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最大公约数
救世主
其实,在大清局势还未彻底糜烂,朝廷还未四面楚歌的时候,载沣就已在琢磨解决办法,他是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清帝国就此玩完的。
确切地说,早在清军主力于湖北前线磨磨蹭蹭、出工不出力的时候,载沣就已开始积极开动脑筋想办法:军队指挥不动,各地欲效法湖北,怎么办?!怎么办?!
就在载沣急得团团转的时候,袁世凯的老关系户奕劻同志及时出现了。
奕劻给载沣提了一个很犀利的建议:“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北洋军。前线需要北洋军去灭火,中央也需要北洋军的忠心护卫——北洋系遍控关隘,如北京、直隶、山海关、济南、锦州等地都有北洋军驻防。只要解决了军队的问题,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要不咱们还是请老袁出山吧,他调教出来的部队他自己还指挥不动吗?”
载沣听完之后,脸上闪过一抹难堪的红色,毕竟袁世凯是他辞退的,现在要他请袁世凯回来,这不是打他的脸吗?从个人感情上讲,他十分讨厌袁世凯,但目前就要失控的局势又不容他错失这最后的一根稻草。
载沣进退两难。
自己拿主意拿惯了的载沣,这时候突然灵光一闪,他想起来还有一尊菩萨可以替自己分担火力。于是他找到嫂子隆裕太后,请她拿个主意。
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大好人隆裕太后自己也是六神无主,哪里能给载沣什么好建议。结果隆裕只好召来“高级顾问”皇族内阁协理大臣(内阁副总理)徐世昌。
接下来,是徐世昌的表演时间。
隆裕太后的声音一如既往的轻柔:“徐爱卿,你说现在该怎么办是好?”
徐世昌当然早有主意,但因为演戏要按套路出招,所以太后问起来,徐世昌先是一句“臣不敢说”。再问,又是一句“臣不忍说”。最后再问,就是“臣不得不说”。
那说什么?
徐世昌先生摆出一副忠君爱国的表情,以万分诚恳的语气对隆裕说道:“咱们应该引虎自卫,请袁世凯出山。而且,朝廷必须给予袁世凯全权,方能处理当前局势。”
隆裕太后被忽悠得不住地点头称是。
1911年10月14日,朝廷正式向袁世凯伸出橄榄枝,载沣让袁世凯的老部下阮忠枢给其带去一封诏书: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处理剿抚事宜,湖北军队及各路援军归袁世凯调遣,配合荫昌、萨镇冰作战。
但是,袁世凯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吗?
……
有那么一种人,当他在你身边时,你不觉得他特别,但当你需要他时,他却已不在你身边,这时你才知道他的重要性。
很不幸的是,对载沣来说,袁世凯就是这种人。
1909年到1911年,在袁世凯被退休的近三年里,他的声望居然比在位的时候还要高。武昌起义发生后,所有人,包括朝廷和革命党都觉得袁世凯是挽救局势的最佳人选。
是不是很神奇?
其实没必要大惊小怪,因为袁世凯身上有八个别人没有的好条件。
条件一:汉人。革命党主张驱除鞑虏,他“被退休”被看作满人打压汉人的证据。
条件二:当下最精锐的军队——北洋军的精神领袖,这是稳定局势的保障。
条件三:官僚队伍中的改革旗手,渴望改革的立宪派喜欢他。
条件四:和朝廷的关系还算可以,朝廷还指望着他力挽狂澜。
条件五:跟列强的关系不错,属于列强最佳代言人,能保护列强的在华利益。
条件六:业务熟练,过去的荣誉和工作经验都是有力的证明。
条件七:老百姓希望有一个强势的人物出来摆平一切。辛亥革命后,他们天天担心南北战争。不动家伙,过和平的日子,这对老百姓来说是硬道理。
条件八: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不极端,不保守,各方都能接受,属于最大公约数。
这么看来,在当前局势下,袁世凯的确最有希望成为那个挽救局势的“救世主”,因为他的地位和作用无人可以替代。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条件
武昌起义没几天,阮忠枢乘坐火车来到安阳,给老领导袁世凯捎来了老对头载沣的诏书以及老战友奕劻的亲笔信:勿介意于旧事,迅速出山拯救和平。
面对经久未见的老部下阮忠枢,袁世凯没有讲诸如今天天气很好啊、你好像长胖了之类的寒暄话,一点也不玩虚的,他淡然地告诉对方:“现在还不是出山的时候。”
他在装吗?也是,也不是。
袁世凯轻轻叹了一口气:“现在时机还未到啊!”多年的宦海浮沉,让他懂得了火候这东西,时机很关键,太早或太晚,都不行。
随后,袁世凯让阮忠枢尽快回京,办好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代表他向长期以来积极关怀自己生活和工作的老同志奕劻表达衷心的感谢,并告诉对方不是自己不想出山,而是实力不足——军权不大,钱粮不够,没法镇压乱党,让对方帮忙想想办法。
第二件事情,也是最重要的事情,代表他答复朝廷:感谢朝廷信任,但自己浑身是病,不仅老腿病未好,左胳膊也坏了,气喘发烧高血压一并都来了。不过,一旦身体能够带病工作,我就立马出山上班。(……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盖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袁世凯奏折)
接下来,袁世凯和幕僚团队以及重要顾问徐世昌、杨度等人就当前的局势和朝廷的态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深入的沟通,并迅速在出山条件上达成一致意见。
通过随后几天之中袁世凯发给朝廷的奏折以及新闻媒体的报道,我们可以认为袁世凯开出了如下出山条件:
一、明年召开国会;
二、组织责任内阁;
三、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释放在押政治犯;
四、解除党禁;
五、须委任袁世凯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
六、须予袁世凯十分充足的军费。
前面四个条件都是用来争取人心,与相关人士建立统一战线。袁世凯在当时算是左派人士,因此团结左派(立宪派)和极左派(革命党),最大限度地孤立极右派(朝廷),便成了他建立统一战线的一大法宝。
开国会和组织责任内阁,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是为势力越来越大的立宪派说话。
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释放在押政治犯,解除党禁,则是为革命党说好话。
不过这个要求实在是大胆,国人都知道,庇护“叛乱”等拆台行为就是打朝廷的脸,而朝廷是最要面子的,谁要敢打它的脸,它就要谁的命!很多政治家都知道这个是老虎屁股,都不敢去摸,所以这一项目一直以来都是空白。袁世凯的这几个条件,算是彻底地填补了这一空白。
客观地说,虽然前四个条件有很强的目的性,不过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政治家为促进国家进步而开出的条件。
最后两个条件尤其重要,军事大权和钱一定要拿到手。谁都知道谈权和钱最易伤感情,但是没有权和钱是万万不行的。
袁世凯和他的团队很有信心,载沣一定会答应所有的条件。
出山
载沣很快就看到了袁世凯的条件,愤怒指数当即成功地攀升到历史新高:“袁世凯,我要把你大卸八块以泄心头之愤!”
正在载沣暴走之际,湖南、陕西独立了。
无比的惊愕遏制住了载沣心中的暴怒。他慢慢冷静了下来。冷静下来后,他决定满足袁世凯的后两个条件。
1911年10月27日,朝廷下诏召回荫昌,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袁世凯全权指挥所有平叛军队,并特别说明,陆军部、军咨府(参谋总部)不能对袁世凯指手画脚。
六个条件缺一不可的袁世凯仍然没有答应。
袁世凯和载沣就这么僵持了下来。
屋漏偏逢连夜雨,破鼓总有万人捶。
两天后的10月29日,发生了两件大事,打破了局势的平衡。
第一件事情,阎锡山造反了,山西光复。
第二件事情,北京附近发生了一起兵变,史称“滦州兵谏”。
之前提过的“北洋士官三杰”张绍曾、蓝天蔚、吴禄贞在河北滦州(今唐山)发动兵变,截留朝廷军火,威胁朝廷立宪。这三人向朝廷提了十二条要求,核心内容跟袁世凯提过的前四条条件相似。末了,还威胁载沣,如果敢道半个不字,他们马上杀奔北京,绝无讨价还价之余地!
这三人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手握新军,麾下还有冯玉祥那样生猛的营长、韩复榘那样牛烘烘的兵,距京师也近,一不小心就能打到北京。
北方心腹之地连续发生两起事变,朝廷中央高层再也没法保持淡定。隆裕太后打算带着溥仪跑路,当然她自己对外宣称是去热河打猎(北狩)。
太后和皇帝都要跑路了,载沣自然是坐不住的,必须得把袁世凯这根稻草抓住。
载沣通知袁世凯,我答应你的所有条件。
载沣没有忽悠袁世凯,他一改之前磨磨蹭蹭的办事作风,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天中,把袁世凯提出的几个要求都解决得十分妥帖。
首先,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由他全权组织内阁领导班子。还临时抱佛脚,迅速起草了一份宪法草案:《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然后,6岁的娃娃皇帝溥仪颁布罪己诏。
溥仪说,国家搞成这样,都赖我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我用皇帝的名义保证,一定立即实行君主立宪。
随即,溥仪连下旨意,承诺亲贵不得充任国务大臣,承诺赦免“戊戌变法”以来的所有政治犯。
载沣答应了袁世凯的所有条件,袁世凯自然得赶紧兑现承诺,站出来力挽狂澜。毕竟袁世凯还是朝廷的臣子,食君之禄担君之忧,袁世凯从来都不是一个绝情之人。
他即刻致电朝廷,说自己的脚已恢复得差不多,身体条件可以上班了,并且热情挽留太后与皇帝,请他们安心留在京城,自己马上就出发,去往前线督战。