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俄军队占领旅顺、大连

沙俄租借旅顺、大连，是继德国强占胶州湾后的又一重大事件，进一步改变了列强在远东尤其是在中国的利益格局，必然引起强烈反响。

早在《旅大租地条约》签订之前的1898年3月7日，英国《泰晤士报》就以“列强与中国：俄国的要求”为题，率先报道了俄国要求租借旅顺和大连的消息，引起一片哗然。英国的军舰游弋在大连、旅顺海域，要求确保其利益不得受损。日本则深感“愤懑”。因此，为了平衡列强的利益，尽量照顾其“情绪”，沙俄极力营造和平相处、利益共沾的氛围。

就在1898年3月27日《旅大租地条约》签订的当天，沙俄外交大臣向俄驻外机构发出通电：“俄历3月15日（公历3月27日），俄国代表与（中国）总理衙门全权代理人员签约规定：中国政府将旅顺港和大连湾及其附属领域借予沙俄政府使用。兹请你们将上述事宜通报所驻国家政府，并请补充说明，我圣主皇帝陛下的部队将立即占领上述港口和区域。占领区内，除了悬挂中国国旗之外，还将升起俄国国旗。同时，你们可知会所在国的外交大臣：大连湾港口将开放通商，所有各友好国家的船只抵达后将受到最热烈的欢迎。”并在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天，即3月29日沙俄《政府公报》第60期中通告：

“此次签约是两个幅员辽阔、毗邻而居的帝国之间友好关系自然而然（发展）的直接结果。两国都竭尽所能保障广大边境地区的安宁和稳定，以造福两国人民。

“俄国海军根据协议的内容，于3月15日顺利地和平占领友国的这一港口和领土，这充分说明：清政府完全明白双方所签协议的重要意义。

“该协议确保了中国的最高利益神圣不受侵犯，满足了与其相邻的海上强国俄国的根本需求，同时也绝对没有损害任何其他国家的利益。

“相反，这一协议可使世界各国在不久的将来有机会进入黄海之滨这一闭塞之地：向所有外国商业船只开放大连湾港口，可借助于西伯利亚大铁路——中俄两国友好协议中规定，由西伯利亚铁路将旧世界的两个大陆连接起来——在太平洋为各国工商企业建立一个新的商业圈。

“因此，北京条约（《旅大租地条约》）对俄国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也理应受到珍视世界和平及各国友好交往的人士的热烈欢迎。”

这份欺世盗名的通告，充分体现了沙俄做贼心虚的心态，也赤裸裸地暴露了侵略者厚颜无耻的嘴脸。

1898年3月27日，《旅大租地条约》签订的当天，沙俄军队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占领旅顺、大连湾的交接行动。3月28日，沙俄太平洋舰队驻旅顺分舰队司令杜巴索夫向远在圣彼得堡的沙俄海军代理大臣推尔托夫发去了电报，汇报了占领时的情景：“已占领旅顺和大连湾。诸事顺利。中国军队3月15日（公历3月27日）开始退出，到晚上12点多最后一支部队撤出。有两个军营因为当时中国部队撤出而发生抢劫，这迫使我占领剩余军事设施，从15日（公历27日）傍晚开始就肃清中国人员。3月16日（公历3月28日）早晨6时，所有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全部登陆，之后迅速占领城市及指定地点。早晨7时许，所有部队都已到位。早晨8时，黄金山炮台上的俄、华两面军旗就已与舰尾旗一同徐徐升起，舰队鸣放了21响礼炮表示致敬。之后，炮台向我旗帜鸣放礼炮致敬，要塞对其回放礼炮表示敬意。早晨9时，海军陆战队从‘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号巡洋舰和‘朝鲜人’号舰船下船，占领大连湾，中国人撤出后我方旗帜就立即升起。到处秩序井然。”沙皇则在此电报上手写批语：“顺利登陆并占领太平洋上的不冻港，我对此甚感欣慰。”侵略者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从此，沙俄开始了对辽东半岛长达7年的统治，大连地区开始了被殖民被奴役的历史。沙俄军队占领旅顺、大连湾之时，原本担心的老百姓大规模反抗的情形并未出现。对此，1911年4月，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调查课所作的《沙俄占领前后的大连和旅顺》一书做了记述：登陆的时候，沙俄军队的陆战队员都穿着华美的制服，严肃而又威仪堂堂，在伴随着朗朗的乐曲登陆以后，当地居民不仅没有反抗，而且完全赤手空拳地眺望着他们的行军行列。但是，为了预防万一，清朝当地衙门还是贴出公告，一方面声称俄国军队受雇于清政府，是为了帮助当地军民加强防御战胜日本人；另一方面向众人宣传，讲明对俄国人要加强防范。清朝当地官府做出的这种姿态，是对当地民众可能存在的不满情绪的一种安抚策略。1898年4月8日，发生了驻守金州城的清朝士兵向城外的沙俄巡逻兵开枪射击的事件。当沙俄太平洋舰队杜巴索夫少将得知此举是由清廷官吏“煽动”的真相后，立即向大连湾派遣了东西伯利亚方面军第四大队的两个中队，希望攻下金州城。但是，驻清廷的俄国公使巴布罗福从国际关系方面考虑，对杜巴索夫进行了劝说和安慰。虽然俄方终止了对金州城的攻击行为，但清朝方面官吏仍命令守城士兵不断地向俄国人射击。随后俄清两国官员就此事件进行了谈判。沙俄军队参谋沙莫伊洛夫大尉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占领远东以来虽已过了9个月，但居民尚不知道已被占领……我相信当地民众只认为我们是为防御日本人而来的，他们并不知道日本人以外的外国人。”对此，满铁调查课认为：“这说明，当时的辽东半岛租借地，除了旅顺、大连外，其余地方实际上还是在金州厅的管辖之下。”

1900年，爆发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中国东北的义和团对侵入的沙俄军队进行袭击，驱逐俄国人，对其正在修建的东清铁路、桥梁等进行捣毁，并一度迫使东清铁路停建。

沙俄急忙从旅顺驻军抽调4,000名士兵加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城镇压。同年10月，沙俄抓住“难得机遇”，借剿灭义和团之名，在“保护东清铁路”的口号下，派兵占领东清铁路及其沿线地区和东北各省的省城，几乎侵占了中国东北全境。在《续订旅大租地条约》中确定的仅保留维护秩序的警察而已撤出军队的清政府衙门所在地——“金州自治区”，于1900年7月27日被沙俄军队借口金州城内有义和团活动而侵占，并将金州副都统阎福升、金州厅海防同知马宗武等人逮捕，将其作为人质流放到萨哈林岛（原中国库页岛）服重刑，直到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后才释放。这样，被侵占的辽东半岛成为沙俄的纯粹租借地而再无“杂音”了。

图2-2 1898年3月28日（俄历3月16日），旅顺黄金山第一次升起沙俄军队的要塞旗帜。

1898年8月，中俄双方成立了租借地边界委员会，由俄方奥噶茨库大校与中方金州旗军大校高玉明担任委员长，着手落实条约中第一款规定的租借地边界的具体划分事宜。然而，这项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它首先受到清朝内部不满自己的土地被迫出租的官员的抵制，其次受到了租借地人民的反抗。根据满铁调查课1911年4月在《沙俄占领前后的大连和旅顺》中的记述，中俄租地边界委员会中方负责人高玉明反对该租借案，经常制造借口使谈判无法进行。俄方向清廷做了报告，结果高玉明被免职，而由金州厅海防同知涂景涛接替。涂景涛采取了更加“阴险狡黠”的手段，清廷只好又任命花翎道员、候补知府福培为委员长以监督涂景涛。10月22日，委员们抵达阿达姆斯湾（即普兰店湾），在那儿召开委员会议，在俄方威胁下，清朝政府终于屈服，同意了俄方的意见，即租借地边界线定在了阿达姆斯湾的北岸。10月28日建立了A号的第一边界标。自此以后两国委员经常争执，特别是到了貔子窝（今皮口，下同）边界段时，中方委员主张依据5月8日的条约规定，将边界线定在貔子窝海湾的东面，而俄方委员坚持必须定在海湾的北面。于是又是一番激烈的争吵，甚至一度中止了设立边界的谈判。11月25日，按照清朝政府的命令，中方委员服从了俄方要求。11月28日，建立了界标。至此，从普兰店湾的北端到貔子窝湾北岬，即朝阳寺附近，然后几乎沿北纬39°30′向东到城子坦附近，最后折返南下，沿碧流河一线入海。在长达58.67公里的租借地边界线上，用俄中两国文字记载的31个石柱与8个距离标确立了下来。在设定边界线的工作期间，中方人员由于不满俄方的压迫与威胁，经常“煽动”居民妨碍设界活动，并欲使俄国人退出这一工作，但因惧怕俄国军队，仅有的几起反抗，也悉数被平定了下来，沙俄最终达到了设定边界的目的。

1899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五年一月十七日），中俄双方边界委员会成员在旅顺编写完成《俄国在辽东半岛租借区域划界议定书》，并分别上报沙俄驻北京公使、清政府外交部。1899年4月25日（清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双方代表正式签字。议定书共八章：第一章详细记录了中俄双方边界委员会实地确定的沙俄租借辽东半岛地域的界线，“并用俄国字母А至Э的31块界标以及1至8数字的过渡标记做出了标识”。第二章确定了划界出现问题的协商解决机制。第三章和第四章提出了沙俄在辽东半岛租借的中立区北部陆地边界的范围和边界走向。第五章和第六章确定了租借地辽东半岛东西水域的所有岛屿均划归俄国使用。第七章规定“位于辽东半岛南部的庙岛群岛不划入俄国租借范围，中国政府有权不出让该岛全部或部分、长期或临时给任何国家或外国人使用；不开放这些岛屿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不允许外国人在此岛建设铁路、开矿及其他任何性质的贸易工业生产”。第八章确定每隔3年定期检查根据本议定书设立的边界标识。

1899年3月9日至31日，俄中两国官员乘坐俄国炮舰“朝鲜人”号，考察了沙俄租借辽东半岛东西水域的全部岛屿，并对其归属做了进一步确定。1899年3月31日（清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三日），在该舰上签署了协议，作为此前编写的议定书的补充，一并提交双方政府代表签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