使用其兵工厂。因此，根据我国皇帝陛下的圣意，接此命令后，请速选派巡洋舰等共三艘舰船前往旅顺列乌诺夫（沙俄军队驻旅顺代表）处。而且，巡洋舰应符合旅顺港的水深，能顺利进港。舰队应抓紧时间，抵港后即在该港抛锚停留，直至接到新的命令。此命令请严格保密，甚至不得告诉船长们，只有你和列乌诺夫有权知情。你可表面上安排该船队去其他岛屿。舰队其他船只应保持完全待命状态。”

因为没有与中国清朝政府签订公开协议，为防止其他国家的军舰驶入，12月14日，沙俄海军代理大臣推尔托夫发电报给驻京公使巴布罗福：“希望我国舰船抵达旅顺后并不占领它，而是在港内停泊，使其他外国舰船完全无法在此停靠。不宜马上要求征用兵工厂。如果在旅顺事务方面被英国或日本领先，那么我国的舰队司令可以向中国人抗议。但无论如何不可采取威胁或其他敌对行动。”

1897年12月15日，沙俄军舰进入旅顺港。沙俄海军上将列乌诺夫将其三艘战舰抵达旅顺口之事即刻发电禀报沙皇，沙皇“龙颜大悦”，在来电上亲笔题写御批：“谢天谢地！我认为，有必要趁英国人还没有占领大连湾之前，将我国的两艘领航舰派往此处。请将此决定告知杜巴索夫。如果能占领这两个港口，以后我对东方事务就能安心了。”于是，1897年12月15日凌晨3时，沙俄海军代理大臣推尔托夫按照沙皇的旨意，给杜巴索夫上将发去一封加密快电，命令其派遣太平洋舰队三艘舰船前往大连湾。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军队在清政府3,000万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的条件下，于1896年12月撤离辽东半岛，清军重新驻防旅顺、大连。但是，此时的清朝海军已无海上防守之力。当沙俄“舰队抵达旅顺港后，发现该港是自由港”。就在沙俄舰队进入旅顺的第三天，英国舰船驶入了旅顺口。于是，1897年12月17日晚9时45分，沙俄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杜巴索夫从日本的长崎港向俄外交部发回电报：“请我国驻北京使馆奏请（中国政府）给旅顺的中国当地政府施压，强烈抗议英国船只进入和滞留旅顺港。”12月19日，沙俄海军上将列乌诺夫从旅顺发回第92号电报：“大连湾没有英国船只。”

至此，沙俄舰队在清政府的默许下进入旅顺港，并极力排除其他国家染指辽东半岛特别是旅顺和大连的企图。

曾经的大连湾，几多风平浪静，渔船往来其间，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此时，李鸿章于19世纪80年代修建的几个把守大连湾的炮台，也因甲午战败而黯然失色，早已被日本军队拆卸一空。大连湾内供帆船停靠的、被称为“李鸿章栈桥”的码头，似乎正孤寂地等待命运的裁决。不久，大连湾就和旅顺港被一纸不平等的契约租借给了俄国，开始了被殖民、被奴役的屈辱历史。

图2-1 沙俄侵占前的大连湾内景。（1898年1月8日，《伦敦新闻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